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慢病防控很憋屈

　　阅读提要

　　■急！我国慢病患者达2.6亿，死亡人口80%死于慢病，慢病防治已占到我国医疗费的80%，预计到2015年，直接医疗费用将超5000亿美元。

　　■难！北大人民医院何权瀛，长年坚持慢病防控，18年创立的“三位一体哮喘管理教育模式”，因为“不赚钱”，很难继续做下去。

　　■怪！从没接受过免费体检，村卫生室的健康档案里，却赫然列出了各项体检结果。更有甚者，人已经去世了，健康档案还在更新。

　　■怒！明知服务经费没有按时足额到位，还要求下面的人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本该承担监管责任，却对显而易见的造假现象视而不见。

　　■钱！做慢性病防治不赚钱，医院没有做的动力；国家给的钱，又被各级财政层层盘剥，慢性病防控的难处，似乎都纠结在了钱上。

　　三甲医院难，难在没钱赚

　　慢性病患者管理好了，看病、住院的病人就少了，医院收入随着减少。但是国家并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

　　何权瀛最近感到很困惑。

　　种种迹象表明，他辛辛苦苦18年创立的“三位一体哮喘管理教育模式”，可能做不下去了。

　　哮喘是一种慢性变应性气道炎症，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可以控制。目前，积极有效地控制方法是长期规律地吸入糖皮质激素。但很多患者存在误区，认为激素副作用大，而且症状一缓解就停止治疗，结果导致病情反复发作，痛苦难耐。

　　知名呼吸病专家，北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何权瀛教授认为，医生对患者的教育不到位，是导致哮喘控制不力的主要原因。

　　为改变这一现状，从1993年开始，何权瀛就拉上科室的其他几名医生，一起开设了哮喘专病门诊，不仅负责哮喘的诊断，还和患者一起，共同制订防治方案和随访调整治疗方案。这便是后来的哮喘宣教中心；再往后，2001年，何权瀛又成立了哮喘患者协会，每三个月利用1个双休日组织1次活动，免费给患者做健康教育。每年年底，还开展哮喘知识竞赛、哮喘病人文艺表演等。

　　这一由哮喘专病门诊、哮喘宣教中心和哮喘患者协会组成的慢病防控格局，便是荣获2009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的“三位一体哮喘管理教育模式”。这一模式，效果可圈可点。

　　有人曾刁难何权瀛，称他的工作“不就是给病人讲讲课，搞搞科普宣传吗，你有什么技术含量？”他也不着急，反而心平气和地回答“我把哮喘病人管好了，每个病人一年能节约医疗费用近2000元，如果在北京推广我们的经验，每年差不多可以节约2.5亿元。你不认为这是含金量吗”。

　　“18年来，因为有同事的支持、有患者的支持，有医院领导的支持，我从来没觉得这项工作有什么困难”，何权瀛说，但现在却感觉这件事越来越难做了。

　　何权瀛感叹：“有时候我也在想，挺难的，何苦呢！我都60多岁了，完全可以不干了，可又一想，让这项事业就这么中断，挺可惜的，且无法向哮喘病人交代”。

　　基层医院难，难在钱乱转

　　国家拨付的钱，县里挪一点，镇里用一点，到村里，所剩无几。

　　据世卫组织《全球哮喘负担报告》公布，中国的哮喘患者已近2000万，而其中获得正规治疗的仅占1％，给家庭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

　　不仅仅是哮喘。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慢病患病率已高达20%，明确诊断的慢病人数达2.6亿，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新增病例1000万。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说，我国死亡人口中80%死于慢病，慢病防治已占到我国医疗费用的80%，预计到2015年，中国慢病直接医疗费用将超过5000亿美元。

　　“慢性病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危险，慢性病防控刻不容缓，”卫生部部长陈竺在第6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做出上述表述。

　　为积极推进慢性病防治工作，卫生部从1997年开始，便下达了《社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治方案》。2007年，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在《关于加强全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信息管理的通知》中更是明确提出：“慢性病防控应以健康档案为抓手”，此后又推出了一系列慢性病防控的指导方案和管理办法。

　　贯穿这些文件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疾病防控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社区、乡镇等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成了慢性病防控的主战场。

　　然而，基层的问题，同样让人堪忧。为确保慢性病防控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落实，2011年，国家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从人均15元提高到25元。按规定，凡是辖区内常住超过6个月的居民，都可以免费享受到体检、健康教育、一年四次医生随访等多项公共卫生服务。因为有了国家买单，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本来也不必再想着法子从患者身上赚这笔钱了，可现实是，一些地方弄虚作假，不仅不服务百姓，反而将这些公款挪为他用。

　　2011年1月26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谁让健康档案离了谱》，就披露了安徽省怀远县的这一造假现象。

　　节目中，记者调查了该县辖区内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的健康档案后发现，档案记录的当事人有的压根没有接受过体检，有的甚至已经不在人世，而档案上，各项相关信息却赫然在目。

　　乡村医生之所以造假，一方面是上面有硬指标，规定了死任务，完不成就要罚款，另一方面，乡村医生揭秘说，“填一份表，医生就能得到3块钱，一旦超额完成任务，每人还能奖励500块钱”。

　　而作为乡村卫生室的上级机构，乡镇卫生院、县卫生局却层层盘剥国家下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在明知经费没有按时足额到位的情况下，还要求下面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本该承担监管责任的他们，却对这一显而易见的造假现象视而不见。下转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