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梦西游4二头虫怎么打:新中国第一位女副总理

吴桂贤访问阿尔巴尼亚

     提起吴桂贤这个名字，年轻一代大概不会有任何印象，而五十岁到七十岁的人，不知道吴桂贤的恐怕不多。她是四届全国人大通过任命的国务院副总理，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理。在“文革”中后期，她曾肩荷一段沉重历史，腋挟两股政治风云。粉碎“四人帮”后的1 97 7年9月，她又重返西北国棉一厂，恢复了十年前的普通女工身份。诚实的劳动，勤奋的工作，使她赢得了社会的认可。1981年6月，她再次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 988年她南下创业，任深圳鸿华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长。如今，她是一个为人妻、为人母的深圳市退休金领养者。她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头衔，记录着她个人的浮沉，也记录着共和国特定时期的历史。

 
家事与童年
    至今忆起，吴桂贤都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着太多的不幸与幸运。
    1938 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小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因为家贫，父亲常年在陕西打工，兄妹数人只有姐姐能读书。父亲在外，支撑家的除了每天浆洗缝补的母亲和奶奶。就是爷爷了。可是有一天，两个穿灰布制服的人闯进了吴家窑洞，拽着爷爷就往外拖。爷爷骑在门槛上．抱着吱吱作响的木门不肯走，俩兵丁就用枪托狠打。小桂贤见爷爷被毒打，吓得哇哇大哭。
    爷爷还是被抓走了，乡亲们赶紧过来帮他们出主意：“赶快借钱吧!晚了人就给带走了。”母亲这才慌忙去邻里叩头借钱。爷爷被赎回来了，全家泪流满面。怕爷爷再被抓走．一家人赶紧逃离家园，到陕西投奔桂贤的父亲。
    一家老小一路颠簸来到陕西,亲人相见不免悲喜交加。几年不见，父亲更孱弱了。小桂贤心疼父亲．一有空就挎着篮子到地里挖野菜．到铁路上去捡煤渣……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新中国成立了。一直守在河南老家的奶奶来信说，家乡正搞土改，按人口分地。要他们赶快回去，晚了只怕分不上地。父母发愁了：全部积蓄还不够买回乡的车票。好在赶上政府扶助，有闷罐车遣返难民回豫，大人半票，小孩免票。火车走走停停，一坐十来天，赶到家里，土改已经结束。
    这是1950年春天，河南大旱，春麦变黄，高不及脚踝，穗子如蝇头。这使小桂贤想起陕北塬上的麦子。绿油油一片，风中摇摆的景象是那么美丽。多少次梦回的家乡。怎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没赶上分地。一家八九口人，拮据异常。没钱买菜买油。换煤油也得等两只鸡下蛋。干旱年景，地里也拣不到能吃的东西。奶奶将落地的小青柿子捡起来．洗净晒干磨成面，与米糠掺在一起蒸成饼子当口粮。糠粗柿子涩，吃进去拉不出来。
    十二岁的吴桂贤，小小年纪便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懂得为父母分忧。终于在一天早晨．她向父母提出，她要出去工作，能挣多少是多少，哪怕挣点买米买油钱也好。许是因为家里日子实在艰难，父母默许了她的要求。
    于是，从陕西回到河南老家仅四个月的吴桂贤，又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等待一个十二岁姑娘的，是怎样的命运呢?她没有多想。

 
十三岁当上了纺织女工
    可是，吴桂贤太小了，小小的个子，小小的年纪，如何找工作?
