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梦西游3悟空打兜率宫:陈云为何在长征途中消失

　　1921年7月，各地党组织13位代表赶赴上海，秘密聚集在法租界的一幢石库门民居中召开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90年了，生命逝去，革命先辈留下的足迹反而越发清晰，在后人心里刻下一分对历史的敬畏。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刻，上海市档案馆将于6月9日国际档案日，以“档案里的红色记忆”为主题举办活动，集中披露一批红色馆藏，与大家共同分享那些属于上海的红色记忆。日前，记者深入采访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研究专家张新、邢建榕，揭秘了红色馆藏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当这座城市的红色记忆之门被打开，作为历史的后来者，回望过往的光荣与艰辛，也是为了重温信仰的力量。

　　香烟纸上写下给党组织的两封信

　　“革命本来是必须牺牲的，能够为革命而牺牲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十余天来，我们在监牢内的心情始终是平静的。我们尽情而高声地歌唱……别为我们担心。我们视死如归的心情，相信你们总能了解的。”这是陈辉、朱敏、小章(章德敏)三位年轻革命者在狱中写给党组织的两封信，它们被写在香烟纸上。

　　“革命志士，坚贞不屈！”这样的句子我们常在教科书里读到，在市档案馆披露的这批红色档案中，陈辉、朱敏、小章(章德敏)三位年轻革命者在狱中写给党组织的两封信，给出了他们关于忠诚和牺牲的理解。“革命本来是必须牺牲的，能够为革命而牺牲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十余天来，我们在监牢内的心情始终是平静的。我们尽情而高声地歌唱……别为我们担心。我们视死如归的心情，相信你们总能了解的。”这是信中的一段节录，它们被写在香烟纸上，似乎还带着革命者的体温。

　　1947年初，中共中央成立上海分局，同年5月，上海分局改建为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和工作。1948年1月，由张执一任书记的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开始直接领导宁波地区党的工作。上海地区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陆续到四明山区参加革命斗争，陈辉、朱敏、章德敏便是其中的三位。

　　1949年2月，三人外出执行任务时分别被捕，被关押在一起。在狱中，陈辉的手跌伤得厉害，朱敏的枪伤伤口一直在化脓，章德敏被施行了5次电刑，三人受尽折磨仍坚守革命理想，绝不吐露我方情况。他们互相勉励，共同高唱《国际歌》，还不断向看管他们的“浙保”士兵宣传形势、讲解革命道理。经过他们的煽动，有些士兵动摇了，为他们提供了笔与香烟纸，并暗地里告诉他们不少“浙保”部队军事实力的情况。比如，他们被关押的地方是“浙保”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杨柏年，副营长姓周，共4连，每连官兵至多不过50人，共有重机枪2挺，1挺不能用。轻机枪每连本来6挺，但现在有的只有三四挺，机枪连除了2挺重机枪外，只有2挺轻机枪。士兵战斗力很差，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这样，使得他们在狱中秘密写信有了可能。

　　遗憾的是，信还未来得及寄出，1949年3月11日，陈辉、朱敏、章德敏等被活埋于余姚中村。三位烈士牺牲时，都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朱敏 22岁，陈辉、章德敏仅为21岁。“浙保”逃离后，当地民众到烈士们被关押过的屋子里查看，发现墙壁石缝中藏有几张小纸卷，展开一看，原来是具名“陈辉、朱敏、小章同上”，写于3月3日、3月8日给党组织的两封书信。信中，三位青年憧憬即将到来的胜利，勇于承认、反省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堪与红岩烈士“八条意见”媲美。

　　一副对联见证陈毅的革命艺术

　　如果说，陈辉、朱敏、章德敏在狱中写给组织的信让后人真真切切感受到革命志士的牺牲精神，一副韩国钧赠送给陈毅的手书对联，则见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艺术。

