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伊健庙街故事:庚子史略

八国联军出兵中国的背景是1900年义和团暴乱。无庸质疑，义和团运动单从起因上而言，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与西方在华传教士,尤其是在山东地方的德国传教士的仗势欺人有直接关系。自从十九世纪中叶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基督教成为中国从宫廷到官僚士绅乃至大部分民众的仇恨目标。儒家礼教传统更是成为反对外来宗教哲学的成本和武器，许多士绅借故教民脱离传统礼仪和地方传统迎神赛会活动，煽动仇教暴动。义和团作为迎合民间秘密组织，早在十九世纪之初就有官方记载。作为一场运动，其直接起则是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的山东钜野县地方民众与教民之间于的暴力冲突，由于教堂被砸毁，两名德国传教士被害，这其著名的“曹州教案”最终成为德国“强索租界 地”的导火线，德国并最终强占了山东胶州湾，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

关于义和团运动在文化、宗教方面的复杂背景和在社会、政治乃至经济方面的起因，中国大陆学者已经做过大量的分析。有些相当中肯。然而，1899年至1900年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义和团事件究竟面目如何？义和团成员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谁是义和团事件最大的受害者？谁又是受益者？就其行为方式而言，义和团运动究竟能否标榜青史、冠以“伟大”和“爱国”？这些情况，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却基本上没有明确地，集中地，深入客观地描述过。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做的。

相对于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大陆当代史学界和历史教科书中那些支离破碎、遮遮掩掩的描述，时人当年对义和团运动的记录，相当真实可信。此外台湾历史学者的相关研究，由于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再有，作为义和团事端的直接受害者，当时中国教民的回忆和当时西方在华宗教团体的陈述，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而这些，基本上是我论述义和团行为及其性质时所依据的史料。

打开百年前关于义和团的记实资料，“拳匪”一词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在当时各类相关著作和新闻报道中，“拳匪”这个称呼几乎就是对“义和团”的唯一的称谓。即便当代台湾学者的研究也不例外。清末时期关于庚子国难拳匪祸乱的记载相当丰富，在此信手摘取一些，以便证明“拳匪”二字充斥清末文献史料。耐著性子读读这些故纸堆里没有矫饰的文字，对我们这些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大脑应当形成不小的冲击：

“及拳匪据涿州，朝议剿抚不决……”引自小横香室主人所辑《清朝史料下卷》，《刚毅导匪入京》一条(刚毅，清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满族官僚)；

“拳匪之事，当刚(毅)赵(舒翘)查验时，是一祸福转捩关键。”引自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

“迨奉命抚拳匪，一奉命于毅，不敢持异同。”引自费行简撰写的《近代名人小传》；

“拳匪入京时，太监在孝钦左右为之先容……。拳匪偃旗收械……拳匪气焰不稍退步，转加厉也。”引自王守恂撰写的《杭居杂忆》；

“拳匪起于山东，而祸大之发，乃在直隶，……试拳匪妖述不验，斩之以循。……缉办拳匪为务……。匪于山东不能驻足，则尽遁而至直隶。”引自柴萼所著《梵天芦丛录》卷二《庚辛记事》；

“拳匪于右安门内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引自李悉圣的《庚子国变记》。

“庚子拳匪时，守西陵贝子弈谟告逃难西陵之齐零辰曰‘我有两语，赅适十年之事……’”。引自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

还可以继续引下去。当时的报纸也一样，举凡述及义和团，几乎均以“拳匪”或者“团匪”相称。此外在我间接查到的数十种地方志中，其中凡是提及义和团的地方亦几乎盖以“拳匪”称之。顺手引证几例如下：

直隶《迁安县志 坛庙》“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盘踞庙内……”；

直隶《沙河县志 兵事》：“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起，以仇教为名，大肆焚掠”；

山西《新绛县志》：“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自沃以来，称得异人传授……”

山东《清平县志 记事》：“拳匪暴动，境内电杆悉毁”；

辽宁《辽阳县志 卷首》：“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祸，拆铁路，焚教堂”；

辽宁《开原县志 兵事》：“光绪二十六年，因拳匪之乱，俄人入境”。

在庚子国难不久以后出版的大量书籍中，有些干脆就是以“拳匪”二字命名的。如1901年出版的根据当时“中外日报”“申报”等报刊资料编撰的义和团史料《拳匪记略》、1901香港书局西法石印本的侨析生根据当时报纸编撰的《拳匪记略》，1901年出版的刘孟扬撰写的《天津拳匪变乱记事》，1907年出版清政府直隶官员及清军镇压义和团的电文资料汇集《直东剿匪电存》、1911 年出版的天津一带义和团目击事实记录《拳匪闻见录》、若虚所撰记载曹州巨野教案及义和团活动的《拳匪之祸首》(出版年代不详)、多人手抄本《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不著撰作者)，1911年单独成印的管鹤摘编的《拳匪闻见录》，若虚撰写的《拳匪之祸首》(出版年代不详)等等。

“民”和“匪”虽然一字之差，但语义差之千里。“拳匪”这称呼是一个含有明确的价值判断的词语。这个词语在义和团事件描述中使用的普遍性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对义和团之匪徒性质的普遍认同。