    头一年，她只好在蔡家坡远房姨妈家打杂，后又给姨妈的侄子带孩子。但她的心已经被外面日益变化的世界所鼓动，于是，当听说陕西西北国棉一厂——这个在咸阳兴建的第一家国家纺织厂对外招工的消息时，她就踮着脚站到了招工者面前。
    纺织厂招工考试，先考“眼疾手快”的反应能力，这些吴桂贤都顺利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却不够，多亏小姐妹们传授秘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子儿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十六岁以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十六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新主人，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五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十三岁。厂里说是十三岁的要退回,五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师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十多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没问题!”就这样，几个小女孩就被破例招了“童工”。
    一帮苦孩子到厂的当天晚上，还闹了一个笑话。晚上她们在女工宿舍住下后，心情非常激动，说呀，笑呀，跳呀，唱呀，折腾到后半夜上床睡觉时。怎么也弄不灭灯——在这之前，她们谁也没用过电灯。姐妹几个轮流用嘴吹，吹得满头大汗……后来有人笑她们：“乡下娃，吹灯泡，一夜没睡觉。”

 
劳动模范的足迹
    吴桂贤穿上白围兜，戴上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批纺织女工。当时一个拥有三千多人的企业算是大企业了，十三岁的吴桂贤心里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更让她终身引以为豪的是，后来成为纺织女工骄傲的赵梦桃，是和吴桂贤同一批进厂的女工。赵梦桃比吴桂贤大三岁，她们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一起度过了最初的美好时光。
    吴桂贤进厂后，很快碰到没文化带来的问题。她不能忘记工厂招收她时，她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窘况。为了提高自己，她开始自学，不会就问；又参加厂里的职工夜校，半工半读。靠着勤勉与刻苦，很快她就能断文识字，读小说、看报纸了。了解了时事．境界自是不同。《高玉宝》、《不死的王孝和》、《保卫延安》、《把一切献给党》等书里的英雄人物激起她立志做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的万丈豪情，身边的模范人物赵梦桃是她学习和追赶的目标。当时，赵梦桃是四组工会组长。吴桂贤是二组工会组长。十八岁的赵梦桃既是劳模又是党员。争强好胜的吴桂贤心里暗想，我们俩是同时进厂的，她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
    由于思想先进，积极肯干，吴桂贤于1955年加入青年团．195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入党转正那天，领导找她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她，由于她表现突出．决定把她调到赵梦桃小组去，任党小组长。
    吴桂贤任赵梦桃所在小组的党小组长，赵梦桃任工会小组长。这时的赵梦桃已经是全国劳模。党的八大代表。星光耀眼，光华四射。吴桂贤与赵梦桃相处很好，虚心请教，互帮互学。那一段美好的日子，吴桂贤至今难忘。不幸的是，赵梦桃后来得了癌症。在她病重期间，陕西省委以其名命名她所在的小组为“赵梦桃小组”。 1963年4月27日。在省委书记主持的命名大会上，身为“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吴桂贤代表小组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换肩，不换气，把赵梦桃小组红旗扛到共产主义》的发言。
    1963年6月23日，赵梦桃逝世。噩耗传来，“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泪飞如雨。吴桂贤在难过的同时，感到梦桃一去，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从此，她对自己要求更严了，处处事事起带头作用。但她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应当团结全组姐妹来挑重担。为了降低棉花损耗，提高棉纱质量，多纺纱，纺好纱，她每天带领姐妹们提前四十分钟上班，做好准备工作，清扫现场和机器。她总是抢着挡最难挡的车，将好挡的车留给操作技术欠佳的姐妹。她对小组成员以姐妹相待，心里时时装着她们，哪个身体不好，谁家小孩病了．她就约小组成员前去帮助洗衣做饭干家务；哪个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她就去调解。她认为，姐妹们上班很辛苦，下班回家应该有个良好的休息环境。由于齐心协力，“赵梦桃小组”年年出色完成生产任务，年年被评为先进标兵。以 “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班组管理经验，传遍了全国纺织系统。吴桂贤本人从1958年起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级标兵；1964年、1966年两次被选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65年吴桂贤以个人和“赵梦桃小组”代表的名义，出席了西北公交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66 年3月，吴桂贤与上海的杨秀珍、山西的解悦一同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
    吴桂贤的名字，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全国传扬。从此，开始了她人生的辉煌阶段。

 
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吴桂贤自度心底无私，为人低调，她怎么能料到当时中国政坛云谲波诡，她被擢拔到权力的高层，又在数年后经受难以言说的心灵震动与痛苦……
    如今，当问及吴桂贤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有何想法时，她总是连连说：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副总理呀!
