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和丝绸之路:余英时：历史研究要恢复“人”的尊严

余英时：历史研究要恢复“人”的尊严

作者: 李怀宇（南方都市报记者）

美国普林斯顿郊外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有一个小鱼池，屋后有一片小竹林，格局与一般美国家庭不同。屋中大书房上挂着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

小书斋的主人余英时先生在这里安静地著书立说，影响却远及整个华人世界。余先生曾用这种情况来形容历史人物康德和胡适：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中有人与康德立异，也有人和他同调，但绝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会他的学说。今天，学术界也将这种评价用于余英时。

在余英时的历史世界里，总是以“人”为本。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从2002年起，他极力避免一般常用的“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尽量恢复“人”的尊严。

重寻学术历程，钱穆和杨联升对余英时影响深远。余先生说：“钱先生给我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指导，要我在经、史、子、集上选取最重要的原典下扎实的功夫，必须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自己发挥。绝不能书未读通，便抢着想表现，急于发表文章。”至于杨先生的教导，他说：“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熏陶，所以开玩笑地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包括‘汉学界’——的普遍规矩：基本料材当然是原始文献，但原始文献中有许多地方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读者才能明白，这就得考证和分析，不能不负责任地引用经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大问题，其中都涉及无数次一级的小问题，有些是现代学人已研究过的。你必须广读相关的他人著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过。这些是所谓第二手的资料，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你不能不知道，那是会受同行讥笑的。所以我很有运气，两位老师各教一个方面，恰好互补，综合与分析并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2006年获得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在余先生看来是机缘巧合，不可强求的。“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他对权力也有独到的看法：“权力对我毫无意义，我做了两年新亚书院院长，自知与性情不合，便断了搞行政的念头。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若把学问丢掉，处理人事，那是舍己之长，用己之短，浪费我的真生命，校长虽然有些权力，但是我不知如何使用它，不认为这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我觉得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犯，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 他师从钱穆和杨联升，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 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 他在2006年获得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等。

“我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后，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乡居八九年，余英时接受了古典文化教育，“至于现代知识则依旧是一片空白。”抗战胜利后，余英时接受了不完整的大学教育。

记者：我看过你写的《我走过的路》，了解了一些你小时候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的生活，那种经历的印象似乎跟你的同代人有些不同？

余英时：我很幸运，我的教育一般讲是“失学”，从1937到1946年的九年时间里，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的学校。

严格讲，我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一方面，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另外一方面，我无意中在乡下生活那么多年，我懂得中国传统社会是怎么样的，这是后来才发现的。

这一段是跟我这一代研究中国的人很大的差别，所谓”差别“就是他们都是在都市长大的，他们谈到中国乡村种种，都没有切身经验。

传统社会的种种生活是怎么样的？所谓地主跟农民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并不认为地主和农民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彼此不能容忍、对立的。在我们安徽那一带，是实行永佃制的，佃户只要租了你的田，你不能赶他。他有保障，等于是美国大学教授在某一时代拿到长期聘约，是终身的，而这是世袭的。地主不能欺负佃户，他交得不多，也就算了，没有什么办法。我在桐城县舅舅家里，看到他去收租，看佃户打稻子，打稻子有艺术的，他们打稻子不干净的，有三分之一还在里面没打出来，地主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有些租你的田的佃户还是你的叔叔辈，你过年过节还要跟他磕头呢，这就是阶级界限减轻了。当然，中国地方很大，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这样。

记者：王元化1991年回忆录中说，在夏威夷开会时他谈到中国的农民问题，引起了你的批评。你说抗战初在农村住过，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他则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声辩。

余英时：我说中国这么大，不能说没有冲突，各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王元化的这个回忆录我看过，但我们后来也没有为这些问题去争辩了。我常常说，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

记者：抗战期间在乡下的生活体验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余英时：我自己也不一定理得很清楚。但至少我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所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我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精神（内核）抓不住，（抓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数字上的。因为社会学调查通常都是问卷方式，然而中国人的问卷跟西方人的问卷不一样，中国人答复常常不可靠的，不给你说真话。外国人答的问卷确实是真实的，他们有这个传统的。中国人就怕我这个话说错了，将来出毛病，要保护自己，许多话都不肯说真的，或者有相当保留的，甚至于歪曲的。有一位人类学家在印尼华侨社群做过问卷调查，但他发现两次问卷，同一问题都有先后不同的答案，他很困惑。

