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城县人大常委会:谁废了中国文物专家——揭秘古玩市场黑幕

谁废了中国文物专家——揭秘古玩市场黑幕

来源：天天新报

　　一个农民仿制的“北魏陶俑”被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竞相收购，新炉泥胎成“国宝”。一位文物泰斗捐“越王剑”遭拒收，留下绝笔泣血丹青；更有黑发人为捐国宝成白发人，民间藏家一砸千金为正名……“假作真时真亦假”——百年前曹老夫子一言竟成为21世纪中国文物现状之写真。



　　假作真时，“北魏陶俑”骗过专家

　　199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北京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淘宝者们浏览着地摊上的卖品。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中年男人，他是这里的常客，有些知道他身份的藏家，跟在他身后买一些他看好没掏钱买的老物件。

　　忽然，那位中年男人的眼神在一件斑斑驳驳的陶俑上滞留——那只陶俑是一位戴着文官帽子的骑马人，服饰古朴，周身布满土锈，还留存一些未完全剥落的朱砂红彩。

　　“您这件儿陶俑多少钱？”他问。

　　“2000块钱！”

　　“残品你还要价这么高？”

　　“这还有个没残的，5000块钱您拿走得了！”卖主压低声音说：“您没见上个月报纸登了，俺河南一座北魏大墓叫人给挖了？”

　　“你挖的？”

　　“借俺两个胆打死也不敢！这都是在别人那里买过来的。”

　　第二天，中年男人将在潘家园买得的骑马俑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国家博物馆。陶俑刚摆上桌面，就引起同行专家们的注意，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件北魏时期的珍贵文物。这些出土陶俑可能是前不久在河南被盗掘的北魏大墓里的陪葬品。

　　众所周知，距今1500多年的北魏陶俑，不仅真实传递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社会生活的丰富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先民审美情趣和习俗的变迁，提供了第一手直观资料。为了不让这些珍贵文物损毁散失，专家们建议向国家申请专项拨款，及时收购。

　　在专家们的呼吁下，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出乎寻常地很快做出反应，拨出专款，派出专家，抢救性收购古玩市场上出现的北魏陶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吕济民老人回忆说：“（北魏陶俑）历史博物馆买了三次，故宫买了两次。中国历史博物馆花了八十万，故宫呢，花了十万吧。”

　　以往，我国大大小小的文博单位基本上不在地摊上收购文物，就算是平日里正常购买，在经费上也是慎之又慎、紧之又紧。

　　短短几个月时间，文物工作者们从古玩市场和各种渠道收购了数百件北魏陶俑。

　　接下来，奇怪的事儿出现了：一向见风涨价的文物市场，这一次却表现出波澜不惊的姿态，北魏陶俑越卖越多，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大有收不完、买不尽的架势。于是，有人提议重新对这批北魏陶俑做一次集体鉴定。
　　关于北魏陶俑的集体鉴定，专家们出现了分歧，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国家文物局决定暂时停止收购，并联合河南省文物部门，请警方给予配合，对此事进行彻查。

　　调查结果出乎意料：最近所有涌进北京古玩交易市场的北魏陶俑，都出自洛阳北邙山上的南石山村村民高水旺家。

　　据当地公安人员讲，他们跟高水旺打交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头一年，海关查获了一批运往境外的“唐三彩”马与乐俑，经过专家鉴定和仪器测试，都一致证明是到代（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的文物。根据货主的交代，公安人员抓到了卖主，要按倒卖国家一级文物定罪。于是，卖主顾不上钱了，大叫冤枉，说这批唐三彩是高仿品，全都出自乡党高水旺之手。

　　进了公安局，高水旺反复解释说那几件唐三彩是自己烧造的高仿品。公安人员请了有关专家来到高水旺家，全傻眼了——像这样的“唐三彩”，堆满了高家后院。而且，他还当场给专家们做了各道工序的演示。

　　结果正如当地公安人员所料，北京来的专家到高水旺家后，只不过重演了一次“唐三彩”事件。他们突击收购的那种“北魏陶俑”，在高家还有数百件，有的已经做过旧，有的未及做旧，有的还在小窑口旁等待过火。这种局面让专家们感到尴尬，提留了两件成品陶俑走人。

