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五中最漂亮的教师:柏林墙倒塌目击记

五柳村编者按：1989年秋天，李英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远赴联邦德国。那个时候，世界上有两个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她有幸身临其境，耳濡目染，刻骨铭心，留下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贵人生经历。两年多前，他曾将所见所闻写成《让人民选择--柏林墙倒塌目击记》等文在五柳村发表。值此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发表了她重新整理写出的《柏林墙倒塌目击记》，记录了许多“穿越柏林墙”的故事，大受欢迎，网上转发和议论都很多。

　　1989年秋天，我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远赴联邦德国。那个时候，世界上有两个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

　　德国和德国人给我上的第一课，不是怎样说话写字的语言课，不是如何找住房买东西的生活课，也不是各种科学知识的专业课，而是一堂社会大课：两德统一。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德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两德统一的大幕徐徐拉开。我亲眼目睹了柏林墙怎样倒塌，两个德国怎样走向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又面临怎样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各种人物的不同心态和行为，旅德中国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的生存状态……

　　毋庸置疑，两德统一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对于我来说，有幸身临其境，耳濡目染，刻骨铭心，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贵人生经历。

　　第一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墙

　　（一）大墙时代

　　长途跋涉来到德国，还未完全洗去旅途的征尘，就被身边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住了。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风暴的中心是柏林。

　　柏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城市。二战结束后，根据有关协议，战败国德国被美苏英法划分为四个占领区。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４日，西部美英法占领区合为一体，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年１０月７日，德国东部（苏占区）也组建了政府，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民德）”；两个德国就这样形成了。作为战前首都的柏林位于东德的中东部，它也被划为四个占领区，苏占区称为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美英法占领区称为西柏林，是西德的一个州，它如同孤岛一样处在东德的四面包围之中。

　　这个孤岛，曾经爆发过一场国际危机，把“冷战”演绎到了极致。

　　１９４８年，苏联切断了西柏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切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运输线，企图迫使西方国家放弃他们在西柏林的权利。于是美国和英国从这一年６月２６日开始每天向西柏林空运生活必需品，持续达１１个月，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苏联同意解除封锁。此后，空运又继续到９月３０日，耗资共２·２４亿美元，运送食物、原料、机器和其它物资共２３２·３７３８万吨。而结束封锁的原因是，西方对东德的交通运输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特别是西方禁止进口东欧集团的全部重要出口物资。

　　在空运的日子里，流传着一个"摇翅膀叔叔"的故事，说的是美军飞行员霍尔沃森驾驶的运输机上，不仅有各种生活必需品，还特地给西柏林的孩子们带去了泡泡糖。为了让孩子们在飞机短暂的停留期间尽快赶到机场，他约定了暗号，在无数的飞机中，摇晃着翅膀的那一架就是带来糖果的飞机。孩子们看见这架飞机，便喊着“摇翅膀叔叔”的名字，欢呼雀跃地跑来。这个温馨的故事，给那些沉重的日子平添了几分欢乐。

　　封锁取消了，冷战还在升级，似乎柏林永远是风暴的发源地。

　　从德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占领区时起，就不断有人从东德逃向西德，尽管1957年通过的东德法律规定，未经允许逃离东德者将被处以3年的监禁，但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医生、教授、工程师和政府官员。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２日晚上，１００多万柏林人上床睡觉时，并没觉得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午夜过后，黑暗无人的大街上突然警笛狂鸣，坦克带领着满载东德军队的卡车一直开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桩、铁丝网、水泥柱、石块、镐头、铁锹。

　　8月13日，一个阴郁的星期天。东柏林人一觉醒来，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华沙条约国请求东德政府对柏林内部和周边地区建立有效的控制。"一个小时内，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81个路口均被封锁，剩下的也随即关闭。东德与西柏林间所有的交通路线全部切断，地铁和有轨电车也不再通行。

　　更令人惊异的是，一道被称为“柏林墙”的东西一夜之间从天而降。

　　原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经历》中，对建立柏林墙的背景、经过及其影响作了详细介绍。他说：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１年，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是开放的（与西德的边界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既无安全措施，也不进行检查，边界线就蜿蜒在街道、住宅区、树林或河道中，每天有５０万人通过边界。那时在柏林西区至少有８０个间谍机构和恐怖组织，对东德进行内部颠覆活动和货币投机，并且大量招募东德劳动力。这些动态的发展引起了东德政府的高度警惕。１９６１年８月３日至５日，华沙成员国的第一书记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时，东德统一社会党在同苏联共产党协商后提出，应按一般主权国家的做法对东西德、东西柏林边界进行“有效控制”，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昂纳克说，他当时任党中央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责成他采取行动。于是，８月１１日由人民议院发表时局声明，指出欧洲和平面临严重威胁。８月１２日部长会议通过对边界实现“有效控制”的协议，下午４时乌布利希签署命令，８月１３日（星期日）零点开始行动，国家人民军战士和工人战斗队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建起了一道“柏林墙”。

　　最初，“柏林墙”只是一道铁丝网，以后才用灰色水泥预制板和砖块砌成。全长１６６公里，其中４６公里横穿柏林市，其余为西柏林同东德波茨坦专区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的分界线，把整个西柏林环形包围，只留有９个过境通道。柏林墙并非只是一堵墙，而是两堵墙，靠西的那堵墙高３·５米至４米，墙头铺设有一根直径为３５厘米至４０厘米的铁管，使人无法攀登翻越，靠东的墙大体差不多。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平均５０米宽）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６至７米的军用车辆通道，在１０８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５米。沿着柏林墙总计有２６５个瞭望塔、１３７个碉堡和２７４个养有警犬的设施，墙上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

　　阻断来得太突然，8月13日白天，铁丝网两边已经站满了人，许多人泪如雨下，隔着铁丝网的手紧紧相握。一对中年夫妇用颤抖的手拉住铁丝网那边一个男孩的手，他是他们的儿子，昨晚去朋友家聚会，因时间太晚了，就住在朋友家，打算第二天一早回来，谁知转眼间咫尺天涯，骨肉分离，从此儿女不能承欢膝下，只留给父母无穷无尽的牵挂。父母对男孩说：“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回到东德来。”男孩抑制着眼泪：“爸，妈，你们多保重，不要牵挂我。”

　　13日一早，保罗醒来了，头天晚上睡得不踏实，梦中似乎听到外面有什么声响。他醒来后一直想着恋人英格，不知她在西柏林起床了没有。穿好衣服，跑到街上去买吃的，想到一会要去见英格，于是也买了点她喜欢的东西。他往西柏林走，突然发现街道一片凄凉：“怎么了？人都哪儿去了？”他很纳闷。一会儿，看见几个人在拼命往前跑，“准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他想，马上也跟着往前跑。当他跑到通向西柏林的街口时，惊呆了，那里多了一道铁丝网，有士兵在把守，任何人不准通过。保罗冲到前边，大声喊：“英格！我要过去见我的英格！”他不顾一切的往前冲,却一次次被人群挤了回来，这时他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痛苦地呼喊、挣扎，他的声音完全被淹没了……保罗不知怎么回的家，他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吃。“英格，你还好吗？我很想你，你想我吗？德国人是不是注定要被宰割了呢？我们是不是也注定要分开呢？”他在日记中写道。“早知如此，就不该让你到西柏林去工作，或者咱们俩一起过去。唉！说什么都晚了……”

