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的贸易自

作家 苏小和
2011年06月09日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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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某种意义上，自由贸易的确能改变这个世界。即使在晚清，也是如此。当蓬勃的自由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一直想垄断的晚清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在1834年放弃了所有对沿海贸易的垄断的努力，所有外国人在沿海一带开始享受完全的对外自由贸易权，广州制度由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直接推动了广州、福建一带的商业发展。

有人总结最近30多年中国的发展脉络，认为改革开放这个名字并不严谨。准确地说，中国这些年主要致力于开放，改革放在了次之的位置。而开放，准确地表达，就是在中国建立基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体系。

这样的表述，应该符合实际。但问题在于，很多人由此认为从1978年开始的自由贸易，开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先河，官方的表述则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让人误以为近代史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开放，一直没有自由贸易，中国只有一部反封建、反殖民的斗争史。

事实上，晚清曾经在1757年--1842年推行过一种致力于对外贸易的制度：广州制度。大意是，晚清所有的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进行，广州贸易制度对外构成了晚清政府的一种不得已对外开放的姿态，对内则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贸易垄断，并与同一时期西方盛行的自由放任贸易精神形成强烈的对比。有意思的是，资料显示，这种垄断性的，有限开放式的广州制度，事实上是由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实施的。

但所谓贸易无边界，自由交换一直都是贸易最恒久的方法论。现在看来，除了广州这个由政府主导的贸易区之外，真正的自由贸易正在其他地方潜滋暗长。首先是澳门，这个珠江口的小城市，虽然一直被政府禁止其他外国人在澳门从事贸易，但是怡和洋行的档案却表明，这家庞大的英国商行，在那里一直进行了巨大的贸易。他们在澳门找到了一个叫做巴雷托的葡萄牙人做代理。在生意清淡的夏天躲离广州的其他商人们，纷纷利用澳门作社交和居家的地方。福建的厦门，也是广州之外另一个兴旺的自由贸易区。这里主要涵盖了来自印度和东南亚的生意。法律上，厦门仅仅开放对西班牙的贸易，但怡和洋行的记录证明，许多英国散商在广州商人的帮助下，打着西班牙的旗号在厦门把生意做得很大。有一个名叫麦尼克行的人，于1806年11月和一名广州商人合伙包租了一条名为“安娜·菲利克斯”的货运船，把大量的印度原棉运到了厦门。

另外一个著名的自由贸易区域，是伶仃洋。可以说，广州制度之外60%的国际贸易，都是在伶仃洋一带完成的。1832年，违禁的鸦片物品占到了广州进口总值的一半以上.《广州记录报》开列38艘贸易船只，他们于1832年来到中国，但没有去过远离伶仃洋以外的区域。

中美之间的贸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824年，美国在中国最大的商行旗昌洋行设立，4年之后，美国人的同孚洋行成立。中美直接贸易以“中国皇后”号船只为平台，于1784年从纽约开往广州，次年返回美国。他们装在大量的茶叶去了美国，并拉动了美国其他城市，诸如波士顿、费城等成为美国主要的对华贸易口岸，并很快成为除了英国商人之外在广州的第二大商团。

此情此景，再次说明一个道理，贸易的自由精神，是无法封锁的。有人分析了广州制度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公行之所以最终不能彻底主导贸易，是因为这个松散的机构，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垄断性公司，一些潜在的利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第一，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履行报效的惯例，报效就是向清政府捐献银钱，这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具有市场精神的利益驱动力。第二，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由于贸易亏损无力偿债，公行将承担共同责任，从行用中拨款偿还外国债权人，这事实上证明了一个垄断性的公司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市场风险意识。第三，他们都承担着监督和控制外国商人的责任，这又导致他们一直试图用一种公司的交换行为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市场的逻辑由此产生。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打着政府旗号的公行机构，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型公司，而且类似于今天国有企业的股权模糊的官商结合组织。跻身其中的人，一方面应付来自朝廷的责问，一方面用自己的账户为自己的私人商号服务，用自己的资本为自身牟利。公行很少从事共同交易。事实上朝廷曾经在1780年颁布过一个诏令，命令公行联合起来。但现实的情况却完全相反，行商之间不仅不以朝廷的名义联合，反而开展着非常激烈的价格竞争。究其原因，是因为晚清政府制定公行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政府层面的商业垄断，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控制外国商人。但这些目的，都是强化了朝廷的利益，没有充分考虑到私人的权利，使得介入其中的商人两边游走，一方面尽量满足朝廷需求，一方面则大肆为自己捞取利益。朝廷也无力干预太多，只要这个制度能够达到政府的目的，便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而正是这种默认，使得晚清沿海一带的国际自由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某种意义上，自由贸易的确能改变这个世界。即使在晚清，也是如此。当蓬勃的自由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一直想垄断的晚清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在1834年放弃了所有对沿海贸易的垄断的努力，所有外国人在沿海一带开始享受完全的对外自由贸易权，广州制度由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直接推动了广州、福建一带的商业发展。资料记载，茶叶的出口量从1832年的335697担，上升到5年后的442609担；生丝装运量从1833年每年21727包增加到1837年的49988包。

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史的理念需要在这里提起：

第一，19世纪20年代是中国贸易自由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1820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以来自由市场经济的起点。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一时期设立了最有力的对华贸易商业机构，曼彻斯特的制造商加紧开展了争取自由的贸易活动。而在中国方面，除了那些使广州制度变得更为灵活的商人之外，西方商人的迅速增长，直接为中国培养了一个新兴的商业阶层，这就是“买办”。用今天的经济学语境看，这其实就是中国商业领域职业经理人的兴起。

第二，当年的自由贸易局面，为1978年的开放提供了自由开放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邓小平时代的开放事业为什么选定在深圳，蛇口地区，而不是北方的大连，甚至不是东边的上海？这不是官方的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历史传承，今天的深圳、蛇口地区，事实上就是当年的伶仃洋一带，这包括了后来勃兴的香港，澳门，当然还包括今天中国自由经济的南大门，广州，以及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整个珠江三角洲。假设历史上没有以广州为中心的自由贸易故事，日后的改革开放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是一个发展的基本路径。尽管这一串醒目的历史事实中，的确存留着这个民族无尽的屈辱，但商业的元素，市场的力量却超越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直接指向了一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历史不会白白发生，时间不会白白流淌，对于后人，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直面自己的历史，或者在历史里找经验，或者在历史里找教训，我们从历史里来，我们也将为后人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