我所看到的县志中称“义和团”的也有，但不多。这类县志几乎全部是大陆“解放”以后重新修订出版的。如1989年版的山西《吕梁地区志大事记》中这样记述说：“[光绪二十六年]中阳义和团大旗户雷镇声、成拴拉起团众二百余人，扶清反洋，烧毁天主教堂。”和前引略带文言文色彩的记录相比，这显然是“新中国”简体字体系所创造的语言表述风格，和当代的历史教科书口吻完全一致。这类志书无疑是经过中国当代官方意识形态化的修改的。

当年有关记录中，且不论记述内容是什么，仅仅是遍布文字间的“拳匪”一词，就足以让饱受当代历史教科书熏陶的中国人或者史学研究人员感到惊异甚或震动。我在国会图书馆曾经偶遇一位研究中国清代文化史的华人学者，他当时正在查阅当年报纸《申报》。谈及庚子年间国事，他就对我强调：《申报》在提及“义和团”时，竟然几乎用的全部是“拳匪”两个字！而我当时也正因为同样的发现而感到触目惊心。震动之余，我当时自忖，之所以如此触目惊心，是因为它跟我们从教科书上所接受的有关历史信息反差太大了。

“伟大的农民运动”和“拳匪拳乱”两种说法，究竟哪个接近历史的真实呢？我想最好暂时存而不论，等到我们考察了义和团当年的作为再做选择。




二、义和团愚昧无知无以复加

1949年前，中国社会对创始于嘉庆年间蔓延至直隶的义和团的看法是邪教。

“……数十年来，俱视之为邪教。”徐一士、徐凌霄同撰的《霄凌一士随笔》谈及义和团使中国“创痛深巨”，“几于不国”时说“故事后道及义和团，莫不加以诋斥，视为妖孽。”而当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他所撰的《崇陵传信录》中，论及清廷保守派欲利用义和团发动仇外运动时更是谈到这一邪教的来源：“义和团之为邪教，即八卦、白莲之支流与流裔……。”而针对义和团的邪教性质，柴萼在《梵天庐丛录》记述说：“庚子春间，北直......一带，喧传有神师降世，专收幼孩为徒，教以咒语，云能召请先朝名将护身，教以练拳，功侯满足，即能枪炮不入，刀箭不伤。”

义和团所到之地，逢处便设坛行拜，“城中为坛场几满。(坛场是义和团习武练艺之地---引者)”“乡野村庄，莫不有坛”(柴萼《梵天庐丛录 庚辛记事》)。

除了广设拳场，还遍贴招帖，大行怪力乱神之道。山东、河北、山西境内拳匪每当夜深人静，就“四处皆焚香念咒”，“升黄表”(烧纸)。同时“以凉水润身，聚无知童子数人，向东南立，咒毕，童子倒地，召迟，令起舞，或授以拳棒，如临大敌，……”(参见《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一册，文海出版社1935年印行)。深夜如此，白昼如何？时人记载：拳民若出动，“则呼市人向东南而拜，人无敢不从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而在拳乱大发之际，拳民则在各处“每日招摇过市，头扎红黄二色包巾，腰系红带，手执单刀。路遇穿洋布者，立时扯碎。偶一不服，即以单刀相向。日则沿途滋扰，夜则群宿庙宇。”(《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同上)

一百年前他们的招贴已经风雨飘零了。幸而当时有人记得他们的咒语，并把这些咒语记录在案，从而今天我们可以体会义和团的所思所想所信所传：

“日出东方一滴油，惊动弟兄天下行，……杨二郎惊动封炮王，封炮王惊动老君来显灵。”他们的招贴也颇有些嫁祸于人的意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故而要借助神仙之力一逞拳能：“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是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顽。”

中国自古有武术气功(硬气功)传统，经过训练，道行高深者可以通过运用体内之气，抵挡刀矛攻击。但是由于需要经过长期刻苦训练，真正练而有成者并不多见。而且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将修练要义和成果恣意玩乎於坊间，大面积干预世事而不祸国殃民最终自毁于世的。义和团拳乱也是其中之一例。他们借助于民间武术，利用人们对气功传统的信赖，大肆宣称自己拥有各种“神术”，例如能以刀枪发火、能以咒语控制火势、能“以刀兵斫斩皮肉而不伤”、能枪炮不入、火不烧身等等。

对于义和团上述妄言妄行，清朝政府官员、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当时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看看他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义和团行为方式的愚昧可笑：

“......其诈人之术，以发火为最长。用刀用枪，向房屋门上指画，又向地上土上指画，群呼之曰照。(盖北方呼火燃之音即着字。)立时火燃，盖先时暗中预布置者，然且不效者比比也。更自称应烧者烧，其余不连延，亦大都不验。”(《乱中日记残稿》)都有记载的北京前门大栅栏乃至正阳门一带连日大火，就是这样烧起来的。义和团并以火听人指挥而不许救援，从而将京城市面精华一举烧尽(后详)。而眼看大火延及正阳门，这些愚民暴民则吓得四散逃溃了。

再看看义和团如何能“枪炮不入”：“其最愚弄人能避枪炮者，名曰金钟罩。又取十八岁以下至二十岁以上之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一，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罩。言能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只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上法。是彼党诞妄无稽，而智笑愚骇，莫可究诘者也。”

