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尼水泵:::伊朗电影令人刮目相看::

伊朗电影令人刮目相看


新华网 （2003-06-04 10:13:21） 来源：环球时报
23岁女导演捧走大奖　300位电影人活跃影坛
萨米拉·马克马巴夫
开栏的话：
电影诞生于法兰西，工业化于美利坚，于是在一百多年的世界电影历史上，形成了欧洲与好莱坞两极对抗的局面。不过，国际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却也使得不少新兴的电影势力异军突起。60年代的日本电影；80年代前后的中国电影热，90年代的伊朗电影和韩国电影；还有越南的风土人情、泰国的诡异传说，都通过电影在全世界观众面前大放异彩。大制片厂体系崩溃后的日本独立电影、堪比好莱坞的印度“宝莱坞”歌舞片和中国年轻一代电影人的新电影同样让国际影坛侧目。于是，我们开办“亚洲电影新势力”这个栏目，和大家一起见证这股亚洲电影旋风。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五十六届戛纳电影节上，23岁的伊朗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凭《午后五时》一举获得“评审团大奖”，成为这届“缺少惊喜”的电影节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已经是萨米拉第二次获此殊荣，上一次是在2000年，她凭借电影《黑板》获得了相同的奖项。萨米拉与戛纳电影节的渊源更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年年仅18岁的她独立执导的首部影片《苹果》就入围了电影节“一种关注”的非竞赛单元，同年她还应邀出任了洛迦诺电影节评委，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际电影节评委。
莎米拉·马克马巴夫在此次赢得戛纳评审团大奖后，情绪激动地说：“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像面镜子，它反映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尤其是阿富汗妇女。我希望我的电影活在人们心中。”
《午后五时》拍摄于去年，当时塔利班政权甫被推翻，成千上万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返回满目疮痍的家园。整部电影以夹处于传统与现代世界的阿富汗妇女诺葛莉为主轴。诺葛莉曾经偷偷穿着高跟鞋，溜到学校，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总统。她传统、保守的父亲觉得战后的喀布尔俗不可耐，妇女不再裹戴面纱，塔利班时代被禁的音乐又开始处处飘扬。在闻知儿子在地雷中丧生后，他携带诺葛莉逃往沙漠。
萨米拉的荣誉来自马克马巴夫家族。她的父亲、伊朗著名导演慕森·马克马巴夫曾以《魔毯》获得1996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以《万籁俱寂》提名1998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并获得“特别关注”在内的三个奖项；以《吉什岛的故事》、《坎大哈》分别提名1999年和200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伊朗电影横空出世
萨米拉的荣誉更来自伊朗电影。上世纪90年代，新兴的伊朗电影不仅给亚洲新电影注入了令人兴奋的强心剂，也令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国际影坛为之侧目。
说起伊朗电影，不能不提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1997年由他自编自导并担任制片人和剪辑师的影片《樱桃的滋味》获得第五十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它的出现对于伊朗电影历史的意义相当于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让世界真正知道了日本电影。
就像很多伊朗电影一样，《樱桃的滋味》是用相对单调的长镜头来讲述一个没有任何离奇情节的简单故事。片中隐隐的迷惘与沉郁也是伊朗电影中较共性的美学特征，它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伊朗人与宗教的关系，是既真诚地期望有一个主持正义、扬善惩恶的真主，又隐隐地怀疑冥冥中是否真有这样一个明察秋毫、全知全能的救世主。两者间的共同基础，便是对现实的深刻失望。因此，与其全信教士教义所宣扬的那个冷漠而玄远的真主，不如也信一草一木均有神性的万物有灵，因为后者更使人亲近而具有实感，也符合他们追求真情真意与仁爱的要求。
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在戛纳这样说过：“电影始于格里菲斯，终于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在很多人心目中，阿巴斯已成为今日伊朗电影的代表，他那充满伊斯兰宗教精神、人道主义关怀与东方美学趣味的影片，受到了包括伊朗观众在内的普遍欢迎。
伊朗有四代导演
一般说来，外界习惯将目前活跃在伊朗影坛上的电影人分成四代：早在1979年霍梅尼革命发生的10年前，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系就读的达鲁希·梅赫朱依就拍摄出了伊朗“新浪潮”的开山之作《奶牛》(1969)，他被称为是伊朗的第一代导演，1996年他又导演了《女人花》。阿巴斯与另一位伊朗电影“新浪潮”的主将慕森·马克马巴夫被称为是第二代。与阿巴斯同时代出现的“新浪潮”
导演还有巴赫拉姆·贝赛(《一个叫巴书的陌生人》)、帕尔维兹·沙亚德(《任务》)等。拍摄了《天堂的孩子》（又名《小鞋子》）的马基德·麦迪吉与贾法·帕纳西（《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生命的圆圈》）则被看作是伊朗第三代电影导演。慕森·马克马巴夫的大女儿萨米拉·马克马巴夫与青年导演巴赫曼·哥巴迪（《醉马时刻》）被称为第四代。
电影题材过于接近
然而，艺术家的自觉探索是一方面，新伊朗电影也是在国际政治风云突变和革命后新伊朗政府对非伊斯兰教艺术和娱乐业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出现的。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电影生产因此一度中断。许多电影人因“腐蚀公众”罪遭起诉，政府下令重新审查所有以前公映的影片，结果有90%的作品（约2000部）被禁演。不久以后，新政府从列宁十月革命的经验中获得启示，认为电影是最为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开始倡导“伊斯兰的、反帝国主义的”电影创作。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伊朗电影开始复苏，逐步回到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的水平，电影学校、电影协会等民间电影团体大量出现。其中以成立于1974年的伊朗青年电影协会影响最大。此外，还有阿巴斯在1969年就创立的卡伦青少年教育学院电影系，和著名的“马克马巴夫家庭电影作坊”。除了上面提到的父女俩，他的儿子也是摄影师，小女儿在11岁时拍出短片《我姑母生病的那一天》，萨米拉·马克马巴夫的母亲拍出《我成为女人的那天》。
在伊朗，能够获得政府审查通过的电影题材极其有限，所以伊朗盛产以儿童片为主的“纯情”艺术片。如今，伊朗年产影片60到70部，平均成本15万美元左右，活跃影坛的导演接近300位，其中10位在国际影坛上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们的影片所表现的题材与风格常常过于接近。

《天堂的孩子》海报

《樱桃的滋味》海报

《黑板》海报

《白气球》海报

赢得“评审团大奖”的《午后5时》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