　　回到北京后，专家们把高水旺烧制的陶俑送上仪器进行检测，结果是属于“高仿品”。可是，为什么那些个唐三彩作检测就能顺利通过呢？高水旺说这他就不明白了，但东西千真万确就是他做的。为了证实他说的是真话，高水旺还拿出了一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的“民间工艺美术家”荣誉证书。

　　最终，还是有个卖主揶揄说：“蒙专家太容易了，无非就是掌握好胎、釉、型、工、旧这几个方面的诀窍，做得和故宫里面的一模一样，他们就认。过检测关也不难，让唐三彩和陶俑坐坐飞机就行了。”

　　的确如此，那些农民带着这些高仿品在机场登机时必须经过X线检查，而实验证明，经过X线照射的陶瓷，每一秒钟会将釉面老化程度提早200年左右。这一来二往的，一件新仿品便变成了通过仪器检测的“文物”了。　　农民家后院惊现“青铜铸造厂”

　　2006年夏天，深圳机场。一位过境港客被海关检查人员请进了办公室，原因是这位旅客托运的行李中藏有国家一级文物——两只带铭文的商代青铜鼎。港客慌忙声称这两只青铜鼎是自己在文物市场购买的工艺品，并非文物。

　　三个小时后，那位港客被告知：经有关文物专家核定，他所携带的两件带铭文青铜鼎均系商代旧器，属国家一级文物。经初步审讯，港客供述了实情，这两件青铜器，是他通过北京一位文物掮客帮忙购买的。

　　两天后，北京的那位文物掮客被捉拿归案。此人招供了另一位河南籍的同伙，说是那人盗墓所得。很快，那个河南人也落网了。他说那青铜鼎是同村的“铁拐李”仿造。

　　北京掮客说：“不对，我明明亲眼看见你从一座古墓里掏出来的，而且墓里面还有几件破损了的陶器。”

　　河南人说：“那是设局子骗你的。”

　　公安人员约了电视台记者一同找到了那个外号“铁拐李”的跛腿农民。“铁拐李”见到两只青铜鼎的照片，立马就承认此物件的确为他所造。他还说，这东西做出来不难，但是做旧得费一番功夫，属于高仿品。

　　公安人员和记者进入“铁拐李”家后院一看：可不是，那里简直是一个青铜铸造厂，从制范、成型到打磨、做旧，有一条规范的生产线。这样的景象还不止这一家，整个李家村家家都有青铜铸造作坊，是远近闻名的“青铜村”。那个村的村长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们村的青铜产品在国内外古玩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中有的高仿品还被成功拍卖，最贵的一只青铜鼎在海外创下几百万美元的拍卖纪录。

　　青花瓷，陶瓷泰斗都看走眼

　　20世纪80年代初，景德镇地区一个名叫凤城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农村老太太翻地时挖出一只青花梅瓶，她按照有关规定将这只梅瓶送到当地的博物馆。因为器型完整，当地博物馆付给了那位老太太6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的出价，那时候一个科级干部一年的工资还够不上600元。

　　老太太刚走，这只梅瓶就被时任景德镇陶瓷馆工作人员、现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欧阳世彬看到，他一眼认出那就是国外学者所著图谱中描述的元代青花瓷器。欧阳世彬当即花了1000元将梅瓶买走——就这样，中国瓷都景德镇有了第一件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器母本。

　　欧阳世彬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文革’刚过，景德镇经济不景气，瓷器滞销。我们得到梅瓶以后，便花了几十块钱的成本开始仿制。那次仿制非常到位，刚展出就被一个日本人花630块钱买走了。这在当时可是大收入呀，一般的瓷器只卖几块钱一件！”

　　自打元青花仿制成功后，景德镇的窑火又重新旺烧起来，刚开始的买主主要是中国港台和日本的客商，价格从几百元开始，后来经营高仿品的瓷商们听说自己的产品竟然被当做文物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便马上将每件仿品的价格从几万涨到几十万。后来，随着国际市场上天价元青花的不断涌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艺术品商人都盯上了景德镇，还有些港台文物商人干脆连窑厂一起买下，每年定量烧制高仿古瓷。从此，以元青花和清官窑为龙头的高仿品，开始走上了高科技之路。

