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工程施工程序:浙江画院院长谈《富春山居图》对浙派画家的影响

2011年06月02日15:28    来源：《浙江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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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穷尽了大陆收藏过海峡，终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亮相，与观众见面。
在浙江画院院长孙永看来，12件展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对后世画坛的深远影响。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黄公望书画真迹，为黄公望亲绘作品及书题作品。题《赵孟頫楷书临黄庭经》、题《赵孟頫行书千字文》（题跋内容确认了赵孟頫与黄公望之间的师承关系）、题倪瓒《六君子图轴》、题钱选《浮玉山居图卷》、画作《溪山雨意图卷》、画作《富春大岭图轴》、画作《剡溪访戴图轴》。
第二类为后世画家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摹本。明代张宏《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张宏作此画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原作还是完整的一卷。此临本尽力忠实于原作，基本上保留了原作被毁以前的面貌，故这幅作品除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还有重现黄氏原作的重要意义）、明代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曾为沈周所藏，后意外流失，再次相遇却又失之交臂，成为沈周平生憾事，因此背临一卷聊以释怀。）均为临仿本，对了解黄氏原作有重要意义。
第三类为后世画家仿黄公望笔意之作，反映了黄公望对后世画风的影响。如清代王原祁《仿富春山居图轴》（王原祁中年代表作之一）、奚冈《仿黄公望富春笔意图轴》。
面对这张第一次集体远游的画单，浙江画院院长孙永感叹：由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太出名了，以致明清画家都争相临摹。除了沈周背摹的那幅《富春山居图》 外，现在有籍可查的临摹本还有十余幅。较好的临摹本有5种，其中沈周所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余4种均流传海外，因属背摹，故董其昌认为其肖似若过半。邹之麟则是在吴氏家中对着原图临摹，其形神更能接近原作。此两卷因其时原画尚完整，故十分宝贵。
无疑，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视错觉，一直成为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从山水画中，我们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再没有哪一个画科能像山水画那样给国人以更多的情感。若说与他人谈经辩道，山水画便是民族的底蕴、古典的底气、我的图像、人的性情。
中国山水画产生于晋和南朝末，至唐末五代达到一个高峰。“然山水画之变，始于赵孟頫，成于黄公望，遂为百代之师。”至明代，黄公望又被列为“元四大家”之一。孙永说，继浙江湖州人赵孟頫之后，黄公望彻底改变了南宋后期院画陈陈相因的积习，开创了一代风貌。在元代，黄公望的画名很高。至明代，黄公望又被列为“元四大家”之一。 《富春山居图》足以代表他一生绘画的最高成就。
孙永称赞，时过境迁，这幅长卷看起来仍山峰起伏，林峦蜿蜒，平岗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雄秀苍莽，简洁清润。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变化无穷。其山或浓或淡，都以干而枯的笔勾皴，疏朗简秀，清爽潇洒，远山及洲渚以淡墨抹出，略见笔痕。水纹用浓枯墨勾写，偶加淡墨复勾。树干或两笔写出，或没骨写出，树叶或横点，或竖点，或斜点，勾写松针，或干墨，或湿墨，或枯笔。山和水全以干枯的线条写出，无大笔的墨，惟树叶有浓墨、湿墨，显得山淡树浓。远处的树以浓墨点后再点以淡墨，皆随意而柔和。虽师出董巨，又超出董巨，把赵孟頫在《水村图》、《鹊华秋色图》、《双松平远图》中所创造的新法又推向一个高峰，自出一格。
“元画的特殊面貌和中国山水画的又一次变法赖此得以完成。”在孙永心中，黄公望不仅是14世纪中国最为著名的画家与绘画理论家，也是中国古代山水画史上最为杰出的一代大师。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曾游历富春江，谢灵运、李白、白居易、苏东坡、范仲淹、陆游、范成大、徐霞客……但将富春山水永驻后人心头的，却是黄公望。清代杭州人王清参在《泊富春山下》中说：“今日已无黄子久（黄公望，字子久），谁人能画富春山？”