　　那是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镇压爱国民众，摧残抗日力量。陈毅遵照党中央指示，率部挺进苏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苏北有四种军事力量：日军、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军队、地方实力派以及新四军，新四军力量最小。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毅与苏北军、政、工、商、学界交往频繁，积极争取中间势力。这之中，与韩国钧的交往最具影响和成效。韩国钧是苏北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苏北中上层士绅中有极高的声望。因他两度主政江苏，政界、军界许多人都是他的门生。两人的交往中，陈毅除了发信函，还亲自登门拜访，通过诗联和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就是这个时期韩国钧写给陈毅的对联，表达的是厌恶内战、渴望和平的心声。不久，这份心声被转化成实际行动。

　　1940年9月中旬，韩国钧在海安召开苏北绅商界知名人士座谈会，由他领衔发出致苏北各方长官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中间势力，使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孤立的境地，为之后的黄桥自卫战役的胜利打下基础。此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陈毅率部移师海安时，韩国钧盛情邀请陈毅和夫人张茜住进家中，与陈毅把酒论文，纵论天下大事。其间，刘少奇、陈毅、粟裕等新四军将领曾会集于韩公馆共商抗日大计。

　　韩国钧的抗日言行，遭到日伪嫉恨。1941年，南京汪伪政权派人到韩国钧避居的城郊徐庄，威逼他出山担任伪江苏省省长，遭到韩国钧的严词拒绝。敌伪无奈，只得将他软禁起来。不久，韩国钧积郁成疾，终于不起。易箦时，他郑重嘱咐家人：“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余开吊，违此者不孝。”

　　韩国钧现存书法墨迹不多,在南通博物院，及一些书籍的题签、序、跋中能零散地看到一些。

　　陈云为何在长征途中突然消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当做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实际上，早在《西行漫记》面世前一年多的1936年，就有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问世，连载在《全民月刊》杂志上。

　　“廉臣”是谁？抗战初期，有人以为他和斯诺都是美国人，如明月出版社1938年出版此书时，署“(美)廉臣著”。直到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重新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才明确指出“廉臣”就是陈云，这一身份之谜在维持了整整50年后终于真相大白，一同带出的还有一段长征往事。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长征之前，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红5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开始后，随红5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先后担任军委纵队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但是在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一些细心的人发现，陈云突然“消失”了。长征队伍中再也见不到陈云的身影，即便是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陈云到哪里去了。

　　原来，中央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由于任务的重要性，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 1935年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终于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住进了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永安旅馆。此时的上海，不仅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而且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损失十分严重。一时间，难以接上关系，工作难以展开。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认为在上海十分冒险，决定请陈云等人尽快赴苏联。

　　《随军西行见闻录》便是陈云在上海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地记载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八个月、途经六省、行程12000里的传奇经历。虽然全文只有短短的三万字，但写得生动活泼、真实可信。比如，记述红军军官与士兵同甘共苦时这样写道：“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在描述红军领袖如何爱护百姓时也很善于抓细节，例如，毛泽东在贵州“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陈云去苏联后，《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书稿也被带到苏联，最早于1936年春以连载的形式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虽然《随军西行见闻录》曾有多个版本，但能保存到现在的1949年前出版的版本已经寥寥无几，《全民月刊》上的连载版本更为罕见。

　　瑞士记者摄像机中的延安啥模样？

　　中国的革命也被瑞士记者博斯哈看在眼中，1938年，他在延安拍摄了片长23分钟的电影资料。这辑影像资料由瑞士苏黎世当代历史档案馆馆长在今年4月份赠送给上海市档案馆收藏，为首次公开亮相。

　　或许有人要问，博斯哈何许人也？博斯哈生于瑞士，早年出于爱好学习摄影。曾从事过种植园管理及宝石贸易。1927年至1928年，他加入一支德国人的中亚探险队，去了克什米尔和中亚地区，从那时起，他开始从事新闻摄影。1930年，他到印度，拍摄了不少甘地的照片。此后，他一直活跃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拍摄过蒋介石、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1936年11月9日美国时代周刊采用的那张著名的蒋介石戎装封面照便是博斯哈所拍摄的。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博斯哈回欧洲任战地记者。太平洋战争前去美国，报道过雅尔塔会议和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二战结束后博斯哈回到中国，在北平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