记者：后来你能用文言文来写文章，是不是当年在乡下受教育打下的基础？

余英时：当然，我学的是文言，没有什么白话的。

记者：很有意思的是，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可是他们所鼓吹的五四新文化却在安徽没有多大影响。

余英时：没有什么影响的。五四运动影响的层面大概都是城市里面，有些是大学生、中学生之类，当然还是有些别的。我记得胡适在1920年或1921年有一个考北京大学的问卷，问“五四运动”，没几个人答对的，可见我们夸大了“五四”的影响。说“五四”是不得了的影响，像洪水猛兽一样，流向全国，其实有点夸大，但在少数知识人圈子里面影响很大，因为这些人都是写文章的，看来看去都觉得不得了——说是思潮，但真的是“潮”吗？因为整个社会并没有动啊，所以这就是胡适老要奋斗的原因。

记者：在老家乡下时有没有接触关于西方的书籍？

余英时：根本没有碰到。

记者：你父亲余协中先生的专业是西洋史，对你的影响大吧？

余英时：当然，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他那儿来的。他当初写过《西洋通史》，在中国还是很流行的，后来我还拿到两本，（不清楚）是新加坡还是中国台湾印的。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么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的。

“进了新亚书院以后，我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

1950年1月初，余英时从内地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一个月后，余英时进入新亚书院，成为钱穆的学生，奠定了以后的学术基础。此间，余英时一方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

记者：你的父亲原来跟钱穆先生有渊源吗？

余英时：没有太大的渊源。原来我父亲在沈阳办中正大学的时候，还决定请钱先生去教书，钱先生当时还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到了香港以后，我父亲就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我那时候想着好好去念一念，大概是1950年，从一二月待到六月。我那时候心里还没有打定心意是否在香港待下去。

记者：那时候新亚书院是不是非常简陋？

余英时：根本谈不上，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学生也不过三四十个人。

记者：钱先生考你的经历还是非常有趣？

余英时：他出一个中文题目，还让我再写一篇英文的作文。

记者：那时候钱先生的英文水平有多高？

余英时：英文不是很高，但普通的东西可以看的，他在抗战时期读过英文《圣经》和西方史教科书。

记者：师从钱先生对你后来的整个学术生涯的影响很大？

余英时：这个影响并不像外面想象的那样：他给我传道，传什么儒家精神之类的。不是这样的。他就跟我讲中国历史怎么学，对中国历史什么看法，纯粹是学术性的，不是一个价值观念传授的问题，是怎么样做学问，怎么样写论文。这是钱先生教给我的办法。而且说老实话，钱先生那时候心情也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

记者：罗忼烈先生告诉我，那时候新亚书院没有多少学生。钱先生的薪水只有150元港币。钱穆、唐君毅、张丕介三个人一句广东话都不懂罗先生当时在培正中学任教，钱先生希望他能抽空到新亚书院帮忙，但是培正中学的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余英时：钱先生没有钱，只有一个香港商人出了大概一万美金。顶下了两层楼，我们学费都交不起，后来我的成绩比较好，算是免费的。书院学费收入也没有，非常艰苦，他们就靠自己写稿。后来钱先生到台湾去交涉，最后蒋介石从“总统府”里拨出五百美金一个月，也就才三千港币，靠这点钱维持学校，维持两个工友都很困难的。每个先生教书，大概只有二十块钱一个钟头。那时候的困苦是（现在）不能想象的。

记者：你在钱先生去世之后写过两篇重要的悼念文章，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当年在新亚书院读书时，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是怎么看的？
余英时：这个很难讲，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脑筋很灵活的人，不是一个呆板的人。他也对西方做学问的方式很了解，而且也很欣赏，他不是一个守旧派，在学术方面他很开通的。所以他教我们念书的时候，我给他做笔记，他就说：你另外一面空着，看看别人写的同样东西，记下来，比较一下异同。他从未说他的《国史大纲》是定论，不必再看他人写的通史了。这个态度不是传道的态度，也不是传教的态度。他是真正讲学术，而且跟西方的学术态度融合在一起的，这是钱先生非常了不得的地方。