有意思的是，“元四大家”生活于同一个时代，又生活于江南地区，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交往，思想与艺术上互有影响。在黄公望之后，陆续又有无数文人墨客泛江而上，寻访《富春山居图》中之景致。他们所寻访的，不仅是这幅中国古代绘画经典的诞生之源，也是黄公望与世无争、隐逸山林的隐士情怀。而这，正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推崇的审美境界。
《富阳县志》上说，黄公望放浪江湖，爱富春山水之胜，泼墨画大岭山图，遂结庐于鸡笼山之筲箕泉，以终老焉。眼下的富春江两岸山势平缓，江面开阔，一副从容气质。三三两两的沙洲岛上，白杨和绿柳正绿得鲜意浓浓，而袅袅的雾气、平静的江面，又为这片生机平添了一份婉约和柔软。
刚从富阳写生回来的孙永赞叹，富春江长110公里，流经富阳和桐庐，而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中画的山川秀水，正是富阳境内风光最佳的一段。“画面上有近山、远山和沙洲，江面非常开阔”。在创作《富春山居图》前，黄公望已在富阳隐居了10余年，日日写生观察，对富春江岸的一草一木都已了然于心。他说：“黄大痴画《富春山居图》，费时多年未得完备，我看他是三年看山，三月构思半月画，加起来，就是大痴对这卷画的苦心经营。”
为什么历经六个多世纪，《富春山居图》魅力不改？它似乎已融于中国后世文人的血脉之中。
在孙永看来：作为“元四大家”的首席，他的影响面及整个中国后世山水画。而我们浙派画家更是传承了中国画的精髓。可以说，后世，只要是山水画家，都必然重视这张作品。“我也曾局部临摹，也曾专程寻访，多少都受到其影响。从技法而言，这张作品无疑是经典。加上地域性，浙江画家尤为推崇他。”孙永说黄公望对后来浙派山水画所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无疑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经典。历代画者的寻访，不仅是对黄公望艺术成就的肯定与推崇，也是中国文人对人文情怀的追寻。今人寻访他，也是寻访一种境界，寻访一种对话古人的文化境界。
时至今日，浙派的中国画艺术是唯一以整体意识出现的、难得的一个响当当的画家群体——他们在艺术风格的探索，笔墨程式的应用，意境水准的定格，人文性格的需求上高度一致，在全国独具优势。
“浙派的画风也就是浙江画院艺术家们的总体画风。”孙永说画家们都很清楚，笔墨要应随时代而变。一个流派要生存和发展，靠的就是在继承之中要不断有所创新。自明朝以来所开创的浙派绘画，就是在近代任氏三杰、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一批大师们的不懈努力之下，融会贯通了中国画的艺术性、文学性、哲学性、科学性以及民族性，把浙派艺术浑厚博大、超凡风雅的画风特点推向一个至高的境界。因此，浙江画家们面对新潮迭起，在艺术态度上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趋从。而是在执守浙派传统的基础上，积极调整和更新自己的艺术观、审美观和人生观，在吸收《富春山居图》为代表的绘画艺术营养之中创新传统，发展传统，画出浙派笔墨的时代新貌。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浙江山水画坛，出现了一批老中青的知名画家，他们的绘画之所以能在全国立足，并居于重要地位，除了基本功扎实、重视传统以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把《富春山居图》等中国画特有的笔墨与宣纸的效果发挥到了极致。“笔墨之于中国画，等于灵魂之于躯体。”针对当下中国画变革，抛弃传统、轻视笔墨，只求样式翻新的不良趋向，孙永认为要笔墨在山水绘画中的地位正名，捍卫笔墨在中国画中的主体地位。而浙派山水画则是全国极少仍把笔墨效果作为主体表现的绘画。画中的笔墨渲染韵味十足、意境幽邃，深得黄公望等名家三昧。
孙永坦言， 因受地域环境影响所养成的审美趣味，以及黄公望山水的传统构图模式，江南的云山湖水孕育了这里氤氲的人文氛围，浙江画家乐于表现小山、小水，喜欢在小幅中体验山水的细腻韵致。而少去创作大幅，更容易出气势的画作，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与北方描绘雄山大川的画作相比有不足。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斯言甚是。
近些年来，随着外界的诟病，浙江山水画家也意识到了自身画风存在的不足，积极听取了外界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尤其是那些中青年画家，在风格样式和画面效果上费力良多，力图改变单一的绘画风格。但现在看来，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外人看一眼就能看出浙江画风的影子，并没有真正在继承中予以创新。
