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有争取独孤皇后吗:不屈的乡邦与自我救赎

不屈的乡邦与自我救赎

郭发财

　　　　自1958年1月开始，四川成都即将高中毕业的青少年学子，根据学校校长、老师的集中部署，集体开展向党和政府交心活动。无论有无意见，都得按“有意见”的标准，无保留地向学校、向党、向政府提出自己的“所谓意见”。学子们提出各自的意见后，遵照中共成都市委、共青团市委两大宣传部的指示，校方对参与“五八社教运动”的学生们承诺：“不戴帽子，不搞秋后算账”！但学生们谁也没有想到，相信毛主席、相信党，相信政府，参与鸣放，搞辩论，写大字报的当轴诱使性参与，换来的却是双脚还没离开校门，作为应届毕业生，他们已被官方内部文件，根据北京毛的圣意，划定为“三类”、“四类”学生或者“落后类”、“反动类”等各种类型的“反社会主义分子”。

　　　　花朵还没盛开，就被无情掐断。对五八社教运动受害者的学生来说，这其实一点都不为过。当时，毛不知道“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曾与地方大员们在全国“摸了个底”。毛泽东认为：“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主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在他的眼中，便成了“不要被小看了”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共青团支部，那个共青团支部；分散在各处（的反社会主义者），（他们）是不能集合（的），所以（在他眼里）天下（又）不（可）能大乱”。防微无不杜渐。可毛还是不无恐惧地认为：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432至433页）。成都的五八届青少年学子，本不属于“天下大乱”之列，但因位添防止“匈牙利事件”（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在中国发生的“这个学校”，“那个学校”的“一千二百万”中的危险人群，就注定就要和“反右斗争”发生关系。要被成都市委、共青团市委宣传部冠以“反社会主义分子”之名，在毛的得力干将李井泉治下，遭到来自“人民民主专政”的无情摧残。“人民之手”，为了平息“人民领袖”的执政恐惧，轻易掐掉人民的青少年“花朵”。3200名青少年学子（占当年四川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总合的32%），从此告别天堂，跌入地域。失学与流放、苦难与挣扎、屈辱与死亡，如同无法甩开的梦魇，跟随他们长达五十多年之久。

　　　　他们遭到了不公正的非人对待：一名复原退伍军人，被校方荒唐地“开出军籍”；一名十三岁的学生（‘五八社教’后期，运动扩大到初中生人群），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名同学表忠心，提出党要领导各部门，被视为鼓吹储安平的“党天下”；一名同学在校方的鼓励下，建议政府设置“学生就业指导委员会”，解决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难问题，被冠以“企图成立非法组织”的罪名。倾巢之下无完卵。3200名青少年学子，人人遭灾罹难。这种千古未见，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因其突破了统治集团从不敢对孩子轻易下手的人伦底线，继而被人称为1958年的“摇篮惨案”。从这以后，一段身体被桎梏、心灵被摧残的人间痛史，便被各种谎言湮没在国家历史（中国）的红色淤泥之中。吊诡的是：3200名五八学子的家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掉进红色深渊，竟然没有一人敢站出来表达抗议，更没有人，出于为人父母的责任，面对红色浩劫的恐惧，发出哪怕只是声音微弱的哀告或者呐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数千年以来的人伦纲常，即刻鸡飞蛋打，坍塌殆尽。受难学子的父母迫于时局、政局的高压，集体选择了沉默。这和二战期间，一名母亲怀抱待哺的婴儿，带着三个稍大点的孩子，静静走向“白桦林”纳粹毒气室的情景非常相似。受到纳粹蛊惑的母亲，将孩子送进毒气室，事后，人们在媒体还可以公开揭发，如实披露，而在永远“伟光正”的中国，罹难学子与父母的群体痛史，除了沉默，人们还是只能别无选择地——选择沉默。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尘封在红色淤泥中的“五八社教”惨案，经过民间历史学者——当年的“四类学生”王建军老人的发掘，终于在他主编，其他当事学生参与编撰的《五八劫》、《五八劫．续编》和《我与五八劫》中露出冰山一角。三部民间自由出版物，分别由当事人回忆录、座谈会纪要、访谈录音整理、官方档案解密和他者个案解读等部分构成。王建军实现了“用五十年的血泪，记下将被遗忘的历史”的个人夙愿。五八“摇篮惨案”，相对那个年代人数庞大的受害者人群，尽管只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3200名“微小个体”，但因王的努力，最终还是露出冰山一角，渐为世人所知。“他们给我们平反，你们给自己平反。”四川文化老人，老右派流沙河给《五八劫》（三卷）题词，说的就是这种意思。

