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郑渊洁童话全集目录:达理札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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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阿拉善霍硕特旗
阿拉善霍硕特旗是由“阿拉善”与“霍硕特”两词组成。前者表示地域名称，后者表示部族名称。
阿拉善地方，古为边陲少数民族游牧之地。阿拉善是贺兰山的音转。贺兰山古称卑移山。汉晋以后，方始渐有贺兰山之名。至于称贺兰之由来其说不一。有的说，在西晋太康年间（284-287年），内迁的匈奴族之贺兰部曾在此居住，由此而得；有的说，是因山中有树木状如驳马（毛色青白相杂的马，贺兰：野驴），突厥蒙古语驳马为 “曷拉”，音转为贺兰。
霍硕特部原属天山北路四卫拉特之一（也作额鲁特、厄鲁特）。四卫拉特为：霍硕特部（又译为和硕特）、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其中，霍硕特部为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之后裔，其余三部为瓦剌（斡亦剌惕）之后裔，后译为卫拉特。明末，霍硕特部顾实汗（图鲁拜琥）据有青海，并乘西藏内乱，兴兵入藏。而顾实汗之兄拜巴噶斯则率养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及其子鄂其尔图及族众至西套牧居。
噶尔丹掌准噶尔部后，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进兵霍硕特部，征服了青海霍硕特部并进袭西套，杀鄂其尔图（号车臣汗）。巴延阿布该阿玉什之子和罗理（号巴图额尔克济农）率领万余帐归附清廷，康熙帝赐阿拉善（贺兰山）地方为其牧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廷将和罗理部众按照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编置为旗，名为阿拉善霍硕特旗。封和罗理为札萨克多罗贝勒，授予札萨克印绶，这便是阿拉善旗第一代札萨克。旗府设在紫泥湖。和罗理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其子阿宝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袭札萨克多罗贝勒。
阿宝幼居北京，康熙四十三年，尚和硕格格（郡主），授和硕额驸，赐弟京师。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阿宝率兵会同西安将军往巴里坤，攻准噶尔军，诸战皆捷。雍正元年（1723年），阿宝由贝勒晋封为多罗郡王。雍正八年，清廷在贺兰山以西设立定远营城，以为镇守之地。雍正九年（1731年）赏定远营城为其驻居之地。乾隆四年（1739年）阿宝死，次子罗卜桑多尔济袭札萨克多罗贝勒爵。
罗卜桑多尔济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尚多罗公主，授多罗额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率精兵五百从征准噶尔诸部，因功晋郡王，授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年晋和硕亲王，人称罗王，在北京修建了罗王府，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又诏谕“世袭罔替”，至此，罗王是阿拉善诸王中最为显赫知名的一位，后来，阿拉善旗的台吉（贵族）即以其名的首音“罗”字为姓。