过于注重传统的培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画家们的创新能力，落入古人的窠臼中而很难再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所谓“笔墨当随时代”，石涛早在200年前就已提出。所以浙江山水画坛所要亟需改变的，一是打破风格单一的局面，使画作内容多样化，风格多样化，紧随时代，反映时代，变革传统技法为当代的绘画语言。二是改变相对偏软的绘画风格，创作一些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作品，浙江画家乐于表现恬静韵盈的自然场面，喜欢结合自身的笔墨优势，在寸山片水中、一草一木中彰显大千世界。这种绘画固然韵味十足，很值得玩味，但更多地给人感觉是画家内心情感的独自表露，很难引起观者的共鸣，更不要说有多少气势和感染力了。
浙江是中国山水画高地——黄宾虹、陆俨少等浙派大师的艺术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方法已是深深地烙进了当代新浙派画家的笔墨之中。在“浙江重大历史题材”等当代中国画中融会了现代审美元素、装饰元素的山水画创作中，不难看出，其骨子里仍然是《富春山居图》山水画的一种变体。瑰丽中有了刚健、大虚中有了大实的艺术布局，其本身就在浙派山水的本义之中。而在其灵动老健、氤氲大气的笔法和墨法之中，又不难找出浙派大师与黄宾虹的积墨、宿墨技法，以及和陆俨少山水云水图像之间的某种渊源继承关系：笔墨在精细之中透发着豪气，在秀润之中隐含着刚健，在灵动之中又表现出老辣，在墨色淋漓的笔墨之中，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江南文人的忧郁气息。本报记者 刘慧
（责任编辑：厉振羽）
富春山居图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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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望被称为中国山水画的一代宗师，他的山水画“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堪称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富春山居图》作于1347-1350年间，是黄公望最花心血的作品。该画被推为黄公望的“第一神品”，却饱经沧桑。明画家沈周曾收藏此画，却在请人题跋时丢失。酷爱此画的沈周凭记忆背临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明朝一位名为吴子问的收藏家得到真迹后，爱不释手，至死不能割舍，嘱咐焚烧此画殉葬。他的侄子趁他昏聩时把画抢了出去，但已经烧掉了三四成。重新裱装修补后变成了两段，前段面积为31.8×51.4厘米，后段面积为33×636.9厘米。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后为浙江收藏家吴湖帆所得并于解放后捐献给浙江博物馆；后段则修补较多，目前被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馆。据说前段还曾与一幅伪作同时入过清宫，自诩长于画作鉴定的乾隆皇帝将伪作定为真品，还题了不少款，后被查实为赝品。
黄公望流传于世的作品极少，已知全部传世作品不过十几幅，因而弥足珍贵。历代画家都将能够一睹黄公望的真迹当作平生幸事，而大部分画家都只能以摹本作教材。《富春山居图》只能用价值连城来形容。有一个可作参照的价格：沈周背临的那幅《富春山居图》竟以1000多万元的天价拍卖成交。收藏此画的浙江省博物馆平常展出时都只用摹本，这次拿真迹到广东美术馆展出，实在是极其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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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家黄公望的作品，创作于1347年至1350年，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山和水的布置疏密有致，墨色浓淡干湿并用，用墨淡雅，但极富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总长约690厘米，画作非一气呵成，黄公望在题跋提到这幅画从至正7年一直画到至正10年，他会随身带着依兴致添加笔墨，反复画了好几年，使“富春山居图”前段和后段不尽相同。