　　这次对外披露的23分钟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博斯哈抗战初期在延安的所见。从片中可以看到陕北地区的风貌、风土人情及陕北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状况。片中还记录了抗战中的延安，有八路军进行军事训练、高唱革命歌曲、打篮球、小八路在简易的球台上打乒乓球的情形，尤为珍贵的是片中有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的画面。片中，“醒我国魂”、“欢迎坚决抗战的卫立煌司令官”的标语以及生动的抗日宣传画凸显了抗战的时代特征。

　　灯塔小丛书刺破黎明前重重迷雾

　　说起中国的革命史，红色期刊、书籍是绕不过去的。1946年以党的23篇整风文献为内容出版的“灯塔小丛书”便是其中的代表。它们的印刷和一个人有关，她是董竹君，上海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的创办人，也是共产党的老朋友，长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为党工作。

　　1945年春末，董竹君从菲律宾回到上海，与新四军接上关系，党指示董竹君创办秘密印刷所，准备在新四军进攻上海之时，出版报纸以及印文件、指示、宣传品之用。大约在当年夏初，董竹君从锦江抽资，盘下马浪路(现名马当路)377号永业印刷所，未领执照，秘密经营。同年10月，永业的印刷机器设备已不敷应用，旋即董竹君又从锦江抽出30两黄金盘下了另一个叫协森的印刷厂的全部机器设备及部分房屋。“灯塔小丛书”就是在协森打纸型和印刷的。该丛书出版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刊登延安整风运动的23篇重要文献，包括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朱德的《论毛泽东思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然而，这些文献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严禁发行的。为了掩人耳目，印刷厂决定把23篇文献分散在 14本书中刊发，一本里面只发一二篇文章。小丛书又薄又小，携带方便，售价150法币，相当于一张报纸的价格。它们如同黎明前的灯塔，刺破重重迷雾，指明了中国革命航船的航向，成为国统区进步青年、地下工作者的精神食粮。

　　据董竹君在《我的一个世纪》一书中回忆，灯塔小丛书每印一批，就会有地下党人来印刷厂把书取走，通过秘密渠道发行。在董竹君的印刷厂中，灯塔小丛书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读物，曾一版再版，深受各界人民的欢迎。及至国共和谈破裂，内战重启，董竹君所办的几所印刷厂也应形势变化而停业。但灯塔小丛书的纸型却被地下党带到香港继续印刷，再通过特殊渠道返回内地，继续发挥舆论号角的作用。

吴忠才 何成学：陈云与《随军西行见闻录》 （人民网）

    陈云在莫斯科化名写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1936年发表后，在国内外都起了很好的影响。这篇约3万字的长文，也是至今研究红军长征的重要文献性资料。探讨陈云写作这篇长文的有关问题，对研究红军长征的历史，阐述陈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一 长征中的陈云及其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返沪赴苏的情况

　　长征之前，陈云就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长征前曾负责管理军需生产。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城时，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5月初，红军北渡金沙江，任渡河司令部政治委员。在遵义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到部队传达会议精神，并支持和配合毛泽东指挥乌江战役。5月底，红军夺取泸定桥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会议。会上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不久，陈云在当地地下党组织派出的党员席懋昭和随红军长征的冕宁地下党员陈梁的护送下从灵关殿出发，经天全、雅安、成都到重庆，转乘“民生”号轮船，于6月底到达上海。

　　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的目的，一是为恢复党的白区工作，二是为了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央在遵义会议总结中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遵义会议后不久，3月5日，中共中央接到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知道上海中央局已于1934年10月被敌破坏，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因此中断（后来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局和与共产国际取得一些联系的情况，中共中央不了解）。为此，3月间，张闻天（洛甫）通知长征队伍中的潘汉年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再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络。潘由遵义到贵阳，绕道广州、香港到上海。潘到上海后，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之一的浦化人说，上海方面“已没有国际方面负责人”。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不安全，浦就让潘到香港去等候消息。因此，潘汉年去上海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5月31日晚上（一说5月29日晚，误），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了会议，会议决定再派陈云、李维汉去上海执行任务。陈云回忆说：“1935年6月，到了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我就离开了。这是中央开的泸定会议决定的，决定恢复白区工作（1）。”李维汉回忆说：“部队飞夺泸定桥后，就向天全、芦山前进。休息时……洛甫对我俩说，白区工作很重要，中央想派你们两位去白区工作……后来我因为有事，没有去白区工作，陈云就从天全、芦山一带出发，到白区去了（2）。”