罗卜桑多尔济在位44年，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死去。至宣统二年（1910年）塔旺布理甲拉袭位，是为八代九王。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清廷退位，民国成立，袁世凯篡夺政权后，为羁縻蒙旗王公，全盘承袭了蒙古王公制度。塔旺布理甲拉曾出任袁世凯政府的京都翊卫使和蒙藏院总裁，于民国20年死去，由其长子达理札雅承袭王位。达理札雅于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死去。
阿拉善霍硕特旗从正式置旗、封爵，到1949年共252年，王位世系有九代十王。
青少年时期
达理札雅，字锐荪。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腊月十二日出生在阿拉善旗定远营王府。
达理札雅的父亲是塔旺布里甲拉。塔王元配福晋是清室克勒郡王之女睿仙格格，曾生一子，五岁夭折，后亦病逝。继娶李氏福晋亦未生育，不久也病逝。第三位福晋名姜静德，满族，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即达理札雅。
塔王常年居住北京罗王府，按照王公家族规定，头胎必须在本旗生育，因如生男孩，即有袭位之事，所以塔王夫妇在达理札雅出生前回到了定远营王府。
达理札雅出生后，由于是男孩，全家皆大欢喜，随即由达的祖母四老太太看护。稍长，又挑选了两名专门伺教之人，一名是教蒙古话和礼教习俗、宗教仪式和地方风情；一名是讲述些历史人物故事，教汉语，使其学到待人接物的道理。达理札雅后来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能听懂蒙语，懂得不少蒙、汉族的事情，与这两位侍从的自幼教习是分不开的。
其母姜氏夫人，出自名门，知书达礼，教子有方。使其自幼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与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达理札雅在定远营生活到10岁，随其父母回到北京罗王府居住。
北京罗王府原叫阿拉善王府，地址在地安门外三座桥府夹道一号（清恭亲王府的东边）。始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是康熙为奖赏阿拉善第二代札萨克多罗郡王阿宝的卓著战功，拨银5000两修建的。其规模与式样，都是仿照清代王府而建。庭堂楼阁、回廊画壁、极为辉煌华丽。府院由古式建筑的四合院、新式楼房和后花园等组成，共有房屋200余间。至第三代王罗卜桑多尔济时期，因他率领阿拉善官兵随清军远征新疆、西藏、青海平叛有功，建立殊勋，赏赐优渥，备极荣贵，声名显赫，因之上下官民就把这座府院称之为“罗王府”。
达理札雅来到北京后，在这“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过着豪华的贵族生活，根本不以仕途经济为重。但他是嫡生长男，是王位承袭者，塔王特为他在府内设立了私塾，聘请名师张煜教授四书五经等汉文古籍；还从阿拉善旗请来俞世珍先生教授蒙文；还请人教授英文、法文和满文。达理札雅读书几年，学业有所进步，特别是汉文程度进步很快，但对其他外文和蒙文、满文则兴趣不大，故收获不多。
达理札雅由于长住北京，生活习惯已完全北京化了，能讲地道的北京话。那时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正处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伟大民族民主革命时代。尤其是“五四”运动后，欧美各国的民主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国内有识之士、革新人物纷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集会结社，建立党派，提倡新学，推行革新，这对达理札雅的思想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他阅读各种报纸杂志，在社会上广为交游，这对他开阔视野、丰富阅历，社交往来等都有不少裨益。
达理札雅少年时的游伴，大多是王公贵族子弟，追逐声色犬马。稍长，随即踏入社会，交游更广。由于塔王在北京时曾与张作霖、阎锡山、马福祥等人结为盟兄弟，达理札雅也与张学良结为义兄弟，关系极为亲密。此外，他还与军政要员于学忠、宋哲元等人也经常交往。交游广了，封建家庭的封闭思想再也不能禁锢他了，这给他以后从事社会活动也打下了基础。
