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干衣面料:组图：周恩来万隆历险

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步入会场

1955年4月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为其他国家人士签名留念

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其他国家代表交谈

周恩来与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交谈

　　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这是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新兴国家第一次召开自己的国际会议，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与，没有西方列强主导。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新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精彩亮相赢得了一片赞誉。一位采访了会议全程的美国记者评价说，万隆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1955年4月16日下午5时，印尼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焦急地向空中张望。原计划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空中霸王号”应在下午4时抵达，可近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踪影皆无。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心急如焚的黄镇发电报，报告中央。

　　得知这一情况，中央也非常着急，一连几次给驻缅甸大使馆发电报询问，其他从仰光起飞的代表团专机都已经到了雅加达，怎么独独不见中国代表团呢？刚刚做完手术的邓颖超还没拆线，便回到西花厅的家中坐等周恩来的消息。

　　5时50分，亮银色的“空中霸王号”终于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前来迎接的中国使馆人员一阵欢呼。黄镇和杨奇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原来，“空中霸王号”途中遇到雷电，不得不迫降新加坡，耽搁了近两个小时。

　　虽然中国代表团平安抵达雅加达，但黄镇和杨奇清仍不敢有丝毫大意。周恩来一下飞机，他们俩就迎了上来，一前一后把周恩来夹在中间。黄镇的夫人朱霖记得，那天驻印尼大使馆的所有外交人员全去了。参赞、秘书、领事……里三层外三层地在周恩来身旁筑成人墙，簇拥着他往机场外走。

　　两辆挂着中国国旗的小轿车，一前一后地停在机场门口。众人出来后，黄镇和杨奇清把周恩来一搂，送上了后面那辆车。见此情景，朱霖一愣。前面那辆车才是总理的专车，后面这辆本应是大使和大使夫人乘坐的。“总理坐了后面的车，我该怎么办呢?”朱霖正纳闷儿，丈夫黄镇向她使了个眼色说：“坐头一辆车去！”朱霖恍然大悟，立即钻进了第一辆车。

　　车队浩浩荡荡地往城里走，马路两边挤满了前来欢迎的华侨。车上挂着窗帘，许多人都以为第一辆车里坐着周总理。车行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欢呼声。朱霖后来回忆：“如果是总理一定会有所表示，我就把手伸出窗帘，向人群挥手。我想，他们一定是把我的手当成总理的手了。”

　　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安全抵达中国大使馆，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儿的黄镇等人才松了一口气。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注定要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1955年4月11日下午6时30分，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近6个小时后，“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起火，坠毁在印尼附近海域。除3名机组成员外，机上11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值得庆幸的是周恩来并不在飞机上。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当时中国既没有大飞机，又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所以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尼。可就在临行前，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改变了周恩来的行程。

　　4月3日，万隆会议（又称亚非会议）的发起人之一、缅甸总理吴努想请周恩来在去印尼途中绕道缅甸，跟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碰个头。面对吴努的盛情邀请，周恩来欣然同意。这样一来，他改变了从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雅加达的计划，取道仰光去雅加达。

　　4月7日，就在周恩来一行即将离开北京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急匆匆地送来一份重要情报。原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高价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加油的机会，安放炸弹，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得知这个消息，周恩来非常重视，特意打电话嘱咐邓颖超说：“我虽然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了，但先期抵达香港的同志还要坐，一定要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请他们采取措施保证代表团的安全。”

　　可当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把这个重要情报通告给艾惕思时，却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艾惕思草草表示，会给香港方面发一个电报，便没有下文了。

　　也许是感觉到了英国方面的漠不关心，11日凌晨1点半，新华社香港分社又派工作人员找到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当这位经理睡眼惺忪地听完中方人员反映的情况后，不以为然地说：“飞机12点才到香港，下午1点就起飞了，只在香港停一个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敢捣乱？”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让自己的工程师检查油箱，自己也会亲自到机场监督。

　　1958年，这起空难的幸存者——印度航空公司维修工程师卡尼克撰写了回忆录《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回忆录中，他写道：飞机刚停稳，香港航空公司的工人们就围了上来，他们大部分是中国人。有的检查引擎，有的量机油，其余大部分人在擦引擎外面的废机油。当他们在启德机场候机餐厅吃饭时，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闯进来，四处打听乘坐飞机的中国代表团的情况。当得知飞机准备起飞时，年轻人急忙冲出了餐厅。很显然，卡尼克提到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收买的机场地勤人员周驹。