　　如此这般的家庭悲剧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在建柏林墙的同时，东德在与西德的整个边界上也拉起了铁丝网，挖掘了松土带，并逐步设立了严密的观察哨所和自动射击装置。（直到80年代，在西德人的强烈抗议下，同时西德政府以两笔巨额贷款为交换条件，才使这些自动射击装置被清除。）1963年6月21日，东德国防部长签署了一条命令，对居住在距离边境线30到100米范围内的东德居民进行严密控制，任何人企图进入这一区域都需要特殊许可，否则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在东西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候，边境线一带还埋设了70多万颗地雷。

　　据说，这个柏林墙工程的代号，竟然是“中国长城第二”。

　　闻名天下的中国长城，修建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绵延万里，古人建它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不曾想竟成为后人引以为耀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没料到会有外国人拿它说事儿，借其美名，附加给功能涵义完全不同的另一道墙。

　　1979年，我国著名诗人艾青访问德国期间参观了柏林墙，写下一首诗《墙》，并当场朗诵，博得德国人的好评，这首诗里也提到了中国的长城：

　　一堵墙，像一把刀

　　把一个城市切成两半

　　一半在东方

　　一半在西方

　　墙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长？

　　再高、再厚、再长

　　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

　　更高、更厚、更长

　　它也只是历史的陈迹

　　民族的创伤

　　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墙

　　三米高算得了什么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么

　　四十五公里长算得了什么

　　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

　　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

　　又怎能阻挡

　　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

　　又怎能阻挡

　　流动的水和空气？

　　又怎能阻挡

　　千百万人的

　　比风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诗人从柏林墙联想到什么？也许他想到了台湾海峡，一道水墙，大陆在这边，台湾在那边；也许他想到了三八线，一道无形的墙，朝鲜在这边，韩国在那边……

　　“历史的陈迹，民族的创伤”，诗人百感交集。但是，政治家的思维绝对不会有诗人的浪漫和感伤，他们给这道墙下的定义硬如铁石，冷若冰霜。

　　“反法西斯的防护墙。”苏联和东德领导人如是说。

　　“人类历史上第一道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这样评论。

　　“冷战的标志”、“东西方对立的见证”、“国家分裂的界墙”……人们用各种政治词汇诠释着自己对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物的理解。

　　柏林墙板着冰冷严峻的面孔，忠实而沉默地站在柏林市中心，任凭风吹雨打，暑往寒来，一站就是２８年。我到柏林的时候，这道墙看似稳若泰山，牢不可破，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两个月后，它就倒了。

　　（二）初见柏林墙

　　我第一次看见柏林墙是在踏上德国的第一个夜晚，火车穿越东西柏林边界时。记得那晚天很黑，透过车窗，只能隐隐见到一条河在昏暗的路灯照射下闪着点点波光，河边有一道长长的墙体的黑影。有人叫了一声：“看，柏林墙。”我把脸贴在玻璃上，瞪大眼睛，刚想仔细看看这个世界闻名的特殊建筑，火车已呼地从墙边穿过。

　　就这一瞬间，我从东方跨入了西方。

　　几天后，姐姐专门带我去看柏林墙，由于这道墙的特殊意义，它已经成了柏林的一大景观。

　　那天飘着细细的雨丝，整个柏林变成了一幅湿漉漉的水彩画。我们乘地铁来到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这里有柏林最大的火车站，我就是在这个站下的车；这里有全欧洲最豪华的商场——ＫＡＤＡＷＥ（卡达威），听姐姐说，凡是有卡达威标记的商品，身价都不菲；这里还有作为柏林象征的威廉一世纪念教堂，这座教堂已在二战中被炸得残破不全，战后，西德人并没有把它修复原貌，而是就让它这样永久存在，它既是德国对全世界的忏悔，也是对后人的警示。

　　换乘另一辆公交车，在国会大厦那站下来，前行几步，柏林墙横在眼前。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像过柏林墙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像长城那样用巨大的墙砖垒起来的？是像古都北京西安的青灰色老城墙？还是像中南海紫禁城高大威严的黄瓦红墙？

　　当我站在柏林墙边，与它如此近距离接触时，心情很是异样。最初，我并没有激动震撼一类的感觉，反倒有一些失望：这就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柏林墙？不过就是一道长长的望不见头的三四米高的钢筋水泥墙，平淡无奇，从建筑美学的观点看，错落、起伏、动感、曲线、变化、色彩、韵律……一样都不占，实在谈不上艺术价值。但我仍然被触动了，因为我看到西德人民已经把这个平淡呆板的墙体变成了生动幽默的画廊，不知哪路高明的画家在这块巨幅画布上任意挥洒想像涂抹色彩，艳丽的色块，抽象的图案，粗大的字母……它们要表达什么？宣泄什么？渴望什么？期待什么？这些匪夷所思的画面背后又有哪些意想不到故事？

　　我和姐姐默默地漫步在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画廊里……

　　柏林墙两侧荟萃了柏林最著名的两座建筑。西侧，国会大厦庄重华丽，它于1884年6月9日由威廉一世皇帝亲自奠基，设计图出自当时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保尔·瓦洛特，前后建了10年时间，1894年12月5日威廉二世亲手放上最后一块拱顶石，宣布整个大厦峻工。大厦正面门廊由六根粗大的圆形柱子支撑，门上方镌刻的一行大字“为德意志人民服务”（demDeutschenVolke）经长年风化已锈迹斑斑。这座象征德意志最高权力的建筑曾经发生过一桩天大丑闻，1933年2月27日，纳粹一手炮制了骇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共产国际驻德国代表季米特洛夫和德国共产党人，从此德国陷入白色恐怖，共产党人被逮捕，工人领袖遭迫害，爱国人士逃亡异国……这座建筑的地下室，就是二战结束之前希特勒戈培尔畏罪自杀的地方。

　　国会大厦为此而蒙羞。

　　目光越过柏林墙，看到墙东边的勃兰登堡门，它是另一个作为柏林城市象征的古迹，建于1788——1791年，是当时古勃兰登堡国的雄伟城门，一座模仿古希腊风格的廊柱建筑，高大，气派，孑然傲立，门楼的顶端，矗立着一个威武的雕塑：长着翅膀的天神驾驭着驷马战车在狂奔……二战中，勃兰登堡门被炸得遍体鳞伤，只剩下断壁残垣。唯令柏林市民慰藉的是，大门没有倒塌，它依然象征吉祥，给人从头开始的力量。今天，一堵灰暗冰冷的墙体在它的粗大门柱前拦腰一刀，使这座大门变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什么时候，它再能敞开怀抱，重展风采？