    吴桂贤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四届人大议程进行到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时，才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列在其间。吴桂贤当时想，自己太年轻，经验不够，应该换一个经验丰富的同志上去。这时大家都在休息厅休息，她就走到王洪文跟前，讲了自己的想法，并请王洪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一下：把我换下来，换个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同志上去。王洪文不耐烦道：“你去找主席呀!”(当时王洪文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吴桂贤看王洪文的态度，觉得还得找周总理。这时周总理进休息厅坐下，吴桂贤马上走到总理面前，强调自己年轻，经验不够，希望换一个人。总理浓眉一动，态度和蔼地说：“桂贤同志，这是一份候选名单，你能否选上，还不知道呢!不换了。”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上，吴桂贤作为工人阶级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代表，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完会，吴桂贤和陈永贵被留了下来，在中央工作。他俩感到很突然。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会被留下。吴桂贤没带多余的粮票和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
    到中央工作后，吴桂贤的工资没变。从1973年到1977年，她的工资一直是六十七元二角，中央办公厅每天给基层上来的人补助一元伙食费。到北京的头一个月。吴桂贤的伙食费花了六十多元。她吓了一跳，只好对炊事员说实话，叫他们降低伙食标准。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喝龙井茶，每次收费三角，月终结算。因为会议太多，茶水费就很可观。她因经济拮据，后来就推说不爱喝茶，算是节省了一笔开支。在她的住处，中央办公厅给她配备了彩电、进口冰箱、华生牌电风扇，这些后来普通老百姓家都用的东西，她当时甚至觉得有些奢侈。这些东西在她重新回基层时，又全部上缴给了中央办公厅。
    当时在国务院，吴桂贤具体分管卫生部、妇联、共青团、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这几个部门数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最难相处(她的丈夫是谢富治)，她根本不把吴桂贤放在眼里。上任不久，吴桂贤让刘湘屏把毛主席、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所有指示整理一份给她。拖了很长时间，刘湘屏把材料送来了，但竞当面对吴桂贤说，这是机密件，看完后马上把材料退还给她。
    一个纺织女工，却当了三年国务院副总理。当问起吴桂贤的感觉时，她总是连连说有很多的不习惯。
    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变了主意。
    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吴桂贤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收文件，吴桂贤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交。”她趴在地上找啊，找啊……心里都快急死了。后来，她发现文件夹在抽屉的后缝里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事后，吴桂贤对汪东兴说：“还是给配个秘书吧。”中办就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她是吴桂贤的第一个秘书。后来，吴桂贤分管工、青、妇和卫生部、纺织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她就又要了一个叫张健民的男秘书。但是，吴桂贤一直没要警卫人员。 
    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十一号楼。江青住在吴桂贤附近的十号楼。
