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倒闭:毛泽东三次赋诗称赞的黄公略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自平江起义到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斗争，黄公略机智多变的战略战术，令国民党军闻风丧胆。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1930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在成功獊
 
     毛泽东三次赋诗称赞的黄公略    （黄公略女儿。1952年就读于平原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至1957年就读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机械系，1958年至1960年在郑州农业机械化学校任教员，1960年至1992年任科学出版社编辑、副编审，是中国第一批专业从事计算机方面的编辑。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已离休。）    （1898-1931） 湖南湘乡县人。原名础，字汉魂，又名黄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高级军官班学习。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同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同年11月红5军主力开赴井冈山后，他率部留在平江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湘鄂赣苏区。1929年9月任红5军副军长，参与指挥红5军扩大湘鄂赣苏区的作战行动。    1930年1月调任红6军军长，率部在赣西南地区艰苦作战，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任红1军团第3军军长。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指挥红3军屡建战功。曾指挥部队生俘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歼灭国民党军第52师等部。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我的父亲黄公略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将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我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如同血脉一样传承给了我们。    我不知道父亲的模样。父亲的形象，是在他的战友向我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解放初期，中央军委、中央内务部、公安部和科学院考古研究专家等组成了寻找我父亲墓地的工作组，我随同父亲当年的警卫员高书官来到吉安东固。经过20多天的寻找，在当年埋葬父亲的地方终于找到了一颗马牌手枪子弹壳。父亲用的正是马牌手枪，就此，我们找到了父亲的墓地。工作组的同志在掩埋父亲的地方，深情地捧起了三撮热土，当作父亲的骨灰。    父亲出生于1898年。据亲友回忆，父亲尽管体态瘦小、身体孱弱，双目却炯炯有神。1915年，还在乡间教书的父亲听到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愤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湘军。由于父亲精于韬略，文武兼备，在湘军中威望渐著，历任排长、连长，还与彭德怀伯伯成了生死之交。1926年，父亲响应广东革命政府的号召，率部参加北伐，为解放武昌城立下功勋。同年，为了加强军事修养，父亲参加了广东黄埔军校高级军官班学习，并于1927年光荣入党。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不得已潜回湖南，在时任国民党湖南独立第５师第1团团长的彭德怀等的帮助下，出任独立第５师第３团营长。1928年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与独立第五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７月中旬，因父亲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他率先在平江县嘉义镇起义，打响了平江起义第一枪，与彭德怀等共同成为平江起义领导者。起义胜利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５军第13师。父亲历任红５军第13师第４团党代表、红５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红5军副军长、红６军军长、红１军团红３军军长，率部开创了鄂东南地区革命根据地，打通了与湘赣苏区的联系，扩大了湘鄂赣苏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朱毛彭黄”威名远扬    在红军时期，父亲的名字曾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并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朱毛彭黄”的威名，在根据地几乎妇孺皆知。    毛主席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父亲传承了黄石公的兵法，并将其灵活运用到游击战争之中。自平江起义到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斗争，他机智多变的战略战术，令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父亲编写了《论游击战术》一书，使红军有了第一部自己的战术教材。    