达理札雅20岁时（1925年）与溥仪的堂妹、载涛贝勒之女金允诚女士结婚。双方都是位高爵显、大富大贵之家，婚事极其豪华、隆重、热闹。塔王为办这场婚事，从阿拉善旗支取两万大洋，还将王府总管、副协理、副章京各一人，听差、婢女各四人，应差人等30人调来北京差遣使用。另外还运来大批土特产品，如：奶皮子、奶豆腐、细羊毛筒子、苁蓉膏、锁阳、枸杞等以供馈赠皇亲国戚之用。
男方给新娘准备了极为珍贵的首饰、衣物，真是应有尽有。女方陪送的嫁妆有40抬，也都是极其贵重的用品。
结婚那天，达理札雅、金允诚各穿着民族礼服，达乘坐的是漂亮的洋马车，金坐的是八抬大轿，前后有执事乐队。另外还有双方送亲和娶亲的人乘坐的马车各20辆，每辆车内乘坐成双的夫妇二人。这些车马行走在大街上，长达数里，沿途观者如堵。前来贺喜的宾客多达1000余人，除双方亲友外，马福祥、喀喇沁右旗贡王等显贵亲友亦来致贺。
婚后伉俪情笃，夫妻相敬如宾，先后生下六女一子。
金允诚幼读诗书，兼爱绘画，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婚后对达理札雅的帮助是很大的。达理札雅对金允诚尤为尊重，事无大小，都与她商议而行。
达理札雅性情敦厚温和，平易近人，待友诚直，对下宽仁，起居有节，恶污喜洁。人们都说他虽出身贵族家庭，但是绝无纨绔之习。
达理札雅的爱好很广泛，但他最喜好的是名马、好枪、钟表和照相。他6岁时就练习骑术，其后读书期间，也兼习骑射，因而对马有特殊的喜爱。家中畜养名马三四十匹，雇请名骑师为其调教、训练。他承袭王位回到阿拉善旗后，也经常带领下属及侍卫人员到郊外骑马。平时一有空暇就到马厩去抚摸、梳弄他的爱马。
喜爱手枪，也是他之一癖。他收藏的各种牌号式样的手枪有30余种，大都为知名人士所赠。他个人外出打猎常用的是一支捷克式七九步枪，枪法很准，在150公尺内能弹弹中靶。他还善于射箭，曾在北寺的一次庙会上赛箭，在120多人中独中魁元，赢得满场喝彩。
他也喜欢收集钟表和拍照相片。《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在所著《中国西北角》一书中曾写道：“骑马、打枪、照相是达王的三大爱好。”这话是属实的。
承袭王位 回旗执政
达理札雅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按照正统观念，长子理应承袭王位，这也是塔王的心愿。但是塔王的福晋姜静德因宠爱次子，坚持要次子达都勒旺楚克承袭王位。塔王和福晋争执不下，互不让步，使承袭之事久久不能确定。在此期间，姜静德将罗王府的管理和经济大权悉数交由达都勒旺楚克掌管，不让达理札雅过问。塔王无奈，只好让达理札雅去经理“同义斋”玉器店。其用意是：倘若将来达理札雅得不到王位，也可以靠这爿拥有十万大洋股金的玉器店维持生活。但是达理札雅极其厌恶从商，加之心情不快，所以每天去赛马或赛马球以为消遣。因他练就娴熟的骑术，比赛时大都能赢，倒也聊以自慰。这样一来，他的学业也就荒疏下来。
金允诚对此深为不安。她婉转规劝达理札雅要自珍自爱，应以学业为重。这才使他收心敛性，重又投入到学业中去。
与此同时，金允诚严格按照满清贵族的礼教，每天早晨偕达理札雅去到塔王夫妇居处请安；每天晚间双双又去聆听双亲训诲。于是逐渐得到父母欢心，姜福晋也有所回心。此际，塔王又请张作霖、马福祥、阎锡山来斡旋说合，终于使久悬未决的王位承袭问题得到解决，这与金允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民国20年（1931年）春，达都勒旺楚克因骑摩托车发生车祸，医治无效而亡。其妻亦服毒殉节。遭此变故，塔王忧伤成疾，也于当年7月23日逝世。塔王于弥留之际，将全旗大权交给了福晋，嘱她扶助达理札雅承袭王位，并请其盟兄马福祥等人妥为照拂。
塔王病逝后，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任命，达理札雅承袭阿拉善霍硕特旗札萨克职。
1932年，达理札雅在阿拉善旗贵族和旗民的敦请下，决心离开已生活20多年的北京罗王府，做一个名符其实的札萨克，回旗执政，再不能像他父王那样长居北京，安享荣华，不理旗政，而致贵族、官员之间争权夺利，各自树派，互相残杀，旗内长期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达理札雅带领家眷和随从共百十口人，扶理三具棺木（塔王和二弟夫妇的），于五月初九日动身回旗。