　　关于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的时间，有遵义会议后不久、5月、5月底、6月、6月中旬等几种说法（3）。笔者认为，6月中旬说较为准确。若说“遵义会议后不久”，显然不对。说5月和5月底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周恩来、毛泽东是5月31日傍晚才先后过泸定桥的。因此，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的会议，最早也应是5月31日晚上才能召开，而不可能是5月29日召开。既然如此，陈云也就不可能当晚离开长征队伍。从上述陈云、李维汉回忆的时间看，陈云是红军占领天全、芦山之后才离开的。陈云的向导亦持此说。而天全、芦山是红军先头部队于6月7日、8日攻下的。因此，陈云至少是8日以后才能离开长征队伍。又据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不久两支赤军即已会合，而我于此时……得安全返抵家乡。”查两支红军即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是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达维镇会合的，而陈云离开队伍的地点灵关殿则在懋功附近。因此，陈云应是在6月12日之后离开长征队伍。再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一辑）中所收录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这三篇文章所反映第一方面军长征中前后衔接的行军轨迹来看，第一篇文章叙述事件结尾的时间、地点与第二篇文章叙述事件开头的时间和地点均为6月中旬、懋功地域。是故说6月中旬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是比较准确的。

　　陈云到达上海的时间已是6月底。在上海，他一时找不到组织关系，几经周折于7月底才找到了早年与他在商务印书馆一起工作并任党支部书记的章秋阳（章乃器的三弟）又通过章找到了在临时中央局机关工作的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这时，党组织通知在香港等待指示的潘汉年来沪见陈。与此同时，陈云等接到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要他们立即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是，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陈云、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嗣、曾山等，于1935年8月5日前后，从上海出发，乘坐苏联客轮秘密地到达海参崴，两天后又启程赴莫斯科。他们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是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刚好也在这一天闭幕。陈云回忆说：“途中经半月，到达之日适逢国际七大结束。”（4）

　　二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和发表情况

　　有人说，是美国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5）”，也有人说是王稼祥于1936年初在苏联治伤期间，最早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6）。其实，斯诺的书的英文版首次出版是在英国，时间是1937年10月（因其为英文版，在世界传播影响范围比《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大一些）；而王稼祥在苏治伤时间也是在1937年。这都比《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要晚一年多时间。由此可以说，是陈云首次比较全面地把英勇卓绝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事迹向世界人民宣传的。

　　陈云是于1935年秋在莫斯科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他化名廉臣，以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随军医生，又在红军中工作了一段时间的红军医生的假托身份，叙述了红军从准备长征到出发，历尽千难万险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况。作者（医生）也正在这时被“冲散”，在朋友帮助下及时回到“家乡”。在当时情况下，作者之所以以这样的身份来写作，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一是医生易接近红军上层领导，这样可以叙述从上层看到的一些红军长征全局的情况，又因系医生，未能参加决策活动，因而也可以避免谈一些党内机密（如遵义会议等）；二是可以从中间立场上来反映红军长征历史，可以从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作为中，宣传共产党得民心的事实，从而攻破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和红军的谰言，又可以从一个在国共两党军队中工作过的人员身份，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呼吁国共再度合作抗日。这样有利于向世界上不同观点的人宣传，利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传播。

　　《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最早于1936年春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该刊是我党领导的一个宣传阵地。同年10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从现有资料看，这是第一本问世的长征专著。1937年3月，王福明在北京编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曾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列于书后，并附有照片、歌曲和红军长征路线图。1938年，《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首次在国内出版单行本，书名改为《随军西征记》，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发行。1949年6月，又以原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群众图书公司发行。这时上海刚刚解放，此书的出版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此外，抗战初期，有的人以为廉臣和斯诺都是美国人，也有的将廉臣的书和斯诺的书当中一些片断合编为小册子出版。如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时，署（美）廉臣著《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时，署（美）史诺廉臣等著《长征两面写》，以上是《见闻录》出版的第一阶段。