    1975年春节过后不久，吴桂贤的丈夫带着四岁的儿子来探亲。当时，吴桂贤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她的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的楼。一般情况下，首长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吴桂贤：“十号楼的首长来了。”吴桂贤立即下楼，江青面带不满地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你知道不知道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好笑着说：“我马上让他们出去。”后来，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她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她先是搬到了花园村，后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历数吴桂贤的政治头衔，她1963年当选陕西省三届人大代表、省妇联四届执委： 1964年当选陕西省总工会四届执委：1970年任中共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71年3月当选陕西省委第三届委员、省委书记：1969年4月至1977 年9月分别当选为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在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吴桂贤以上的任职，在1974年8月之前，均为不脱产的头衔。她时常到省委开会。或到外地调研、到中央开会，事毕，就回“赵梦桃小组”上班。遇到夜班上夜班，遇到白班上白班。1974年8月奉命到京参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之后，吴桂贤仍是国棉一厂的工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各地走一走，调查研究。
    在中央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吴桂贤要求回原厂参加劳动。这个要求于1975年9月得到毛主席批准后，吴桂贤当即回到“赵梦桃小组”上班。当时国家纺织品短缺，凭票供应。吴桂贤作为分管纺织的副总理感到压力很大，在1975年的全国纺织工作会议上。她强调“一打口号不如一个实际行动”，要求大家千方百计，大干快上，尽快扭转纺织业的被动局面。
    进入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接着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一件件大事惊天动地。吴桂贤在京事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回单位参加劳动。直到1977年8月，叶剑英副主席询问吴桂贤的工作情况之后，说十一大后，带她到山西、广东走一走。吴桂贤对这位老人的关心很感激，高兴地答应了。

 
重返西北国棉一厂
    “文革”时期强调工农成员在高层权力机构应有一定席位，这一两个工农席位也是不同“司令部” 角逐的目标，个中曲折矛盾，心地纯良的吴桂贤哪里知晓!她人虽处高层，却连“四人帮”之说也晚至1975年5月才知道。1975年5月3日，毛主席从外地回京，在游泳池召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毛主席同开会的人一一握手，让大家都坐下。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回到北京，江青要求见他。主席讲，不见! 要见，政治局成员一起见。又讲，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了……
    何谓“四人帮”?吴桂贤感到蹊跷。次日晚上开会讨论主席指示前，她向倪志福请教。倪志福说主席1974年7月在政治局会上讲过“四人帮’’的问题，并告知吴桂贤，“四人帮”就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1974年7月，吴桂贤还在陕西呢。听到倪志福说这些人和主席作对，吴桂贤吃了一惊。
    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后，中央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大，吴桂贤还是代表资格审查组的成员。十一大召开时。前面讨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报告时还风平浪静。当进行到中委人选讨论时，吴桂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与压力。她感觉有些登在简报上的材料被放大甚至扭曲了。譬如说她与王洪文一道去打猎，在家乡修路，建别墅……甚至说她反对周总理。对突然出现的一连串问题，吴桂贤不知所措。她觉得自己对总理一片爱心，哪里会有反总理的想法! 为此，她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请求组织上就以上事情，派员进行调查落实。
    吴桂贤经过几天几夜激烈的思想斗争，心里渐渐平静下来。她一方面打报告给中央，要求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去：另一方面给华国锋、邓小平以及李先念等领导办公室打电话。希望在回去之前，面陈自己的想法。回复很快来了：华国锋刚开完党代会，又要准备会见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要她稍等一等。邓小平办公室则表示，国庆以后可以安排。李先念在紫光阁见她的时候说，你是先进工人代表上来的，在京工作三年，总的来说不错。你还年轻，回去好好工作。吴桂贤表态，过去是怎么工作的，现在和今后仍然会怎么工作。她在向华国锋面陈想法的时候，一是请求组织把她的问题搞清楚，二是回到陕西西北国棉一厂，回到“赵梦桃小组”去。华国锋说，厂里就不用回了，到省里工作吧。