　　　　由于没有经费援助，加之缺乏专业学术机构支持，作为民间历史学者，王建军老人的类型历史成果，“通常（只能）由诸多文献资料编撰而成”（包弼德Peter k·B0I）。但因他是“摇篮惨案”的亲历者、受害人，三部自由出版著作的可信度，史学价值却能优于各类国家类型历史。王的《五八劫》（三卷），个人与族群的文献作用，与乡邦历史同属特定的人群区域，但它不是东方学文化学者包弼德（Peter k·B0I）强调的乡邦文献“（是）对国家历史的补充”。它与国家历史（中国）的互文性，固然明显，但在国家历史范本之外，又是对国家历史（中国）“伟光正”文化的去魅。是“辉煌历史”这枚硬币的“背面”。所以，它的独立意义，排除五八痛史亲历者的情感因素后，收藏价值和被研究价值，的确非常之高。《五八劫》（三卷），看似属于国家历史的“乡邦补丁”。但在国家历史（中国）话语体系被意识形态操控，史学概念不完整，逻辑常识不健全的公共语境中，它与国家历史（中国），实际又没什么内在关联，甚至它的历史诉求，历史情节与细节，都是国家历史（中国）蒙住眼睛，永远都在刻意回避的尖锐部分。在国家主义的党庙堂前，王建军的乡邦历史没有下跪。三部文献的确指，关涉的都是拒不屈服的乡邦。因而《五八劫》（三卷），记录的只是成都（包括部分四川其它地区）的五八罹难学子，身为原住民（中国四川）的个人与族群的民间痛史。在国家历史（中国）没有完成意识形态去魅，没有建构完整的公共概念，没有完善内在的常识逻辑前，这段痛史永远只是历史乡邦针对国家历史（中国）的对立。

　　　　《五八劫》（三卷）面世后，学术界、读书圈、知识界反响强烈。北大钱理群教授，写出了万言长文《中国特色的‘五七体制’》，将罪恶根源追溯到“匈牙利事件”背景下，毛泽东对五八社教所做的那些“最高指示”；独立学者傅国涌给予了“普通人的见证，在某种意义上比名人、大人物的见证更可贵，更难得，也更重要”的评价”；以长篇小说《如焉》行世的作家胡发云，阅读王的乡邦历史后撰文分析：“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伤痛太深，或者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诸位先生的观点，在下非常认同。但我认为：王建军的乡邦历史，除了诸位所言之外，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处理历史冤案，实现自我救赎，重获再生的完整样本。

　　　　走向救赎。无论是对过去的既成历史，还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它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救赎源出拉丁语salus，含有健康，安全，幸福之意。救赎是个宗教概念。泛指通过这一过程的人，带来的是从一个条件困扰的一个条件的终极福祉，甚至包括国家终极福祉。这是该进程的基本情况。那么，王建军与他的朋友，高中同学和成都五八社教惨案的主要责任者，围绕“个人的终极福祉”，“国家的终极福祉”，“通过进程”又是如何构成的呢？以《与肖菊仁对话——错误的根源是制度问题》为例，不难发现：“摇篮惨案”当事者获取救赎的“通过进程”，经历了坦诚对话、真相还原、反思历史这些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这篇文章，是王建军根据他与受害者代表，拜访“摇篮惨案”成都责任人肖菊仁（成都市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副书记）的访谈录音整理。肖的历史见识，个人品质，无不跃然纸上，令人唏嘘。

　　　　这位五八社教“在成都的总指挥”，对受害人的到访非常负责。对王建军、袁体明、杨无忌这些学生代表的登门，身患肺气肿重病，“每天吸氧10至11小时”的肖，没让秘书或夫人挡驾，让他们去找“有关部门逐级”反应。肖躺在病榻，坦诚地接待他们：“我们能见面很有意义，确实需要沟通。对我自己来讲，历史上左祸横行时犯了很多错误，（五八）这件最大。大学反右我参加了，中学老师反右我也参加了，但均未完就调走了。唯有这件事（指成都中学生社教运动），由我主持主管并从头至尾。”除了承担责任，肖菊仁还记得深受“反右斗争”迫害，口里含着耗子（被学生塞进），愤而跳楼自杀的袁丽华老师，在50年代，袁在“龙江路小学”教书，是“全国优秀教师”这些具体细节。