　　1995年，国民党前特务头子谷正文接受台湾《中国时报》周刊采访时，首次披露了他参与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内幕。

　　谷正文说，保密局特务出价50万港币收买了启德机场的一名清洁工，让他借打扫卫生之际，把伪装成牙膏的炸弹放进飞机起落架的空隙里。飞机平安飞了6个小时后，定时器启动了炸弹。

　　卡尼克回忆，正在机舱睡觉的他被爆炸声惊醒，看到股股白烟从飞机冷气管中冒出来。尽管机组成员用灭火器奋力扑救，但火势还是蔓延开来，很快机舱里就浓烟弥漫了。

　　液力系统失灵，电器系统失灵，机身像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翻滚。机长竭尽全力想拉平飞机，使它迫降在离陆地较近的地方。但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机身断成三截，一头扎进海里。卡尼克和另外两名飞行员被巨大的气浪甩出机舱，捡了一条命，而机上其他人全部葬身大海。

　　令卡尼克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在飞机急速下降时，机上乘客虽然面带惊恐，却都听从指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任何混乱发生。

　　4月11日傍晚，周恩来接到北京的电话，说跟“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联系。随后，一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成元功记得，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都没有心情吃晚饭，心上像压了一块铅。

　　提到亲手炮制的这起恐怖事件，40年后谷正文仍得意洋洋。他说，当蒋介石得知这一炸并没有炸死周恩来时，并不生气。他觉得至少给了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他们的士气。为此，还拿出9000美金，犒赏“有功人员”。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最终官至中将，也正得益于此。

　　亚非会议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会议，使国民党如此不安，竟不惜制造恐怖事件，也要阻止中国代表团参加？

　　二战结束后，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实力大不如前，再也无力控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印度支那风起云涌。尽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大把大把地为法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衰弱的法国枯木难支。1954年5月，它在奠边府最坚固的堡垒也被越南共产党军队攻克。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走到了尽头。

　　此时，壁垒森严的冷战思维早已形成。艾森豪威尔认为，印度支那三国（即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独立，将会是东南亚全面赤化的先声。东南亚各国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美国决心插手印度支那。

　　这时，东南亚成为冷战的最前线，巨大的战争阴影笼罩着刚刚独立的东南亚各国。

　　1954年4月，利用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召开锡兰、缅甸、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会议的机会，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一个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与的亚非国家会议。印尼总理的提议得到了与会各国的一致赞成，但对于邀请哪些国家参与，却莫衷一是。于是，五国决定，当年12月在印尼茂物召开一个亚非会议的筹备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与来访的苏共特使米高扬谈到新中国外交时，曾幽默地说，我们的屋子太脏了，解放后必须认真清理。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但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首次亮相，这“门”已经关不住了。在汇报日内瓦会议情况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说：“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们能参加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毛泽东接过话头说：“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此时，正在酝酿中的亚非会议，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广交朋友的绝佳机会。茂物会议召开前夕，中国先后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访华。

　　在与吴努的会面中，毛泽东主动说：“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有些国家可能会在茂物会议上提出让蒋介石政权参加亚非会议。毛泽东说：“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

　　后来，吴努果然在茂物会议上力挺中国参加。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录中写道：

　　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以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得到亚非会议的邀请，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与会的29个国家中只有五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有的国家甚至还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有的则对共产主义抱有很深的成见。

　　1955年4月18日，上午9时，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隆重开幕。随代表团前去采访的中国记者李慎之、张彦这样描述开幕式上代表们济济一堂的盛况：

　　戴着绣花小帽，用整幅彩色绸缎裹在身上的是利比里亚人或者黄金海岸人。戴着纱帽，穿着马褂的是缅甸人。用金箍罩住白纱头巾，披着黑纱长袍的是沙特阿拉伯人。穿着薄纱绣花衬衣，结着小领结的是菲律宾人。裹着厚厚的紫色毛布长袍，插着腰刀的是也门人。一样是穆斯林，土耳其人的帽子是红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帽子是黑的，埃及人的帽子是白边红心的。一样是带着高领的制服，扣子少而比较短的是中国人，扣子多而长到膝盖的是印度人……

　　大会主持人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开宗明义说，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探讨亚非国家在现今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能为世界和平与合作做什么贡献。

　　随后，埃塞俄比亚、日本、老挝等国家代表的发言都围绕着促进世界和平、消除殖民主义的主题展开。会场上充满着和谐、融合的友好气氛。

　　就在第一天大会行将结束时，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却第一个向“共产主义”开炮了。