由北京到阿拉善旗行程2000余里。当时乘火车只能到达包头，从包头到阿旗这千里之遥，要起旱路，穿越草地、攀山越岭、横渡沙漠之后才能到达定远营。
车一到包头，早有旗下官员、兵丁前来迎候。稍息数日，继续西进。不久即到达阿旗境内的磴口巴格。
从磴口到定远营还有约600里路程，设有十几处驿站。
沿途36个巴格和24座寺庙的官员、喇嘛以及牧民群众和边卡人员在路边迎候，仅奉献的哈达就有7300多条。一路上，达里札雅有时坐车，有时骑马，有时在芨芨丛中追猎野物，有时观赏路边的畜群。福晋和其他随来的人，女的坐车，男人乘马。看到这山川绿野、沙海驼舟，都有一种游子回归之感。
民国21年（1932年）农历六月初一，定远营的人倾城出动去迎接新王达理札雅，并向老王的灵柩焚香致祭。到了西关，塔王灵柩安放在八十四抬大杠上，由全副执事引导，在达理札雅及旗府官员、活佛、喇嘛、和尚等人护送下，安放在定远营以东五里的延福寺，供人祭奠。七七四十九天后在贺兰山下老陵安葬。同时安葬的还有达王二弟、二弟媳的灵柩。在达的弟媳墓地树立了一块贞烈牌坊，以表彰她的“殉节”。葬礼持续了十数日才告完毕。
达理札雅承袭王位的庆祝大典是在民国26年（1937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举行的。
按照传统规矩，新王承袭王位应即时举行大典，同时举办那达慕大会，以便全旗官民等共表拥戴和庆祝。但是因为塔王新故，达理札雅要守孝三年，本应在民国23年（1934年）举行大典，但当时全旗正忙着迎接班禅大师，没有充裕的时间举行，其后，日本人又来阿旗设立特务机关，旗内局势很不安定。因此，一直拖到民国26年（1937年）才举行。
承袭大典的会场设在定远营迤东六里处的老陵滩上。庆典场所是一座用毡幕布置成元朝大汗游牧宫殿式样的大型蒙古包，内里面能坐300多人。最上首向着门口处摆着一对盘龙宝座，是世袭亲王和福晋坐的。下面有一排排栽绒座垫，是协理、章京、梅林、参领、佐领、骁骑校以及各寺活佛和达喇嘛的座位。
大毡殿前面有一个可坐几百人的花顶兰布帐棚，是为亲王和福晋以及政府官员等观看那达慕大会节目的看台。其后有一连三顶华丽的一开三室的蒙古包，亲王、福晋和家里的人就住在这里。它的周围用兰布围接成院落，这就是临时的亲王府，一般人不准进入。
亲王府布围东边，并排安放着五顶蒙古包，这就是印房（旗政府）。在这里办理对官员奖赏、晋升顶戴等仪式。布围西边并排安放着八顶蒙古包，住着王府的卫队。
距会场500米外，是各巴格来的牧民们的帐篷和蒙古包。
庆典这天，达理札雅身穿龙袍补服，戴着王爵顶戴，三眼花翊，胸挂朝珠，端坐在宝座上；福晋金允诚也梳起阿旗蒙古妇女头式，珠翠丁当，头着紫顶戴，身穿蒙古长袍，坐在达王右侧宝座上，接受大家的祝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派遣大员前来祝贺；北平、宁夏也均派有代表参加庆典。冠盖云集，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
庆贺之前，先用金碗端上奶茶奉献给王爷和福晋，桌上还摆放着九样点心。用茶毕，斟马奶酒，奏乐，唱歌，典礼开始。先由协理和章京献上哈达和礼品，接着依次由梅林、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员，离职老官员，全旗8个苏木、36个巴格的边官，24座寺庙的活佛、大、二、三喇嘛，座床喇嘛，科白尔清真寺阿訇等人献哈达和礼品。最后是牧民献哈达和礼品。
这次大典共收礼品：元宝80多个、银元3000多元、骆驼130多峰、马50多匹、绸缎100多件、哈达10000多条。
庆典后是那达慕，举行了三天的赛马、摔跤、射箭比赛。到了晚间，四外的帐篷和蒙古包里飘出了悠扬欢快的阿拉善民歌。
那达慕结束时，达理札雅在协理、章京们陪同下，骑马来到牧民们面前，向大家点头致意。牧民们都双手合什表示敬意。
在这次承袭大典上，为多年在旗衙门效劳的官员们晋升了顶戴；对一些犯有过失的人则恩赦免予追究。这样恩德广被，赢得了全旗各界的爱戴，增进了团结，提高了他的声誉和威望，坚实了他的权力基础。
鼎力革新 清理遗案