　　2005年前后，日本一家博物馆要搞中国陶瓷展览，派出一位造诣颇深的汉瓷专家来到景德镇，要求当地政府租借一件元青花梅瓶去日本出展。当地专家故意拿出两只一模一样的“元青花”梅瓶给日本朋友看，结果那位日本汉瓷专家挑选了那只仿制品。

　　此事传出后，曾一度使得拍卖市场上的元青花拍品都贴上了大大的问号。对此，咱们中国专家会跟着走眼吗？

　　在世的中国陶瓷鉴定专家中，现在公认资格最老、水平最高的挂帅人物要数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老先生。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耿老坦言他在参观景德镇一个青花瓷高仿基地时，面对一些明清官窑高仿品，如果不是知道身处何地，他也会误把高仿品当真品。

　　许多热衷于文物收藏的人士倒抽了几口冷气：陶瓷泰斗都会走眼，这文物市场岂不是成了无底深渊？　　私人窑厂称得上是个“陶瓷科研单位”

　　樊家井地处景德镇火车站附近，这里原本是农村，自打20世纪90年代仿古瓷火了以后，这里渐渐聚集了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各地的陶商瓷贩。近两年，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文物商人，也在此地频繁出没。

　　听说那里有一位姓李的窑主仿技了得，发了大财，他烧造出来的东西能以假乱真。

　　约了李老板一个礼拜，最终连面都没见着。在回京的火车上，记者无意中撞上了一位“贵人”。那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与我对铺坐着。他见我手上拿着一只鼻烟壶摩挲，便搭讪道：“北京来的吧，您吃药了！这只乾隆粉彩鼻烟壶是仿品！”

　　“你怎么知道？”

　　“北京的藏家喜欢鼻烟壶……来，您看看我的东西！”小伙子一面说，一面从旅行箱里掏出三只鼻烟壶。

　　我接过他的鼻烟壶细细看了一遍：“两假一真，对吗？”

　　“看来是个老手。”他收起自己的东西。

　　“送人玩儿。”我说。

　　五天后，我用仅次于拍卖价的大价钱买下了小伙子的鼻烟壶。他也兑现诺言，答应带我去见他舅舅。

　　这一次见到李老板，几乎没费什么劲儿。他听外甥介绍我是个“大老板”，便问我喜欢哪个朝代、什么器型的高仿品。我告诉他主要对元青花和清代官窑瓷感兴趣，他让人将得意之作一件件取到办公室让我看。

　　第一件东西拿出来就让我大失所望。那是一只鬼谷子纹元青花大罐，一看便知是2005年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出的那只两个多亿的青花大罐的拷贝。我装出生气的模样，起身就要出门。

　　“老板请留步！”李老板拦住了我，“您先别急，看东西要慢慢来才能对上口味嘛！”

　　接着，他又让人继续上货，一只造型硕大的仿元代云龙纹青花釉里红玉壶春。我心里一动，轻轻将器物上手，一件典型的元代中晚期作品，从造型到胎、釉、色、绘画等方面均符合元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基本特征，近乎完美、无可挑剔！

　　“国宝呵！是您烧制的？”

　　“您不信？”李老板微微一笑，起身邀请我随他一道到窑厂去转转。

　　一圈儿转下来，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李老板的窑厂可以算得上是个陶瓷科研单位，从陶土的配方、人工练泥、器皿成型到釉的配置、绘画方法和原料、烧制方法等等，完全依据用出土文物所作的科学检测数据为标准，每一道工序都精心操作、一丝不苟。为捕捉官窑的神韵，他们放弃价格低廉的煤烧、气烧等方法，恢复柴窑烧制。每烧一窑瓷器，最少要消耗松柴4卡车，耗时22个小时。

