郭凯敏个人资料:200510天风海涛还潇洒――评“弄潮儿”张维迎－东方旭日 －新左翼：工人伟大，劳动光荣。－强国博客－...

 天风海涛还潇洒――评“弄潮儿”张维迎

近代中国苦难深重，然主张、力行变革者不绝于途。“我以我血荐轩辕”道出了仁人志士们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笔者与张维迎素不相识，在这里谈论二、三事，是在纷纷扬扬中为改革者们说一声好。中国的改革太难了，中国必须改革，为中国的改革发一声呐喊。

 一、人格独立的张维迎。 这个社会最难不是骂企业家，最难是敢面对大众舆论保持独立性，这才是一个学者真正应该有的独立性。　　　　　　　　　　　　　　　　　--张维迎-

我们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者，因为他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在我们中国，人格独立者自古有之。 史记：“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史记·伯夷列传》）。 这段故事引出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 因此孟子评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 孟子更进一步说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卷三　公孙丑章句上）。 独立人格世代传承。程子评孟子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对于上面说到的伯夷、叔齐的故事，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成为《故事新编》中的一节。鲁迅先生铮铮铁骨是民族精神的集聚。 对于独立人格，“壶公评论”以一篇《从“存天理、灭人欲”看儒家精神》列举了“东汉党锢之乱中的凛然正气。”；“宋儒的精忠报国”；“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人。”（明）；“喋血变革的“戊戌六君子”。”（清）等史实，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敬仰。

 只有人格独立的思想者才能成为有作为的开拓者，张维迎教授即现代中国的人格独立、有作为的开拓者。

张维迎教授，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4－90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教授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教授占3篇。

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另有数十篇中英文论文发表。 主要开设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企业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重要的是张维迎教授在现代中国掀起了一个改革的狂潮。从现在看，此君无愧于时代的弄潮儿的身份。

二、不想抬驴的张维迎。

“父子出门,子骑驴,人诽之;父骑驴,人亦诽之;父子同驴,人人诽之;无奈,只好父子抬驴。 ”在一文《语文闲谈》中评说了这一节父子牵驴的故事。 说的是父与子牵驴步行赶集，旁人议论道：有驴怎么不骑呢？ 于是子骑驴父步行，旁人又议论道，世风日下子不孝也； 于是父骑驴子步行，旁人议论道，这个当父亲的好无情哦； 于是父子一同骑驴前行，旁人再议论道，好惨嘞，牲畜！父子无计可施，只好抬驴前行。 于是乎，无人议论，一片哈哈笑声。　　

关于这个《抬驴》的寓言出自何处，有点茫然，因为笔者查了半天都说的是童话故事。 有的人说是在《伊索寓言》。伊索寓言原名《埃索波斯故事集成》，流传于民间至公元前三世纪成书，据说一名埃塞俄比亚黑人奴隶伊索所做。伊索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 是萨摩斯岛贵族哲学家克桑弗的家奴。说明这一点，当然是为了证明伊索理论并非深不可测的理论，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的提示。《伊索寓言》里确实有许多关于驴的故事。 　

 “父子抬驴” 是伊索“驴论”的精华。它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是观点一致的。如果大家都不能同时骑驴，又死拗着不让一些人先骑驴――坚持着大锅饭，只能上演现代的《抬驴》版。 同时，它也说明，如果没有独立人格，而接受各色人等的左翼批评、右翼批判，即使把形形色色的论调作了排列组合又加以华罗庚的“黄金分割法”，最终也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反而无所适从，末了只好抬驴而行。　　

 显然张维迎教授把邓小平理论读熟了，也就不问“驴论”了，这至少让那些想看到中国人抬驴而行的洋先生们和中国的土豪劣绅们难受了。 张维迎的科研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张维迎在国家体改委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主要学术成绩包括：

 （1）1984年在国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被决策部门采纳，对中国价格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论文被美国学者翻译成英文在美国《Chinese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

（2）1985年与李剑阁一起提出并论证了人民币汇率双轨制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设想，并与黄江南一起主持了姚依林副总理委托的《外汇外贸改革课题》，提出的建议影响了当时外汇和外贸政策的制定；