　　贾马利一上台就火药味十足地把“老式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并称为扰乱世界和平的三股势力。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它“在阶级和各民族人民之间培育仇恨”，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贾马利的发言一扫此前的友好气氛。随后发言的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土耳其代表都沿着他的思路谈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虽然他们大都谈得很抽象，并没有直指中国，但指向已然很明确。

　　当泰国的旺亲王发言时，他索性戳破了这层窗户纸，直接点了中国的名。他提到的令泰国担忧的三件事中，两件与中国有关。第一是中国云南省组织傣族人的活动，直接“威胁”到接壤的泰国；第二是在泰国三百万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几番发言过后，亚非会议的方向似乎发生变化。本是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的会议，突然变成了反共会议。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这些接连向中国发难的国家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幕后黑手。

　　1954年12月31日，茂物会议结束两天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美国驻亚非有关国家的大使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尽快了解参加亚非会议各国的态度；有没有可能劝说他们不要参加亚非会议；如果参加，有没有可能指望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问题上相互配合。

　　在杜勒斯看来，如果共产党国家成功地在亚非各国间建立一个排除美国的集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他认为，有着庞大人口的中印两国将会主宰局势，这个局面的副产品就是在联合国出现一个牢固的反西方投票集团。而更令他担心的是，亚非国家中没有一个外交家能与周恩来相媲美，周恩来很可能通过他的个人魅力交到更多朋友，从而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新局面。这当然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考虑到英国对许多亚非国家有很大影响力，杜勒斯想请英国做说客，说服受邀国家不要出席亚非会议。谁知道这个一直跟美国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好哥们儿，这次却拒绝了他。不仅如此，英国还劝美国说，反对亚非会议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消除顾虑，鼓励友好国家的精干代表去参加会议。杜勒斯一看指望不上英国，只好亲自出马对“友好国家”代表面授机宜。美国国务院在给各驻外使节的电文中指示说，进行这类接触时，尽量作口头交流，不要提供任何书面文件，以免泄露出去，带来麻烦。

　　后来作为菲律宾代表的菲驻美大使罗慕洛在与美国官员共进早餐后，表示将与泰国的旺亲王、巴基斯坦的阿里、土耳其代表和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密切合作，进行“有益的工作”。

　　18日下午伊拉克代表贾马利的发言后，会场上的气氛便紧张起来，许多人担心亚非会议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而坐在会场上的周恩来却安之若素，即便听到对中国的无理攻击也不动声色。

　　19日中午，面对越来越高的反共声浪，原本不打算发言的周恩来决定，要在下午的会上做一个补充发言。

　　翻译浦寿昌回忆说：“总理在会场上就起草了一个两千字的详细提纲。上午散会后，总理回到别墅就对我说：浦寿昌你字写得快，我口授补充发言，你给我记下来。于是总理根据提纲口述，我笔录，他说一句我就记一句。虽然乔冠华、廖承志当时都站在旁边，但是没有插手的余地。考虑到要赶快翻译出来，我就用比较小的纸记录，我写完一张，就撕给翻译一张，让翻译抓紧时间翻。等到我们搞完，赶紧吃了午饭，下午的会议就快开始了。”

　　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一篇洋洋洒洒2500多字的发言稿就写成了。浦寿昌感叹：“不仅内容好极了，而且文字也好极了。”

　　19日下午，万隆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在场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报道中写道：“会议厅屋顶有一处漏雨，水顺着流下来掉在中国代表团座位旁边的桌子上，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噩兆，殊不知噩兆无灵，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一袭灰布中山装的周恩来走上讲台，开腔第一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声震四座，使得刚刚还剑拔弩张的会场气氛，陡然一变。

　　周恩来接着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随后，周恩来谈到意识形态、宗教和颠覆活动三个具体问题。他说，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关于宗教信仰问题，他坦言：“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不仅有700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

　　对于双重国籍问题和傣族自治区问题，周恩来说：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四千多万的几十种少数民族，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准备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而现在的颠覆活动都是针对中国，不是中国干的。最后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一席话过后，会场上楼上楼下、来宾席、记者席同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印度总理尼赫鲁情不自禁地走上讲坛，拥抱周恩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就连刚刚含沙射影地针对中国的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也表示：“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文章中提到周恩来的演说时，评价道：“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