古老的阿拉善旗虽然地处边陲，但是中国大地上的政治风云，也同样波及到这里。自从清代同治以来的半个世纪中，阿拉善旗饱受战乱之苦，较为重大的事件就有六起。
同治年间（1868年—1870年），西北回民起义，回兵万余人在统领白彦虎的指挥下攻打定远营。阿旗严遭兵燹，损失极为惨重。此其一。
1900年义和团兴起，阿旗以兵马总管阿木尔吉尔格拉为首的蒙古人，也起而将三盛公的比国天主教堂——三义堂烧毁，又将比国神甫韩默理捉获押送到绥远托城（今托克托县）将其烧死。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阿旗定为赔款白银八万两。后几经交涉，改为白银五万两，其中先期交付一万两，其余四万两用附近巴格之可耕地六十六顷作为抵押，还完赔款时退还土地。致使教会势力和影响浸润扩展，土地财产遭受损失。此其二。
宣统三年（1911年），宁夏哥老会首领刘华堂、刘复太发动会员起义，于三月二十九日攻占了宁夏城，杀死游击贺明堂、守城都司多伦岱、理事同知文升、宁夏知县陈元骧等，成立了军政府。潜伏在定远营与贺兰山的哥老会与之呼应。定远营坐堂大爷张敬铭公开活动发展会员，声势日大。这时，宁夏哥老会派人给阿旗政府送信，要一万匹马，五万两白银，二万只羊，武器若干，如不供给就要攻打定远营。策动义和团起义的端王载漪，为躲避八国联军的追缉，此时正在定远营隐居。他同情哥老会的举动，暗地派其随从苏信给刘华堂送信表示愿充内应。而苏信则感到端王此举实属忘恩负义，将此信送交塔王。塔王碍于亲戚情面，只是将端王送出旗境了事。
塔王听从了属下的建议，迅即调集旗兵严加防守。十一月间，清兵镇压了宁夏哥老会。定远营、贺兰山之会众方销声匿迹。此其三。 民国6年（1917年），有甘肃省静宁县人吴生彦（小名六吉，以其耳大，人称“大耳六吉”），以巫术迷惑群众，一般无知者奉之为神明。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张九才以及绥远“独立队”首领卢占魁等尊之为主，称其为“皇帝”。聚众上万之多。
“独立队”由三边流窜至河套及蒙旗地区，攻击绥军于乌兰敖包，侥幸获胜，得武器甚多，势愈猖狂。其后六吉用高士秀之议，率所部数千人，经西山咀渡河，占据磴口，大肆抢掠，人民群众纷纷逃散。
六吉乘势又向定远营进兵。阿旗得报后，积极调兵准备防守，并派人驰赴宁夏请求马福祥派兵救援。“独立队”因不明地理，又加阿旗已有所备。六吉遂屯兵于庙家梁子一带，并致书阿旗王府要借道赴宁（夏）。阿旗予以拒绝，高士秀兵分三队猛扑定远营。但因旗预有准备，加之天气奇寒，独立队伤亡惨重。翌晨，宁夏马鸿宾援军又到，独立队弃马登山，恃险顽抗。经宁夏军和旗兵联合进攻，炮火猛烈，独立队溃败，除高士秀见机潜逃外，其余匪首皆被擒获。经此骚乱，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很大，定远营也受到严重破坏。此其四。
“小三爷事件”在阿旗历史上是比较重要的事件。因为它不仅表现为阿旗新旧两派的斗争，而且带有明显的反封建的革新性质。此一事件曾震撼阿拉善全旗。
出身于贵族的德钦一心诺尔布，汉名德毅忱，其父嘉伦春旺吉勒，是阿拉善霍硕特旗六代亲王多罗特色楞的三弟。幼年选为活佛，人称“三爷葛根”，后还俗。德是其三子，为有别于其父，人们称之为“小三爷”。幼年读书，通晓蒙汉两文，民国初年受封为辅国公。曾任副章京，后升任协理。但因其与实权人物管旗章京陈莽哈赖不和，很少主事，是个虚有其名的协理。
1926年9月，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退据绥西及甘、宁一带。那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郭道甫、伊德钦等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在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协同下，来到阿拉善旗开展以推翻封建王公制度为目的的革命活动。德毅忱首先参加，并吸收田协安、孟雄、罗敖有为成员，决定尽速发展内人党组织，建立武装力量，准备夺取政权。在盐务局、税务局、百货统捐局内秘密发展了一部分税丁作为商团的基本武装力量；又在旗兵中发展了一些蒙古士兵。这些都得到了冯玉祥、吉鸿昌的有力支持。
