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王沥川原著:[转贴]林彪的四野曾有3万多名日本人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报端，沉寂近30年后，这段话背后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

[日本人受到了解放军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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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军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被分配到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等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着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

[日本司机为毛泽东专列开车]

事实上，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建国3周年时，天兰线提前8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吉冈宽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今天，他依然将之视为此生最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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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战俘直接参与解放军一线作战]

从黑土地到平津战场到海南岛，这些日本八路和中国八路一样，两脚血泡地行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铭刻在天津和平门附近的烈士纪念碑上的“岛田正和”和“坂口光造”，不过是倒在中国土地上的成三位数计的日籍战士中的两个。——《雪白血红》235页

在平津战役围攻天津的战斗中，第二班的坂口光造(1930年生于大阪市)和船山正二(1930年生于新泻县)英勇地牺牲了，当时他们只有18岁。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和平门附近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坂口和船山二人的名字也永远刻在上面。根据日中友好协会的调查材料，包括后方机关、工厂、交通部门、前线作战在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日本人，从1945年到1955年归国，有119人死亡，其中在战场上牺牲的有32人。对于这些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的日本战友，我国政府在天津、牡丹江、长春和沈阳各地均建立了“国际友人之墓”，以表彰其英雄业绩。

日向胜任日军警备排长驻守淮安附近。日本投降后，日向胜和曾在日军炮兵、重机枪部队任职的七名军官和士官被留在新四军工作。1947年7月，日向胜被任命为新四军直属炮兵队作战参谋（连级干部），而其他七名原日本军官为支援东北民主联军而北上东北战场。日向所在部队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而后转战于山东战场。1947年1月，日向被调往在扬州作战的华东解放军第二十九军炮兵部队工作，并被任命为作战参谋。1949年4月，第二十九军重建炮兵团，下属三个营，日向被任命为第一营营长。在上海战役中，日向指挥的炮兵营担负攻击上海国民党军事要地吴淞口的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日向被调至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南京，被任命为南京炮兵学校教育科长。1950年末，组成炮兵师，并抽出两个团参加抗美援朝到达丹东准备过江参战，日向也随炮兵团到达丹东，后因上级下令禁止日向赴朝参战，日向才未过江。1951年初，日向从丹东返回南京，并被任命为炮兵学校的训练科长，担负培训青年炮兵战士的任务。这时，日向同第四野战军的一位日本护士结了婚。1953年3月，日向又被提升为团级干部，直到1958年回国为止。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报端，沉寂近30年后，这段话背后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

[日本人受到了解放军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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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军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被分配到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等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着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

[日本司机为毛泽东专列开车]

事实上，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建国3周年时，天兰线提前8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吉冈宽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今天，他依然将之视为此生最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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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战俘直接参与解放军一线作战]

从黑土地到平津战场到海南岛，这些日本八路和中国八路一样，两脚血泡地行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铭刻在天津和平门附近的烈士纪念碑上的“岛田正和”和“坂口光造”，不过是倒在中国土地上的成三位数计的日籍战士中的两个。——《雪白血红》235页

在平津战役围攻天津的战斗中，第二班的坂口光造(1930年生于大阪市)和船山正二(1930年生于新泻县)英勇地牺牲了，当时他们只有18岁。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和平门附近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坂口和船山二人的名字也永远刻在上面。根据日中友好协会的调查材料，包括后方机关、工厂、交通部门、前线作战在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日本人，从1945年到1955年归国，有119人死亡，其中在战场上牺牲的有32人。对于这些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的日本战友，我国政府在天津、牡丹江、长春和沈阳各地均建立了“国际友人之墓”，以表彰其英雄业绩。

日向胜任日军警备排长驻守淮安附近。日本投降后，日向胜和曾在日军炮兵、重机枪部队任职的七名军官和士官被留在新四军工作。1947年7月，日向胜被任命为新四军直属炮兵队作战参谋（连级干部），而其他七名原日本军官为支援东北民主联军而北上东北战场。日向所在部队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而后转战于山东战场。1947年1月，日向被调往在扬州作战的华东解放军第二十九军炮兵部队工作，并被任命为作战参谋。1949年4月，第二十九军重建炮兵团，下属三个营，日向被任命为第一营营长。在上海战役中，日向指挥的炮兵营担负攻击上海国民党军事要地吴淞口的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日向被调至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南京，被任命为南京炮兵学校教育科长。1950年末，组成炮兵师，并抽出两个团参加抗美援朝到达丹东准备过江参战，日向也随炮兵团到达丹东，后因上级下令禁止日向赴朝参战，日向才未过江。1951年初，日向从丹东返回南京，并被任命为炮兵学校的训练科长，担负培训青年炮兵战士的任务。这时，日向同第四野战军的一位日本护士结了婚。1953年3月，日向又被提升为团级干部，直到1958年回国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