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祖乐真正的老婆:毛泽东5封电报还原西藏解放经过

　　西藏怎样香格里拉

　　---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

　　西藏不只一个文本

　　和平解放精确打击了农奴制，又没破坏整幅图画

　　文 | 刘耿

　　西藏解放都60年了，解放的必要性仍然被讨论。要搞清楚这极小部分异质思维，要先弄明白当他们谈论西藏时，他们在谈什么？

　　他们在谈一个所谓“时间停滞的香格里拉”，在谈旧西藏是“清净美妙”的、“无需解放”的，那里肯定有“卢梭所说的高尚的野蛮人”。

　　西藏与香格里拉之间的等号是怎样加上的？这是一场延拓千古的想象文学的接力赛。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历史》中就“记载”了西藏，遍地都是硕大蚂蚁，擅淘金沙；《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西藏人是翻手云覆手雨的魔术师；葡萄牙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西方人，他发现西藏是一个天主教的王国，因为西藏教皇(大喇嘛)名叫帕巴(Papa)，是原汁原味的葡文。

　　西方读者按照这些作品想象西藏，在心目中建构西藏，而这些作品的起点不是真实，是作者的想象。最富想象力的力作当是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裁一片云南的彩云、截一段西藏的雪峰、植一亩四川的草甸、掬一捧尼泊尔的湖，再装填上中央供暖、俄亥俄的阿克伦浴缸、大图书馆、羽管键琴、宋代瓷器，还有从山下肥沃的谷地运来的食物，就凑成了一个香格里拉。

　　《消失的地平线》成书于“二战”待发前的经济萧条期，处在心灵迷茫状态中的人们，亟需一个可被寄托的理想国。经济衰落，文化繁荣。2010年，观众带着对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走进电影院欣赏《阿凡达》。先进的3D技术一次性引爆了观众所有的想象力，现代传媒业的发达、人肉搜索、维基百科，使得一切想象，立马就被证伪。

　　西藏地理条件的不易接近性给西方人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消失的地平线》时代的想象力只能在观众头脑中发酵，真作假时假亦真，《历史》所载蚂蚁淘金的故事，令很多西方人至今依然相信西藏遍地是黄金。

　　一道杠的地平线消失了，两道杠的等号出现了。

　　西藏并不只有一个文本。早期进入西藏的一些西方传教士、探险者以写实主义风格素描旧日藏区，农奴被当成“会说话的马”来使唤，“当时的拉萨，连一根针都生产不出来”。

　　然而，历史文本在与文学文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因为西方人所热爱的西藏与西藏无关，是东方主义中的一个“他者”。

　　和平解放西藏的意义就体现在保护了“他者”不受战火侵扰。一支由7个民族的136名干部战士组成的解放军先遣连，进军阿里，现身藏军主力后方，从战略上配合了后来的昌都战役，就解放了西藏---面积相当于十二个浙江省的美丽高原。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两三年中，发生在北平、湖南、绥远、新疆、四川、云南和西藏的和平解放，成为中央新政权与地方旧势力之间解决统一问题的最佳范式。

　　和平解放精确打击了农奴制，又没破坏整幅图画。西藏，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最庸俗的文艺青年和最有思想的文艺青年有一句台词是一样的：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去西藏。一拨又一拨人，戴着旅行社的小红帽、寂寞和人生的挫折感而来，寻找梦中的香巴拉。

　　今天，当我们谈论香格里拉时，我们又在谈什么？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摘下来的香格里拉，不再泛着政治色彩。存在且仅存在于东亚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中甸、稻城亚丁和日瓦乡抢注香格里拉地名，既是迎合西方人的想象，更是迎合西方人的钱袋。

　　今天，西藏可以这样香格里拉。

　　在或不在，爱或不爱，西藏是西藏，香格里拉是香格里拉。

　　西藏往事：毛泽东和5封电报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

　　文 | 夏攀

　　空灵美丽的高原、英勇悲壮的进藏先遣连、虔诚执著的和谈使者，还有毛泽东以及他与5封有关西藏解放的电报??

　　一幕幕西藏解放往事，穿越了整整一个甲子，在历史的镜头中延伸。

　　1951年5月23日，新中国的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这里签订。双方代表会心而笑，这个画面永远被定格。

　　电文：“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青甘境内的西藏人”

　　1949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军把红旗插遍大半个中国，西北的甘肃，有个11岁藏族少年，是毛泽东格外关照的对象。

　　当年8月6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等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青甘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藏谚有云：“天上的太阳月亮，人间的达赖班禅。”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外避内地，到了这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两位宗教领袖的恩恩怨怨，让20世纪前半叶的西藏历史格外的波诡云谲。

　　1924年11月15日的夜晚，九世班禅率领少数随从，逃出了西藏。他来到内地之后，四处奔波，寻求国民政府支持，力图返回西藏。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九世班禅有了回藏的希望，但因种种阻力，终未达成心愿。4年之后，他在青海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圆寂。堪布会议厅(班禅行辕机构)开始寻找转世灵童，经过筛选，终从17名灵童中选中温都。贡保才旦，即十世班禅。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占领西宁。7日之后，12岁的班禅派出堪布会议厅最高文官计晋美一行，昼夜骑马赶到西宁，同解放军取得联系。