真的中了枪弹情况如何呢？伤及致命处当然必死无疑，但死了也当活人抢回。抬到坛场，让他们的“大师兄”查看。看后辄曰“劳累已极，睡着矣。”或“设法取出枪子，以大声呼其小名，其受伤浅而未死者，或偶活一二，则曰：醒矣，断无死理”。对伤情重不能复活的，“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以上参见并引自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义和团运动将社会沉渣聚集一体，“匪多乡僻愚民”，无知无识却贪婪张狂十分：“入五都，遇物诧怪”，把铜片做的店铺招牌当作金子拆之掳去者不足奇怪，更有愚贪者，把牛膝当作人参大肆嚼啖拒不吐出，却把刚刚贪入口中的西洋糖果哇哇吐出，硬说那是“矾也”(参见柴萼《梵天芦丛录》卷三《庚辛记事》)！更为愚昧的是，在斩杀“二毛子”“三毛子”即中国教民或与洋人有关系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采用的验明证身的方法。这种方法，即不是当事人的自我表白，也不是拳匪自己的判断，乃是“焚香燃表”。然后观结果，定身份，决生死：“烧香一柱，焚纸一页。如果香不燃，纸焚不尽，便必杀无赦”(一说如纸灰不飞升，或烟不上升，即杀之)。

稍微了解一点义和团暴力情况的人都知道，外国公使馆中被义和团杀死的第一人，是日本书记官杉山彬。他死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1900年6月11日)，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此前一天，清政府的安徽提督姚氏已先于日本书记官被拳匪杀害。

那日他身著清廷官服，外表决无“二毛子”之嫌。但是由于他在京城游走时，见“遍地皆拳匪，声言杀鬼子”，这位提督大人不知深浅，当时喝令拳匪说：“升平世界，尔辈休要妄言！”说完他还不罢休，接着吓唬说“汝辈今欲杀鬼子，行看将为鬼子杀也。”(参见《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书局石印，《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35年印行，下同)

他的警告在两个月之后即被证实。但当时却惹得众拳匪哗然大怒：各路神仙在上，岂能有国人敢于这样为洋鬼子辩护？！不是二毛子还能是什么人？即刻将之拽下马来。都死到临头了，提督大人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极力辩解自己决非什么“毛子”，而是堂堂安徽提督、清廷大员。已然晚了。清军京营中武弁李某闻讯奔驰而至，为之辩解。但也全然无济于事。为什么？就因为拳匪为姚提督验明正身而焚的香、烧的纸，烟灭灰不飞，于是这位清政府官员竟白日凭空在京城惹祸上身，死在众匪大长矛刀之下。前去抚尸痛哭的姚提督亲友和营官等，皆因与这个“二毛子”关系密切而断命于刀矛之下。而为这个“二毛子”说情的京营官李某，若不是扔下随身携带金银财宝，及时策马奔逃，也将死于拳匪乱刀之下。
作者: 机器人1号发布日期: 2006-1-11
三、阻挠改革，血溅清廷，红卫兵前身

义和团不仅下祸黎元百姓，而且上危宗社国家。对社稷江山最直接的威胁，是他们要杀清政府中的“一龙，二虎，三百羊。”

所谓“一龙”者，是心系变革的光绪皇上；“二虎”者乃李鸿章和奕kuang(匡力)，前者是力主先安内，再对外议和的两广总督，后者是与保守派人物荣禄相抗衡并主持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部长)的庆亲王，二位也是后来奉命议和的大臣；“三百羊”指的是清廷大小官员。按照义和团有说法，清政府官员中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杀，其余皆不能留。(参见《西巡回銮始末记》光绪三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

义和团计划中的这个“非常之事”，本定于毁灭外国公使馆之后便开始实行，只是因为八国联军进兵北京之后平息了暴乱，才没有得逞。

虽说义和团斩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计划由于联军破城而没有能够实施，他们却在北京将庄亲王府前的广场大院辟做屠场，将北京成千上万的教民宰杀干净，而且捕斩私仇，滥杀市民商贩以及富豪大贾，趁火打劫，抢掠商户。此外，他们也没有放过与之有私仇的清政府官员。

当时北京死在义和拳匪乱刀之下的，有清廷官员、安徽提督姚氏(及其前去哭尸的他的亲属和营官)。如笔者在前所述，他是因为呵斥拳匪狂言妄语，被燃香一柱焚表(纸)一张，灰烬不飞，定为“二毛子”给杀的。但他却不是唯一死于拳匪的清廷官员。此外还有清廷二品高官，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北京戍卫部队负责人)。他是被义和团寻仇而杀的。而他一家大小十三口也无一幸免。这样的寻私杀人，即便慈禧的亲信，载勋、载漪以及朝廷最高权利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刚毅也不敢过问(参见李希圣《庚子过变记》)。可见义和团的声势。正是有鉴于此，在情况紧急时，慈禧太后常命“二虎”李鸿章、奕kuang进驻宫中，以免遭拳匪戕害。

此外，许多相当于现今政府部长级官员的一品大员和达官贵人包括皇亲贵族都被洗劫。如吏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部长)孙家鼐、翰林院掌院学士(相当于中国社科院院长)徐桐、王文韶中堂、工部尚书(相当于工业部长)陈学芬(芬字应为艹中分下木，下同)、钱尚书、军机大臣、武卫中军总统(相当于五大军区之一的司令员)荣禄等，还有肃亲王等几位的深宅大院也被义和团抢劫(参见资料：《义和团史料》上、)。

时逢光绪三十寿辰，照往例在乾清宫内举行贺典。但情况于以往大为不同：“东华门不启”，气象寥落萧条，寿辰贺典“仅成朝仪”。原因是义和团“红巾满都市，服饰诡异，持刀汹汹杀人。诸臣入贺者咸有戒心。”(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引自《义和团资料》第一册，p.52)