（3）1985－87年期间，与宋国青一起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发表多篇论文和一本专著，多次向国务院*汇报，对8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4）从1983年开始，系统研究了企业家的职能、素质和生存环境，出版专著一本和多篇文章，是国内最早研究企业家的学者，首次提出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的观点，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的命题，推动了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5）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次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的改革建议，被广泛接受。

 三、仁者报国。

吴堡是一个极贫的所在，起码在张维迎少年的时代是如此。作为贫困生走出黄土高坡，甚至走向世界巨富之乡的英伦三岛，这种经济生活，这种思想意识上产生的巨大的反差足以把任何人打倒在地。当然也可以令人格外地坚强，例如周恩来、邓小平那一代人；例如钱学森、钱伟长那一代人。看来张维迎是属于后一种人。这一类坚强的人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的种种品德犹如摩西掏出胸膛的心，照耀着中华民族走出黑暗的大森林。如果从张维迎如此众多的著作和对现代中国政策巨大的影响，不能不说，他作了超乎寻常的努力，他也许可以置身于那些杰出的人群之中。现代中国需要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张维迎是否感觉到时代的召唤？

笔者无法对张维迎的经济思想作一个评述，这当然是因为笔者并不是经济类的学人。但是笔者可以引述一些权威的评述，以感受改革者的热切。因为笔者想要表达的正是对于改革一份热诚。 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维迎，师从的是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他主攻的是产业组织、企业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作为学生的张维迎显然是优秀的，他的博士论文初稿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1994年张维迎学成回国，他在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张维迎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第一次得到了满足。继之则是国企改革，对于希望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工业化是必由之路。但是只是在建国初期建设的一些基础工业。大跃进时期也建设了一大批企业，问题是在浮夸风中建立的国企和农业上的亩产万斤田一样，很多其实只是一种虚构，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整顿，但是毕竟积重难返。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在这样的几年里，张维迎将自己的企业理论和研究成果尝试着进入于中国企业改革问题的探讨，居然在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分析了公有经济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对效率的影响。张维迎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的问题：

 （1）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

（2）财政“分灶吃饭”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3）“放权让利”促使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

另外，《从资本结构看国有企业重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应用现代企业理论分析国有企业高负债、国家控股公司改革思路存在的问题。 而《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和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运作的一个理论分析》则分析了中国企业改革在解决经营者短期激励方面的成败，指出了内在的原因在于企业经理政府官员选择下的管理者并不能够真正承担风险。

张维迎认为，中国企业正面临着三类生存环境：

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他尤其看重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他认为政治环境正在改善，而舆论环境是最不好的。舆论环境恶化的原因在于“。。。有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

他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他认为：“我不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着或者可能存在着资产流失，但要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八十年代我回陕西西安时，有政府*对我抱怨说，这里穷，因为钱被广东深圳人赚走了。但是我要问他们：广东人深圳人来之前，这里富吗？所以不要将创造财富的过程理解成瓜分财富的过程”。 张维迎的困境出现了。海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张维迎是不入流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也不愿意了解中国，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的经济学理论才是有效的，即使明知他们表达的只是一种夜郎自大的情结。

 张维迎的困境就在于，他应该如何把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社会学类的研究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因为除了中国大陆，西方、甚至西方国家所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常常是一些小区域，正应了船小好调头的说法，基本上都是或受制于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明是二元模式，上帝主管公正和道德，市场出效益，例如美国就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国家。而中国没有上帝，也不想要上帝，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解决公正和道德的问题。

 如何解决社会的公正和道德，这是张维迎在国内面临的困境。张维迎所面临的舆论环境恶化的原因并非如他自己的分析。事实上，他的理论确实让整个社会为难，产生了被市场抛弃的弱势力群体。张维迎的理论实际上是在一种封建性的官僚体制中进行的。资本与官僚的融合，制造了巨量的贪赃枉法和权贵阶层，它和弱势力群体的苦难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也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它的走向常常令人担忧，更不必说引发了一些反改革势力的造谣中伤。

可惜张维迎只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政治经济学家。政治重在关心民众的柴、米、油、盐，已经在张维迎的研究之外了。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基础，但是不能说明现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炫耀一时，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被毛泽东否定了，现在除了一些丧心病狂者，是不会有人愿意尝试这种恶作剧了。

 时代呼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站在波间浪谷上的张维迎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点什么？ 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如果果然做到了“仁者无敌。”张维迎教授的造化就决不止于“弄潮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