　　柏林墙与勃兰登堡门之间，有一片开阔地，也叫隔离防护无人区，登高而望，发现那里有许多设施，依次是：铁丝网栅栏——瞭望塔——混凝土防御掩体——信号装置——探照灯——警犬巡视路线——边防军巡逻线——岗哨边界线及标杆——车辆陷坑——立柱式高杆照明灯——坚固的控制带（死亡带）——上面装有钢管的混凝土板块墙。此外，在一定距离内装有自动发射装置。任何人想穿越这一死亡地带，都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章东佬和西佬

　　那些年，德国有许多流行的词汇，例如，“统一”（Vereinigung）、“未来”（Zukunft）、“重建”（Wiederaufbau）等等。还有两个词：Osi和Wesi，意思是“东佬”（东德人）、“西佬”（西德人）。

　　在“东佬和西佬”这个题目下，有太多的故事可讲。

　　（一）东马克，西马克

　　变革的年头，一下子把四平八稳的日子变得光怪陆离，东马克西马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年头。

　　两个德国有两种马克：东德的东马克和西德的西马克。西德人以西马克为自豪，它象征着实力、财富、奔驰骄车、私人住宅。西马克还是国际硬通货，与美元、英镑鼎足而立。东德人也向往西马克，想得眼红，想得心痒。西德科尔总理深谙他们的心理，柏林墙刚开放时，科尔微笑着向东佬们招手，承诺：送给每人１００西马克作为见面礼。于是成千上万的东佬欢天喜地来到西边，男女老少，连怀里吃奶的孩子都算上，在银行门口排着长队领取这份不算簿的“欢迎礼”。我们曾给科尔算了一笔账，１６００万东德人，每人１００马克，加起来就是１６亿。科尔真是慷慨，嘴皮子一动１６个亿。有人讽刺说，科尔用100西马克收买了东德人。不管这话对不对，反正东佬们拥护统一很大成分是拥护西马克倒一点不假。1990年是统一之年，也是大选年，东佬们相互开玩笑说，我投了西马克一票。

　　东佬喜爱西马克，抛弃东马克，可偏就有人喜欢东马克，还千方百计把西马克换成东马克。

　　谁？西佬。

　　这里需要简单讲述一下历史背景。柏林墙建起后，两德和东、西柏林当局都为确保“正常往来”作了努力。１９６３年２月，东德和西柏林市政府首次签署使用通行证协议，为双方居民的往来创造了条件。１９７１年９月３日，四国柏林协议签订后，在过境站的检查实际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外交官员和外国游客进出东西柏林无需签证。到１９８９年初，西柏林同东柏林和东德其它地区之间的电话线路达到５４０条，每天通话约５万次，还有５０条电报电传通路。自７０年代以来，两德之间的人员往来不断增加，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日趋频繁，即使在东西方关系出现新的紧张与对抗的时候，它们之间也有“小缓和”。西德为维系民族感情，平均每年以不同形式和不同名义向东德提供各种款项共达２０多亿西马克。从１９８７年９月１日起，还把发给每个到西德旅行、探亲的东德人的“欢迎金”从３０西马克提高到１００西马克，东德人在西德乘火车只收半价，乘坐其它交通工具或进出文娱场所，不是免费就是优惠。东德官方虽然担心扩大人员往来会带来消极影响，但又希望从西德尽可能获得经济好处，因此在人员来往问题上不断放松。如１９８２年颁布“在紧急家庭事务情况下”到西德旅行的条例，１９８９年４月起又允许夫妇可以同往西德探访旁系亲属。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７年的５年间，由西德到东德探亲访友的人数达到２０００多万，由东德到西德观光游览的人也达１２００多万人次。

　　人员的互动势必带来货币的交易，西马克与东马克多年来的官价一直是１：１，而在西柏林的货币自由市场上就不是这个数了，西马克要值钱得多。我到柏林的时候，在西柏林银行里和黑市上，一个西马克最高时可以换七八个东马克（据说以前更高），最后基本稳定在１：３这个数字上。

　　别看东马克在西边不值钱，在东边可是一分钱一分货。

　　至于东德的商品，虽然没法跟西德比，但便宜的价格不能不让人心动，比如说猪肉吧，在东德，一公斤卖七至八东马克，只折合黑市上一两个西马克，而西柏林市场上猪肉是七至八西马克一公斤，这样一算，便宜了好几倍。

　　尽管东西德的汽车有天壤之别，可两边的猪肉还不至于差到哪儿去，走，到东柏林吃肉去。

　　于是乎，精明的西佬对东马克情有独钟，他们在西柏林用西马克换成东马克，然后拿到东柏林去消费。他们下饭馆，什么好吃要什么；他们买书，买手工艺品，买邮票寄信，看电影，听歌剧，参观博物馆，逛公园……临走，还买上一堆东西回来。嘿！划得来，上算，值。

　　西佬不亦乐乎。

　　西佬乐此不疲。

　　聪明心细的中国人很快发现了这个奥秘（当时西柏林有上千名中国留学生），立竿见影地学了起来。中国人的节俭是有口皆碑的，他们哪能错过这大好时机。他们来到东柏林，用东马克横扫市场，牛奶面包香肠鸡蛋，服装鞋帽书包玩具，锅碗瓢盆床单被褥……只要是比西柏林便宜的生活用品，都成了中国人的目标，甚至，还有人扛回了整扇的猪肉。

　　东柏林政府觉察到这种非官方的马克交易后，当然要采取措施。于是，在进出东柏林的关卡，检查一天比一天严，入境的人不许带东马克，出境的人不许带在东柏林买的商品。姐姐说，有一次，她亲眼看见一个中国女留学生被东德检查官带到一间小屋子里上下搜身，连衣服领子都仔细摸过。

　　毕竟，身上藏点钱还是容易的，可买的东西要带过来往哪里藏呢？于是，又有了这样的一幕：

　　一个中国留学生在东柏林买了双皮鞋，过检查站时被盘问哪儿买的，小伙子早想好了对策，坦然答道：朋友送的。又问：哪个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小伙子一一作答，可还是通不过，又问：有他写的证明吗？没有？把鞋放这儿，拿到证明再来取。

　　得，钱白扔了。

　　上面这些，都是我刚到西柏林时听姐姐讲的，听得我目瞪口呆：居然还有这种事儿，比过鬼子的封锁线还难？

　　姐姐教了我几招，看来，都是中国人总结出来的经验，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首先，心态一定要稳，要镇定，行动落落大方，坦坦然然。警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检查，你要是一紧张，被他看出来了，就很难逃脱了。姐姐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天，她从东柏林买了一台小小的幻灯机，心里挺高兴，她入境的时候检查得很松，以为出境也没什么事。谁知，走下通道，刚一拐弯，前面站着一排官员，虎视耽耽。姐姐心里一阵紧张，下意识地想扭头往回走，但马上镇定下来，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大方方迎着那些官员走了过去，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如果我当时一回身，肯定会被人家看出破绽，那就坏事了。”姐姐说。这叫“从容不迫”。

　　第二，尽量趁人多的时候过关卡，随着大拨人流一起走，被检查的概率就低。这叫“混水摸鱼”。

　　第三，买了东西，尽量不要拿在手里，若是衣服就穿上，若是帽子就戴上，若是鞋就换上，若是书包就背上，穿在身上的东西一般是不检查的。其它东西也要放在书包里，不要露在明面上。这叫“真假难辨”。