　　该书出版的第二阶段是建国后至1984年。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就收进了《见闻录》。1958年2月，此书再版。1959年，此书以《长征》为名在莫斯科出版，《见闻录》亦作为《长征》的第一篇收在书中。此外，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中也选录或摘录了《见闻录》一文。如1983年由《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合编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中，就摘录了该文。

　　该书出版的第三阶段是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同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一次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见闻录》全文。同年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了该书的单行本。此后，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也多以作者陈云之名收录或节录该文。1986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过云南》中也以同样署名节录了该文。但也有仍署廉臣之名节录该文的，如1985年3月编的《红军长征在黔西南》一书。

　　《随军西行见闻录》从署名廉臣发表到公开作者陈云之名发表，这固然有历史档案保管和公布年限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历史见证。《见闻录》以廉臣之名发表，是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该文担任特殊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建国后，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也不宜立即公布作者的真实姓名身份。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长征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此同时，也陆续公布了不少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档案。在这时，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斗争的历史，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体会当时条件下采取的斗争形式和手段的艺术，是很有值得回味的意义的。

　　三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主要内容及其作用和影响

　　《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约3万字。文中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描述了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中旬由江西兴国县出发，至1935年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历时8个月，行程一万二千里的长征历史。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全文以一半的文字描述了红军在长征中艰苦卓绝斗争的英勇事迹。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并取得了乌江、遵义两大战役的重大胜利；红军官兵同甘共苦，团结一致，跨越万水千山，越过人迹罕见的老山界，翻越了高寒的大雪山；红军智勇双全，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红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着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模范带头作用。文中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祖涵、徐特立等领导人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谈家常话，将马让给伤员骑，与指战员们同时宿营路边等动人的事迹。

　　二是通过历史事实宣传了遵义会议精神。文中虽然没有从正面描写遵义会议，但作者通过事实，宣传了这次会议精神。如文中不仅对会议前的毛泽东作了不少记述，而且对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更倾与了浓重的笔墨，并以四渡赤水的灵活战术为例，宣传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三是用约1/3的篇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爱护人民、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动事例。同时，也揭露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各族人民的苦难生活。作者写道，贵州人民深受军阀压迫，民不聊生，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红军一到贵州，就将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无偿地分给广大贫苦人民，红军领袖毛泽东“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乌江战役中被俘的黔军伤兵不仅由红军卫生部担架队抬着走，而且朱德总司令到卫生部病房看望红军伤病兵时，还慰问了被俘的黔军伤兵；对俘虏的黔军进行宣传教育，许多俘虏自愿加入了红军，凡不愿加入红军者，则发路费送出红军警戒线。红军对少数民族人民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争取各民族解放的口号，取得了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一路上许多汉回苗民加入红军。

　　四是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倡议的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作者随红军长征时，党虽然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主张，但党的“八一宣言”还没有发表。到莫斯科后，作者了解了全局，因而在文中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宣传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文中用北伐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事实，说明国共应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必要。在叙述朱德召集被俘的黔军中上级军官谈话时，宣传了红军抗日主张，希望全国军人一致合作。在记述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谈到我党我军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最后在文末以近千字的篇幅，从时代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趋势，论述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和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以其在长征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政治家的政治眼光和思想水平，以其亲历的见闻以及距离长征时间很近所具备的历史真实性而写作的这本长征专著，无论在国内和国外，还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其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如前所述，《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本向世人比较系统全面、深刻地宣传红军长征的专著。无疑，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宏大的篇幅，生动地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和江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其作用是巨大的。但“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成功地打通世界人民“通往红色中国大门”的却不能说是斯诺，而是陈云。陈云的这一本专著，以其不可抗拒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那夜沉沉、雾茫茫的黑暗年代，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闪烁的人民革命曙光洒向世界，对于世界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对法西斯独裁分子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消息的封锁，敞开红色中国的大门，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对于共产国际正确地掌握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正确地指导帮助中国的革命，也都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当时苏联的《真理报》就报道说：“中国红军力量在四川的会合，给中国苏维埃运动打开了更大的前途，现在这种运动已到了发展的新阶段。”（7）