　　周恩来的演讲虽然受到了各方的一致好评，但在随后几天的闭门会议中，破坏和平的逆流并未就此平息。

　　4月21日上午，就在各国代表团会议进行中，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离开会场。11时，他在下榻的别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位几个月前还说“不知台湾在哪里”的总理，此时俨然成了一个台湾问题专家，大谈特谈起台湾问题来。

　　他说：“台湾为何要属于任何政府？它为什么不应该属于台湾人他们自己……我认为符合我们反对殖民主义的惟一看法是台湾应该属于台湾人，并且作为我们中的一个独立国家。”

　　其实，科特拉瓦拉早就憋着在亚非会议上抛出台湾问题了。就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他便想请泰国、菲律宾、中国和锡兰的代表团团长一起午餐，专门谈台湾海峡的局势。可当时，有人还没有到万隆，有人刚到正在忙着收拾行李，谁也没工夫赴他的约。因此，这顿午餐只好推迟。会议开始后，代表们的日程安排得更加紧张，科特拉瓦拉的牛排似乎永远也吃不成了。21日中午，不甘寂寞的科特拉瓦拉索性自己找来记者，发表了这番荒谬的演说。

　　在记者招待会上，科特拉瓦拉还把矛头直指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科特拉瓦拉的演说像一记哑炮，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可他不死心。当天下午六点半，就在会议行将结束时，他又抛出所谓“新形式的殖民主义”的论调，指责“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苏联及其在中东欧的“卫星国”就是例证。

　　科特拉瓦拉此言一出，会场一片哗然。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忆，起初科特拉瓦拉先给他递了一张纸条，要求发言谈谈殖民主义问题。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当然不能阻止，可科特拉瓦拉上台后却高着嗓门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国家。“在这之前，代表团团长们在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比较克制，使用的是外交语言。”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写道。

　　对于科特拉瓦拉的演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非常担忧，怕会议因此而产生骚乱，并最终失败。此时，周恩来也很气愤，但他并没有当场反驳科特拉瓦拉，而是要求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给他答辩的机会。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记得，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对他说，锡兰总理讲话的意图还不清楚。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建议周恩来直接问科特拉瓦拉。当周恩来通过翻译询问科特拉瓦拉此番用意时，他答道：“我的讲话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是想说出我的心里话！同时，我也不提出什么动议或决议。”

　　听了科特拉瓦拉的回答，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松了一口气。为了表示善意，科特拉瓦拉还跟周恩来握了手，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不是吗？”

　　虽然科特拉瓦拉主动跟周恩来握了手，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与会代表都明白，对抗还是和解，完全取决于周恩来第二天的发言。

　　第二天，周恩来又一次展现了他大外交家的风采。他语气和缓地说，没有必要在会议上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有人愿意讨论，他随时愿意在会外与他交换意见。

　　他接着说：“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的国家制度。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提出一种新定义或进行辩论，都将无助于这个会议。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愿望。”

　　这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也站出来支持周恩来。他说，坦率地把分歧公开说出来并不是坏事，但东欧国家不能作为讨论的对象。“我们不能在冷战中站在任何一方，而是应当把我们的分量加到维护和平上去。”

　　周恩来巧妙地把偏离的会议方向重新引回维护和平的轨道上来。不过，台湾问题显然还是与会各国非常关心的话题。此时，美国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中国又明确表示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问题的权利。东南亚国家都担心，台湾问题一旦激化，战火重起，首先吃“瓜落儿”的就会是他们这些周边国家。

　　4月23日中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设宴邀请周恩来、尼赫鲁、科特拉瓦拉、吴努等八国总理。席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与周恩来谈起台湾问题。周恩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需要别国干预。因为美国的干涉，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认为，中美两国政府应该坐下来进行谈判，以缓和现在存在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一听周恩来表示愿意坐下来跟美国谈判，非常高兴。当即询问能否公开发表声明，让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恩来欣然同意。当晚，周恩来向《独立报》和《观察家报》发表声明：

　　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不但随时影响着会场内的方向，在会场外也同样施展着高超的外交才能。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场外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活动，就是与印尼外长签署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中国人无论在海外定居多少年，繁衍多少代，只要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就当然享有中国国籍。1909年清政府首次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中，也沿用的是这套血统思维。条例规定，只要父亲是中国人，无论是否在中国出生，都属中国国籍。因此，侨居海外的华侨全都拥有中国国籍。

