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恺和韦雪舌吻图片:越共改革引领国家重生

文章摘自《南风窗》2009年第24期 作者：尹鸿伟

一直领导着越南民众胜利前进的越南共产党，遭遇了许多共产党掌权后曾经历的相同问题。虽然本质上不可避免，但是它清楚这种恶劣问题的后果。

2009年9月1日，年届七旬的总书记农德孟在纪念1945年8月河内起义和9月2日独立建国64周年及执行胡志明主席遗嘱40周年的仪式上，表达了对党内干部“生活作风腐化，官僚，脱离群众”的不满，明确表示“整党是最关键的任务”。

截至2006年底，越共有310多万党员，占全国人口总数约3.7%。其组织机构遍布全国，甚至还在国外工作和学习的7000多名党员中建立了72个基层党组织。越南的华裔学者陈子原表示，越共各项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其国家小，程序少，各种上级精神不但容易落实，而且中途较少被添油加醋，更不会发生变异”。

那么，越共自身改革进行到了哪一步，后续动力又如何？

黎笋之后的越共改革

越南共产党诞生于1930年，在苏联、中国等抗日力量支持下，仅仅15年后它就建立了“北越”国，又经过30年终于赶跑了美国人，实现了南北统一。其后它不但渗透了同为法国前殖民地的老挝、柬埔寨，还有意整合缅甸甚至泰国，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南半岛的枭雄地位。

逝世于1969年的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人民军的缔造者，他长期接受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指导和帮助，但他之后的领导人黎笋亲苏反华。黎笋1986年去世后，越南决心逐步摆脱战争国家形象，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着手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功课做得早，1991年苏联解体未对其造成重大冲击。

越南学者陈子原说：“黎笋辞世后，越共先后经历了5位总书记，长征在位6个月，阮文灵在位5年，杜梅6年，黎可漂4年，再后来是2001年上台的农德孟。整个经历实际上是一个从极端、封闭到逐步开放、发展的过程。”与党的领导人更替相适应，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理论，主张容纳多种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

2009年7月，越共召开十届十中全会，为2011年“十一大”做准备。农德孟强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实施近20年来成就斐然，下一步是要总结、补充和发展。目前，越共中央执委会已派人到全国各地调研，课题包括“继续提高党的领导力和战斗力”、“继续全面革新”、“抑制经济衰退，维持合理增速”、“注重文化建设”和“提高国际地位”等。另外，扩大民主，重视纪律、纲领，达成社会高度共识等，也将是十一大的重要议题。

陈子原表示，前一阶段，“扩大党内民主已经成为越共的一个显著改变，并且把类似的方式推广到国家工作的其他层面，其先后创建了党内选举制、所有领导职务差额选举制、质询制、党务和信息公开制、基层民主制、权力监督制等党内民主制度，都不断引起外界关注”。

众所周知，越北少数民族（岱依族）出身的农德孟自2001年4月出任越共总书记以后，让越南的国际形象更加开放和活泼。在2006年4月越共“十大”上，越共首次进行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尝试，时任总书记农德孟在全国党代表投票中，战胜时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实现连任。不过，与外界想象的不太一样，在越南国家事务中总书记并无专断之权，所以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被形象地称作“三驾马车”。由于现任总理阮晋勇、国家主席阮明哲和国会主席阮富仲都力推改革，“改革派主导越南政坛”已成为外界的一致看法。

“一种还没有被越南政府承认的观点认为，引领了越南经济改革并且获得成就的其实是战败的南方，因为那里的许多人早在殖民地和越南战争期间就有了参与市场的经验，同时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修建的许多航空、航海基地和各种公路，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陈子原表示。不过，对于越共内部的南北矛盾和改革的后续动力问题，曾在广西师范大学留学4年的越南一名大学教师指出，“虽然南北越南人在政治意识上一直有分别，但对于国家的统一观念是一致的。这就注定了越南会继续发展，而许多矛盾也能在内部获得解决。”