富春山居图全图明末原为董其昌收藏，之后董其昌转卖给吴之矩，骑缝印是吴之矩盖的，清初顺治年间画传给儿子吴洪裕。吴洪裕过世前，决定把智永的“千字文”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藏品当作陪葬，这些画丢到火炉时，侄子吴贞度从火堆抢救“富春山居图”，但画卷已经被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前段较小经过修补后称为“剩山图”横51.4厘米，占原画十四分之一，后段画幅较长，称为“无用师卷”横636.9厘米，占原画十四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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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用师卷与剩山图2 子明卷3 合璧展出4 相关连结5 参考书籍
[编辑] 无用师卷与剩山图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富春山居图（无用师）

浙江省博物馆藏-富春山居图(剩山图)
无用师卷名称原由，是因为题跋说明画给“无用师”，无用师本姓郑，号无用，是一个道士，是黄公望师弟。1746年“无用师卷”收藏家安仪周死后家道中落，变卖收藏后进入清宫。但乾隆皇帝认定1745年收藏的“子明卷”为真，在画卷空白处题写评语五十五处并加盖玉玺，在他出巡常比对真实风景与画中风景。“无用师卷”由于不被视为真迹故没有他的题字，仅有大臣梁诗正奉敕敬书乾隆御识文字，因此保留黄公望的留白空间。
剩山图有1669年王廷宾的题跋，说明1650年吴洪裕火烧“富春山居图”的故事，民国初年曾流落民间，后来被上海吴湖帆收藏，并用篆字提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之前韩葑题“富春一角”，意指现存者只是残留的一小部分。
[编辑] 子明卷
乾隆皇帝在1745年读到大臣沈德潜的文集，文中对“富春山居图”大为称赞，同年得到“子明卷”，“子明卷”名称是因为题跋指是画给“子明隐君”，但尚未考证出实际人员。直到国民政府点收北京故宫文物，由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曹知白“群峰雪霁”里有黄公望的题字，证实“无用师卷”才是真迹，但由于子明卷是富春山居图被烧前所仿摹，故成为了解富春山居图原作之重要参考。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和“子明卷”今藏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剩山图”今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编辑] 合璧展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发表谈话，以希望《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暗喻海峡两岸分合使此作声名大噪。2010年4月中国大陆并发行合体邮票，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声称未授权给中国大陆“无用师卷”版权。
本图前后两段分隔361年之后，“剩山图”与“无用师卷”于2011年6月2日在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展出。在开幕式中，中华文化总会长刘兆玄、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广达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林百里，及中国大陆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等出席。
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合璧亮相的富春山居图，两幅真迹并不是连接在一起，而是同陈列在长16米的柜子内，右段先摆“剩山图”，中间是题跋，左段再摆上“无用师卷”，同时亦展出临仿本“子明卷”，为满足民众想像，故宫特别将两幅复制画连在一起，立于柜上。特展分为两期，第一期2011年6月2日到7月31日，展出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并规画“黄公望的书画珍迹”、“富春山居图临仿本”、“黄公望的师承与交游”四个单元。第二期从2011年8月2日到9月5日，分“明清时期黄公望的影响”及“黄公望传称作品”单元展出。
[编辑] 相关连结
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国立故宫博物院富春山居图（无用师） -国立故宫博物院
[编辑] 参考书籍
《隔江山色-元代绘画》，高居翰（美国），三联书店，2009年8月 《中国巨匠美术周刊》，中国系列065集黄公望(总编号165)，锦绣出版社，台北，199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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