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邓文迪年轻时的照片:悲哀尾声：乐清案四农民获刑迷局仍难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1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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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日,特警出勤清空了寨桥村前的虹南路局部路段。
记者_ 季天琴 实习记者 吴思凡 发自 浙江乐清 摄影_孙炯
乐清寨桥村主任钱云会死后，赶到现场的王立权从其右手摘下了一块手表。随后，他电话告知远在北京的袁迪贵，钱云会的手上戴着一个能录音录像的手表。
在他看来，身在北京的袁迪贵熟人多，人脉广，村里的事能找他商量。
面对前来问计的王立权，袁迪贵告诉他，寨桥村“汉奸”很多，把手表藏起来，否则有些村民会把情况告诉警察。“汉奸”，在袁的语境里，意指村里为乐清警方通风报信的人。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袁迪贵曾坦然表示：我对乐清公安是没好感的。
在电话里，这个自诩“很懂法律”的农民告诉王立权，保护好现场和尸体，不要让乐清警方抢走，坐等上级公安和国土局来调查钱云会的死亡真相。
这天是2010年的12月25日。
2011年5月的最后一天，这两个人都站到了乐清法院刑庭的被告席上。王立权涉嫌妨害公务罪、伪证罪，袁迪贵则涉嫌妨害公务、妨害作证罪。
6天前，站在同一个法庭上的是另外两个被告人，钱成宇和王祥球。
钱成宇和王立权一样，都是寨桥村村民，他也是这四个被告人中唯一的钱云会案目击证人。
王祥球是寨桥村附近华一村的农民，他被村民们普遍认为“运气不好”——钱云会死亡当天，他踢了一个身穿浅色衣服的人，事后得知，那是一名警察。
钱成宇和王祥球的罪名，都是涉嫌妨害公务罪。这也是四个被告人共同的罪名。
“农民知识家”袁迪贵
十多年前，温州永嘉人袁迪贵到北京讨生活。此前，他有两段婚姻，留下了5个子女。子女们分散在安徽、浙江等地，每到逢年过节才能见上父亲的面。在北京，他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友。
现年65岁的袁粗通文墨，自认为是“农民知识家”和“业余法律爱好者”。寨桥村民钱恒勇回忆称，2007年，袁迪贵在北京帮人打官司—名气很大的。
袁称，这一年，钱云会和王立权找到自己，请自己帮忙递状子给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锡荣。刘此前曾在浙江任职多年，历任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纪委书记等职。
2004年，浙能乐清电厂立项征地，寨桥村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滩涂与田地，在补偿不足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了持续的上访和对抗活动。
袁自述，在他接待钱云会后不久，“乐清公安局买通北京大红门派出所，把我拉到国家信访局，说我非法上访，后把我架到浙江省驻京办”。
此前，袁迪贵给钱云会安排了落脚之处，地方在大兴区六合庄一个大院的角落里，还送了他一台旧电视和一辆自行车，叫他小心谨慎。
作为钱云会的上访指导，袁建议钱云会和王立权“走法律途径，伸张正义和法制”，他和老乡周丕水带着钱、王找到了一位叫朱显理的律师，朱也是袁的永嘉老乡，在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任职。这次见面后，钱王两人和朱的律所签订了40万元的代理合同。
朱显理给了袁迪贵和周丕水各2万的介绍费，这令袁一度不满——原来说好提成30%。
王立权也回忆称，前后给袁迪贵汇了35万元左右，主要用在请客送礼、复印材料、疏通关系上。
钱云会出事十余天后的2011年1月7日，袁在北京前门大街被警方抓捕回浙江。
1月17日，在温州看守所，袁迪贵写下了8页的《我的交待和申诉》，他称，“我花了很多钱替寨桥村民寄申诉材料，不存在收受穷得叮当响的钱云会等人的不义之财”，落款是“罪民袁迪贵敬呈”。
袁还请求警方帮助联系自己“一生最为尊敬的樊平老师”，后者为从事农民调查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在申诉里，袁还甚为深情地回忆了这个“高级谋士”请自己吃饭的往事。