    可吴桂贤还是一竿子插到底，径直回到了厂里。1977年9月28日，吴桂贤在回到咸阳的当天凌晨，她叫丈夫去安顿家里，自己则当夜就赶上l点的夜班。她戴上工作帽，系上白围腰，来到车间机台，恢复了十年前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回到厂里，回到工人姐妹身边。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她顶班劳动，努力完成每日的劳动定额。老姐妹们亲切地叫她“桂贤”，中年人称她“吴大姐”，小青年们则喊她“吴师傅”。 
    诚实的劳动，使吴桂贤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从那时起，经历了四个年头的埋头苦干和勤奋工作，她又一次赢得了社会的认可。1981年6月，吴桂贤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吴桂贤担任国棉一厂领导后，为了一厂的老机改造，奔波于北京、天津、太原、青岛等地；为发展横向联合，她又随厂长一起到深圳、珠海、海口等地学习考察。厂里的同志和亲戚朋友来看她，都埋怨她这么大年纪不该不爱惜身体往外跑。吴桂贤说：“能为振兴一厂办成一件事，苦点儿累点儿，我心里高兴。”
    西北国棉一厂，是吴桂贤事业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栖息之地。在“赵梦桃小组”的峥嵘岁月，注定是她生命历程中最令她骄傲的回忆。

 
应聘进入企业界成为董事长
    岁月如梭，一晃，吴桂贤已经在深圳工作生活了十八个年头，时光流逝，但人们依然记得她，记得这个曾经的纺织女工，这个被特定的时代一度推到命运巅峰的人物。
    1987年年底和1988年年初。吴桂贤曾两次来深圳，当时她已越过政治红氍毹上的千红万紫。复归一颗历练百态、阅世阅人之后的平常心。她是以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两度到深圳来考察的。
    当时，深圳在个别老同志眼里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除了迎风飘扬的国旗，其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景观，已经和国外基本一样了。吴桂贤的直观印象却是，这个新兴城市发展很快，景观很漂亮，这里工作上的快节奏颇与她风风火火的急性子相合。但是，年近五十的她，只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至于日后成为这个年轻城市中的一员，她连想也没有想过。而当人生的又一个机遇垂青她的时候，她还犹犹豫豫，几乎放弃。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88年4月，深圳市考察团到陕西省考察，其中有深圳外贸集团的副总经理李瑞荣。李瑞荣所在的国企与港商合资建了一个三资企业——鸿华公司，他们设想搞纺织、印染和服装一条龙，在深圳崛起一个三十万锭的大企业。中国之大，要论纺织，当然是内地拔了头筹。他们在咸阳考察的时候，忽然提出到吴桂贤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去看看。
    吴桂贤热情与深圳来宾会面，并陪同他们参观车间、详细讲解。车间里机车轰鸣．她用职业性的大嗓门，一一给客人介绍何为纯棉，何为化纤，一人挡几台车，一个厂有多少纱锭……参观出来，客人问：“吴书记，到过深圳吗?”“去过，今年年初还去过一回呢。”“印象怎样?”“很好啊，生活节奏快，城市也漂亮。”客人忽然说：“那你调我们深圳去工作怎样?”吴桂贤只当客人开玩笑。没料到客人认真了，说他们正上纺织项目，太需要她这样富有经验的行家里手。吴桂贤回答，可以推荐一些纺织专业的大学生给他们。他们则表示诚心诚意请她，并于晚间邀她赴宴。
    晚上依然是那个主题——力邀吴桂贤“孔雀东南飞”。
    吴桂贤被客人的诚意所感动，但想到自己年纪已大，挪动不易；再者自己是陕西的山水养育大的，故土情深，她不能不认真掂量。
    事情的转机是在她丈夫得知此事之后才出现的。吴桂贤的丈夫虽然没有去过深圳。却到西欧考察过一个月。他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正在为我们所借鉴，而深圳与沿海地区先走一步，必定发展比内地要快。
吴桂贤的“军心”终于被丈夫动摇了。两人于1988年6月受邀联袂来到深圳，作进一步考察。他们到了位于葵涌的鸿华印染厂，眼前是一派轰轰烈烈的景象：车间正在封顶，海外运来的印染设备集装箱排成了长龙。
亲临考察，坚定了吴桂贤南下的决心与信心。终于在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批准及一系列公文批复后，吴桂贤来到深圳工作，开始了她事业的一个新起点。