　　李老板告诉我，尽管如此精细、不惜成本，但大多数时候一柴窑坯子只能烧成一两件瓷器，所以这种高仿品造价十分昂贵，元明清“官窑器”的卖价一般不低于二十万。

　　我问李老板：“您这里的高仿品有没有流入国际拍卖市场？”

　　李老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自己从不把仿制品当真文物卖。

　　完成了采访，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凡是到景德镇此类窑厂认真考察过的人，包括一些国宝级专家，大多从此三缄其口，再也不轻易给人“长眼”讲法了。

　一位文物泰斗捐“越王剑”遭拒收，留下绝笔泣血丹青；更有黑发人为捐国宝成白发人，民间藏家一砸千金为正名……随着中国文物专家的眼镜不断被琳琅满目的现代工艺品砸碎，一个阉割了权威、失去了价值本源的文物市场，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许多有悖常理、荒诞不经的事件隔三差五地上演。

　　文物泰斗的尴尬：

　　献宝被拒

　　2006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地处北京北三环的大钟寺文物市场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一个拄着拐杖的白发老汉在一名年轻男子的陪同下，步履缓慢地浏览着一排排五花八门的地摊。

　　老汉走到一个卖青铜器的摊位前止住步子，用手杖指了指地摊上的一把青铜剑。摊主小心翼翼地拾起地上那把制作精美的青铜剑，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老汉。老汉接过青铜剑拿在手里掂一掂，再仔细打量了几分钟——剑长约50多厘米，呈暗褐色，剑身满刻菱形暗花纹，可见少许绿锈，其上8个错金铭文清晰可辨：“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一般人很难辨识，当年第一把越王剑出土时，为驰名中外的大学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之职的郭沫若先生破译。

　　老汉虽然内心激动，但仍然语气平静地问道：“你这把剑从哪来的？”

　　摊主回答：“乡下收来的。”

　　老汉又问了一句价格，便胸有成竹的以1800元钱买下了这把青铜剑。

　　回到家中，老汉又对这把剑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剑的底部一面镶有青金石，另一面镶着绿松石，剑柄上还刻着12个同心圆。他拿出几张报纸叠成数层，然后亮出剑锋轻轻一划，一迭纸齐刷刷地被切开，露出整齐的切口。老汉得意地对家人说：“没错，越王剑！比当年湖北出土的那一把还好！”他让儿子马上返回大钟寺，又以每把1500元的价格将那个摊位上另外5把青铜剑悉数买回。

　　据《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特请铸剑名师欧冶子铸造了5把青铜宝剑，分别命名为胜邪、纯钧、湛卢、鱼肠、巨阙。

　　1965年，曾于湖北荆州望山一号战国楚墓首次出土了一把：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以丝绳缠绕，剑格之两面花纹嵌蓝色琉璃，剑身满布菱形暗纹，刃薄而锋利，做工精细，造型华美。上面刻有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鐱（剑）”八字，在当时震惊了全世界。为当年这把越王勾践剑鉴定的有郭沫若等12位国内知名专家，时年43岁的史树青是其中最年轻的专家。

　　两天后，北京的一家小报首发了一条在文物界算得上是“爆炸性”的新闻：中国文物鉴定界泰斗级人物史树青在北京大钟寺地摊上买到了一把“越王剑”。

　　记者闻讯后也电话采访了史树青老人，他告诉记者：“这把越王剑的文字使用了错金工艺，1965年在湖北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那把越王剑的文字没有错金，从这个角度讲这把越王剑的价值比前一把更大！”史老还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古代铸剑时，在剑身上开槽刻字后，再用黄金做成的细丝镶嵌在所刻字的凹槽里，这种工艺方法就叫错金。”

　　时年84岁的史树青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文物鉴定界的顶尖级权威大师之一。有媒体甚至这样描述史老先生：“史树青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被称为我国权威四大鉴定专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鉴定国宝的‘国宝’！”

　　三天后，史树青先生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小型鉴赏会，并当众宣布要将此剑捐献给国家博物馆。随后，老人因病住进了医院。让人没想到的是：史老出院后，国家博物馆将他捐献的“越王剑”退还给了他，没有提供任何书面鉴定结论，唯一的说法是：“这东西靠不住！”