义和团更为祸国的事情是放火焚烧清政府各部衙门。清朝政府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确记载被焚烧的就有吏部、礼部和户部衙署。而“各衙门被焚后，诸京官纷纷出京”逃避匪乱。就如同六十年之后毛泽东之于红卫兵在北京的武力造反，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北京城失控，成为义和团暴民的天下了。

下面发生在紫禁城内的一幕，可以看出义和团气气焰的嚣张：时年先后任吏部侍郎和工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副部长和工业部部长)的陈学芬到各衙门核查每月补缺的各部地方官员(史称“月官”)。同行者有司官丁某。巡查中期间，一伙拳匪罗唣而至。陈“副部长”大人对拳匪的反应和半月前死于拳匪刀下的安徽姚提督的反应几乎相同，他当即呵斥拳匪说：“此何地？尔辈敢无状乎？”话音刚落，“匪怒以刀砍之”。拳匪凶恶，他们似乎总是反应过度：应该安闲时便罗唣汹嚷，而该张口说话时便已经动刀杀人了。刀起之际，司官丁某抱头鼠窜，而拳匪旋即追撵。出官署时，遇到清廷董军在外阻止拳匪滥杀无辜。丁某为此虽然得以解脱，但身后旋即响起了枪声：陈侍郎本人和在场等候验收的十三名“月官”中的三名，当场毙命。

如果《西巡回銮始末记》的有关记载在时间上没有误差的话，陈学芬是清廷死于拳匪手中的第三位高官。和当年红卫兵一样，除了对政府机关实行打砸枪烧杀，义和团还要干涉政府公务。最明显的例子是京城由义和团把守，平民百姓出入须验明证身，即便身为清廷大小员，无论身负使命还有家有私事，亦须义向义和团通报事项，接受检查，批准之后才能通过。下面的记载可以见出这些“红卫兵”的祖先们曾经扰乱国事到什么地步：

联军攻入北京的八月之前，英国海军中将西摩曾经于六月率联军两千人试图入京。消息传来，5月20日，朝廷派出的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和袁昶二位大臣前往劝阻。

两位大臣自拳乱祸起山东以来，就始终与各国公使交涉。他们这次出京，居然在途中被义和团拦截。理由是“二人此去必引洋兵入京”，应立即斩杀！许、袁二员愤怒斥责拳匪荒谬行径，却被强行拉到坛场，而且即刻为之“焚香奉表(烧香烧纸)，以别真伪”。幸亏“表已上(纸灰飞升)”，二位清廷大员才免于“二毛子”嫌疑和被斩杀的命运。然而荒唐的是，虽得赦免，仍然不放二位大员前往(一说他们的随身财物那次被抢—参见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却令他们“回朝覆命，否则杀无赦！”二位无奈，只能憋着一肚子愤怒、滑稽之复杂情感，放弃使命，退回宫中。拳乱为患国家大事扰乱官府公务，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既然拳匪浩大声势在京城政坛已成气候，清廷官员在处理相关事物时就不得不让之三分。在外躲避拳乱的翰林学士黄慎之，在复回京城，将家中器具再度遍托亲友照管之后，连夜再度出京不幸遭拳匪盘查。这位学究安置家产有方，撒谎水平却不高，严查之下，说是出城探访亲友。夜晚时分，何亲何友可探？拳匪视他为逃犯欲杀之。

被人劝阻之后请命于朝。朝廷下命此人不得杀。但是黄慎之并未因朝廷之命而获得自由，却被“拿交刑部收禁”，关进了大牢。原因如某些大臣上奏：“不宜惜一人而失众心，宜思善后之道”。显然拳匪当道，朝廷明知拳匪无理，不得不委曲求全。

义和团的态度不仅成为清政府处理政务的参照系数，义和团势力之大，连官府内部人事之争相互倾轧，也不免借拳匪之刀清除异己。《西巡回銮始末记》记载，布政使(清代督抚的僚属，负责财务与民政，相当于现今省长属下的财务民政局长)廷杰奉召入京，与他素有龃龉的另一个布政使廷雍，就欲唆使拳匪将之杀掉。虽然遭到幕友全力阻劝，但廷雍还是以六百两黄金雇佣了拳匪，假以保护廷杰入京，不久真就借端把他杀了。

中国的历史总是断代，是故中国悲剧的总是重演。断代者，封锁信息，篡改事实，把持舆论，愚弄大众，以致今人不知自己过去；重演者，历史教训无从总结，经验无从吸取，胸中装着虚假的历史版本却以为真理在握，重复前人演过的旧戏却把这种重复当作自己的发明创造。

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大兴“破”“立”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们，有几个真正知道早在他们之先的六十年前，义和团就已经以同样的方式造过中央政府的反，抓过打过中央各级政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砸过崇洋媚外的外交部等部委(总理衙门以及吏、礼、户部)，抢过地主资产阶级深宅大院(肃亲王府、荣禄府等)的金银财宝，烧过“封资修”(大栅栏前门一烧上千家商贾铺户，另文详)，杀过反革命分子(中国信奉西教的信徒)；崇拜过毛泽东(慈禧)；捍卫过“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扶清灭洋”)；试图揪出藏在党中央身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及其党羽(支持变法的光绪及其支持者)。除了年代不同，红卫兵与义和团一脉相承。只是没有打到外国鬼子联合进兵中国招架而已。连红卫兵到处改名字的做法，义和团爷爷们也曾经做过。不过100年前义和团是将“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等等，而六十多年后红卫兵是将“西红柿”改成“东红柿”，“西洋市街”改成“东土市街”，“李雪惠”改成“李红兵”，“梅山小学”改成“红旗小学”等等。