　　实际上在西宁解放之前，国民党即屡次派员劝说十世班禅去台湾，不要被共产党所利用。但他断然拒绝：“我是西藏人，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班禅即给北京发电报：“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伏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懈怠??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至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班禅额尔德尼叩。”

　　获悉班禅的来电，毛泽东格外欣喜。

　　一年半后的1951年4月27日，少年班禅来京，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为表达感激之情，班禅献给毛泽东多项礼物。其中有一面红缎锦旗，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还有金盾一座，上面镶嵌“毛主席万岁”五字。

　　1952年，十世班禅终于回到了西藏的扎什伦布寺，离1923年九世班禅离开这座班禅世居的古寺，已有29年之久。

　　电文：“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某种意义上，班禅在1949年10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是坚定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统一西藏决心的原因之一。在此前的1949年2月，毛泽东同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这样谈到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

　　毛泽东给出的原因有二。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比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这个问题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早在十世班禅发电报给中央之前，西藏还发生了一个事件，亦是影响毛泽东解放西藏决策的一个因素。

　　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突然接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府)的通知，说有要事相商。

　　在布达拉宫前的噶厦办公楼里，陈锡璋接到的是两个星期之内必须和所有国民党驻藏工作人员离开西藏的通知。

　　接下来，事件进一步升级，于是有了当年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这样的一个头条：“西藏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全部中断，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被限令两周内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人捣毁，台长遇刺受伤。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的汉籍喇嘛也无人幸免。”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藏“驱汉事件”。

　　关于这个事件的原因，后人这样解释：“驱汉事件是在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度者唆使和策划下发动的。事发前，印度驻藏总领事英国人理查逊曾经神秘地乘夜晚溜进噶厦政府办公楼，他煽动噶厦外交局局长扎萨柳霞。土登塔巴、扎萨索康。旺秋次登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留他们在拉萨，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

　　显然，这一事件与当时一些国家支持“西藏独立”有关。

　　不久后的当年11月23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让他转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出兵西藏，在这封电报里正式被毛泽东提出。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

　　出兵并不是首选，和平解放仍是中央竭力争取的。1950年1月20日，中央政府就要求西藏当局派代表赴京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当年5月27日，西南局向中央提出了与西藏地方代表谈判的十项条件。内容主要包括：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其现行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达赖的地位及职权都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等。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审阅修改，并批语：“均可同意”。这个《解放西藏公约十章》由此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西北局也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派出两批人去西藏劝和，结果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出境，另一批竟遭扣押。

　　一些西藏高层人士，也为和谈竭力奔走，格达活佛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格达活佛是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早在1930年代，他就与共产党结缘，和朱德更是私交甚笃。1950年春，当解放军抵达甘孜时，格达活佛用这样的话欢迎解放军：“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

　　当听说噶厦当局置中央政府的和谈要求于不顾的时候，格达活佛决心赴西藏劝和。朱德知道这个消息，为了格达活佛的安全起见，立刻拍电报劝阻，但他不改初衷，朱总司令见格达活佛这样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格达活佛此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到甘孜。

　　当年7月14日，他到达昌都，立即向昌都总管表明他此行之目的，随后又给拉萨的朋友写信，要求促成双方和谈。

　　格达活佛的一系列活动，让分裂分子甚为恐慌。8月13日，英国驻藏间谍给他喝下毒茶。他中毒之后腹痛不止，口吐黄水，鼻孔流血，留下一句“为求和谈，我死也不悔，但求到拉萨见到达赖啊”后离世。

　　而在格达活佛赴昌都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已派出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和堪穷土登杰波为首的所谓“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在香港同中央谈判，以拖延时间。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

　　电文：“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和谈的种种努力之外，“以打促和”的方针也在实施中。

　　昌都地区，西南军区18军正在向那里集结。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下达命令，决定改由西南局实施进军西藏任务。当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请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电文提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

　　刘邓最后决定派18军赴藏，那一年，军长张国华36岁。

　　阴法唐将军这样回忆这支部队：“18军是1949年2月18日在河南鹿邑县五台庙成立的。当时喊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

　　就在赴藏之前，功勋簿上这样记载：“从1949年3月1日自豫皖苏地区出动，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十八军转战豫、皖、浙、赣、湘、黔、滇、川等8省，行程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74次，毙、伤、俘敌l .7万余人。”

　　受命之后，一些不情愿的声音在这支饱受战争之苦的队伍中流传。“18军过去吃苦最多，这次又去西藏，上级不公平！”“西藏人烟稀少，不毛之地，让我们上那干什么！”“西藏，西藏，一辈子老婆找不上！”

　　张国华这样说服他的战士：“有人说，西藏是不毛之地。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是帝国主义却不嫌它荒凉，长期以来在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也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知道，在一千二三百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西藏王结了婚；现在到了西藏也是可以和藏族姑娘结婚的，况且藏族妇女都非常勤劳和善良??”