　　　　对那些爱患健忘症的权势者，作恶者来说，肖的勇气和记忆足以令其无地自容。接待“摇篮惨案”的受害人代表，肖菊仁与王建军们促膝而谈。如果不是因为有太多的惨烈情节、细节需要对正，需要回忆，萧与五十多年以后的受害者，说是老友重逢也不为过。相比众多见官被跪求，信访被监禁，“被非法”，“被精神病”的底层苦主们的遭遇，王建军、袁体明、杨无忌们是不幸的，同时又是幸运的。不幸是因他们的忠诚，换来的是红色的陷阱；幸运是因拜访当年的祸首，受难者的心结可以被打开，人格可以被重新得到尊重。“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对肖菊仁这是解脱；对惨案受害者，这是福祉；对苦难多灾，多祸的中国，这是“国家福祉”之一种。

　　　　在“通过进程”中，敢于承担历史责任是肖的勇气。寻找历史真相，纠正历史谬误，给受害者以安慰，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对受害者提出的问题给予支持，解决，则是肖能实现“自我救赎”的个人自觉。“我每次谈起58社教之事，总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像我们的同学饶克诲，杨泽泉都是差点被判死刑的。他们的苦难都从1958年开始。肖老，你讲的这些我很感动，我们在博客中写了几个当年执行和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第一个是李井泉，第二个是杜心源，第三个就是你肖老。李井泉和杜心源没见他们有任何反思，倒是你老、章文伦、还有张守愚等，能够认识到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能有所反思，这叫我们格外感动。”

　　　　王建军指名道姓地提出肖菊仁难脱“摇篮惨案”的干系，对肖作出“有所反思”的认定后，肖菊仁没有推诿责任，也没因王的感动而暗自窃喜，言语暧昧，试图蒙混过关，将红色官场文化的丑态展示于人。

　　　　“我当时（指文革中）有无书面检查？”（肖菊仁）“有。叫书面揭发。老实讲，58社教的大体脉络（你）是（说）清楚了。但有些细节还是不明白。如:为什么四川比全国其它省搞的凶？四川还搞了个公安厅带头的‘五厅局联合通知’，规定了（五八罹难学生）10种人不予录取（指报考大学。在这里，王还忘了提到‘五厅局’联合对3200名学生实施劳动监管的内容）。（王建军）“哪一年？”（肖菊仁）“1958年。”（王建军）。……谈到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还有人在掩盖、美化五八“摇篮惨案”时，王对肖菊仁说：“（成都）七中百年校庆出的校史，还说，58年那次针对中学生的社教运动进行的是正面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真叫人气愤，历史不能歪曲到这个份上”。“能不能想个办法解决这件事？你们写个不是很长的东西，写长了没人看，现在管学校的人不知道这件事，写校史的人应该知道并关涉这件事。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知道这件事？”肖菊仁道。听到有人歪曲历史，肖这位历史冤案的制造者，比冤案受害者王建军、袁体明、杨无忌们还要着急，连不要写长了，“写长了没人看”的提醒也刻意叮嘱到了。

　　　　在王建军老人的《五八劫》（三卷）中，肖菊仁是不屈乡邦历史中的问题官员，时隔半个多世纪，当国家历史（中国）意识形态依然魅气重重时，为了澄清事实，还被歪曲历史的真实，肖也成了“不屈乡邦”的民间部分。叮嘱王和他的同学把情况反应“写短点”后，肖菊仁又提出：现在，（成都）教育局正在写志，王建军们的情况反应写成后，他将以原成都市委常委的身份亲自过问，责成、协调教育系统统一口径，把五八“摇篮惨案”的真相最大限度地还原出来。为了自我救赎，谋取个人与国家的福祉，肖的最大亮点在于，他对五八“摇篮惨案”的反思：“我（对你们）赔礼道歉是真诚的。因为这件事是绝对错了，现在看来更是如此。看来这个错误的根源是制度问题。连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开国元勋都被整死，好像全国人民都成了敌人。”肖菊仁虽为国家历史（中国）的正面部分，但在通往自我救赎的路上，他能看清制度对人的敌意，站在它的背面，说出自己的证词，因而，他能得到罹难学生的谅解，获得心灵与身体的安妥。可以看出：《五八劫》（三卷），“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钜，是以载籍虽繁，莫可废也”，正是我们不难达成的王建军阅读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