　　原湖北省博物馆馆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陈中行看了这把剑的照片后表示：“这把剑是伪劣之作。”陈中行认为，这把剑明显是造假的，估计市场上现在至少有500把以上。

　　对这件事，史老的夫人夏女士更有一肚子委屈，她对记者说：“史老想把这把剑无偿捐献给国家，没有牟利的想法，所以犯不着去造假……”

　　史树青老人的“关门”藏品——越王剑，至今仍然只能收藏在史老的家里。史树青老人一生豁达大度，但对这件事十分伤感，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排解自己的郁闷：“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

　　——从大钟寺冷摊以廉价购得越王勾践错金剑，世所罕有，或有人以为是仿品，诗以答之。”

　　2007年11月7日凌晨，史老因心脏病突发，永久地闭上了他那双被人称作“国宝”的慧眼，与世长辞。

　　记者注意到：老人家去世后，曾有几位文博界同行对之“盖棺论定”，所言只是止于史老“在文献、目录学上的造诣”，而对众所周知的他在鉴定学上的建树却只字不提。一个文物泰斗的捐献之路这么艰难，平常人就更难上加难了。　民间藏家20年“献宝路”：

　　誓将青花象耳瓶送进宫

　　宁志超，澳大利亚籍华人，生于辽宁，成长于北京。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留学前苏联，学习地质勘探，毕业后赶上文化大革命，被指令失去回北京居住的资格，因而流落新疆地区的深山老林，在那里猎耕樵读，亲手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接生到人世。“文革”结束后，宁志超举家迁往澳大利亚，并取得当地国籍。

　　初见宁志超，是在北京平安大道北面的一个被分割的四合院里。我们的话题当然是曾经在文物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宁志超捐献元青花事件”。

　　“我的母系家族早年曾居住在辽宁省郑家屯，几代人酷爱古书画、古陶瓷，积累了一些藏品，在当地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书香门第。

　　“1928年冬的一个大雪天，千山一座寺庙的住持为逃避内乱外患造成的兵荒马乱，打算离寺返乡，念及我外祖父多年来对他们的接济，便要以藏于寺庙多年的两只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相送。那时候中国根本没有‘元青花’这个称谓，加上那两只瓶子是青白颜色，很多人都怕不吉利。但对于僧人们的盛情，外祖父无法拒绝，便又捐了和尚们一笔返乡的路费，将瓶子留下。

　　“后来，母亲移居澳大利亚前，曾将大瓶送到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报关，他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一般清代青花瓷器看待，很顺利地给办好了出境手续。

　　“8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拍卖市场上元青花的拍价不断攀升，元青花的名声空前高涨。我母亲在报刊上看到了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带铭文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照片，这才知道自家的那两只青花瓶非常珍贵，便跟我商量：既然是国宝，能不能把它们捐献给故宫。

　　“未曾想到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老太太当初的生愿变成了遗愿，这对象耳瓶从澳大利亚回归了中国，但至今仍旧搁置在我家里，送给故宫，人家不要！”

　　“为什么？像这样的元青花大器国内并不多见！”记者觉着奇怪。

　　他告诉记者：“人家不给理由，只有一位不愿公开自己姓名的专家私下透露，说这两只象耳瓶造型走样，青花成色不好……”

　　宁志超三天两头来回折腾，更大范围地把文物鉴定方面的名家请到家里，让他们接近实物，各抒己见。在宁家，记者亲眼看到一份50位中国文物考古和文物鉴定方面的专家学者的亲笔签名，一致对这两只元青花象耳瓶给予了认定。在签名的专家中，不乏我国文物鉴定方面的泰斗和顶尖级人物，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家李知宴、李辉柄等。

　　为了在传统眼学鉴定之外寻找更为可靠的坚实证据，宁志超携带他的两只青花象耳瓶先后到了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李政道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核分析室、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单位，配合他们对两只青花象耳瓶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几家检测单位的实验报告基本相符：宁志超收藏的元代青花云龙象耳瓶不是仿品，但是，故宫还是不要，也不说为什么。宁志超干脆辞去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在北京买了一处房子住下。

