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软件怎么不能用了:- “发现”朱光潜- - 杜书瀛

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在英国的大学图书馆中当然不是最大的，但是也具有相当规模。银色的图书馆大楼有五层，宽敞、明亮、洁净、安详。上午10点多钟我们走进去时，正是图书馆比较忙的时候，借阅图书、查阅资料的人很多，每个人都悄悄地、无声无息地、全神贯注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我们也尽量把脚步放轻，生怕打扰别人。这里各种文字的图书资料都有，但是限于时间，我们想着重看看中文图书。中文图书在三层，中文部主任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名字叫童慎效。看到从祖国来的教授，他高兴极了，也热情极了。如果不是在图书馆而是在别的地方遇到我们，也许他会放开喉咙说出亲切欢迎的话语；而现在，在他所工作的图书馆里，只能压低声音寒暄。但是，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从他的握手中感受到他异常的激动。

我们三人在一个角落的办公桌旁压低嗓音“窃窃私语”。童慎效给我们介绍图书馆的概况：有多少藏书，有些什么版本，怎样从中国大陆购书，平时如何工作，等等。我们对他谈起之所以要到爱丁堡大学来访问的最初动因，谈起朱光潜先生。这个话题使他异常兴奋。他打断我们的话，激动地站起来，冲破刚才被压抑的低声，眉飞色舞地说：

“最近我有一个重要发现，一个大发现：整理图书时，偶然找到了朱光潜先生的第一版《悲剧心理学》，英文的，他的博士论文。”

“太好了！太好了！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恐怕都是相当珍贵的一本书。”

“还不止如此呢，”童慎效更加兴奋地往下说：“书上有朱光潜先生的亲笔题签，英文的：‘赠给母校爱丁堡大学 朱光潜’。我估计是朱先生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出版后立即寄给母校的，因为该书出版时他已离开爱丁堡大学，那时他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

过了一会儿，童慎效又说：“这本书之可贵，还在于这是孤本；而且，即使朱先生还活着，他也未必记得他曾题签寄给爱丁堡大学这本书；即使记得赠过这本书，也未必想到60多年后这本书仍然完好地保存在这里。当然，这本书在中国人眼里比在英国人眼里更可贵。本来这本书同其他的英文书籍放在一起，英国人并不认为它与其他英文书籍有什么特殊的不同；但是，这本书在我们中国学者心目中可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一发现，马上把它挑出来，锁在抽屉里。我还要建议把它作为善本书珍藏起来。”

我们十分赞同童慎效的意见，并且急于看看这本书。童慎效说，你们先看其他图书，等中午快下班吃饭时，人少了，咱们再仔细看它。

好不容易熬到午饭时间，童慎效送走了最后一位读者，到他的小房间里打开办公桌抽屉，小心翼翼地把他特意挑出来珍藏着的那本《悲剧心理学》捧出来，轻轻地放在我们面前。这是一本曾经尘封了多年的书，虽然现在灰尘已经被精心地除去，但岁月刻在它上面的斑斑痕迹清晰地积淀在书的封面上。打开封面，在扉页的左上角有几行用钢笔写的赠母校爱丁堡大学心理学系的英文字，以及朱光潜先生的英文签名：CHU KWANG-TSIEN 1933。纸的颜色已经变黄，深蓝色的钢笔墨水也已经被时光冲刷得浅了，但字迹和内容历历可见。我们这些因崇敬朱光潜先生而不远万里来造访他早年求学的地方的后辈学者，一旦真的发现了朱先生当年求学时的遗迹，那兴奋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反复翻看着这部有着朱先生亲笔题签的稀世珍本，爱不释手。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似乎上苍有意安排我们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同60年前的朱先生亲切会面。对我们来说，这是喜出望外的收获（发现这本书实在是太偶然了），但是，似乎又觉得命中注定应有这样的收获。冥冥之中，天助我也！几十年来，朱先生的学术思想遭受过粗暴的批判。历史是公正的，在朱先生晚年终于恢复了应得的荣誉。今天，朱先生是在恢复了应得的荣誉之后在海外会见我们的。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当年的朱光潜先生表现出来的那种青年知识分子的英气，那种自由舒展的心态，那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那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和浓厚的人情味。那时的朱先生是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本然面目面对世界、面对他的老师、面对海内外学界同仁的。

这部著作虽不是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时写完的，但与爱丁堡大学有密切关系，它的胚胎是在爱丁堡大学生成的。根据朱先生1933年3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为这本书写的前言中的自我陈述，我们知道：这部论著的基础是1927年在爱丁堡大学心理学研究班小组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论悲剧的快感》。心理学系主任詹姆斯·屈列维博士建议把此文扩充成一部论著，朱光潜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屈列维博士和格里尔生博士指导下进行了一年的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惜未完成。此后，朱光潜转到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进修三年，并最后完成这篇博士论文，于1933年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朱先生在该书前言的最后写道：“我也愿借此机会感谢我从前的英国老师，曾给我许多鼓励和帮助的格里尔生教授和屈列维教授。”由此可以想见为什么这部书一出版，朱先生就迫不及待地立即寄给他的英国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