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演达与毛泽东，是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承认的有实力代替自己的两个人。
邓演达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公开发出《讨蒋通电》1930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准备以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同年11月29日牺牲。
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代理部长兼学生总队长、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军校中实力仅次于蒋介石。且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是蒋介石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
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还有一处提到了邓演达。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针对徐有功说的一段话，曾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的一名司法官吏。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他不仅敢于公正执法，而且敢于站出来为冤情伸张正义，为冤案昭雪平反。他曾多次被罢官，甚至三次被判死刑，但仍我行我素。他对自己一生的起伏升降的态度是：“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后来，武则天又一次起用徐有功，任命他为左肃政治侍御史。对这一重大升迁，徐有功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不识抬举，推辞不干。他对武则天说了一段使毛泽东读了十分感慨的话：“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鹿在山林中奔跑，但其性命却随时系在掌其生死大权的厨子手中，这是势所必然的。陛下今天任用我为法官，我必然要公正执法，这样一来，我必然会因此受连累而死。从徐有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官场险恶、司法腐败算是看透了，因而也清楚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
毛泽东读到徐有功的这段话时，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徐有功“此言不当”，其理由是，为了理想和正义事业，应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只考虑自己有可能牺牲而推诿不干。
毛泽东在给徐有功的这段话的批语中，一连举出了九位历史上为国家民族、为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来作为例证。其中有五位是现代的，另四位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都大名鼎鼎，为大家所熟知，只有邓演达不广为人知。
毛泽东和邓演达很早就认识了，邓演达对毛泽东很看好也很支持。在大革命时代，他俩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支持。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可能胜利，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1926年底，当毛泽东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时，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而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民运动持怀疑、反对态度，更不赞成毛泽东在《报告》中的观点。无怪乎过了好多年，毛泽东回忆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在大革命时代，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1926年2月，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他就想到了毛泽东，特聘他为委员；同年４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自任所长，而特聘毛泽东为副所长，主持所务，由此可见邓演达对毛泽东是多么赏识。
由于邓演达忠实遵循中山遗教，认真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1927年3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鉴于革命形势逆转，又感到无力挽回狂澜，就怀着沉痛的心情，决心出走。
临走前，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说：“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革命。不幸到了今日，总理的三民主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反省”。信中最后说，“同志们，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同志们大家奋斗！我们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
邓演达将信发出后，即化装为检查电线的工人，离开武汉，沿京汉线北上郑州，再转西安。在西安会合了由武汉回国的俄国顾问，经五原、榆林，越沙漠，到西伯利亚，最后抵达莫斯科。
邓演达于1927年8月15日抵达莫斯科后，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要继续进行农工的解放工作，只有否定这一领导机构，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和能战斗的指挥机构。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庆龄、陈友仁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不中断中国革命，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任务在于宣告南京、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之罪恶；迅即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日起，即行取消。根据这一精神，由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与同志们酝酿成立新组织的问题。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0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30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了六项信条和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机构——干部会，由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至此，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47年始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1931年2月，宁粤分裂，国民党中有不少中央委员不愿与蒋介石合作，而纷纷去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邓演达同陈铭枢、杨杏佛等密商起义反蒋的军事行动。他们商定：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把“围剿”红军的十九路军调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和反蒋的旗号；邓演达去江西临川一带，策动“围剿”红军的十八军起义；同时，联络武汉驻军以及西安和华北方面原西北军一齐响应，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临启程去江西前，不幸在上海被捕了。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立即从南京打来电话，命令将邓押往南京。邓演达在南京关押期间，蒋介石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又提出由蒋任总司令、邓任副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了：“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蒋介石无计可施，便把邓演达转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内，严加看守。当时，有位看守递出邓演达写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他已移至南京郊外，难再联系，愿做白发囚徒，要同志继续为革命努力。
邓演达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个月后，适值蒋介石要宣布下野。据说，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邓如上台，对他威胁最大。于是，他便在下野之前，迫不及待地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为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时年36岁。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的《民国官场迷信实录》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进一步“围剿”红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3年7月18日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轮流调集军官，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其主要课程有《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并灌输“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教育。该团还聘请了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为指导，并请意大利、美国的军事人员做教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共训练军官2.5万余人。
这天，蒋介石在庐山同几位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一起聊天。其中有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建绪。刘乃湖南醴陵县人，1892年生，字恢先。一直参与“围剿”红军。刘建绪问蒋介石：“委员长百年之后，谁能代替你？”
蒋介石答：“能代替我的人已被我枪毙了。”当时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邓演达。但蒋介石很快又补充一句：“不，能代替我的人还有一个活着的。”蒋介石虽然没有指明活着的人是谁，但在座的人都意会蒋氏之语指的是毛泽东。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预料到他将败于毛泽东之手。
蒋介石确实很佩服毛泽东这个与他较量了十年的对手，他曾发誓用二十万元买毛泽东的头。
后来，刘建绪把他在庐山听到的蒋介石的谈话讲给了侄婿张之毅。张之毅也是湖南人，1948年为国民党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研究员，建国后为北大教授。
蒋介石之所以称邓演达如果活着有可能代替他，是因为邓演达确有过人之处。
邓演达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信任。如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在上海一方面积极筹建中国农工民主党，一方面又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商谈建立共同反蒋联合阵线问题，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邓演达的主动合作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没有失望，就是因为他把希望寄托在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身上。他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可见他对毛泽东是多么信任，而后来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邓演达的预见。
邓演达在大革命时代忠实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邓演达在毛泽东心目中，正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所以，毛泽东才会在1961年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我很喜欢这个人。”
1981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邓演达列为“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历史再一次地肯定了邓演达的革命功绩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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