越南政坛近些年来令外界吃惊的变化还有许多。早在2002年，越南国会就开始实行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并且过程进行全国电视直播。2007年5月，越南8400万人口当中有5000万合格选民参与了第12届国会选举，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其中有43名无党籍人士当选——虽然人数没有达到之前政府所希望的50名，但这种民主化的尝试和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越南民众的信心，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褒奖。随后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公开表示，“一党专政与民主并不矛盾，越南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开放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2009年，越共又在各地方试点党委书记由党代表直选的制度。

如何克服体制病

回顾越共带领越南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不但在政治上斩获颇丰，经济上同样突飞猛进。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开始尝试拆散集体农场，把土地分给农民，此举使越南在短短两年后由大米进口国变为重要的大米出口国；而始于1986年的革新开放，更让国家迅速摆脱危机，并保证了随后20年的政局稳定、国力增强及国际地位提升。

在2000年，越南取消私营企业注册限制，随后在2006~2010年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上，既允许共产党员经营私企、当老板，也允许私企老板入党。2006年4月，越共十大提出到2020年越南基本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同年4月，微软创始人兼董事长盖茨首次访问越南，受到隆重接待；11月，越南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促进了日后的诸多变化。

而越共十届一中全会又决定，“从2007年起把党、军队、祖国战线和社会政治团体现有的经济实体完全移交给政府管理部门”。这些党控及军控的公司一度被认为对越南“消饥减贫”和国家建设发挥过重大作用。不过，前述举措并没有把原先隶属于军方的公司立即实行私有化，相反在许多实行私有化的企业中，越南政府也不断成为控股股东。

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2008年却已闯过1000美元大关。与此同时，经济运行的风险也不断累积。去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及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崩溃，成为悬在越南政府和民众头上的三把利剑。

近年来越南的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有目共睹的飞速发展，而在这样的历史变革时期，腐败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同期产生，并被称为“国难”。一个特点是，中国的许多现代反腐影视剧如《省委书记》、《黑洞》、《生死抉择》、《公安局长》和《最高利益》等在越南很受欢迎，反衬出越南老百姓对身边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许多越南民众都表示：“大多数国家干部已经不靠政府薪水养活，他们有其他不正当的办法让自己过得更好。”

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越南全国先后查处干部贪污案件8800多起，涉案官员包括贸易部前副部长梅文桑、农业暨农村发展部前副部长阮光河和阮天麟、交通运输部前部长陶庭平、公安部前副部长裴国辉和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前台长陈梅杏等1.2万余人，2300多人遭严惩。不过在之后的数年里，越南的腐败歪风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抑制。

越南前总理潘文凯在2006年6月对国会说：“当前，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与官僚作风日盛，在社会中引起民愤与不平，阻碍着民族进步，威胁着国家存亡，作为政府总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对此感到无比愧疚。”2007年3月，阮晋勇总理签署一项法令，要求国会代表与政府高级官员申报财产，不过这项法令一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不仅如此，“越南对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人权律师、新闻记者及宗教团体、人士始终保持着打压的方式，并且还长期关押着一大批‘政治犯’，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大打折扣。”陈子原说。仅就2009年内的有关事件来看：一方面，越南不断打压国内表达异议的民间力量，例如大量删除互联网上有关反华的言论，对刊登“引发中越仇恨”文章的《旅游报》作停刊3个月处理，抓捕3名反华的越南博客作者；另一方面，也对在此问题上“犯错”的高级干部实施严厉处罚，例如《越南共产党电子报》转载了一篇源自中国媒体的文章，文中一名中国海军军官称在西沙群岛进行演练的目的是为了“保卫祖国南海边疆”，曾任越共中央宣教部副部长的该报总编辑陶维括为此被处罚金3000万越南盾（1700美元）。

在反腐败与反官僚之外，越共还须有更多容纳批评的雅量，让言论自由和法治精神生根发芽，这样，才不愧于国际媒体给它的评价：“越南近年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大量学习国外经验，尽管经济实力还算不上强大，但在政治改革道路上却走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