但是，我常常讲，由于钱先生授课常受学校事务的干扰，我主要受益于私下向他请教，得到不少指点。

记者：从文章来看，钱先生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

余英时：对，是一个温和的人。另外一方面，钱先生是个性很刚强的人，非常强，不屈服的。他是所谓“外圆内方”，外面他总是很客气，很周到，很礼貌，但在某些原则上他是不让步的。包括耶鲁的雅礼协会要给钱，他也不想把新亚书院办成宗教学校，他说：美国的教会学校我就不接受了。

记者：1951年，台北发生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使钱先生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因此，在新亚书院读书期间其实你们接触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余英时：在毕业以前，我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常常到台湾去找钱，课就不上了。等到1952年6月，我毕业的时候，钱先生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毕业以后我反倒跟他谈得多一点。有时候我父亲母亲也常常请他到海滨去喝喝茶，常常谈一天的。

他的《师友杂忆》的那些故事，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听到了，我也劝他写下来。他的记忆力也非常了不得的，晚年眼睛瞎了，就靠回忆，这些东西大体上去查证，都很准确，次序井然。有一次讲胡适在北大为了蒙文通的事情，跟他谈到中午，胡适要解聘蒙文通，钱先生不赞成。后来我在胡适日记里一查，确实如此。有些抗战时候的事情，我在吴宓日记也查到了，也是相当准确。

他有些话很有意思，他说：人的记忆才是他的真生命。真生命才能记得，如果忘了，就不是在生命里很重要的。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么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记者：那时候你已经决定了毕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了吗？

余英时：那时已经决定了。进了新亚书院以后，我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虽然我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我当时就感觉到我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个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西方的思想，后来当然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不过我最早很注重社会史，甚至经济史，我不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想自己另作研究，早期的作品反映了这一点。

“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

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安心读书。第一年是访问学人，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在哈佛大学，余英时师从杨联升，获博士学位。毕业后，余英时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在学术界影响日深。

记者：在香港接触了更多西方的思想以后，到哈佛留学的愿望强烈吗？

余英时：没有。我没有任何强烈愿望，这是我的特色。

刚好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计划在1954年写信到新亚书院要征求人，第一年钱先生提名的是一个和胡适之先生同时留学的老先生陈伯庄。陈伯庄是广东人，对杜威哲学感兴趣，但是他那时候年纪太大，哈佛燕京学社那时候要求在四十岁以下的学人，他老先生跟胡适之同年，都六十多岁了，哈佛燕京学社就没有要他。

第二年哈佛燕京学社又来邀请了，钱先生认为新亚书院没有什么人了，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所以新亚就把唐君毅先生和我两个人都提上去了。唐君毅先生那时已经四十六岁了，我才二十五岁，他过头，我不够，两个人的资料都送到哈佛燕京学社，最后他们说：找个年轻的吧。我就这样去了，我根本就不认为我去哈佛燕京的可能性有多少，等他们的通知来了，我才知道我居然有这个机会，我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计划。

钱先生的一位秘书伍先生是耶鲁毕业的，他问我要资料，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就像这次得奖(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原来我毫无所闻——这并不是说我清高，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强烈愿望，一定要追求一个东西，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这是美感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很不美。

记者：在1955年之前，你看过杨联升先生的文章吗？

余英时：根本不知道他这个人！钱先生知道杨联升，也没有跟我提，我也无从看起，他写的都是英文文章，登在《哈佛学报》，我和《哈佛学报》都没有见过面。

我记得我从旧金山飞到波士顿，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副社长来接我飞机的，他就问我知不知道杨联升？我说：不知道。我不撒谎，没听说过就是没听说过。后来几个朋友带我到杨联升先生家里坐，和他谈谈，杨先生的学问非常好，我很佩服。我后来报告钱先生这个事情了，钱先生说：杨先生是清华学经济的，专治经济史，学问好。这时我才知道杨先生。我也不知道他研究什么，见了他两三天以后，在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上，和杨先生谈起来，我还问他：你现在专门研究什么东西？后来传为笑话。