　　第四，如果碰上检查也不要紧，你可以装傻：先生，你说什么？我实在听不懂。我是个外国人，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请多多关照啦——！这叫“装傻充楞”。

　　听了姐姐的一番“哼哼教导”，我忍不住调侃道：早知道有这一出，我出国前一定得好好研究研究孙子兵法，还有那个三十六计，把什么声东击西兵不厌诈诱敌深入步步为营还有苦肉计空城计反奸计……统统搬来，对付德国佬绰绰有余。

　　不久，我就亲身体验了一次“东柏林历险”。

　　一个周末，姐姐第一次带我去东柏林。我们乘坐地铁到弗利德里希大街，所有的人都要下车接受海关检查。走下一条地下通道，通道的这头是西柏林，那头就是东柏林，通道中央，是海关关卡，过关的人排成几条长队等待检查，德国人走这边，外国人走那边，秩序井然，但气氛非常沉闷压抑。

　　终于，来到了那个小窗口前，递上护照，心里很坦然，反正什么也没带，随他怎么检查。还好，没人找麻烦，官员在护照上盖了个章，又给了张小纸条，属于入境卡一类吧，据说出境时还要交回。

　　出了通道，进入了东柏林，迎面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长了一撮黑胡子的东佬，他问我们要不要换东马克，姐姐笑着摆摆手。往前走了两步，又有人找我们换马克，姐姐一概微笑婉拒。姐姐告诉我，以前有个规定，在过海关的时候，每人必须按１：１的官价换２５个西马克给东柏林政府，后来这一条被取消了。刚才碰到的几个想用东马克换西马克的人，有的是真的，也备不住有便衣，想抓几个黑市交易，所以，绝不敢在这里兑换。

　　我们在东柏林吃了顿美味快餐，的确便宜，大约只合三四个西马克。然后我们在市中心游览，圣玛丽大教堂，马恩广场，苏军烈士陵堂……接着又来到东柏林最大的百货商场。

　　商场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大筐，据说是用来扔垃圾的，后来都变成鞋筐了，从西边过来的人在这儿买了新鞋，就把旧鞋扔了，结果商场“丰收”了，差不多一天一筐旧鞋。

　　看见鞋筐，姐姐又面授机宜：“你要是在东柏林买鞋，一定得先想法把新鞋弄得旧点脏点再穿。”

　　我忙问：“为什么？”

　　“省得过海关时麻烦呗。听说有个中国留学生，在东柏林买了双新鞋穿上，把旧鞋扔了。过海关的时候，有些官员专盯外国人的脚，看谁的鞋新就盘问谁。结果这傻小子被抓个正着，商标还在新鞋上贴着呢。他怎么解释都没用，最后是脱下鞋光着脚回去的。”

　　听到这儿，我说：“这也太过份了吧，罚点钱不行吗？”

　　“这就叫赶上了，只有认倒霉。”

　　此时我哪儿还敢买东西，倒是姐姐，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泰然自若地在超市里挑来挑去买了些食品，塞进了她的大书包里。

　　返回时过海关，我身不由己地有点紧张。还好，挺顺当，没人盘问检查。姐姐说：今天运气不错。

　　第二个周末，我们又去了东柏林，到电视塔顶的旋转餐厅美餐了一顿。东柏林的电视塔高350米，据说是世界第二高电视塔，它的顶层有个环境优雅、饭香菜美的旋转餐厅，客人们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观赏柏林的全景，美食饱腹，美景养眼，心旷神怡，食客趋之若骛。名气大，客人多，座位远远不够，因此，食客们必须在塔下排队耐心等待。我和姐姐为了这顿美味，就足足排了两小时的队。好容易进了餐厅，我们早已是饥肠辘辘，点了一桌菜，还有饮料、冰淇淋，大快朵颐。这算是一次奢侈的消费了，可最后一结帐，只合十几个西马克。

　　后来，我又一个人去了几次东柏林，都挺顺利，只有一次碰上点麻烦。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在海关被一个官员拦住了，他的态度倒挺和气，指着我手中的塑料袋问里边是什么，我做出一副老实诚恳的样子，乖乖打开袋子让他看，里面只有两小包米。我近乎讨好地说：听说东柏林的米好吃，买点尝尝。

　　那官员又问：你有东马克吗？

　　我忙从兜里掏出几枚硬币给他看：就这些。

　　官员并没有收走这几个钱，倒是和蔼地问我：你是中国人？

　　我点点头答道：是的，我是留学生，刚来德国，今天到东柏林来玩。

　　那官员一挥手，让我过了关卡。

　　走出通道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了一眼背在身上的新书包，这书包是我刚在东柏林买的，过海关前，我把旧书包塞进里面，把新的背上肩头。此时想起姐姐以前教的那几招，什么“蒙混过关”“装傻充楞”“真假难辨”，全都用上了。

　　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有惊无险”的“历险”。

　　有一天，姐姐下了班回到家，闷闷不语，好象有什么心事，我就问她怎么了。

　　她说：你帮我出个主意吧。原来，姐姐在国内的研究院最近要派出一个慰问团到德国，专门来看望出国留学人员，姐姐自然也是被看望的人，她已经接到通知，慰问团到达的日子都定好了。

　　我一听忙说：这是好事啊，祖国亲人来看望你，你多幸福，怎么没人来看我呀。

　　姐姐笑了，笑得有点勉强。她说：是好事，可我发愁的是该怎么接待人家，总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哇！

　　我想了想说：给他们送点礼品？

　　姐姐说：我都想过了，送礼品吧，大的咱买不起，小的又拿不出手。

　　我又出主意：那就请他们吃顿饭。

　　姐姐还是摇摇头：一个慰问团八九个人，进了饭馆没有几百马克拿不下来，请不起呀。

　　我听了也没咒念了。

　　很快，我就离开了柏林，把姐姐的这档事也忘了。

　　一天，和姐姐通电话，她又提起了这件事，我忙问是怎么解决的。姐姐笑呵呵地告诉我，她一下子想起了东马克，想起了东柏林，想起了在东柏林电视塔顶吃饭的情景，顿时愁云尽扫，眉开眼笑。几天后，慰问团来了，姐姐先陪他们在西柏林参观，然后又到了东柏林市中心游览，中午在一家很有档次的饭馆用餐。慰问团的人都很满意，一再感谢，姐姐的开销也不大，皆大欢喜。一切结束以后，姐姐回到家，往床上一躺，口中念念有词：东柏林，好！东马克，好！

　　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两个德国实现货币联盟，西马克（正式名称是“德意志马克”）成为德国惟一法定货币，东马克退出历史舞台，民众手中的东马克以２比１的比价换成西马克。“东、西马克的故事”也就结束了，这段短暂而又特殊的经历，为我的留学生活写下有趣而难忘的一笔。