吉鸿昌又派姚连榜（姚甲三）到阿旗，一面催索冯玉祥向阿旗要求支援的7000峰骆驼、500支步枪，一面与德毅忱等秘密联系，筹划起事。
德毅忱等人起事之举，被管旗章京陈莽哈赖探知。派人星夜赴京向塔王报告。塔王闻讯大惊，急令阿旗衙门中的亲信暗中召集各巴格和防卡的旗兵，迅速抓捕德毅忱等人。德等察觉事已败露，商得姚连榜之同意，商定了联系与支援办法，遂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旧历三月初三凌晨，发动了震撼全旗的事变。因系以德毅忱为首，人们称之为“小三爷”事件。
这一次事变，进行得很顺利。德毅忱等人宣布废除封建王公制度，成立了“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将武装力量改为“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军”，下辖两个旅。没收了王府和旗府的财物，价值约五十万银元（其中白洋十三万元，鸦片一万余两，余为珠宝玉器、古玩衣饰之类）。将管旗章京陈莽哈赖捉捕后宣布其反对起义的罪状，于三月初六日枪决。同时又向全旗宣布废除“乌拉”制度，规定不许留辫子。
但是由于起义的群众基础较弱，牧民们多年形成的封建正统意识浓厚，加上旗内旧官员造谣蛊惑，如说：“德钦一心诺尔布投降了‘东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出卖了阿旗”。说：“王爷命令你们为王爷效力，为阿旗效忠”。各地牧民及蒙兵受此煽动，纷纷从四面八方前来围攻定远营。
新政权在国民军驻宁夏将领门致中所派苏雨生骑兵旅的支援下固守定远营。对此，塔王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和蒙藏委员会提出立即制止门致中在阿旗的军事行动，撤走苏雨生旅，恢复阿拉善旗秩序，赔偿劫走的财物等。蒙藏委员会遂以中央名义，责令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从中调停。刘与门磋商后，派于长东为调解人去阿旗调解。但于长东到后，完全倒向塔王方面。他以门致中名义将姚甲三押解宁夏，解除了新政权武装，迫使苏雨生旅撤离阿拉善旗。存在了7个月的新政权终致瓦解。门致中对此甚为不满，曾下令缉拿于长东，但于长东被塔王派人护送到北京罗王府，并任命为王府秘书长。
新政府的领导人也先后被捕，罗敖有、敖齐尔（二人皆为新政权旅长）被处死；德毅忱及其14岁的长子罗景瑞被流放察干高勒庙，德病饿而死，其子被枪杀。阿拉善旗又恢复了旧的制度。此其五。
“小三爷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南寺格根（那旺丹曾达布华呼图克图）事件。——这是在平定了“小三爷事件”之后，在阿旗上层中发生的一场争权夺利的纷争。
在平定“小三爷事件”中，南寺（广宗寺）格根（那旺丹曾达布华呼图克图）的堂叔毛•巴特尔与范•布尔格德曾带领阿旗南部各巴格（相当于乡）的蒙兵攻打定远营，事件后，升任为旗兵营总管和副总管。他二人与原管旗梅林图门吉尔嘎拉结为一派，认为协理巴音都仍等旗府官员和喇嘛爷（南寺大喇嘛，“小三爷事件”期间，被推举暂时护理印务）无能保护本旗安全，应对“小三爷事件”负责，主张解除他们的职务。而协理巴音都仍等旗府官员在喇嘛爷的支持下结成一派，凭借手中权力，将图门吉尔嘎拉革除官职放逐到巴格督管，又将毛•巴特尔和范•布尔格德扣押起来。后来在南寺格根的干预下，毛•巴特尔等人被释放，图门吉尔嘎拉也恢复了顶戴。毛•巴特尔不久即去银川投靠了马鸿宾，并被任为中卫县北、西路三站游击司令。
喇嘛爷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格根是毛•巴特尔等人的后台，当格根由银川返抵定远营时，便派兵向格根开枪，并将格根围困在城里的别府内。南寺的六七十名喇嘛要攻城解救格根，喇嘛爷等人将格根放回南寺，但仍以旗衙门的名义通令全旗，取消格根的达布华呼图克图尊号，缴回袈裟，降为普通喇嘛。并将图门吉尔嘎拉处死，把范•布尔格德再次扣押狱中。同年冬月，有叫阿木尔撒那、来格登的两个人举兵攻进旗衙门，将范•布尔格德救出。