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杨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可以乱讲话：久仰久仰。跟他没有见过你就久仰什么呀？这话我说不出来。我一跟他谈话就知道他学问渊博，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后来我写东汉士族大姓与政权，有人告诉我：杨先生写过很长而且很有名的文章，日本人都注意了。我才知道，所以我的文章写完以后，请杨先生看一看，他借给我两本日本书，说日本研究得很多。他很担心我的文章内容是他已经讲过的，等他看完说：你这个跟我的不一样。虽然是闭门造车，但是跟日本人的并没有重复。他读我的稿子时，我也同时在读他很有名的文章——《东汉的豪族》。他讲了东汉一代，我当然开了眼界，但我讲的是两汉之际那一小段，而且特别注意“士族”，和一般的“豪族”也不同。这是我未做杨先生的学生以前跟他的交往。

杨先生为人非常厚道，非常爱护年轻人。自己做学问是日夜不息，非常用功，所以胡适之先生对他的期望非常大。

记者：据说，胡适先生当年说在哈佛有两个读书的种子，一个是周一良，一个是杨联升。后来一个回到中国，一个留在美国。

余英时：这是传的话，他的日记没有这样说。他说：哈佛有许多年轻的学者，都是可以谈学问的，对周一良、杨联升特别欣赏，希望他们在北大复校的时候到北大来教书。他两个都请了。可是周一良先生是拿燕京大学的钱，所以必须回燕京去服务。杨先生本来已经决定接受北大的聘书了，但是哈佛大学刚好要找他教书，他就说：我要看胡先生放不放我。胡适后来打电报，同意他接受哈佛的邀请，将来什么时候愿意回来就回来。杨先生也很感谢胡先生。

记者：杨联升先生得精神病是怎么回事？

余英时：那可能有遗传的关系。按照杨夫人的说法，他们杨家上一代有这种病。当然，美国生活很紧张，在美国什么都得自己管，我在这儿生活，如果不是我太太什么都管，我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做研究。美国的生活实在很辛苦的。而且，在美国做个教授，每年必须发表文章到一个程度，如果几年没有什么成绩，那别人不说话你也心里过意不去。现在教授每年都要填表的，去年发表了什么东西，今年发表了什么东西。在美国每天都得敬业，不能靠一举成名，以后再也不用干了。在中国有个特色，只要你一次出名，你一辈子都靠那个了，这在美国做不到的。

所以杨先生受到的压力你可想而知，他一个人独立地写书评，各种各样都得写，艺术史、考古、语言、中国史、中外关系史、科学史都得评，那都得花多少工夫？所以胡适之就说你太辛苦，希望你能轻松一点。他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就精神崩溃了，以后当然恢复过来，但是反反复复过两年又不行了。

那时候要（用）电打头脑（的医疗办法），杨先生告诉我，这东西是五雷轰顶。我对杨先生是非常同情的。

记者：美国学界对杨联升先生的学术成就是怎么评价的？杨先生的很多作品是书评。

余英时：也不然，他的论文相当多，几十篇。他到四十五六岁之后，基本上不能做大规模的研究了。当我初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汉学界“第一人”。我记得他病的时候，我代他教书，用他的书房，我看见费正清给他条子：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还是第一人，你放心好了。给他安慰了。当然，我来的时候，是他最高峰的时候。在1958年或1959年以后，他的身体就差了。

杨先生阅读的汉学范围很广，尤其在日本方面，他如数家珍。许多大史学家、文学家对他都非常推崇的，像法国的戴密微。我说老实话，作品不在多少。他有许多论文都有开创性，影响很大。

记者：传说梁启超推荐陈寅恪时说：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比我著作等身更有价值。

余英时：人真正传下去的东西不会太多的，不可能的。你想，尤其在自然科学或者数学，像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纳什(Jr.John Forbes Nash)，就是《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的主角，早年只有一两篇论文，大得不得了，才到中年就得了神经病，什么事也没做，晚年还是得到承认，得奖还是全靠早年的论文。

当然，人文研究不太一样，需要更长时间才会成熟，著作量也比较重要，不过著作等身的人，真能传世的也不过几种而已。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

记者：身后之事谁能管得着呢？

余英时：中国的文人都是难免受到“三不朽”的影响，立功、立德、立言，其实大可不必在这上面费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