　　（二）穿越东德的点滴见闻

　　两德统一前的西柏林像孤岛一样处在东德的四面包围中，沟通西柏林和西德其它地区的通道是三条空中走廊、三条铁路和三条高速公路（也叫过境公路“TransitstraBe”），其中一条高速公路从北到南穿过整个东德，进入西德的巴伐利亚州，直抵位于该州南端的慕尼黑市。

　　这条高速路把姐姐居住的西柏林和我居住的拜罗伊特市连在了一起，经常往来于这两个城市的我，已经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个来回了，也就是说，我多次穿越了东德。

　　两德统一前，穿越过境公路要受很多制约。首先是排队过检查站，人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我第一次从西柏林去拜城由姐姐陪伴，我们搭了一辆顺路车，当车开到西柏林南端的一个出入境检查站（出西柏林不需检查，入东德必须检查）时停下了，我探头往外一看，嗬，长长的车队在等着过关。海关人员（东佬）办事效率低，车队走得很慢，司机们不愿一点点往前蹭，那样太费油了，于是，不是谁带了个头，大家都跟着学，熄了火下了车，司机在前面把着方向盘，乘客从后面再给点劲，车就被推着慢慢往前走。又不知是谁心里起急，按开了喇叭，结果一呼百应，喇叭声响成一片……那场面煞是壮观。

　　好不容易蹭到了跟前，每一个乘客都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外国人还得交过路费。奇怪的是，海关并没有收姐姐和我的过路费，只查看了我们的护照就放行了。

　　后来我才知道，东德和中国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因此不收中国人的过路费。记得我从拜城返回西柏林时搭了一个西德大学生的顺路车，车上还有另外两个大学生，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非洲人，过海关时，只有我是免费的，他们俩都要交5个马克。开车的德国大学生扭过脸，对我说：“东德和你们中国是好兄弟，你不用掏钱。”听了这话，我的心情有些异样，一来挺受感动：人家东德对咱中国这么好；二来有点惭愧：我支持两德统一，不就是赞成东德消亡吗？突然说不出的惆怅失落。

　　过了检查站，汽车开上了封闭的高速公路，司机让我们关了车窗，汽车开得风驰电掣一般。德国的高速公路宽阔，平整，耸立在路两旁的标识牌高大清晰醒目，两边树林、田野、房屋瞬间闪过。司机说，这里是东德的土地，西德的车不能随便停，更不能随便进入哪个城市或乡村。他还告诉我们，这些高速路都是西德花巨资修建，而且西德每年还要给东德缴纳几百万马克的过路费。

　　东德的景物和西德相比要差了一大截。西德境内，可以见到重迭的山峦，茂密的森林，锃亮的铁轨上跑着簇新的火车，坚固的桥梁飞跨宽阔的河面，公路两旁的房屋漂亮而整齐。而在东德境内，收入眼中的只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城乡公路上跑的汽车都是东德自己生产的灰色小汽车，外观小气呆板；村庄显得萧条落寞，幢幢房屋陈旧破败，四处散落着废旧的机器零件和垃圾、煤渣。

　　姐姐悄悄告诉我，据说，东德有的地方成了西德的垃圾场，西德为了保护自己的环境，就租下东德的土地处理垃圾，每年付给东德一大笔钱。

　　我忍不住问：“东德乐意吗？”

　　姐姐说：“东德有很多荒地，荒着也是荒着，租给西德当垃圾场，每年坐收一笔巨额租金，还能不乐意？”

　　“可是把环境都破坏了。”

　　“东德人哪儿有那么强的环保意识，给钱就行。”

　　这事让我想了很多。富国往穷国倾倒垃圾的事情早就听说过，中国不是也常有“洋垃圾”入境吗？如果一个国家贫穷落后，有何闲情谈环境保护？

　　将近三个小时，汽车从北到南穿越了东德，进入西德的巴伐利亚州，过边境时还有一道检查站。我从窗外看去，见到检查站两侧的一些地方用铁丝网拦着，四周无人影。

　　“东西德的边境是不是也像东西柏林边境一样紧张恐怖，有什么隔离防护死亡地带吗？”我心头产生了疑问。

　　仅仅过了几个月，我的疑问有了答案。

　　第二年春天，我所在的大学组织外国留学生到周边旅游（这种活动每年要搞好几次），地点是东西德边境的一个小镇（名字记不清了），在那里，我终于看到了边境的全貌。虽然此时随着柏林墙的开放，东西德边境的军人已撤离，铁丝网也大都拆除，但是还有一些原来的设施依旧保留着。

　　穿过小镇旁边一片小树林，前面开阔起来，导游指着一个高高的瞭望塔说：“那就是边界。”我们登上瞭望塔放眼望去，一道用铁丝网和松土带隔开的长长的边界线铺展在眼前。

　　导游介绍说：东德在这里建的是一个纵深的立体工事，邻近边界50公里内是不允许任何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居住的，凡住在附近的居民都有特殊证件，靠近边界50米内为无人区，全是松土带，有碉堡、瞭望塔，再前面是铁丝网，而所有铁丝网带刺的蒺藜都是朝里的，就是说，它不为挡住境外的人入境，而是为了防止境内的人外逃。那边还挖了防御工事，工事里装有大量的自动射击装置，只要逃亡者进入了禁区，它们便会自动开火。工事里面藏有部队，只需一声令下部队就能马上投入战斗。

　　东德不仅有设施严密的边界线，还有疏而不漏的边防检查站，对出入境人员进行严格检查。

　　中国学者老汤80年代初期来西德进修，他曾参加过一次进入东德的旅游，对边境的严格检查有亲身体验。他回忆说：

　　那天，旅游车来到了东西德边境检查站，两个站之间相距也就50米，在西德出境站，警察上车点了一下人数，看了每个人的护照就放行了，也就花了几分钟。接着来到东德的入境站，边警不但上车一一核实人数，对每个人的护照签证以及照片仔仔细细看了又看——怕有人“冒名顶替”，还收走了大家的护照。过了好一会，警察上车说：车上有四名阿富汗学生不能入境，因为他们的护照是1978年前由敌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阿富汗旧政府颁发的。这四个阿富汗人惊讶，不满，一脸的苦涩，心中极不情愿，却只能无可奈何地走下车，其中一个学生大声用英语说道：“那是政府间的事，与我们这些穷学生有何关系？”我们几个中国人对他们满是同情，却束手无策，因为我们还自身难保，护照仍在边警手里呢。又等了半晌，边警上了车，把护照发还给我们，一挥手说：“AllesOK,los!(一切妥当，放行！)”此时，我看了一下表，前后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检查站，铁丝网，瞭望塔，松土带，防御工事，自动射击装置……这些冰冷可怕的东西都随着柏林墙的崩溃而永远消失了。

　　（三）我认识的东佬

　　施特恩

　　他来了，从柏林墙那一侧，大步流星地走来，身上只背了一个小小的手提包儿，粗壮结实的身体里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义无反顾地走着，连头都不回一下。没什么可留恋的，出门的时候只对老父亲说了一句：我挣够了钱，回来接你。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往他的兜里塞了一包他最爱抽的烟丝。

