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尺寸写在哪里:揭开天朝历史的一块非人伤疤——电影《夹边沟》 - 康德尔将军之二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揭开天朝历史的一块非人伤疤——电影《夹边沟》
视频 2011-05-11 19:27:27 阅读268 评论21   字号：大中小
本文引用自oceanway《电影 《夹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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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霄:：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2&id=1773764）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一 杨显惠其人
杨显惠操着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他显然还保留着西北人的古道热肠，虽然已经在天津东部的滨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记者要离开塘沽，他从家里急急忙忙提了两瓶甘肃产的白酒，硬要记者带上。
和记者在一起时，杨显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饭和晚饭，首先一定要由他做东，其次一定要喝上两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当然是都是夹边沟。
酒酣耳热之际，58岁的杨显惠感慨，“好文章其实是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它们和你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刚刚高中毕业，只有19岁，年轻的心中揣着的是一个作家梦。
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浑苍凉的戈壁风光、战天斗地的时代召唤使得年轻的杨显惠激情满怀，但是，一次不经意的闲谈让他发现了生活的严酷一面。
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在1960年代，这样的闲谈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两语，杨显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内，有一个劳改农场，名叫夹边沟，三千名右派，大面积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死得很惨……
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40多年后，他在《告别夹边沟》的后记中写道，“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无法求其详细。
从1965年到1981年，杨显惠一直呆在农建十一师，期间，他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七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
16年里，有关夹边沟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总是很隐秘地传来。对于杨显惠，它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1988年，杨显惠成为天津市作协专职作家，跟随爱人调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简出，他的创作仍然以西北戈壁滩上16年的农场生活为主。
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日显边缘化，中国的作家们整体进入一个调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转入商业化写作，还有人沉醉于描摩世俗生活，笃信文以载道的杨显惠也面临抉择。
这个时候，“夹边沟”从心底深处顽强地冒了出来。
杨显惠放弃了以建国后西北地区劳改农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计划，开始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幺事情，即使没有名，没有利，我也认为值！”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40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
虽然杨显惠对夹边沟的来龙去脉已不陌生，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让他震颤不已。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开伤疤，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二 夹边沟农场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幺多人。
至于为什幺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 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 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三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幺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 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它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幺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杨献平：夹边沟，谁踩疼了亡灵的心脏
夹边沟就在酒泉市三墩乡，距离酒泉市区不过30公里路程。听杨显惠先生说后，我感到汗颜。我已经在酒泉以北的沙漠地带生活了10年，附近的村庄基本上都听说过，唯独夹边沟。我想这是不是一种人为的丢弃和掩盖呢？
柏油马路尽了，车子轧上了土石乡路，如果不是昨夜下了雨，灰白的尘土一定要将车子湮灭。
一车的人说着什么，或者独自静默，看着窗外的盐碱地和青油油的庄稼。太阳正在爬蓝色的高坡，我们在它的光芒里面，被钢铁和汽油载着，向一个堆满众多善良而悲惨灵魂的地方行进。