1931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9月15日，父亲率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部队在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父亲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毛主席亲自主持了父亲的追悼大会并撰写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为纪念父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公略县”，将中国工农红军第2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    母亲谢绝组织照顾    我的母亲刘玉英读过几年私塾，算得上是个女秀才。1930年初，母亲到赣西南红军营地与父亲团聚。她拖着一双小脚与战士们同甘共苦，还用一手好女红为战士们缝补浆洗。10月，因战事频繁，父亲无暇照顾母亲，只好将母亲送回老家。1931年1月23日，母亲生下了我。    我们家正式得知父亲牺牲是在1939年4月。周恩来、叶剑英受毛泽东主席委托，联名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并派人专程送到母亲手中。信曰：“玉英妆次，公略为革命牺牲，你们受了许多磨难，我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都深为敬仰，并问家庭情况……”母亲与父亲有八年多没有音讯，一直盼望他早日回家团聚，不想却传来这样的坏消息。1939年9月，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迁址于湖南衡阳，徐特立主任受毛主席委托，打算将我母女俩护送去延安。母亲深知奶奶离不开孙女，而自己又肩负着奉养婆母的责任，就谢绝了组织的安排。    本来我们家是很殷实的。父亲参军临行前，曾对家人说，生活费不用怕，家里还有一些地，而且家中的和田玉和黄金变卖后足够开销。但父亲参加革命后，我们家的祖坟都被挖了，母亲带着我四处逃难，家中所有值钱之物全都失散。1939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托人送来４００元钱，真好比是雪中送炭。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武汉各界捐赠给抗日将领的慰劳费，共有８00元，彭伯伯一分没取，一分为二送给了红5军参谋长陈毅安烈士家和我家。    1941年夏，外公刘长生病逝，同年冬，85岁高龄的奶奶也走完了人生旅途。母亲为了安葬奶奶，变卖了四亩田，家境日困。1946年，母亲为了继续供我读书，将余下的四亩地也变卖掉。一贫如洗的母亲被迫去黄胜之家当女工，以微薄的收入维持母女俩的生活及我的学费。后来，母亲和我又过了几年寄人篱下、备受欺凌的日子。直到党组织找到了我们，将我们送往北京。    1955年1月3日，母亲因患脑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彭伯伯就是我另一个父亲    现在我已经居家安享晚年。我由一个农村姑娘成长为一名科技人员，都是党和人民教育的结果，特别是革命前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其中，最令我感念的是彭德怀伯伯。    1949年8月4日，湖南省和平解放，在北京开会的彭伯伯怕白崇禧部队捕杀中共干部家属，就命令侄子彭起超赴湖南寻找我们母女。彭伯伯指示说：“她们若活着，总得有个下落，我们若不主动找，就对不起先烈，这不是我个人和黄公略的私人关系，而是我们党的关怀。”彭起超在时任湖南省主席王首道的帮助下，通过当地党组织开展寻找工作，最终找到了我们母女。    1950年春，彭伯伯在北京饭店接见了我们母女，母亲激动得大哭起来，彭伯伯安慰道：“解放了，以后会好起来的，不要再哭了。”母亲擦干眼泪道：“让岁新给你当女儿吧！”彭伯伯说：“你只有一个女儿哪舍得！做半个女儿吧。”    1952年，我考取了平原农学院农学系。我不想离开首都、离开母亲，于是就去彭伯伯家闹情绪。    吃饭时，我夹坐在朱德总司令和彭伯伯之间，彭伯伯问朱老总：“这孩子你认识吗？”朱老总说：“认识，他爸指挥打仗是把好手，为人谦虚，尊敬毛主席和我，主动请求指示，我和主席都很喜欢他。黄公略牺牲后，毛主席痛心、惋惜，称他军事、政治都很强，牺牲太早了。”朱老总赞扬了父亲后，问我：“小同志，在哪儿读书啊？”彭德怀说：“闹情绪呢！不想去平原农学院。”朱老总语重心长开导说：“那可不好，革命者的后代要服从组织分配啊！”彭伯伯补充说：“想北京，放假就来玩，我这里就是你的家嘛。”说着，彭伯伯取出40元钱交给我说：“国家现在有困难，不要给组织找麻烦。我和你爸不分彼此，他箱子里有钱，我用时就自己去拿；我箱子里有钱，他需用亦开箱就取，我给你钱，不要再去中组部要钱了。”    彭伯伯自己没有孩子，对烈士遗孤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国家发给他的海军呢料子，总是先给我、左太北和他的侄儿们各裁一件大衣；换旧币时，彭伯伯又给我们每个孩子存上100元钱；出国访问归来，买来两块手表，分送给我和彭钢。有次睡午觉，彭伯伯竟把自己的床让给我，而自己去睡沙发。1961年，我当了妈妈。儿子张忠出生不到九个月，我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决定堕胎，彭伯伯知道后坚决反对。女儿张献华出生后，因为我奶水不足，彭伯伯就煮牛奶并亲自给小孙女喂奶。彭伯伯对我的偏爱，弥补了我从未体会到的父爱。在我心中，彭伯伯就是我另一个父亲。    后人牢记先辈精神    我和爱人的结合，还有彭伯伯的功劳。1958年，我找彭伯伯给我的终身大事拿主意，他当即约见了农机学院毕业的张志强。经过细心观察和交谈，彭伯伯认为张志强是位好青年。我高兴极了，没有比得到彭伯伯的默许更令我激动的事了。    后来，彭伯伯为了弄清亩产的确切数字，在吴家花园开垦了一块试验田，拉着张志强到他的试验田里共同论证亩产的确切数字。试验结果出来后，彭伯伯的态度更加坚定了，并取出《万言书》副本给我过目，征求我的意见。    1986年，我们夫妇带着儿子张忠和女儿张献华到江西，走访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我记得我的儿子张忠曾说过：“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一想革命前辈，想想外公。他们当时能将生死置之度外来拯救中国，自己的这点困难就不算什么了。”我想，如果革命先烈们能听到后辈们的这番话，一定会十分欣慰的。（综合《新民晚报》、《党史纵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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