　　为赴西藏预热，18军在川西掀起了大练兵运动，当年入藏的新华社记者赵奇这样描述：“每天天不亮，战士们小跑三十华里才吃早饭，有人背着粗圆木，也有人背着磨盘，平均负重70斤，许多人脚磨破了，磨起了一片血泡，炊事员每天晚上都要烧上一锅锅水，让大家洗脚后用马尾把一个个血泡穿透，让脓血流出来。”

　　精简体弱有病的战士2779人后，18军挑选优秀战士14609人，补充了大批强壮骡马和便于携带的火炮等大量的各式武器，面貌焕然—新。

　　毛泽东决定从苏联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停在四川新津机场，以支援进军。

　　电文：“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

　　1950年3月29日，18军52师先遣队，从四川夹江县启程，向甘孜进发。

　　当地群众高喊着“你们走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解放西藏，保卫国防的同志最光荣”等口号为先遣队壮行。

　　原18军52师炮兵连一排三班副班长鲁发海这样讲述过他在去甘孜路上发生的故事：“我们从雅安出发便没了公路，开始徒步行军。山路曲曲弯弯，尽是羊肠小道。这些小道是过去马帮走的道，给全团的进军带来很大困难，当时我们身上除枪支弹药全副武装外，每人要背10至15斤大米，负重50多斤，最多的身上负重七八十斤。第一天走了五六十里，以后逐渐增加到七八十里，一天行军下来，人困马乏、腿肚子酸麻。”

　　此行路上，最艰险的莫过于过二郎山了，这座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山，很多地方陡峭无比。部队每隔15分钟就要吹一次休息号，休息时间为3分钟。

　　鲁发海说：“渴了就喝雪水，我们还把雪水灌进行军壶里，放上点苏打片，水立刻像啤酒一样冒出泡沫子，我们管它叫‘雪水苏打啤酒’。”下雪山的时候，为省体力，先遣队的战士和牲口一起，几乎都是滑下去的。

　　一路上缺粮，后方的飞机只得从空中投下粮食，一共成功空投6次，总计2.3万斤粮食。不够的，就要到当地藏民家里买。据说藏民只认银元，飞机就用木箱装好“袁大头”往下扔。

　　1950年5月28日，52师先遣队到达甘孜，53师的一支先遣队也于8月2日抵达目的地巴塘。另一方面，18军主力部队和兄弟部队、民工修路、民工一道于1950年8月末修通了雅安至甘孜的公路。

　　1950年7月24日，18军前指进驻甘孜，与52师先遣支队会合。7月30日，苗丕一率南路先遣支队157团进抵巴塘，与先期到达这里的陈竞波部会合。一路上，先遣队扫清了土匪及国民党余部。

　　在中央“多路向心”战略下，从云南、青海、新疆也分别派出了部队向西藏进发。其中，西北军区进藏先遣连从新疆和田启程，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向藏北地区艰难跋涉。

　　此时的北京，毛泽东时刻关注先遣队情况。8月18日，他给西南局发电报：“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各电均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

　　电文：“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北京方面，始终没有放弃战前的和谈，仍然在督促西藏代表来京谈判。然而，控制着西藏地方政府实权的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对此置若罔闻，自恃有外国势力的支持，拒不安排西藏代表团赴京谈判。同时，英国、印度方面也一再制造借口，阻止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和谈。

　　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发电报给西南局：“如果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

　　9月5日，18军军长张国华、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抵达甘孜，调查情况，部署战斗，箭似已在弦上。

　　各参战部队于9月26日向战区开进，到10月初，解放军完成战役部署。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柯、德格、巴安，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约7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对昌都地区藏军形成了蹄形包围。直接参战兵力为6个团加3个营和各种勤务保障分队，共约2万人，各种火炮57门。

　　1950年10月6日，在被称为西藏门户的昌都，解放军发起了战斗，这便是彪炳史册的“昌都战役”。

　　当年作为18军侦察兵的王贵回忆这场战役，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是解放军俘虏藏军的故事：“我所在先头部队俘虏三千多藏军，他们开始很害怕呀，但是没想到我们对他们那么好。藏军过去抓到俘虏，剁手、剁脚、挖眼睛，随便怎么样处理。但是，解放军却给他们治病。我们的伤病员后治，他们的伤病员当场就给包扎，除了武器弹药上缴外，他们的私人财物都发还。”

　　进藏部队当时向藏军俘虏们宣传昌都一役的目的：“你们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谈判，还杀害了去昌都劝和的格达活佛，所以必须打这一仗才能撬开和谈的大门。”放回去的俘虏一路上说解放军的好话，“没想到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昌都战役历时19天，歼敌5700余人，这是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场战役。刘少奇喻之为西藏的“淮海之战”。

　　消息传到拉萨，布达拉宫里，主战派的摄政达扎与他的反对派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双方不得不求神灵来裁决。

　　根据师博主编的《西藏风雨纪实》所描述，10月26日晚，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寝宫里，灯火辉煌，青烟从神台上的香炉里一缕缕袅袅升起，弥漫在寝宫内，两名神职人员口里念念有词，在青烟的弥漫中开始求得启示??最后得到的“决定”是：摄政达扎下台，15岁的达赖亲政。

　　1951年1月，在亚东的达赖喇嘛，亲自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谈判首席全权代表，与此同时，由拉萨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一道，经康区前往北京求和。