　　一“拧”就是近20年，黑发变成白发，由富人变成了穷人。他先后到英国、土耳其等几个收藏元青花较多的国家博物馆进行实物考察，遍访了国内所有对元青花研究确有心得的专家学者，并利用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不断进行各种数据测试与研究，最后写下长达数百万字、重达几十公斤的元青花研究著作，成为国内民间收藏、研究元青花方面颇有名气的大家。他出版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一书，更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他已然向中国文物鉴定界某种权威、某种格式、某种潜规则发起了挑战。

　　“宫”里的专家，让人看不懂

　　宁志超捐献元青花的事件并不孤立，在全国范围内，类似情况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只要一涉及到元青花，“（故）宫里（故）宫外”、“有派”“无派”，便会争论不休。

　　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某拍卖公司当老总。他给我讲述了一件秘事。

　　“去年秋天，我亲自约请了宫里宫外两位国家级文物鉴定老专家，出京去给一个有关元明瓷器的传说作鉴证。离开北京时，在火车上，那位宫里的专家与另一位‘有派’专家打赌，一个说：‘要是见着了元青花，我砍下脑袋给你们当凳子坐！’另一个则开玩笑道：‘还是留着脑袋吃饭用吧！’

　　“第二天，我们来到江西与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正在修公路，推土机掘开了几公里的山丘，听一些民工说，经常会在施工时出土一些陶瓷器。当天晚上，我的内线——当地一个搞建筑的包工头，领着我和两位专家来到一个土堆前，让他手下的工人扒开面上的浮土，又向下挖了大概两米多深，露出一个青砖砌的古窖，从里面取出一对云龙纹兽耳罐，一只是青花釉里红，另一只是釉里红。两位专家在开挖前对现场进行了近距离观察，后来又打着电筒对窖内情景进行了辨识。回到旅馆，他们一致确认那一对兽耳龙纹罐是元代景德镇的窑口所烧制。

　　“第二天夜里，那个包工头又领着我们翻过一座山，在另外一处山凹里扒了一座老坟，亲眼目睹了一只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梅瓶出土。你猜怎么着？在回北京的路上，那位宫里的专家还坚持说：‘不要以为我认输了，这只是一个圈套，事先埋下去的东西！’我问他：‘先甭管是不是圈套，您看这几件东西是真是假？’他回答说东西都是真的。我又问他：‘既然东西是真的，按照你们的理论，元代瓷器只有300件，而且精品全部都在国外，那这些事先埋下去的东西又从何而来的呢？’另一位‘有派’专家揶揄道：‘那还不简单，从故宫偷出来埋在这里的呗！’接下去，大家都不吱声了。”

　　“后来，你猜怎么着？”朋友神秘地告诉我：“那位故宫的朋友回京后就开始撰写论文，承认民间存在元青花精品。他的一些同事听说后，纷纷给他打电话，说他亲眼见到的是一场针对元青花之争的全国性大阴谋。最终，那位专家的文章官方刊物不给刊登。可是不管怎样讲，这也算是故宫后院起火了，有‘宫内人’敢公开出面证实民间确有元青花存在……”

　　“元青花只有300件”的说法源于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系博士蒋奇栖。1993-1996年，蒋博士在考察土耳其、伊朗、日本等地博物馆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元代青花瓷所知的存世只有300件。好的、重要的瓷器都没有在中国，而是在国外。”

　　尽管蒋博士的这一段话只是个人考察意见，但多年以来，一直被国内舆论广为引用。而且，其中“现在所知的只有300件”一语，被误传为：“全世界只有300件”。

　　事实如此，就在蒋博士作出上述结论后不久，在江西省的高安县、九江县、河北保定、北京元大都等地，都出土了不少非常精美的元青花瓷器。

　　记者不禁心存疑惑：难道紫禁城内的专家们就真的认为“全世界的元青花只有300件”？而紫禁城外的专家们就真的认为“满城尽是元青花”？商业资本对文物的恶性介入，不可避免地污染了文物市场，一些光怪陆离的财富泡沫，发酵了一幕幕荒诞不经的“国宝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