民国21年（1932年）正月，毛•巴特尔从银川回旗，与南寺格根、范•布尔格德等人在旗衙门商议追究喇嘛爷和巴音都仍等人迫害他们的责任。正在计议之际，被喇嘛爷等人派来的兵丁包围。至夜，双方开火交战，到次日中午，除格根在他人协助下逃回南寺外，其他人全部被擒。阿、来二人被处死，毛、范二人被判服劳役（毛•巴特尔后亦被处死），格根出逃，不知所终。此其六。
连次变乱，造成人员死伤，财产损失，人心不安，大大损伤了阿旗的元气。再加上连年干旱，牧业生产也极不景气。更加上塔王长期居留北京，旗内群龙无首，官员们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政治局面动荡不安。这就是达理札雅承袭札萨克亲王时的局面。
达理札雅回旗后，面对这样局势决心鼎力革新整顿，首先从政治、军事、财政、教育等方面全面刷新，以改变阿旗陈腐落后的面貌。
政治方面：他首先选拔了一批有声望、有资历、有文化、有办事能力的、年岁较轻的人担任各级官职与办事人员。对原有官员则给予“额尔克滕”（有功之臣）称号，使其荣誉引退。他选任达穆林旺楚克为正协理，罗恩凯巴图为副协理，罗巴图孟柯为记名协理。图布吉尔格勒为管旗章京，吉仁太为副章京。任命陈那笋巴图等人为旗府各部门主管人员。又聘用文化高、有行政经验的一些汉人担任旗府的秘书长或秘书职务。各巴格（编者按：相当于乡）也都选用正直能干的人担任巴格达木尔（巴格长）和保什哈（副巴格长）。
后来因达穆林旺楚克去北平，由罗恩凯巴图代正协理，罗巴图孟柯升为副协理。
对旗衙门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革新。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废除了“阿拉善霍硕特旗印房”（即政务处），改为“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遂于民国26年（1937年）3月6日正式成立了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在札萨克、协理、章京之下，设政务、秘书、教育、财政四处。将听差处（也叫堆子）改为理事官厅，管理司法工作。此外还在定远营地区设立了稽查局，用以处理各族居民和商人的纠纷问题并办理警务和地方税收工作。对旗内36个巴格，也作了整顿。
王爷改称“札萨克”，旗政府挂起青天白日旗，室内悬挂孙中山标准像。
这是达理札雅对数百年来沿袭下来的蒙旗政治制度进行的首次改革。但他又考虑到蒙族官员、贵族和蒙民对旧衙门制度的习惯情绪，一方面又允许蒙族官员自愿着用满清的顶戴袍服，对牧区行文和发布政令仍然使用旧印房的印信。但对外则以新的政府和札萨克名义行文。实际上这是保留着两种制度，一直沿袭到解放为止。
军事方面：达理札雅将“亲兵马队”改编为“阿拉善旗卫队”，以后又改为“阿拉善旗保安大队”，身着统一的灰色军服，戴大沿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武器是“三八式”步枪。民国25年（1936年），为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入侵阿旗，国民政府拨给步枪500支，轻机枪二挺，迫机炮二门，批准成立了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下辖保安总队，罗恩凯巴图任总队长。总队下辖8个大队，每个大队编3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3个分队。兵员1200人。士兵在服役期间，每月供给军粮45斤、砖茶1方、燃料若干，还发津贴费和军服。
对设在贺兰山各山口及边境周围各重要路口的43 个边卡，都进行了整顿，裁汰老弱，任用年轻能干的人担任卡长，进一步加强了边防。
对兵役制度，仍沿用自古以来的寓兵于民的传统。凡旗内蒙族男性年满18岁者，皆有服兵役和其他差役的义务。能经常保持3000-5000人的员额，总动员时兵力可达8000人。平时大部分人在家放牧与打猎，只有少数士兵在旗政府执行保卫任务和维持地方治安，两月轮换一次。执勤期间还接受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技能。