车子停了，在“长城林场”的墙壁下面。我心中纳闷，这不是林场吗，和夹边沟有什么联系？
杨显惠先生说：这就是夹边沟。当年那些“右派”的名义任务，就是植树造林。每个人每天只给2两饭吃。当时的3000多人，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有2500左右的“右派”死在了这里。
这也就是说：平均一天就有一个半人死亡。同处一起的3000“右派”，每天就有一个人活活饿死，被同伴抬起，埋进戈壁滩的砂土里面。
我没有经历过“反右”，更不知道“右派”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我知道，人对人的摧残、戕害罪不可恕，不管主谋者何等高贵，都应当受到彻底的追查和审判。相比肉体消灭，更为残酷和灭绝人性的是精神摧毁。一个人生动的肉体如若不动声色地被斩杀了，其疼痛是外在的，瞬间之后，一切都不复存在。而精神和心灵的折磨、篡改和威逼，按照某种集体意志进行雕刻，不从者便以各种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借口予以折磨和扼杀，这是中国专制君王的一项旷古烁金的发明，代代都有运用，有所提高，发挥得淋漓尽致。
事实已经呈现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尾随大家走进林场的会议室。里面的情景令人耳目一新，地板上面虽印着一片一片的黑色污垢，但墙壁洁白，玻璃蔚蓝，将新买的沙发和茶几上的灰尘擦掉，也不失为一间不错的居室。我坐在门边的沙发上，放下相机，抬头看见上午的日光挤开玻璃，不知好歹地落在房间地窗户下面，一盆吊兰显得很活跃，被谁衣角带起的风摇动着，一副幼不经世的懵懂样子。
林场的场长告诉我们，办公房后面，就是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子，由于年代久远，准备拆掉，重新盖新房子。贺雄飞先生说，现在不可以再拆了，连废墟都没有勇气面对和保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异口同声，建议林场或者有关部门在这里建一座纪念馆，以警示后来者。
绕过新房子，在即将被全部拆毁的废墟面前，我的心收缩了，莫名的疼痛蔓延开来，接触到废墟边缘的碎渣的时候，我的双腿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像是抽了筋骨一般。别人都在上面行走，合影留念，唧唧喳喳的声音中悬挂着些许悲伤。我站在那里，看着废墟，我想到了那些未曾谋面的人们，在并不遥远的年代，一个个形若枯草，皮包骨头，倚在满是标语的墙壁上面，泪眼扣天，恸问苍冥，内心的雷声却光芒闪闪。
返回林场院子，南边墙壁上的一扇木门吱呀而开，像一张朽了的布匹，给人一种飘摇的陈旧感。我们低头穿过，迎面又是一堆废墟。一面将要倾倒的泥砖墙土腥弥漫，向东开的门框犹存，不知何人何年涂在上面的蓝色油漆颜色依旧鲜艳。杨显惠先生告诉我们，那面摇摇欲倒的泥砖墙，就是死在这里的“右派”后代们所说的“哭墙”。
“哭墙”后面，是一些杨树、沙枣树和榆树，杨显惠说，这是当年“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树木已长大成林，为后人撑起了一片自然的绿荫，它们欣欣向荣，一派生机，而栽种它们的人虽然大都没有离开，但我们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如果他们还健在，站在我们面前，必定是一群鹤发如镜、和蔼可亲的面容。
人与自然，生命绝对平等。杨显惠先生说：当年的3000多“右派”当中，女性大概500人左右。死难者大都是男性，女性一个都没有死，这令人费解。
走过一面小土坡，高约数丈的土丘阳面，一处形似墓穴的地方，被人掘开来。这就是当年女“右派”住过的地窝子了，贺雄飞、我、安秋、秦川等人相继走近，里面还堆着一些破旧的棉絮和棉被，戈壁气候干燥，多少年了，棉絮和棉被尚还完好，像新丢弃的一样。
翻过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铁青色的黑色沙子静默着，几百年不移动一寸。杨显惠先生指着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说：这就是“万人坑”了，里面“扔”了好多人的尸体。左面5米处的小土岭跟前，一绺一绺地突起着，如果不细看，谁也不知道那里身子挨身子埋了100多个人的尸体。我们正走着，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小心踩疼了“右派”们的心脏。我一阵惊惧，心一下子被针穿透了一样。我想我必须小心翼翼，必须放慢脚步，不要惊醒地下的死难者的灵魂，冤屈的灵魂和被扼杀的人的生命。
站在土岭前，一绺一绺的人的坟墓格外清晰，像是人侧睡的模样。一个挨着一个，这令我想起中学时候的大通炕。杨显惠先生告诉我们：那时候，“右派”们饿得没有办法，同伴死了，连抬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个人死了，近处埋不下了，就放在架子车上，运到这里，为了下次方便，挖坑的时候，将一边的土撩在死者身上，就又形成了一个坑，再一个人死了，推来放进去，再从一边撩土掩埋。依此类推，一具尸体一个坑，一个尸坑接着一个尸坑，一具尸体接着一具尸体，一个亡灵接着一个亡灵……死的人多了，干脆掘了一口足以容纳一万具尸体的大坑，据当事人回忆，往坑里丢尸体丢到一百零几具的时候，计数的人烦了，放下本子，把死者的尸体
胡乱往里面扔了。
杨显惠先生在他的《夹边沟记事》一书中写过这样一个细节：“右派”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明天该轮着谁（死）了，张说轮着我了，李说轮着他了，王说一定我。当死亡成为唯一的话题，当精英和“脊梁”一一折断，我们还能期望什么？！
在这里死难的“右派”，最可怜的是，死的时候，他们竟然没有力气呼喊几声伟大口号，更没有“就义”的慷慨姿影，而是到了瘪着肚皮，连唾液都无法吞咽的地步了。上帝说：“他要是爱你的，会给你自由，他要是尊重你，就给你劳动的机会，他要是诅咒你，就会给你粮食和盐巴。”能给人的自由的是谁？是我们自己，能给人粮食和盐巴的，肯定是凌驾在你头上的。自由和劳动，那是天性和拯救，给人粮食和盐巴，那是杀人的毒药。而这些可怜的“右派”、可怜的人，竟然被表面的粮食扼杀了。
粮食后面隐藏着什么？！
可喜的是，在建党81周年之际，远在夹边沟的长城林场党支部，也没有忘记在黑板上写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一周年”和“学习实践‘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等标语。边缘角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感人情景，让我们欣慰。为此，我们在标语下面合影留念，以作永久珍藏。
更有意味的是，返回时，车子行到一岔路口，见有一面牌子，上写“夹边沟渡假村”，贺雄飞先生说，在下面照张相，这多反讽呀！
想想也是，一边是饥饿和死亡，一边是酒足饭饱，歌舞升平，历史和人，反复得耐人寻味，举止轻佻而又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