樊平对这个上访代理人的印象则是，对方言谈中经常提及大人物的名字，有说大话的倾向。“他很聪明，懂得借势”，樊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说。
警方最终也拒绝了袁的要求——理由是“公安机关没有义务为你打这个电话”。
2011年1月1日,特警出勤清空了寨桥村前的虹南路局部路段。
记者_ 季天琴 实习记者 吴思凡 发自 浙江乐清 摄影_孙炯
乐清寨桥村主任钱云会死后，赶到现场的王立权从其右手摘下了一块手表。随后，他电话告知远在北京的袁迪贵，钱云会的手上戴着一个能录音录像的手表。
在他看来，身在北京的袁迪贵熟人多，人脉广，村里的事能找他商量。
面对前来问计的王立权，袁迪贵告诉他，寨桥村“汉奸”很多，把手表藏起来，否则有些村民会把情况告诉警察。“汉奸”，在袁的语境里，意指村里为乐清警方通风报信的人。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袁迪贵曾坦然表示：我对乐清公安是没好感的。
在电话里，这个自诩“很懂法律”的农民告诉王立权，保护好现场和尸体，不要让乐清警方抢走，坐等上级公安和国土局来调查钱云会的死亡真相。
这天是2010年的12月25日。
2011年5月的最后一天，这两个人都站到了乐清法院刑庭的被告席上。王立权涉嫌妨害公务罪、伪证罪，袁迪贵则涉嫌妨害公务、妨害作证罪。
6天前，站在同一个法庭上的是另外两个被告人，钱成宇和王祥球。
钱成宇和王立权一样，都是寨桥村村民，他也是这四个被告人中唯一的钱云会案目击证人。
王祥球是寨桥村附近华一村的农民，他被村民们普遍认为“运气不好”——钱云会死亡当天，他踢了一个身穿浅色衣服的人，事后得知，那是一名警察。
钱成宇和王祥球的罪名，都是涉嫌妨害公务罪。这也是四个被告人共同的罪名。
“农民知识家”袁迪贵
十多年前，温州永嘉人袁迪贵到北京讨生活。此前，他有两段婚姻，留下了5个子女。子女们分散在安徽、浙江等地，每到逢年过节才能见上父亲的面。在北京，他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友。
现年65岁的袁粗通文墨，自认为是“农民知识家”和“业余法律爱好者”。寨桥村民钱恒勇回忆称，2007年，袁迪贵在北京帮人打官司—名气很大的。
袁称，这一年，钱云会和王立权找到自己，请自己帮忙递状子给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锡荣。刘此前曾在浙江任职多年，历任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纪委书记等职。
2004年，浙能乐清电厂立项征地，寨桥村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滩涂与田地，在补偿不足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了持续的上访和对抗活动。
袁自述，在他接待钱云会后不久，“乐清公安局买通北京大红门派出所，把我拉到国家信访局，说我非法上访，后把我架到浙江省驻京办”。
此前，袁迪贵给钱云会安排了落脚之处，地方在大兴区六合庄一个大院的角落里，还送了他一台旧电视和一辆自行车，叫他小心谨慎。
作为钱云会的上访指导，袁建议钱云会和王立权“走法律途径，伸张正义和法制”，他和老乡周丕水带着钱、王找到了一位叫朱显理的律师，朱也是袁的永嘉老乡，在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任职。这次见面后，钱王两人和朱的律所签订了40万元的代理合同。
朱显理给了袁迪贵和周丕水各2万的介绍费，这令袁一度不满——原来说好提成30%。
王立权也回忆称，前后给袁迪贵汇了35万元左右，主要用在请客送礼、复印材料、疏通关系上。
钱云会出事十余天后的2011年1月7日，袁在北京前门大街被警方抓捕回浙江。
1月17日，在温州看守所，袁迪贵写下了8页的《我的交待和申诉》，他称，“我花了很多钱替寨桥村民寄申诉材料，不存在收受穷得叮当响的钱云会等人的不义之财”，落款是“罪民袁迪贵敬呈”。
袁还请求警方帮助联系自己“一生最为尊敬的樊平老师”，后者为从事农民调查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在申诉里，袁还甚为深情地回忆了这个“高级谋士”请自己吃饭的往事。
樊平对这个上访代理人的印象则是，对方言谈中经常提及大人物的名字，有说大话的倾向。“他很聪明，懂得借势”，樊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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