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公共事业集团:董其昌到过福建大田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别署香光居士，原籍上海董家汇，出仕后占籍华亭。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卒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享年82岁。

　　属于高寿的董其昌，其学习书画，却不是自小就开始的。更为有趣的是，在后代以书画见称的董其昌，其走上书画之路，却完全出自一个偶然的原因。据记载，董其昌17岁（隆庆五年，1571年）时参加松江府学的考试，当时的松江知府衷贞吉因为董其昌的书法不佳，将他取为第二名。受此刺激，董其昌乃发愤学习书法。但是，颇为自负的个性，也往往使董其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据称他的书法方才学习了三年，就自以为深得魏晋旨趣，而根本不将本朝的书法大家祝允明、文徵明放在眼里。实际上，当时董其昌的书法，亦不过得古人之皮毛，而于书法之神理实未得其一二。其后从学于陆树声（万历五年，1577年，23岁，始学画），观丁云鹏用白描法绘《罗汉像》，向莫如忠学习书法，以及观莫如忠之子莫是龙绘画的运笔技法，得益不少。万历七年（1579年，25岁）参加南京乡试，见王羲之《观奴帖》唐摹本，惊叹不已，因而“搁笔不书者三年”。见识的增加，不仅开阔了董其昌的眼界，也使得他对自己的自负深自贬抑，最终成为明末兼擅书画的大家之一。　

　　然而，出名前的董其昌似乎并没有过过太多的好日子。当他的家尚在上海、本人也还是儒学学生的时候，家中仅有瘠田二十亩，地方上负责摊派徭役的小吏试图用重役坑害他一下，吓得董其昌不得不弃家外逃。30岁出头的时候，董其昌还在平湖一带教私塾为生。尽管其时他已经学了多年的书画，但由于声名太小，所书所画也没有什么人购买。虽然如此，困顿贫寒的董其昌似乎还算得上个君子，不仅爱好参禅曹洞宗，借佛家的教义修身养性，而且也偶有“周贫”的豪举。据记载，当他在平湖教授私塾时，曾有大姓人家的子弟以六十金出卖古人的墨迹以求度日，董其昌乃将自己教书所得如数给之，以致自己“垂囊而归”，被家人责骂。而董其昌却不以为意，“临摹数日，自谓至乐”。

　　辛苦力学的董其昌，在34岁（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时候终于时来运转。这年秋天，已经多次参加科举的董其昌，终于考中乡试。次年会试，董其昌得中第二甲第一名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在此期间，教习庶吉士的礼部左侍郎田一儁病故，董其昌自告奋勇地护丧到田氏的家乡福建，并在回程中将沿途的山水游玩了一遍。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董其昌还京。其时亦值庶吉士三年的学习时间结束（散馆），董其昌获授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他已经38岁。也就从这时起，董其昌才正式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但是，入仕的董其昌，其仕途的进展却不比其书画一样神速。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讲学，董其昌受命充任讲官。难得的机遇，似乎将给董其昌的仕途带来曙光。但不幸的是，当时也正值明中央政府内部的党争趋于激烈的时期。就在董其昌充任皇长子讲官的那一年，顾宪成被削籍还家，由此揭开了东林党同诸党之间的斗争。董其昌似乎并没有站在代表清议的东林党人一边。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末，作为皇子讲官的董其昌因为没有处理好同当时执政者的关系，被逐出京城，授任湖广按察司副使。由于身体状况不佳，董其昌未去上任，而获准回家养病。

　　养了六年病的董其昌，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冬天受命出任湖广提学副使。提学的主要职责，是监督、检查一个地区的学校及其他教育事务，本是一个需要高度责任心的职位。但到任后的董其昌似乎并没有认真履行他的职责，不仅在监督各学校学生考试时游山玩水，而且也常常愚弄学生。有一回考试，前一天，董其昌在自己的官署门前贴了个大告示，道是“明日不考文”。第二天考试时，学生坐着等待出题，长久没有声响。一问，董其昌说：“题目我昨天已经出在外面了。”却原来将“明日不考文”当作了考试题。轻狂的做法，加上在任时又得罪了当地的一些头面人物，于是这些人联合几百名学生，将董其昌的公署也打坏了。而到任仅仅一年的董其昌，也不得不灰溜溜地辞职还乡。