历史惊人地相似，只是当代无从知晓而已。
作者: 机器人1号发布日期: 2006-1-11
四、京城“尸积如丘，血流成渠”，“数百年精华一炬成空”

不了解中国拳乱的情况，难以对八国联军在中国的作为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对于一个因果相连的事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会使人对于事物的结果全然无知；但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却使人无法正确了解和评价那个造成结果的原因。

面对拳乱造反，慈禧政府先是怂恿，后来等到数万红卫兵爷爷占领北京城，把手各城门，之后，面对他们的嚣张和造反和肆意阻碍公务，捕斩私仇，滥杀无辜，清政府也不得不让三分。政府尚且如此，北京民间的情况可想而知。义和团拳众是在6月13号大量涌入北京的。而在拳众大量涌入之前的六月上旬甚至五月，他们在北京及外围的焚烧抢掠屠戮就已经开始了。

仅以义和团在北京及其附近的焚烧(连带劫掠杀戮)事件为计，截至到8月14日联军破城，有明确记载的就有71起。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六月份，有50起。几乎所有损失最惨重的焚烧事件都是在义和团涌入并占领北京的六月份发生的。例如焚毁世界著名的中国书库翰林院，焚毁清廷吏部、礼部、户部等衙署以及数家公王府(这些劣迹都被中国简体字版的历史教科书算到了“八国联军”头上了)，焚毁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外国银行以及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国公使馆等。

排除上述那些损失严重的焚抢杀戮以及对洋人所有产业的焚毁事件，先依据时人的记载，引证另外几起比较大的焚烧抢掠事件，以便使读者了解北京民间社会被义和团破坏的严重程度：

1900年5月27日：北京卢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站等处铁路被焚，电杆半被拔出，各处烟焰迷天；火犹未息。(参见《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

6月13日北京右安门内：“拳匪于右安门内火教居民。夜，火御河桥以东数百家，杀数十百人。”(引自李超琼《庚子传信录》，并见《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二)

6月14日北京顺治门、西城根：“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酥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烧顺治门天主堂，并烧医院两处，连四周群芳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引自仲芳氏《庚子记事》，并参见《义和团史料》上、《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二、[日]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

6月16日北京大栅栏(今宣武区)：“九下钟时，火光又复大作，烟焰弊日，作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店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焚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时人评论此次焚烧事件说：“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并见《义和团史料》上、《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二、包世杰编辑的《义和团史料拳时北堂围困》、杨典浩《庚子大事记》、《义和团》二、[日]佐原笃介《拳乱记闻》、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6月21日北京西单牌楼(今西城区)：“义和团焚烧西单牌楼钟表铺，延及四邻铺户，被烧一百余家。”(引自仲芳氏《庚子记事》)

7月3日北京正阳门(今崇文区)：“都中内城，自正阳门至崇文门三里，所有民房概行烧毁。”(引自《义和团史料》上)

清军也没闲着，跟着义和团一起放火。7月15日北京前门内：“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引自仲芳氏《庚子记事》)

上述不过是打砸抢烧杀奸的数种暴行中的“烧”这一项。义和团在北京城里的暴行导致京城秩序大乱，“尸积如丘，血流成渠”，满目火光烟焰，断壁残墙，北京几乎要被义和团的两个月的恣意暴行所废，夷为平地了。

再看看京城里头，被围攻的公使馆内的情况。

当今愿意在中国自己一方找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原因的国人恐怕不多；即便愿意，有足够的信息知识把“义和团暴乱”和“八国联军侵略”这两个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当作一件事情的“因”和“果”来看的人，恐怕也很少。即便联系起来，也未必能够准确。因为一般国人脑子里，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有关系的事情，充其量也就是北京那个西什库教堂被义和团和各路清军所围攻。而这一历史信息之所以至今“健在”，不是教科书的功劳，却是老北京的记忆和后代们的口耳相传。

但事实却是，外国驻华公使馆(现今的外国驻华大使馆)全部遭到围攻，是受害各国组成联军出兵中国(实行紧急解救)的直接原因。由于有时人记载，我们得以看见当时外国公使馆内部被攻击的情况：

“二十四日(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西历1900年6月20日)……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夷兵才四百，四面为营，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为必死，皆奋。围攻五十余日，昼夜番战，苦相持。”(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庚子年间，有一个名叫鹿完天的中国人，在教会机构中任职。义和团与甘军围攻使馆时，他也处身在包围之中。他根据亲身见闻，写了《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一书。记述了围攻实况。由他的记述，我们得以直接看见使馆内里被炸的情况：“初一日(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西历1900年6月27日)早六点钟，自皇城内打来大炸弹，西花园西北隅望楼连受数弹，即倾倒矣。炸弹重十余斤，上有螺丝，中装生铁，落地开裂，方圆十余步内外撞之即成粉碎。十点钟，又将大官房脊背打崩，院中飞铁齐鸣，丁丁有声，合院惶恐，中外畏惧，妇女皆藏暗室。”根据《庚子北京事变纪略》的记录，“几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轰击使馆区的记录，少则一日发射十数炮，多则数面夹攻，处处崩墙倒屋”，而且“致死或受伤的，多是避难其中的教民。”(引自并参见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教民者，拳乱者之同胞手足是也。