1932年后，成立了军事训练班，达理札雅任主任，于长东、陈匡任副主任，以新式操典进行训练。共训两期，受训人数100余名，培养了军事骨干力量。此后，对广大士兵也加强了训练，由陈匡任总教官，叶庄之、李自源为教官。军训课目多属基本教练，平时出操教唱军歌，同时又成立了号班，进行号谱训练。集合行进时，军乐队走在队列之前，不再是过去那种散兵状态了。
1946年后，军官与士兵完全依照国民党军的条令进行了整顿和训练，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财政税收方面：阿旗物产资源甚为丰富，但是连年来财政收入却日益减少，入不敷出，左支右绌，达理札雅深感必须大力改进财政税收。
阿拉善旗本是畜牧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但是由于经常遭受荒旱，牧业生产落后，牧民生活贫困。只有另辟财源才能增加财政收入，改变阿旗落后面貌。
达理札雅于1935年对教案进行了清理，收回了因义和团事件给教堂做为抵偿赔款的全部土地所有权，与教堂重新订立了租种合同，令其向旗政府交纳租粮，充实了府库。
阿旗有号称“聚宝盆”的大小盐湖多处，储量极为丰富，既是群众所需，又是地方财政收入重要来源。已开采的有吉兰太、雅布赖、查干布鲁格、和屯敖包等四大盐湖。多年来都是由官商合资的西北盐务局开采经营，年产食盐约数十万担。绝大部分利润为盐务局所得，阿旗只收入极少量的池租。为了开辟资源，增加收入，达理札雅设立了盐务所，直接开采经营由西北盐务局开采的部分盐湖，对池租重新作了合理规定，盐务局按年向旗政府交纳租金。
贺兰山一带煤的储量十分丰富，多年来也都是由富户、把头承包开采，从中牟取暴利，而旗里则无多大收益。达理札雅首先将产量大的河拐子（今乌达煤矿）收回，由旗政府派员经营开采。其他几处较小的如呼鲁斯太、古拉本等矿仍以合理的租金包给私人开采。
对商业税收也进行了整顿和加强。定远营近百年来已形成集镇，至民国初年已相当繁华，俗有“小北京”之称。镇内有大小商号、各种作坊一、二百家。定远营地位适中，为交通要冲。东通宁夏、包头、绥远以至京津等地，南至甘肃兰州、平凉及河西的武威、张掖等地和青海的西宁。每到秋冬之季，骆驼起场后，四方商旅云集，交易兴旺，市面繁荣，是阿旗主要税源。为加强税收管理，在稽查局属下设立了税务股，专司税收工作。
由于上述措施的实施，财政收入有所增加，改变了阿旗的面貌。
兴办教育：这也是达理札雅回旗后注重实行的一项事业。阿旗从来没有兴办过一所学校，识字的人很少，除政府官员能粗通文字外，牧民几乎都是文盲。
由于财政有所改善，于民国25年（1936年），在定远营设旗立完全小学一所，分蒙、汉文两个部分。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任命蒙汉文兼优的公爷塔旺策林为校长，聘用蒙汉教师数人任教。所授课本是国民党教育部颁行的白话文标准课本，蒙文教材仍用旧本教读。在王府内又设立初级女子小学一所，由他的夫人金允诚亲自担任校长。其后在定远营又设立一所蒙文小学，专收牧区儿童。在磴口设立初级小学一所，学生学费全为公费。随着学生人数增多，学校逐年扩大，教员增至20余人。还办了一个简易师范班，培养了部分师资，还把高小毕业生保送到兰州中学、兰州师范、陇东师范、绥宁师范等中等学校深造，为本旗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才。
此外，对许多陈规陋习加以改革，如废除封建的跪拜大礼，在政府官员和民众之间以及社会交往中，一律实行鞠躬礼，废除奴隶制，裁减王府内使役，压缩王府开支，减轻政府负担；废除“乌拉”制，减轻牧民与商户的负担；一切公职人员的待遇，仍实行义务轮换制，在上班期间由旗政府财政处发给口粮、砖茶等生活用品，其他自理，以避免增大政府支出；发布了禁烟、禁赌、禁娼等命令，严惩盗匪及一切奸宄宵小的不法行为。
由于上述各项主要措施的实行，使阿拉善旗出现了人心安 定、生产发展的好局面。加之那些年风调雨顺，牧草丰茂，牲畜膘肥体壮，牧业生产连年丰收，牧民生活有了改善。
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尽可能的平和处理，以稳定人心。但是对德钦一心诺尔布的长子，年仅14岁的罗景瑞的处理上办了一件极不得人心的错事，达理札雅听从了一些人的意见，派亲卓尔格将罗景瑞枪杀于拐子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