　　他从东部走到西部，一路上，有活就干，有工就打，有钱就挣，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当他来到我留学的拜城时，已是圣诞节前夕，地上的雪足有半尺厚，市中心广场立起了一棵高大的挂满五颜六色彩灯和饰物的圣诞树，煞是喜庆，商店门口站着满面微笑的白胡子圣诞老人，教堂前，孩子们唱着美妙的圣诞歌：一年复一年，神圣的圣诞节……

　　他的家乡也过圣诞，也有圣诞树，圣诞老人，他最喜欢这个节日，工厂放假，全家团聚，好吃好喝，还有意想不到的礼物。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过圣诞，这里的圣诞比他的家乡要富丽堂皇许多。他在市中心广场游荡了半天，然后转身向天主教会走去。

　　他是天主教徒，因此每到一地，都来寻找教会的帮助。

　　拜城的教会热心地为他安排了住处，真巧，与中国留学生毛毛住同一个公寓（毛毛也是通过教会的帮助住到了这里）。我和毛毛很熟，这天晚上去找他一起做德语作业，一开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这里多了一个新房客：从东德来的施特恩。

　　施特恩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东佬，晚上，我们把他请过来，一起吃饭聊天喝啤酒，中国人对东部发生的事很感兴趣，你一嘴我一嘴问个不停，施特恩不大讲话，只闷头喝酒吃菜，倒是爱侃的毛毛大发议论，从柏林墙到美苏冷战说个没完没了。

　　施特恩在这座小城住了下来，他在市中心的麦当劳找到了工作，每小时９个马克，他干活很卖劲，烤汉堡，收拾店堂，什么都干。每天晚上，他都算一下帐：今天干了８个小时，又挣了７２马克，然后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施特恩是东德最普通的人民大众中的一个，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中三个孩子他行大，中学毕业以后，由于城市缺劳力来农村招工，他进了城里一家小小的机修厂当电工。

　　施特恩没有过高的要求，他挺知足，生活上不缺什么，饿不着也冻不着，钱也够花。政府总在宣传，我们的国家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对此，他深信不疑，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国家有私人小汽车，尽管要买车得等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尽管所有的小汽车都是一个模样一种颜色，可别的东欧国家还没有呢不是。

　　施特恩属于战后出生的一代，他知道，西边，有他的另一半同胞。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不断地讲，那边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那边是帝国主义阵营，是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占领区。施特恩模模糊糊地知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不是好东西。世界革命的祖师爷，他施特恩的老前辈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资本，自从来到人世间，从上到下，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施特恩为自己生活在东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阴霾里而感到庆幸万分。

　　然而有一天，他发现一切都错了。

　　一个朋友带来一本西边的画报给他看，他惊呆了，画报上的西边，那么富裕那么美妙，高楼林立，商店琳琅，风光旖旎，特别是现代化的工业区，象花园一样干净美丽，宽敞明亮的大车间，工人穿着雪白的工作服，机器靠电脑操作，管理井井有条，开关，电缆、电器，各种设备以不同颜色表示不同功能。施特恩不相信这是真的，说不定只是宣传，自己的政府不也总说自己好吗。于是，他去找那个朋友，朋友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西边不知道比东边好多少倍。从此施特恩十分留心西边的情况，想方设法找一些西边的书籍、画报看，这还不够，他渴望有一天能亲自过去看个究竟。

　　当１９８９年的革命来临时，施特恩欢欣鼓舞，他从心底拥护统一，他觉得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柏林墙刚一开放，他就提着行李离开了家，他要到西边去挣钱，挣多多的钱，西边的兄弟姐妹有什么他就要有什么。

　　施特恩在拜城住了一段时间，先在麦当劳干活，后来进了一家工厂，工资涨到每小时１３马克。再后来，他又走了，继续向西，他说那边还有更好的工作，更诱人的收入，他说他要进大众汽车公司、西门子公司去挣更多的钱。

　　他走了，还是背着那个小小的行李包，大步流星向西走去。

　　芭芭拉

　　我是在那家仓库打工时认识芭芭拉的。

　　寒假快到了，是打工的大好时光，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翻报纸看广告，然后拿着广告打电话，或者干脆按着广告的地址找上门去。在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后终于有了结果，一个小小的企业正缺人手，很快就与我签了合同。

　　说它是企业，实际上就是一家仓库。在工业区的一角，一幢白色的两层小楼，“OlympiaSportswaren”（奥林匹亚体育用品）几个字嵌在楼门口，第一层朝阳的一面是几间办公室，后边是一间很大的仓库，楼上也是仓库。仓库里有各种各样的游泳衣裤、运动衫裤、沙滩凉鞋什么的。这个仓库是生产与销售的中间环节，厂家把各种产品送到这里，商家把各种订单也送到这里，订单来自四面八方，不光有德国的，还有瑞士、奥地利等周边国家。这个小企业生意挺兴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找几个临时工来帮忙。

　　穿行在排排货架中，按照订单把各种漂亮的游泳衣裤从架上取下，然后装箱，发出，就是我每天的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毕竟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

　　仓库里的工人不多，除了一个车间头儿，还有７个人，３男４女，其中一个女工，就是芭芭拉。

　　芭芭拉长得小巧玲珑，看到她，我才知道，德国女人也不全是高大健壮型，也有娇小袖珍型。芭芭拉的头发是黑的，眼睛是黑的，她不爱说话，不爱笑，总带一种忧郁的表情。不知为什么，我认识的几个东德人都有这种表情，后来，这种表情几乎成了我识别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的一个标准。

　　起初，我并不知道芭芭拉来自东部，后来有一天，我看见另几个女工正有说有笑地议论头天晚上的一个电视节目，她们不断地说“ＤＤＲ”“ＤＤＲ”（东德的简称）什么的，好象是在嘲讽那个节目如何可笑。突然，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我抬眼一看，芭芭拉正向这边走来。我心中全明白了，为什么芭芭拉不爱说话不爱笑，为什么她总带着那种忧郁的表情，因为她从东部来，她是二等公民。

　　得知芭芭拉的身份后，我反而跟她亲近起来，都是二等公民，同病相怜嘛。我主动找她说话，订单上有看不清的地方也找她问，她总是很热心地回答我，偶尔也问我一些大学里的事和中国的事。

　　平心而论，所有的人对芭芭拉都很好，没有一点歧视。老板见了她总是很有礼貌地点头微笑；那个有些秃顶的路奇是这里最好的人，经常和芭芭拉说说笑笑，还总送她点心糖果什么的；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天天让她搭自己的车一起上下班。

　　尽管这样，芭芭拉还是一脸的忧郁。

　　春风吹化了积雪，绿意挂上了枝头，“复活节”到了，这是仅次于圣诞的又一个宗教节日。市中心的广场上又热闹起来，各式各样的摊位搭了起来，小兔子、红鸡蛋是复活节的特有礼品，摆了满街，还有巧克力、糖果、工艺品等等，卖面包的、烤香肠的也都出来喝五吆六，一片节日景象。