八国联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登陆中国，进兵北京的。

对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深有研究的唐德刚教授曾经撰文说：“若非清军打败仗，‘八国联军’入京‘助剿’，任义和团如此发展下去，则老太后的四人帮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犹在不可定之天也”(“四人帮”指慈禧亲信，指掌握清廷最高决策权的皇族近支和宗室：载濂、载漪、载澜、载勋---引者)。对于唐先生的这种判断，笔者深以为然。自古以来“兵者，凶也”，何况目无国法军纪的匪呢？纵观中国当时情况，联军大兵进京之前，已然是“各省风鹤频惊，商务败坏，市尘寥落，居民日夕惴惴，几无安枕之日”。(《申报》1900年10月2日社论“偿款不如割地说”)所幸后来“外兵”破城镇了“内匪”，否则所谓“庚子国难”恐怕决不止于今天史书所描述的情况。
作者: 机器人1号发布日期: 2006-1-11
五、义和团对中国现代器物的反动

庚子春夏之交，义和团最著名的暴力行为是破坏中国大地上亘古以来一切新兴的现代化设施：铁路、火车、桥梁、电线、邮局等。按义和团自己在招贴上的说法，是“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按照清廷光绪朝进士、后来的清廷刑部主事李希圣所撰《庚子国变记》中的描述：义和团是“以仇教为名……”，“遂焚铁道，毁电线”。

虽然义和团殄夷现代化器物的行为哪怕在中国当代教科书中也并不讳言，如果不粗浅了解一下中国清末现代化过程中铁路建设的艰难，不了解铁路对中国国防与经济的至关重要，就难以解读义和团上述暴力行为的“意义”。

交通工业化起步艰难

中国这个有数千年农耕传统，闭关自守自足的国家，是在百多年前面对西方势力的威胁时，才把铁路建设提上朝廷奏议的；而真正破千古传统，兴建铁路，仅仅是为了满足迫在眉睫的地方煤矿运输的需要。比较其他国家这方面的历程而言，中国此类进步十分艰难。其艰难的原因，最初不仅来自中国对自己主权的坚守，也并非来自技术和资金问题，却是来自封闭意识和传统势力的强大阻力。艰难到什么程度？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

同治初年，英美等外国洋行两次建议中国兴修铁路均遭拒绝。两国不肯放弃。

美国人对铁路这等经商发财利国利民之道，竟然为中国所拒绝这一现实，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曾经将轮船、铁路等现代化设施的模型附加功能说明书，作为礼物送给了日本。深获日本欢迎，日本从此实行明治维新，积极引入西方先进器物。所以，同治四年，为了让清政府切实了解铁路的先进性，美国商人发展了他们在日本的成功经验，干脆以实物代替模型，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全长仅一里多，当然不是为了实用，是为了示范表演。但在示范表演时，火车运行时强烈震动和聒噪怒吼声，当下就把满朝文武大臣吓着了。结果是美国人弄巧成拙：这怪物没几天就让清政府派步军统领衙门给拆除了。这是中国古老大地上第一条铁路的命运，长仅一里，寿命几天。

又过些年，光绪元年(1874年)，轮到英国人试验中国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了。他们在上海至吴淞之间擅自修筑了一条铁路。然而火车在铁路上行驶的情形再度把中国官民吓坏了，而且这庞然大物还扎死了一个士兵！岂有此理！自古以来中国本土车马也没这么凶残过！于是清政府勒令停运。停了还不放心，不久又花足足二十八万两银子给买了下来。虽说这铁路“木以成舟”，也买下来了。可是居然弃置不用！而且看着都闲碍眼。后来干脆拆了投入海中让它生锈去了。弄得中外“识者惜之”！(参见《清史稿 交通志》；李浩明著《张之洞》)

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成活”的铁路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是“第三胎”。虽然保留下来并投入了使用，却是个“怪胎”：在花钱买铁路扔到海里的次年，光绪二年，为满足直隶“开平矿物局”的运煤需要，李鸿章奏请兴建一条运煤铁路。遂遭朝廷诸多大臣反对未果。再过四年，李鸿章再次奏请，声明将把那震天动地、聒噪不绝的可怕洋机车弃置不用，以安详顺从的毛驴骡马取而待之。清廷勉强奏准。一年之后，光绪七年，中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这就是著名的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全长仅二十二华里。真用驴子和马拉着铁皮车箱在铁轨上“运行”！

想象毛驴骡马拉着火车在铁路上行进的场景，不能否认，那是中国交通史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观。它是中国农耕传统绝不向工业技术让步的结果；是中国遇见西方之后，在古老的东方子宫里孕育的一个交通怪胎。“开平矿物局”始建于1872年，是中国最早工业近代企业之一。在经年时间里，成千万吨的煤炭等着运输，而这第一条实用铁路在中国诞生成这种非驴非马的面目，足以说明中国在接受西方先进技术方上的艰难程度。

从断然否决兴建铁路的奏折，到花钱买来现成的铁路却扔进海里而不思利用；从宁愿毛驴骡马上铁道拉火车也不使用洋人发明的蒸汽机车动力，到终于接受英国工程师以旧锅炉为中国改造而成的蒸汽机车(引力只有一百余吨，每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从面对开平数千万吨待运煤炭而勉强成立“开平铁路公司”，建造非驴非马的铁路火车，到李鸿章毅然坐镇“中国铁路公司”总督，唐津铁路建成，这期间经过了整整二十七年时间(同治初年到光绪十四年)。二十七年间，中国的铁路建设刚刚拉开序幕。但由于铁路延伸的需要，再度引发了朝廷内部新一轮更为激烈的争论。中国铁路交通建设之艰难可见一斑，中国当时铁路的稀有珍贵也可见一斑。

