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宸毒药早年照片:周恩来安排邓小平复出的关键一步（转自人民网）

发表于 2011-4-17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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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安排邓小平复出的关键一步（转自人民网）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一个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使其“水到渠成”。
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保留，寄予希望的。
在打倒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几次讲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要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甚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现在，林彪覆亡了，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这些，周恩来都是很清楚的。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还指出：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周恩来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听到了周恩来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话：“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说。”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毛泽东批阅了邓小平的来信。 但是，就毛泽东来说，要让邓小平马上重新出来工作，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其次，林彪虽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也是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要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还要依靠中央文革这些人。对此，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对毛泽东的这种两难处境，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毛泽东的批示至少肯定了邓小平的4条历史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虽然没有明确批示让邓小平立即出来工作，但其中深意，周恩来领会到了。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
1973年3月上旬，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复职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江青、张春桥自然是百般阻挠，以种种借口予以反对。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也毫不客气。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决定。
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毛泽东，并附信报告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便于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以便他复出后好开展工作。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即批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参阅。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有职还得有权，不能有职无权。
3月28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人到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这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分别6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希望，全在这一刻通过无声的语言眼神、手势表达出来了。
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字里行间透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他(邓小平)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主席。”
3月29日，周恩来同邓小平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经过近7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同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两天后，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借机传达了政治局会议关于邓小平工作的决定。他说：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当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通过一切合法渠道，重新树立邓小平的威信。
周恩来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向外国政要介绍邓小平。他在陪同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外地参观时，向特鲁多等人这样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4月9日，已经恢复了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关于这次会面，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是这样记载的：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心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他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代的，是邓小平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要面对的险恶的政治处境。此时，周恩来所关心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4月12日晚，也就是邓小平去看望周恩来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也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七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这次活动，也就等于公开向国内外昭示：邓小平已重返政治舞台。 （本文摘自《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后》，陈扬勇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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