　　复活节各企业都放假，我揣着一份好心情和几个留学生伙伴一起出来逛街。在市中心的节日广场，买份面包香肠，一边吃，一边沿着摊位欣赏五光十色的商品。忽然我看见了芭芭拉，还有她的一家人，她手挽着一个高个男人的手臂，两人亲密地依偎在一起，身旁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高兴地说着什么。

　　芭芭拉也看见我了，向我招招手，从来没有见她这样高兴过，脸上的忧郁全无踪迹，发自心底的幸福和满足，从眼睛里透出来。

　　她有一个幸福的家。我想。

　　节日过后，继续上班，芭芭拉又恢复了原状。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特地挨着芭芭拉坐下，我说：“那天在市中心看见你一家人了，你真幸福，让人羡慕。”

　　芭芭拉脸上立刻大放光芒，她不住点头，告诉我，她丈夫在博物馆工作，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一儿一女，儿子上一家职业学校，学的是暖气安装与维修，女儿还在上中学。“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家。”芭芭拉说。

　　我们渐渐接近了，常在一起聊天，她爱谈家庭、丈夫、儿女，我就讲中国的家庭，从四室同堂到计划生育，她听得津津有味。

　　她问我在中国做什么，我告诉她出国前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她睁圆了眼睛惊讶地问：“记者？多好的工作，为什么到这儿来，干这份没意思的活儿？”

　　我说：“就是想出来见见世面。”

　　她问：“德国你去过哪儿？”

　　我说：“东部西部都去过。”

　　她问：“你觉得东部怎么样？”

　　我知道芭芭拉是从那边来的，不愿伤害她的家乡感情，便说：“东部有些城市我非常喜欢，比如魏玛、迈森。魏玛是歌德、席勒生前久居的城市，我崇拜这两个伟大的文学家。麦森是西方瓷都，我参观了那里的瓷器博物馆，它让我一下想起了中国的磁器。中国是生产瓷器的古国大国，景德镇、唐山、佛山都是著名的东方瓷都。”

　　芭芭拉一边听我说，一边不住点头，脸上流露出一种怀念的神色。她说：东德有很好的幼儿园，很好的学校，很好的百姓。尽管现在她到了西部，生活比过去富裕得多，但是她总忘不了留在记忆中的美好的东西。“在这里，人们都在谈西德好，东德不好，别看我也跟着说，但我心里并不好受。”

　　我能理解她，就像我到了国外，如果听见人家说中国不好，心里就不高兴一样。

　　第二年的寒假，我又来到这里打工，从老板到工人都像老朋友一样欢迎我，可在车间里，我没见到芭芭拉，问了别人才知道，她调到办公室当白领去了。一天下了班，我刚走出大门，看见芭芭拉开着一辆崭新的红色大众轿车——她自己的车，她向我招招手，嫣然一笑，开车远去了。

　　东德教授

　　德国的冬天雪真多，头上压着厚厚的云层，一会儿就无声无息地飘起了雪花，先是小颗粒，后来就变成大雪片，铺天盖地，纷纷扬扬。

　　我站起身，戴上围巾，穿上高筒皮靴，走出屋门。别人告诉我，德国冬天的雪很深，没有靴子根本过不了冬，于是我就在跳虱市场上花五个马克买了这双白色的靴子。

　　我喜欢雪，说不尽的喜欢，在我眼里，漫天飞舞的雪花就是最美的图画。我仰起脸，听任无数白色小精灵在我额头、脸蛋、嘴角、下巴随意抚摸，它们把我疲惫的身心滋润得湿漉漉的。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皮靴踩雪的声音，真比听任何音乐都美妙。

　　前面的山坡上，几个身穿羽绒服头戴绒线帽的小孩在玩，他们骑着雪橇从坡顶往坡下出溜，大声笑着，几只狗跟着它们的小主人撒欢，甩着尾巴边跑边叫。看着看着我也兴奋起来，从地上捧起一捧雪捏成团扔出去，一个，又一个，直扔得浑身出汗。一低头，竟发现，脚下露出一片绿，原来草坪上的小草冬天也是生机盎然，下了雪，它们躺在这厚厚的“棉被”下反而更壮实绿意也更浓。

　　在雪地里走了一圈，吸了一肚子清透爽透沁人心脾的空气，已是黄昏时分，赶紧回家，推门一看，教授和夫人已经从学校回来了。

　　我到拜城的第一个冬天，借住在这位中国教授家里，教授来自北京大学西语系，应拜城大学的聘请来做两年客籍教授，讲授中国文学。教授夫妇与我父母是几十年情深意笃的老同学老朋友，我刚到拜城时教授夫妇就执意留我，要我在申请到学生宿舍前一定和他们住在一起。

　　教授的住宅是租的，一栋白色两层小洋楼，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第一层有一间很大的客厅，地上铺着厚厚的白色地毯，透着暖人的温馨。沙发、电视、摇椅，一切都那么舒适，实用，完完全全家的感觉。客厅朝阳的一面是一排落地门窗，外面对着一个小巧的花园，花园里四季绿茵盖地。小楼的二层有卧室、书房、客房。此外还有一层地下室，那里有锅炉房、洗衣房和一间很大的客房。

　　当我第一次跨进这小洋楼时，不禁惊叹道：“教授，您比中国的部长住得还高级呢！”

　　教授说：“我原来不想住的，我说只要有两间就够了，一间卧室，一间客厅。这小楼是我还没来时，学校登广告帮我租下的，我只有住下。”

　　我说：“干嘛不住？您是教授，应该住得好，才不失身份。”

　　教授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就一直住下来了。”

　　教授极有学问且心地善良，他多次帮助刚到此地没有住处的中国留学生。这小楼的地下室客房里，在我之前至少有３个留学生享受了它的脉脉温情。

　　教授下午有课，夫人陪他一起去了学校。这一对夫妻，几十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从不分离，不论教授走到哪儿，夫人总是相伴左右。现在他们一起从学校回来，教授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夫人在厨房里准备晚饭，我赶紧进厨房帮忙。

　　教授一家的饭很简单，早餐总是牛奶面包果酱，中午是面条，晚饭略丰富一些，几片火腿或是几根香肠，一小盘酸黄瓜，一壶红茶，还有奶酪和面包。今晚又是这典型的德式晚餐，我一见直倒胃口，也许我的中国胃永远适应不了这种西餐，所以我时常跑到别的中国留学生那里蹭一顿中国饭。

　　“阿姨我来吧。”说着我就上前接过阿姨手中的茶壶。阿姨一声不吭，又打开冰箱去拿面包。

　　“不像话！”客厅里传出教授愤怒的吼叫。我吓了一跳，忙问阿姨出了什么事。阿姨一边从纸袋里把小圆面包拿出来摆在盆子上，一边轻声细语地说：“现在不是形势挺乱的吗，教授心里不大好受。”

　　“是为两德统一的事吗？”我问。

　　“是呀。”阿姨说。

　　我不再说话了。我知道，教授在５０年代曾留学东德，在莱比锡大学读了４年研究生，对东德有深厚的感情。回国后，他几十年都在讲授德国的语言、文学和音乐。他获得过东德颁发的最高文化奖项：格林兄弟奖。在中国，只有两人获此殊荣，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冯至先生，再一个就是教授了。东德，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对东德的感情非同一般。