铁路对中国的重要性

回顾一下铁路对清末时期中国的重要性，也有助于解读义和团仇毁现代化器物的“意义”。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二次奏请兴建铁路的那年，淮军大将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途自强折》。他分析当时中国国情、外交，把中国铁路对于中国国防、经济、民生方面的重要性说得极为清楚。奏折中关于中国外交局面的分析至今读来仍没有过时之感，其中道理仍然力透纸背，掷地有声。

他先是指出在俄国、日本两个邻国的窥视中，中国铁路对国防的绝对必要性。他说：“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海参崴开路以达辉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也耳，师西人之长技，持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舍此不途自强，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适则在于铁路。”他关于俄日窥视中国领土主权的分析，既是对历史的洞悉和总结，亦是对未来的预见。他对未来俄国祸难中国的陈述，虽然没有触动当时的慈禧政府保守势力，但却屡次为不久之后的历史所证明。

他接下来阐述铁路对中国国防的重要性说：“铁路之利於漕务，赈商务、矿物、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於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有与各国共之，划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应承。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中国在有铁路之前，陆上交通车马日行不过百里；水路交通船行速度则依仗风势水流；朝廷下达军令，要依仗马力驿站，日夜兼程也不过六七百里。而铁路可以大大缩短空间距离，二三千里之遥，行程不出三日。电报则能够彻底打破空间阻隔，瞬息即通。然而这些都是有铁路之后人们的认识。由此可以想象刘铭传上番论述表明，他乃是一个少有的心智高超的明白人。

除了国防优势，他还依据当时国情，论证铁路在商务方面的好处：“方今，国计拙於边防，民生困於厘卡(“厘卡”是设于水陆通商要道，征收商业税的机构---引者)，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富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无逾於此。……”(以上全部引自《清史稿 交通志》)

刘铭传建造铁路以图自强的论证由于言辞恳切，论理充分，引起了慈禧政府军机处和内阁大臣的高度重视，奏折被下发疆吏朝臣传阅讨论。一度引起朝内关于铁路建设方面的渲染大波甚至人事纠纷。可以看出，铁路建设在当时中国刚刚起步，在外交、内政困境中，无论其建设的艰难程度还是它对国防、经济、民生的重要性，都使它成为绝顶重要的中国未来富强的基础建设资源。义和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和情况中，以“爱国主义”的暴力热情，毁灭中国难产而珍贵的铁路等现代化设施的。无怪乎当时中国进步舆论认为，义和团殄灭器物是将中国的“利民之器，躬自毁之”，而此种愚蠢行为“更为万国之所笑，即使相爱相护之国，亦不能出一言以代为之解。”(《通文沪报》 “综论近日之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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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拳乱导致的清末经济损失

尽管史学界对义和团盲目仇毁中国工业现代化设施有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谈论过义和团这种仇毁行动及其滥杀无辜、恣意抢掠对中国贸易造成的严重影响。事实上，义和团不仅以中国大地上所有现代化设施为敌，倾力破坏之，而且其暴力运动导致中国北方商贸活动迅猛凋敝，负面影响覆盖全球三分之一强的国际贸易活动。

先看有关商贸口岸的具体情况。一九零零年拳乱期间，一位在天津七十二沽(天津各口岸均称之为“沽”，如塘沽、西沽、大直沽等，从前各沽合计总有七十二沽)之间专为商人“牵车服贾”的工人，曾经在被迫歇业期间前往上海，在那里的“尊闻阁”对《申报》报馆描述了期间他在天津的见闻。他的叙述被当年《申报》秉实报道，成为今天了解拳乱期间天津商贸活动难得的见证。比较往昔商贸繁荣情形，这位工人描述那里商业活动凋零的景象说：

“呜呼义和拳匪之祸，何若此其甚哉！……向者，春冰既泮，轮声帆影，相属於烟波浩渺之间。货物之来，高入山积。操奇计赢之子，夜以继日，握算持筹，各矜其长袖善舞之能，以有易无，获利可操左券。今岁新春时节，已拳匪潜伏，萌蘖渐滋，圜hui4(外门里贵)中如豫为之地(意为：人们愿意待在家中)，以致开河之后，来货寥若晨星。至目前而叛象显呈，毁电竿、断车轨、戕西士、焚教堂、斩本揭竿，……商贾遂不复放胆营运。六街三市，几绝人迹。”

那时庶民尚无国家经济概念，当拳乱始发之际，皆悉国家受扰而不喑商务受扰。所以，在描述了拳乱前后判若两地的天津口岸商贸景观之后，这位在商业运输中讨生活的工人感慨道:“人皆谓拳匪扰害国家，仆则以为商务悉被拳匪所扰害矣！”(参见《申报》1900年6月20日“拳匪作乱有关上海市景说”下同)

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所营运商务北达燕齐，南至闽粤，西更溯江而上，由鄂抵川中，所以“百货云屯，转输甚为方便”。但是，上海口岸异象纷呈：拳乱缘故，为免中途意外，举凡天津商人及货物停滞上海。外贸同样不能逃脱严重打击：外商定购的各类日常应用洋货如纱、布、药、等均堆积如山，无人提取。而“每当货轮开行，汽笛声中，舱中寥寥数客而已，不再有万盈之货运往。”