　　家居的董其昌也不甘寂寞，不仅交结各级官员，意图再起，而且纵容其子弟奴仆霸占他人房产，营建豪华住宅，甚至强抢民女，欺压乡民。于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由于其子逼死华亭县学学生范昶，并对范氏家属也加以凌逼，终于激起民愤。当地乡民以至上海、青浦、金山等处的报怨者和一些客商共同纠集起来，将董氏的豪华家宅，连同其中的书画藏品烧了个精光。据说当时有个过路的士子，自称自己的扇面乃董其昌的手笔，本想炫耀一下自己与这位董大人的交情，结果适得其反，扇子被扯碎，人也差点被痛打一顿。可见当时的董其昌，在当地已是一个民愤极大的大恶霸。

　　当然，董大人的无恶不作，也非“没来由”。其子董祖源之妻，正是华亭另一名人、另一恶霸、嘉靖时内阁大学士徐阶的玄孙女，又是万历时期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的外甥女。而董其昌本人，则是内阁大学士许国所取中的进士，并同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之子王衡有着亲密的交往。盘根错节的关系，确也有理由让董其昌藐视众生，以致虽然已过“耳顺”之年，其修养却愈来愈远离“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劣迹昭彰的董其昌，却没有因为他的劣迹而影响他后来的发展。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即位。这位曾听过董其昌讲书的皇帝，即位伊始，就想起了那位昔日的讲官，马上任董其昌为太常寺少卿、掌国子司业事。虽然泰昌朝的短命，没有让董其昌走上教育天下英才的国子司业职位，但他还是在天启二年（1622年）被招入京，参修《泰昌实录》，并在宦官魏忠贤大残东林党的天启五年（1625年），出任南京礼部尚书。

　　由于当时党祸酷烈，董其昌在任一年后即奏请还乡。家居期间，董其昌悠游于山水与书画之间，倒也自得其乐。崇祯四年（1631年）再度被招入京，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三年后致仕（1634年）。崇祯九年（1636年）八月，82岁的董其昌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这一年，距其好友王衡之父王锡爵为王衡乡试舞弊（万历十六年，1588年）48年，距东林党人的杰出代表顾宪成卒年（万历四十年，1612年）24年，距明朝灭亡（崇祯十七年，1644年）8年，距其好友阮大铖投降清军（清顺治三年，1646年）10年。宦海四十余年，董其昌究竟对“生我养我”的大明王朝作过些什么贡献，也只有他自己的心里最明白了。

　　董其昌一生为后代留下的书画甚多，其《关山雪霁图》、《秋兴八景册》、《江干三树图》、《山川出云图》、《山居图》等等，均属明末山水画的巅峰之作，素来为鉴藏家所宝贵。唯声名久著之后，索画者多，董其昌往往请人代笔。故传世号称董其昌的画中，亦多有非董氏之自作者。

　　书养志，画怡情。从17岁以后就学书作画的董其昌，似乎并没有从这二者当中养得大志，怡得性情。且不说董其昌在万历间家居时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就在崇祯二年阉逆定案后，他依然同阉党阮大铖过从甚密，也难以让人对他心生敬意。此外，万历十六年大学士王锡爵利用职权进行的顺天乡试舞弊案，便直接牵涉到董其昌的好友王衡，而难脱嫌疑的前五名中，第三名竟赫赫然为“董其昌”，也真让人怀疑此一董其昌非彼一“董其昌”也。文艺之陶冶情操，一至于此，又何怪乎世之沽名钓誉者之每况而愈下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