    吴桂贤就职的单位是深圳对外贸易集团公司。家大业大摊子多，吴桂贤一到，就被派往公司与香港合资的纺织公司任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参与公司的筹建与开业事宜。上任伊始的头等大事就是招工，急性子办急事，第二天吴桂贤就千里迢迢飞回西安。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刚成新移民的吴桂贤也有大家共有的情结：既要为深圳献力，又要对得起家乡父老。于是她给自己定下这样一个规矩：既不能挖老厂的业务尖子，但也不能要厂里剔出的庸才。还与应征者约法三章：个人想去，厂里同意，家里支持。她在陕西一呆就是十天，从一印、二印、三印三个印染厂精心挑选，招了一百零八人，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皆有。而从她原来工作的西北国棉一厂，仅“挖”来一人。说挖未必妥帖。他原本已决定调往西安，一听说深圳要人，便毅然报了名。一是深圳这片正在开发的热土有强烈的吸引力，二是吴大姐本人有号召力。人员招满了，还有不少人直接或迂回地找吴桂贤，希望随她搭上南下的人才快车……
    鸿华印染厂顺利开工。生产效益不错。20世纪80年代末，深圳城市规模发展有限制，进户口很难，外贸集团一个几千人的大企业，一年也只有三四个进人指标。身为副总的吴桂贤深感不进户口，难安人心。她多次到有关部门游说，终于感动得深圳市人事局开了绿灯，给了鸿华二十五个深圳户口指标；深圳市宝安县也被她打动，给了五十个宝安县户口指标。
    人员安定了，印染质量上了档次，出口合格率很高。但坯布又出现了紧张情况。吴桂贤带业务员到全国各地把关系接上，顺利解决了坯布问题。像年轻时当劳模一样，吴桂贤依然精力充沛。有了任务，她还像过去一样不顾一切地拼命于。为了联系工作，她可以在陕西、深圳之间三天打个来回。在她的努力下，纺织公司在纺织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建成后年创汇三百万美元，产品产量、质量达标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公司不但成为深圳的创税大户，她个人也被深圳市推荐为代表，参加全国的创税大户代表大会。
    1993年7月，吴桂贤在企业红火之际，急流勇退，主动让贤，回到贸易公司机关工作。她在公司工会主席这个岗位上又干了两年，1995年光荣退休。

恩爱夫妻温馨家庭
    高高的个子、眉宇中透着一股英武之气，吴桂贤的丈夫王振涛是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西安上学。毕业后分配在部队的一个研究院，搞激光研究。经朋友介绍，1965年他与吴桂贤相识。那时候，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吴桂贤，忙得几乎忘记了一切，包括谈恋爱。“我们谈了六年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六年信。六年来，我只回过一封信。我们没一起看过一次电影，没压过一次马路，我也没给他做过一次饭。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我们俩恋爱的方式很特别——有时。他一边给我洗衣服，一边看着我在院子里给女工们开会；有时，他边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那个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针，我要等你。”
    跟劳模谈恋爱的人，的确不容易，更何况吴桂贤还兼任省委书记。她忙得顾不上结婚，直到三十一岁才跟王振涛办了结婚手续。当时只有三天婚假，吴桂贤一天也没休，他们只在厂招待所住了一夜。厂里没房，劳模也同样没房。每次王振涛来了，姐妹们就让出房子让他们住。
    吴桂贤当副总理时，他们是两地生活。两个孩子都小，王振涛在部队也很忙，老大是吴桂贤的姨母带大的，老二是她的母亲带大的。老二出生两个月就断了奶，当时正是夏天．老母亲直抱怨女儿：“哪见过这么热天给孩子断奶的?”但是，当劳模就是要奉献。老母亲无奈，还是把外孙女带走了。
    儿子五岁时。王振涛把他接到了身边。他又当爹又当妈，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晚上接回来自己照顾。王振涛教会了六岁的儿子煮鸡蛋、炒鸡蛋。他出差了，就让儿子自己做蛋炒饭吃，再请邻居早上叫醒孩子去上学。吴桂贤说：“两个孩子小时候我都没有好好带，过去我很担心。将来孩子会不会对我不好。可事实说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她的一儿一女都毕业于深圳大学，都在银行工作，也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而且对父母十分关心。
    吴桂贤退休以后，和家人一直生活在深圳。但她仍然很忙，经常应邀参加和出席深圳各界的社会公益活动。在深圳人心目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印象。
    2006年，吴桂贤又被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和“手拉手健康扶贫活动”组委会授予“爱心妈妈”称号。她说，每个女人都有家庭，都是母亲，都是妻子。我退休了，公家没有大事了，但我还有一个小家要维护。古人讲修身齐家，小家好了，国家自然好了。有爱心的女人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