　　教授天天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一般只看电视新闻，看完东边的看西边的，看完国家台看地方台，他的脸上总是阴沉沉的。

　　有一天，教授关掉电视后，见我坐在一边，就问我：“年轻人，你怎么看眼前的形势？”

　　我思索了一下，说道：“教授，我理解您对东德的感情，可我觉得，无论怎么说，统一总是好事吧？”

　　“这是统一吗？是占领，是吞并。”教授一下激动了，起身在屋里来回走着。“你看科尔那副傲慢样，那副盛气凌人，你再看那些东德领导人，唯唯诺诺，委屈求全。这样平等吗？”

　　“可是，这是人民的意志呀！”我争辩道。

　　“人民？是所有的人民吗？”教授说。

　　我无话可说。

　　“年轻人，不要盲目地跟着人家跑，多听听不同意见，用自己的脑子想想，学会辩证全面地看问题。”教授开导我。

　　我默默地点点头。

　　几天过后，我下课回到家，见阿姨买了一大堆东西回来，有肉、点心、蔬菜、罐头、饮料，满当当塞了一厨房。阿姨正在烧肉，扑鼻的香气引人垂涎。

　　我问阿姨：“是有客人要来吧？”

　　阿姨说：“是呀，教授在莱比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明天来作客，他们已经几十年没见面了。”

　　教授也显得特别高兴，客厅里的音响播放着著名音乐家韩德尔的名曲《水上音乐会》，辉煌华丽的乐章，回响在小楼的上上下下，撩得人心振奋、沸腾。

　　第二天下了课，我马上赶回家帮阿姨包饺子，准备欢迎客人。

　　教授特地穿上了笔挺的西装，他让阿姨也换上正式场合才穿的毛衣和长裙，毛衣是浅藕荷色的，长裙是深藕荷色的，搭配在一起说不出的高雅。我帮阿姨整理着衣领，然后上下端祥着，称赞道：“您真漂亮，一下年轻了１０岁。”阿姨含笑说：“别拿我这个老太婆开心了。”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门外传来靴子踩在雪地上的声音，教授忙开门迎了出去，紧接着，就听见一阵欢叫声和热情的问候声。教授把客人迎进门，客人是一男一女，男的高大魁梧，女的一头金发。

　　教授与男客人搂着肩，阿姨与女客人拉着手，亲亲热热进了屋。见我站在一边，便向我介绍：这位是Ａ教授，这位是Ａ教授夫人，也是教授。他们夫妻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他们在东德是很著名的学者。

　　礼节过后，我就钻进厨房帮阿姨做饭炒菜，教授和客人坐在客厅谈天说地，他们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低言细语，一会儿又高声议论。他们的话说得又快又急，我听不懂，但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最热门的话题：两德统一。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不再谈政治，亲亲热热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教授向Ａ教授夫妇一一介绍着各种菜肴的特色，客人们一面品尝，一面点头夸赞，夸赞中国饭好吃，夸赞阿姨好手艺。

　　Ａ教授夫妇在这里住下了，当晚，两对夫妇谈了很久很久，他们什么时候睡下的我全然不知。

　　第二天一早，我有课早早就走了。回来的时候，客人已经离去，客厅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教授和夫人都在楼上休息。

　　几天后，我陪教授夫妇一起散步，我忍不住问教授：“您和Ａ教授夫妇谈了些什么？能讲给我听吗？”

　　教授一脸严肃：“你应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他们是东德有名的学者，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东德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

　　教授郑重地像讲课一样向我介绍了他们交谈的内容，我也像学生听课一般认真地听着。

　　Ａ教授夫妇说，他们并不反对统一，一个民族分裂为二，是一种不幸，应该也迟早会得到解决。但是，是不是非要像现在这样，以消灭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代价？站在德国工人运动历史的角度看，东德的覆亡是一个悲剧。

　　Ａ教授夫妇说，东德昂纳克政府有很多错误，他们对昂纳克也很不满。但是，他们不赞成推翻这个党这个政府，而是主张通过改革、改造的办法使党和国家得到新生，就如同你们中国一样，搞了改革开放，不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

　　Ａ教授夫妇说，马克思理论并没有过时，尽管西德工人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无论他们是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他们都是受剥削者，他们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剥削，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并没有解决。

　　Ａ教授夫妇说，东德的经济发展是无法同西德比，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集团里，东德的经济状况是最好的，生活水平也在各国中领先。东德是东欧集团中惟一有私人轿车的国家，东德没有失业，人人有工作，特别是妇女，就业率很高，达９０％以上。还有东德的体育成绩骄人，奥运会上奖牌居前列。这些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德国有一句谚语：“Endgut,allesgut（结局好，一切都好）。”但并不能说：“Endschlecht,allesschlecht（结局不好，一切都不好）。”

　　最后，教授笑着告诉我，Ａ教授夫人，更是让人钦佩，她大骂科尔用１００马克收买人心。“我才不去领那１００马克呢，它让我感到耻辱。”她说。

　　我认真地听着，心里充满了困惑。一边是人民大众的欢呼，一边是知识分子的批评，一边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一边是社会主义的抗争。谁对？谁错？谁是？谁非？

　　后来，我把这一切讲给毛毛听，毛毛说，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错综复杂，是无法用简单的好人坏人你对我错来判断，只有等待历史的回答。

　　过了不久，教授家又来了一位客人：东德的B教授，也是教授当年的同窗好友。他个头不高，说话声音低沉，与A教授的热烈奔放形成极大反差。他在这里住了几天，我看到两个教授或是坐在客厅里促膝长谈，或是手拉着手在外面雪地里散步，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冬去春来，这是我到德国后的第一个春天。德国的春天仍然很冷，经常是雨雪交加，人们不敢脱冬装，屋里还得烧暖气。

　　Ｂ教授有一天突然来访，他带着一脸的气恼和沮丧，告诉教授：东部乱套了，一团糟了，过去的一切都被否定了，大学的课程都要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许开了，就连他这个教授也被免职了，还说要重新评定职称。

　　教授愤怒地拍着桌子：胡闹！胡闹！东德全让他们毁了！为什么不让讲马克思？在西德，在美国，在英国，还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呢！胡闹！胡闹！

　　两位教授交谈了很久。

　　第二天，Ｂ教授要走了，教授夫妇送他到门口。他回过身拥抱了一下教授，然后，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这栋白色的小楼，突然说道：“我想住这样的房子想了一辈子。”两个教授无言以对。

　　夏天的时候，教授接到了Ｂ教授的一封信，他看后告诉阿姨：他们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

　　“写封信，支持他们。”教授说。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岁月已流逝数载，两德统一早已成为历史。也许，当时的很多事情现在才能看清，也许，过去的故事现在还在延续。

　　我始终从心底感谢那位中国教授，是他，给了我遮风蔽雨的庇护和德国方方面面知识的启蒙；是他，让我听到了统一大潮中的另一种声音，启发我客观全面地观察事物；当然，也是他，给我的这本书增加了生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