　　在国内，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出版发行《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来看，这对于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揭露和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号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争取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曾访问过广西地下党的一些老同志，他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名叫廉臣的医生写的红军长征的那本书在当时给他们的影响，他们也拿这本书作为教育进步青年认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教材。

　　今天，《随军西行见闻录》仍是一本史料价值极高的历史著作，也是一本进行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见闻录》还以其独特的视角、独特的风格，生动的、饶有兴味的文字，作为红军长征的报告文学著作，耸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林。

　　这里还必须指出，陈云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有重大影响的著作，除与他在红军中的亲身经历，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以外，还与他在革命实践中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的认识，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认识有重要的关系。陈云出身农村，当过工人，入党后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白区工作经验，也参加领导过工人、农民的武装斗争，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从此进入中央领导机构。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后，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长征中忙乱的搬家式行动以及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使他对“左”倾错误和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他在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并在会后把会议精神写成传达提纲到部队中传达。一渡赤水时，陈云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果断地处理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赢得了有利战机。到莫斯科后，条件相对好得多了，他更觉得有必要把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以及我党得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的喜人消息向共产国际和国内外人民宣传。于是，历史留下了这样珍贵的一本虽然字数不多但极有意义的书。

　　四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报道红军长征历史中存在的一些局限性

　　由于历史的条件，写作的目的和作者以第三者旁观的身份来写作等原因，《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反映红军长征历史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其一是，《见闻录》中对红军长征中的一些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未能叙述。如为了从正面宣传红军长征，因而文中没有叙述惨烈的湘江战役，以及红军损失近2万人的史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和党内团结，对湘南之争和遵义会议上对错误路线的斗争等均没有叙述。当然，也由于作者假托的身份所限，这位“医生”不可能了解上层的这些情况，所以文中也就不应该提及这些问题。

　　其二是，文中叙述的某些历史事件与事实有些不相符。如文中说红军长征“显系有计划之行动”，有“充分准备”，“红军得平安无事渡过湘江”，这显然是服务于当时正面宣传红军的需要而写的。文中女英雄李小侠的事迹亦有虚构成分。有些数字、日期也有虚写和夸张的成分。如文中说作者“至本年七月上旬”，才离开红军队伍回家，就是虚晃的一笔。又如说红军在遵义十二日中有“四五千人加入红军”、“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会理（五天）招募红军新兵五千人”等，虽有其事，但在具体数字上，从当时宣传角度出发，有某些夸大的成分。就现在的资料看，在扎西加入红军的约1000人（8），在毕节、东川、宣威加入红军的也只是千余人（9）。再者，由于作者匆匆离开红军队伍，且在战争情况下也不能个人保存或带着文件资料，到莫斯科后仅凭个人记忆写作，因而也难免在文中对一些时间、地点的记述有误。如说“部队达到威信（旧名扎西）之时，正系旧厉正月初三”（实为正月初六，即公历2月9日）（10）。又如说红军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的情况，则把红军2月和4月两次进入云南分别达到的这些地区合在一起来叙述了。

　　文中存在的这些局限性，现在的读者读起来，是可以理解的，是不必苛求于作者的。必须说明，存在的这些局限性，丝毫不会影响这本书的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

　　注　释：

　　（1）转引自《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7页。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59页。

　　（3）《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说是遵义会议后不久；《长征新记》（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1986年新华社参考材料编辑部译编）第112页说是5月；《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第11页说是5月29日；陈云于1978年5月18日说是6月；《党史信息报》1994年8月16日第2版说是6月中旬。

　　（4）转引自《党史信息报》1994年8月16日第2版。

　　（5）《长征新记》第2页；参见《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718、727页。

　　（6）《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7页。

　　（7）转引自《红军长征大事记略》（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1页。

　　（8）《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0页；《伟大的长征》，第773页。

　　（9）（10）《红军长征过云南》，第114、107、111、112、102、16、17、19页。

　　《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