　　1953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西藏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对西藏是先礼后兵，兵后又礼”。

1951，生死行军

　　寒冷使死去的战士迅速僵硬，就好像红军在雪山上的遭遇一样，看起来像陷入深深的睡眠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甘肃、陕西、山西、新疆报道

　　在即将到来的夏季，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西北军区进藏先遣连抵达噶大克60周年之际，有关这段传奇远征的影视作品将陆续出现在人们视野。

　　艺术加工之前，进藏先遣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

　　在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新疆军区档案馆的帮助下，《望东方周刊》得以真实回溯这次进军的关键节点。

　　彭德怀用红铅笔圈定目标

　　到1950年，北京和拉萨的关系已经变得微妙而引人关注。刚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和边境上的亚东各设立了一套执政机构。而新生的共和国也已决意解放大陆上的最后一块领土。

　　1950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关于进军西藏的决定》，确定以西南军区18军为主力自川康方向进藏。此外，从云南、青海、新疆分别派出部队“多路向心”进发。18军后来也以解放西藏而著名。

　　但最先出发的是自新疆启程的西北军区进藏先遣连。

　　这支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独立骑兵师1团1连的部队，由原国民党骑兵第4旅8团改编而成，另由从其他连队抽调了20多名人员，组成加强连。它配有179匹战马、35峰骆驼。三个排每人一支步枪，每班一挺轻机枪。第四个排是机炮排，装备有6门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两挺重机枪。

　　这些武器虽然简单，在以后的进军途中却极少被使用，因为他们面对的并非操枪之敌。事实上，在建立第一个据点后，机炮排和大多数重武器都被留在这里：携带它们行军已经是很大的挑战。

　　7月31日，先遣连自和田地区的于田县普鲁村出发。由于开始与运输队同行，行军速度并不快：第一天行进30公里、第二天50公里、第三天20公里。这一天起，连队已经开始进入海拔4500米的无人区。

　　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虽然久在喀什、和田地区驻扎，但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高海拔地区。出发前，由陈毅托人从香港买回一张英文分省地图，在西藏西部的大片空白上只有一个黑点和几个英文字母，即当时的阿里首府噶大克。

　　地图送到兰州，彭德怀用红铅笔把黑点圈了起来，然后对独立骑兵师师长何家产说，这就是先遣连的目的地。

　　何家产一直把先遣连送到昆仑山脚下的苏巴什河边。李子祥还记得，那时发洪水，战士们依次缓慢渡河。等到他自己最后渡河时，差点被冲走。何家产站在岸边急得大声叫喊。由于缺氧，他一下子晕倒在河边。

　　不到4000米的苏巴什河谷也许是整个远征中海拔最低的地方。

　　第一份和平协议

　　在行军第一周结束时，先遣连就损失了几乎所有运输队。他们夜晚宿营时遭遇大雪，李子祥说，早上走出帐篷看到遍地都是冻死的驴子，几乎无法从中间穿过。仅在第7天、第8天就有1000多头驴子和骆驼死掉。

　　先遣连不得不遣返了运输队。这时，头痛、胸闷、昏迷等高原反应已经非常明显。因为雪盲，他们只有将马匹首尾相接前进。

　　在得到先遣连报告后，部队的卫生部门提出了解决建议：病人绝对安静，行军15至20里休息，食用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如蔬菜、大米、稀饭拌汤??

　　先遣连仍以每天35至40公里的速度在昆仑山中行进，第9天翻越6000米的界山达坂，进入西藏境内。在这之前，他们失去了第一个战士：刘进吉。

　　刘进吉自己绑在马背上行进了几天，终于没能战胜高原反应。

　　他的登记信息很简单：1917年，甘肃天水，汉族。李子祥说，在喀什开诉苦大会时，刘进吉第一个要求上台，结果没说几句就放声大哭，无法继续下去。出发前，他成为起义战士中第一批共产党员。

　　在昆仑山与冈底斯山之间是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700公里的藏北高原。这片海拔4500米至5000米的旷野富含碱性，基本不毛。

　　在8月15日、21日，越过昆仑山的先遣连分别建立了两水泉、多木两个据点，并第一次遇到藏民。8月29日，他们进抵到一个叫做扎麻芒堡的地方。缺乏补给、筋疲力尽的先遣连决定在此停留休整。

　　阿里地方政府先是强行阻止藏民与先遣连接触。10月，18军在昌都击败藏军主力后，他们改变了态度，开始和先遣连谈判。

　　在扎麻芒堡东南20多里的一个帐篷里，先遣连与地方政府达成了《五项协议》。这份以互相承认和尊重为核心的契约，也是共产党军队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第一个和平协议。1951年5月，北京与拉萨正式签订“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和平解放。

　　阿里地方政府负责人甚至通过先遣连的电台与毛泽东互通了电报。

　　在先遣连向独立骑兵师报告的电文中，还讲述了他们与地方政府负责人结成兄弟之盟，承诺不会把战争加之于西藏人民。

　　先遣连的行进路线并非今天从喀什开始的新藏线。它自和田出发，在新藏线以东一二百公里的地方并行。18世纪初，准噶尔就是从这个方向侵入西藏，用弯刀席卷高原。

　　后来，藏民在与先遣连接触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他们虽然骑着战马而来，却没有带来战争。