其实天津一地的商业阻滞，受影响更严重的是中国北方省份。当时东北的吉林、黑龙江到北京一线，乃至牛庄、张家口、北通州各处的民生商务，均以天津为枢纽。天津枢纽不运转，则行销于东北乃至北京直隶一带的通货只能囤积上海港口，而且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货物停运积压导致价格下跌贬值。例如火油作为津货大宗，在头年涨价一倍的情况下，突然暴跌。

这不过是1900年6月中下旬以前的情况。那时义和团的为害尚未达最高潮，也远不到结束的时候。由于慈禧政府对持续数月之久愈演愈烈的拳乱多方纵容利用，最终直接伤害到西方十一个国家驻华外交人员的生命安全，中国商贸凋敝情况之结束，终于有了指望，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痛国痛心的指望：十一个国家中的八个国家，终于被迫紧急出兵远征中国，平息拳乱。

即便如此，中国北部地区内外商贸受锉已经直接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国家税收锐减；二是银行(当时叫“钱庄”)倒闭。

首先是税，当时《申报》记载：“以往赴天津海关报税者其数不亚于江海新关”，可见报税人相当多。但是在“掮客则仰屋而叹，挑夫则辍业以嬉，驳船既闲泊浦滨”的情况下，天津谈何税收之有？上海也是“税行亦门勘罗雀”。两处国家重要税收来源之受挫，是不言而喻的了。

当时中国商贸已有贷款制，商人资本大都来自钱庄的贷款。在拳乱期间，中国自北而南商务渐次颓蔽，经济萧条，各处钱庄别说利息，连本金都收不回，倒闭当然势所难免。京城北京的钱庄，则有相当数量被烧被毁，更不必说了。

中国计算“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造成人员财产各类损失的大有人在。把一年之久的拳乱所造成的损失(包括烧杀抢掠的各种恶行)，统统算在八国联军头上，在当代更是已成时髦。史家、知者，睁眼闭眼不敢吭声，只说是“说不清”；庶民百姓既无从知晓也乐得被蒙蔽，因为据说这有利于“民族自强”。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义和团祸国殃民的经济损失统计数字。甚至连个大概的估算也没有。

不过总体上损失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据当时媒体报道，清末时期全球商务贸易活动有十分之三关涉中国。仅此一项事实，可以想见义和团之乱导致中国外贸商务停滞，对国际间贸易的严重影响。所以，仅从经济贸易影响及其所引起的恶性连锁反应的角度，当时的《新闻报》就以“息祸篇”为题发表评论指出：“中国之祸事一日不息，则全球之祸盟亦一日不息。”1900年8月20日《中外日报》也以“论西人筹华以求变法得人为第一义”发表社论，论述这种“中国糜烂而全球扰攘”的道理。可见中国祸难波及国际经贸是明显的事实，只是中国当时自顾不暇，而今则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丧权辱国为由，更不能认帐了。

拳乱对中国外贸造成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事实。从《剑桥中国史 晚清篇》第一章“晚清的经济趋势”所提供的一份“中国外贸价值和指数统计”来看，自1870年至1911年期间，以当时流通的海关银两为价值，中国外贸无论净输入还是净输出，总体指数都呈稳步上升趋势。唯独1900年义和团拳乱那一年，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现以流通海关银两为计，将义和团拳乱之年和前后两年的外贸输出与输入列表如下：

1898年(上升)，净输入209，579(海关银两，下同)，输出159，037；1899年(上升)，净输入264，748，输出195，785；1900年(下降)，净输入211，070，输出158，997；1901年(回升)，净输入268，303，输出169，657；1902年(上升)，净输入315，364；输出214，128。

清末时期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其国民生产毛值中非农业产值已经占了三分之一；而在非农业产值中，商业产值在各项产值中比重最大，占了将近百分之七(参见《剑桥中国史 晚清篇》第一章“晚清的经济趋势”)。虽说商贸比重不大，但仅就拳乱对商贸的致命影响而言，是不能忽略的。

庚子赔款数额巨大，造成中国国库空虚。这样的局势固然应当谴责列强中多个国家寡义无信，全然没有胜者罚败中应有的道德底线，借议和谈判巧取豪夺。但冤有头债有主：义和团拳乱在先，围攻西方驻华公使馆，戕教士、杀中国教徒以至于杀害外国公使在先，八国联合紧急出兵制止在后。慈禧政府无视国际公约、不理各国出兵前长达数月的呼吁警告而持续纵容拳乱，终于引起八国联军出兵，最后导致巨量庚子赔款。按照“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发展顺序，明眼人都清楚，庚子国难乃是慈禧政府自取其辱的必然结果，由此引发的造成中国元气大伤的庚子赔款巨大债务，理应算在“横挑邻衅，自启祸源” (1900年《中外日报》语)的义和团和慈禧政府头上。

然而，拳乱前后中外文献、媒体、各类记载一致公认并称之为“匪”、“匪徒”、“乱匪”、“盗匪”、“团匪”、“拳匪”的义和团所制造的中国祸乱，竟然在49年之后变成了“农民运动”，并冠之以“伟大”“英勇”，褒奖为“爱国”，载入史册而成本无计。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大陆史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历史观诠释中国复杂历史，留给中国当代和后世的一个后患难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