　　王惠志回忆说，有个藏族小伙子看好他们的步枪，就骑马从背后袭击了一个战士。战士听见声音回头时，对方一刀砍在步枪上。他知道对方喜欢自己的步枪，就摘下来扔了过去。藏族小伙子跳下马，给他磕了一头表示感谢，才持枪离去。

　　但是，与地方政府并非没有交锋。

　　李子祥说，谈判后，地方政府提出按照藏族习惯比武，想了解先遣连的实力。但这时大雪封山，没有补给，他们的军装都穿烂了。

　　先遣连集中了全部“好衣服”给参加比武的战士穿上。虽然很多人已经开始浮肿，但是在枪支射击中，他们还是大胜地方政府。最后，当比试射箭时，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力断长弓，彻底赢得了竞赛。

　　比武后，地方政府再次围困扎麻芒堡。一个月后，强壮的巴利祥也死了。对先遣连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生死扎麻芒堡

　　由于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狄三的日记在送回新疆时遗失，目前能够详细反映先遣连进军沿途情况的，只有1951年9月先遣连及后续部队完成进军任务后所作的《进军路线沿途调查材料》。

　　其中这样描述了达扎麻芒堡：一块流沙中之绿洲盆地，四周靠山，每一个山顶英雄连都构筑有野战工事，地形较为复杂，为军事上良好之阵地，有泉水味不佳，柴草丰富，但较远。气候不好，每天下午飓风，人们一举一动都感到呼吸困难，时常有病员发生，其病症大都为身上浮肿，医治无效，日益严重。5月30日6时低温4摄氏度，12时高温34摄氏度，海拔4517米。

　　10月下旬，大雪封闭昆仑山后，先遣连成为一支孤军。没有人向营地射击或进攻，但是死亡阴影时刻笼罩着他们。

　　高原病导致了大多数人的死亡。那时，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浮肿、最后皮肤迸裂出黄色的液体而死。

　　王惠志说，一旦生病就会特别能吃东西，然后开始浮肿。继而不再进食。短则几天，长则二三十天，浮肿就遍布全身，眼睛都无法睁开。

　　为了解决这个怪病，除了隔离，病员们根据卫生员的建议在天晴时到地窝子外，靠着土丘晒太阳。但是不久，唯一的卫生员也死了。

　　先遣连战士、藏族翻译乔德禄对《望东方周刊》说，在战斗中牺牲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先遣连的“一个一个小伙子”没有一个人能够痛快地死去。

　　躺在地窝子里的病员并不会大口喘气，而是若有若无地呼吸，仿佛一块无形的巨石压在胸口。

　　抚摸自己浮肿的身体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好像在触及别人的肢体，又好像自己被陌生的东西接触。如果用完好的手指使劲按，会有半个手指淹没在黄色发亮的皮肤里，但是很难感受到肌肉或者骨骼。这时只能轻轻抽回手指，因为已经感觉到皮肤下面流淌的组织，生怕将表皮戳漏。

　　1951年1月2日，先遣连向独立骑兵师发出电报：现在这作战现象是不存在的，就是病号多，病马多死马多，我们没办法制止这个问题发生。

　　随后电报称：全连18名病危者，前几天死亡了两名，其中一名拉肚子，一名全身发肿皮质破裂而死。62匹马完全不能使用。上午晴朗下午刮大风，寒暑表损坏无法报告气温。

　　另一份电报报告说：新发生较重10名，放马、放哨、打柴都靠10多个人担负，病员特别烧柴多，打一周柴烧不了两周饭。战士不吃饭怕犯病，多数人吃但吃得少，马有30匹全乏不能骑。衣服95%以上完全是破烂的了，袜子完全没有了。

　　1月31日，王震亲自致电新疆军区：病员情况十分严重，向当地群众调查治疗方法。一待开山，即派出较好医生。二军应研究此种病因，电告该连，治疗参考。

　　高原墓地

　　为了向先遣连输送给养，新疆损失了4500多头毛驴和骆驼，还有3名维族运输员以身殉职。但只有一次给两水泉送去了1.5公斤食盐和7个馕、一袋信件。

　　李子祥说，信件都是来自内地的慰问信。他们读给濒死的战士，给了他们最后的安慰。

　　王惠志回忆说，他也全身发肿，无法站立。看着地窝子里的战友一个个被抬走，他干脆把一直没舍得穿的军装从包裹里找了出来勉强穿在身上，静静地躺在地上等待死亡。

　　这时，有情报说从新疆流窜到西藏的土匪要袭击扎麻芒堡营地，他就背起电台到附近土丘的阵地上。一路汗水，他竟然就此脱离了死亡的威胁。

　　王惠志的小组里共有5个人，除了他还有一名电台长、一名报务员、两名摇发电机的战士。最后只有他和报务员得以幸存。

　　两名战士直到浮肿蔓延至手臂时还在工作，抬到地窝子后不久就去世了。其中一人名为桑必强，临洮人。他的侄子说，桑必强的父母临死前，仍要求他们找到桑必强的下落。

　　李子祥则在一次返回多木途中与战士王兴才遇到暴风雪。在野外过了一夜之后，他的5个手指被冻掉，王兴才也失去了两个指头。

　　在扎麻芒堡，开始时牺牲者都埋在距离营地两三里地远的一个向阳坡地上。后来，由于无力将死者运送到这个距离，他们就在战壕旁边埋葬死者。为了防止被阿里地方政府发现大量减员，除了李狄三以外，所有死者都是平坟下葬，不立坟包、墓碑。

　　1965年，阿里军分区将先遣连烈士遗骸集中迁移到狮泉河烈士陵园。当时负责此事的马占山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虽然只过了十几年，但烈士们只剩下累累白骨，不仅包裹尸体的兽皮和军装粉碎，连身上的铁制配件都与土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成为了高原的一部分。

　　人民功臣

　　1951年2月，先遣连看起来已经陷入绝境，只有电台时断时续地与新疆取得联系。2月5日中午，王惠志收到了一份落款为“西北军区党委”的电报：你们是党的忠诚战士，军区党委决定授予你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并为全体同志记大功一次。牺牲的同志们永垂不朽！

　　王惠志翻译到这里，连忙举起电报向帐篷外跑去，没想到几步就头晕眼花，轰地扑倒在地。

　　自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组建自己的军队以来，一个建制连队每人记大功一次的，仅此一例。他们每个人也都获得了一枚“人民功臣”奖章。

　　2月5日是除夕夜。这一天，又有两人去世。

　　2月25日，先遣连致独立骑兵师的电报说：近两日病故战士三名(班长副班长战士各一)，马匹现只剩四八匹，其中有一四匹能用。气候每日下午大风甚至连砂子小石都可刮起来。

　　这一天，中央军委向王震及西北局、西北军区发电：既如此困难请考虑于开山后将该部队撤回新疆后，新疆即解除入藏任务。

　　王震及西北局、西北军区复电：有把握克服入藏的各种困难，希望仍按原订计划执行入藏任务。

　　到3月，死亡仍在继续，有3个班的干部战士已全部去世。根据部队保存的记载，3月7日这一天，共举行了11次葬礼。李子祥说，在结束葬礼回到营地的途中，都有送葬者死去。

　　马占山就是后续部队成员。他们到达多木后，还有先遣连的战士要他把自己背到哨位上，“他已经不能动了，但是说自己眼睛还可以看到，发现敌人还可以鸣枪，起点作用。”另一个地窝子里有4名生病的战士。第二天一早，地窝子已经被夷平，4名战士在夜里都已去世。

　　后续部队仍由独立骑兵师组成，有280人，称为进藏先遣支队。王惠志说，后续部队到达后，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士气，就把当天牺牲的战士隐藏在地窝子里，一个摞一个。

　　李狄三就是5月28日，后续部队到扎麻芒堡当天去世的。

　　在甘肃张掖，本刊记者采访了李狄三的通讯员曾自修。由于高原的经历，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哮喘甚至使他很难持续讲话。

　　在他的记忆中，李狄三瘦高个子，带有军人硬朗的气质。在1951年初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表现过一丝绝望的情绪。

　　在李狄三病危的时候，党支部一度决议要他使用仅有的几支盘尼西林。李狄三说，恳请大家不要形成决议，让他临死背上个不执行决议的名声。

　　曾自修就在当场，那时，浮肿已经使李狄三几乎睁不开眼睛了。后来整理他的遗物时，他们看到李狄三在日记上写道：连队到扎麻芒堡不久，我就病倒了，工作没有做好??请党宽恕??

　　这个1937年参军的老战士一直隐藏着自己的病情，直到别人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浮肿。根据李狄三的遗嘱，他的遗物：两本行军日记交给上级，几本书和笛子、一件皮大衣茶缸分别送给几个战友，衣服交给炊事班的同志，“因为他们的衣服烂得厉害”。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李狄三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庭：王震发给他的奖品---一支钢笔希望转交给他的儿子，还有一条藏族头人送的狐狸尾巴，“请转给我的母亲”。

　　看到噶大克

　　1951年6月6日，先遣连及后续部队自扎麻芒堡再次出发。根据藏民提供的信息，部队首先向位于改则南的普兰进发，然后向西转进，前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噶大克。

　　6月中旬，部队开始翻越冈底斯山。《进军路线沿途调查材料》记录说，此前他们已经在海拔5000米以上地区行进了100多公里。

　　他们经过的东君拉达坂，按照今天的地图就是西藏神山之首冈仁波齐。“此山为峻峰耸崖直立，坡度极陡，上下约十里长。山顶海拔7625英尺，上面气候恶劣，空气稀薄，缺少氧气。到此呼吸感到特别困难，气都喘不过来，人们均感头晕眼花，心中发吐，四肢无力。尤其山顶吹风天冷，睁不开眼睛，冻得人马直打哆嗦。”藏民经过此地时，都把一块干牛粪顶在头上，作为对牛神的祈祷，保佑可以安全度过。

　　“登越此山时，不要过急，必须慢爬几步，休息一下。待换过气后再行前进，否则一口气很不容易上到山顶，就是勉强上去，必然疲困，心跳头晕倒地难过。”

　　无论是先遣连还是后续部队，在翻越东君拉达坂都付出了代价。上山时，他们用镐在冰川上砸出台阶，并且铺上毡子防止打滑。这耗尽了所有人的体力，不断有人昏迷。等到他们终于下山到海拔5900多米的哑拉过达坂时，有的战士倒地就再没有起来。

　　寒冷使死去的战士迅速僵硬，就好像红军在雪山上的遭遇一样，看起来像陷入深深的睡眠。

　　在山脚下的巴格海子，部队埋葬了翻越冈仁波齐和在此休整时牺牲的大约10名战士。到这时，继续行军的先遣连成员再次精疲力竭，大多数人不得不把自己绑在马匹上，以免因体力不济摔落下来。

　　在李子祥的记忆中，甘肃武山人张佛成是最后一个在行军途中牺牲的先遣连战士。他没有妻儿。一直到2010年，他的侄子才了解到这个失踪60年亲人的去向。

　　6月29日，先遣连进入普兰宗，即今天的普兰县城。

　　进抵位于中国最西南部的县城普兰，成为整个远征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普兰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部、阿里地区南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峡谷地带，它扼守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19世纪中期，依附于英国的廓尔喀就是从这里入侵西藏。

　　事实上，正是在先遣连到达后，中央政权管辖的军队才第一次在这条边界上进行驻防。受到西方势力策动的南部国家也终止了持续100多年的北侵行动。

　　1951年8月3日，先遣连及先遣支队进抵噶大克。曾自修回忆说，他们行进至一个坡顶时，终于看到噶大克。那时已经是下午，远远望去小城只有十几座石头房子，百十人的身影。

　　他环顾左右，看见那些疲惫的战友们，并没有人掉下一滴眼泪。

　　最后的先遣连战士

　　远征结束后，曾自修、王惠志等人被送回喀什的军队医院。曾自修回忆说，虽然受到了精心治疗，但仍有筋疲力尽的战友在医院中去世。

　　然而，这时发生了所谓“叛国集团”案。

　　1951年解放军开始在阿里边境地区执勤后，境外广播称，有共产党军队因不忍艰苦投敌。

　　阿里军分区战史这样记载说：在阿里开展“三反”运动的工作组抱着“抓典型”、“打老虎”的报功心态，随意将“三反运动”扩大化，捏造先遣连内部有叛国分子，无端炮制先遣连连长曹海林等7人为“叛国集团”。后经上级审查，所谓“叛国集团”之说纯属子虚乌有，未有定性。

　　“此‘叛国集团’案，是阿里部队发展史上极其沉重的一页，同时，对取得极大荣誉的‘进藏英雄先遣连’官兵来说，这段苦痛的却是精神、意志和心灵上的一次洗礼。”

　　曹海林退伍后一直在阿克苏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30多年后，他对一位作家提及这段经历时说：“当娘的有时不也会错怪自己的儿子吗？”这位国民党起义军官在上世纪90年代去世。

　　王惠志在喀什的一家印刷厂工作到80年代，然后回到临潼、他妻子的家乡。如今，80岁的他和女儿、女婿一家住在一起。虽然有退休金作为保障，但由于住房紧张，他每天就睡在客厅的一张单人床上。这些天，他正准备申请廉租房。

　　曾自修和乔德禄都很满足在张掖的生活。当然，这是按照中国西北地区小城市的生活标准。乔德禄在新疆的部队工作到60年代，受到冲击转业到甘南老家。他虽然已经听不见声音，但是拿着烈士名单时，仍然会喃喃地讲起熟悉的某个人。

　　曾自修身体恢复后回到了普兰边防。他后来参与了60年代的边境战争，捍卫这条战友用生命抵达的界线。曾自修的一生都与高原为伴：回到内地后和乔德禄都在甘肃海拔3000多米的农场又工作了十几年。

　　在新疆玛纳斯生活着副班长魏清文。他1952年退伍回到老家玛纳斯，当过乡党委书记。退休后享受副处级待遇。在脑子不糊涂的时候，他经常向家人提起的仍是在阿里的经历。

　　85岁的王兴才生活在喀什，他在生产建设兵团以一个普通转业战士的身份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由于以先遣连为前身的部队目前就驻扎在这里，他后来经常受到邀请去做报告。不过，最近几年由于身体快速衰老，他也已经很难清晰地讲述当年的远征。

　　在巴音格勒蒙古族自治州的和静县，85岁的巴力登由于白内障和老年性耳聋，已无法对话。他像一个普通退伍战士一样，在家乡当过乡村干部，离休前是公社副书记。

　　和静县党史办离休干部周西萍说，和静有17名蒙古族战士加入先遣连，最后只有5人回到家乡。他们都属于土尔扈特，这个生而为远征的部落。

　　指导员李子祥，在50年代受到冲击回到山西运城老家，也当过乡村干部，80年代平反。他有个孙子目前在阿里服役，那个他一生难忘的地方。

　　副连长彭清云，在加入先遣连之前已是特级战斗英雄。他和曾自修一样在普兰服役，高原曾使他随军的妻子流产。此后，他在北疆的一个兵站度过了十几年光阴，直到一位留宿在此的军区领导经过时偶然了解他的经历，才得以调动。

　　不过，当本刊记者在新疆军区总医院拜访他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侦察员已经卧床4年，无法谈话了。

　　这些人，无论他从哪里来，在结束了史诗般的远征之后，大多像那个年代的普通战士一样回到了自己平凡的家庭里。那里有他们挚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

　　扎麻芒堡、噶大克、雪山、圣湖，也经常在他们的眼前浮现。当然，还有那些永远驻守在阿里的战友们。先遣连烈属60年后终获烈士证

　　进藏先遣连干部战士及其家庭的牺牲和奉献，是上千万革命烈士的缩影。军人的光荣不仅属于个人，他的家庭和亲属也应该因此获得应有的待遇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樊永强 | 兰州、乌鲁木齐报道

　　随着进藏先遣连烈士亲属陆续被找到，恢复这些家庭荣誉的工作也已启动。《望东方周刊》记者获悉，兰州军区有关部门正在为先遣连烈士亲属补办烈士证明。他们将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际，正式得到写有亲人姓名的证明文件。

　　据了解，2010年7月，南疆军区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兰州军区的指示精神，抽调专人成立了寻访小组，并拨专款对先遣连烈士亲属进行寻访。

　　负责协调这一工作的范进军中校告诉本刊记者，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部队方面曾多次组织力量寻找先遣连烈士亲属。但是由于建国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出现很大变化，加之各种客观条件限制，效果并不明显。

　　在整理相关资料时，他们曾发现了50年代被退回的烈士证明。“63名烈士中，许多人的籍贯只有甘肃两个字，或安徽、新疆。”范进军说，先遣连是由入疆解放军、国民党起义部队、新疆“三区革命”民族军三部分人员组成。由于部队组建时间短，资料登记不完整，干部战士之间也并不熟悉，都给后来的烈士身份确认带来了很大困难。

　　事实上，由于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很多起义战士和民族军战士在加入解放军进行登记时，无法清楚说明自己的籍贯。在目前已找到亲属的烈士资料中，绝大多数都存在错别字的情况。

　　南疆军区此次启动寻访工作，仅筹备就历时两个多月。其中包括，再次与先遣连老战士确认烈士身份和籍贯，通过兰州军区范围内的人武系统进行查访等等。同时，部队还发函给新疆、甘肃等地的民政部门，联合进行查访。

　　2010年秋季起，寻访组进行了两轮走访。在陈永泰等烈士亲属以及地方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了十几位烈士的亲属。2010年，部队开展先遣连出发60周年纪念活动时，还邀请部分烈士亲属到喀什参加了先遣连纪念馆的开馆仪式。

　　范进军说，部队政工部门正在按照有关规定为已确认身份的烈士亲属补办相关文件。同时，寻访工作并未停止，仍在继续寻找烈士亲属。

　　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主任邵维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进藏先遣连干部战士及其家庭的牺牲和奉献，是上千万革命烈士的缩影。

　　根据2011年4月国家民政部发布的消息，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但目前，有姓名可考、已列入各级政府编纂的烈士英名录中的仅有180万人左右。

　　邵维祥说，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西北地区的解放军部队，在解放战争后期还先后进军新疆、西藏，并在建国后参与了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等战斗。在这些战争中，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家庭牺牲了自己的丈夫、儿子或兄弟。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其中一些如先遣连烈士亲属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

　　他说，兰州军区一直致力于给予这些烈士遗属应有的尊严和荣誉，历任军区首长也多次作出批示，包括此次寻访先遣连烈士亲属。军人的光荣不仅属于个人，他的家庭和亲属也应该因此获得应有的待遇。

　　目前，相关问题主要集中在“失踪”这一点上。由于战争年代的混乱等原因，大量烈士亲属至今没有得到家人牺牲的消息，其烈士身份也因此无法在民政部门得到确认。

　　事实上，近年来有关失踪革命军人的话题一再引起社会关注。比如电影《集结号》以及自费为烈士寻找亲属的湖北余法海、山西王艾甫等。

　　邵维祥说，部队也在加大相关工作力度。根据年龄计算，革命战争年代烈士的第二代直系亲属现在也已进入老年，如何给予他们应有的承认是部队和政府需要共同履行的责任。

　　2004年10月1日起，中国使用“宣告死亡”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失踪军人的抚恤问题。当时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现役军人在执行对敌作战、边海防值勤或者抢险救灾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烈士对待。

　　它明确规定，失踪军人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后，可分别依据条件被确认为烈士、因公牺牲或病故，其遗属即可享受军人死亡抚恤待遇。

　　2011年初，解放军四总部联合颁发《参战军人战时失踪处理工作暂行规定》。这是解放军首次以军事规章的形式全面规范参战军人战时失踪处理工作。

　　《解放军报》说，《规定》通过明确参战军人失踪后其本人及近亲属的政治和福利待遇，反映出国家和军队珍视官兵生命、尊重官兵荣誉、关怀官兵及军属的立法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