　　而按照1910年荷兰殖民者颁布的《荷属东印度籍民条例》规定，凡生于荷属东印度（印尼独立之前的称呼）的人都享有荷兰国籍。这样一来，出生在印尼的华侨子女便有了双重国籍。这一情况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各国。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有一两千万之众，其中绝大部分在东南亚各国，仅印尼就有300多万华侨。

　　二战前，东南亚各国大多是殖民地，再加上多年兵荒马乱，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还没那么突出。可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怎样处理拥有双重国籍的几百万华侨的法律地位，成为各国关心的问题。

　　华侨们有自己的社团，自己的店铺，自己的学校，固守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国籍。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东南亚国家都认为，华侨对于他们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冷战思维下的西方，也经常用华侨来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当时有的报刊公然说：“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华侨是潜在的北京第五纵队”。封闭爱国华侨的报馆、社团和学校的现象，也屡有发生。反华、排华运动严重威胁着海外华侨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955年4月，经过5个多月的谈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终于成形。周恩来决定在万隆会议期间与印尼举行签字仪式，同时，也给其他同样有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东南亚国家吃一颗定心丸。1955年4月22日清晨8时，周恩来以中国外长的身份与印尼外长苏纳约举行了签字仪式。

　　解决双重国籍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尊重当事人本人意愿，自愿选择是保留中国国籍还是保留所在国国籍。知道中国人自古乡土观念重，为了打开华侨们的心结，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特意让黄镇把印尼的侨领召集到大使馆，亲自向他们说明双重国籍问题。他说：

　　有些侨胞可能会担心，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华侨就看不起他了，说他忘掉祖国了。不，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态度。我们应该采取赞助和友好的态度。选择了别的国籍，朋友仍然是朋友，兄弟仍然是兄弟。我们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亲戚的国家嘛！哥哥是印度尼西亚国籍，弟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可以嘛，有什么不可以呀？有些人说，这样一家子分成了两个国籍，也不能来玩了。玩还是可以来玩，当朋友来玩。华侨总会，绍兴会馆，厦门、福建会馆，你可以作为印度尼西亚朋友，作为亲戚来玩。

　　1955年4月24日下午，亚非会议闭幕式就要举行了。进行了四五天的不公开会谈，能否拿出一个公报？各国记者都聚集在独立大厦等待消息。此时，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心里却没有底。

　　尽管周恩来以自己的坦诚与冷静化解了锡兰总理的发言，但亲西方的政治集团还不死心，还是死揪住反共的论调不放。面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土耳其代表更表示不懂“共处”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中印谈判时，由周恩来最早提出的。这一原则刚一提出就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强烈支持。在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尼赫鲁特意叮嘱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在协议中。在尼赫鲁看来，不论站在何种立场，都没有理由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万隆会议以来，这个本该是最广泛共识的原则，却屡屡遭到曲解和质疑。

　　听到土耳其代表的发言，尼赫鲁终于爆发了，他顾不上使用外交辞令，走上台慷慨激昂地说，印度人既不同共产党站在一边，也不同非共产党国家站在一边。我认为应当有一个“不结盟”的地区。亚非国家让自己成为任何一方的追随者，都是不能容忍的屈辱。

　　听了这话，参加西方同盟的国家立刻坐不住了。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跳起来说，巴基斯坦是个主权国家，没有责任向任何国家解释自己的行为。

　　一派支持尼赫鲁的“不结盟”中立政策，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另一派则主张同西方结盟，反对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剑拔弩张，本以团结为目的的大会，眼看就要成了冷战的前线。

　　就在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之际，周恩来又一次登上了讲台。美国记者鲍大可评论道：“他那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大部分时间内控制自己，当他的神经稍受刺激之后，就以明星般的姿态上场。”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说，这次会议既然是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问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人不喜欢“和平共处”这个词儿，说是共产党的词儿，那么，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

　　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他说，如果有人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

　　接着，他把各国代表都能够接受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并采纳日本代表的建议命名为《和平宣言》。

　　鲍大可写道：“周恩来再次给会议带来了高潮，就像他先前在公开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他表现得“既有灵活性，又不教条主义，以此来对与会代表发挥最大限度的个人影响。在这方面他干得十分成功。”

　　许多曾经对中国抱有成见的代表也感叹道：“他与莫洛托夫（苏联外长）完全不同，这一定是因为他的国家不但是共产党国家，也是孔子的国家。”

　　4月24日下午5时，亚非会议关于经济与文化的文件草案都已完成，只有政治委员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闭幕式的时间一拖再拖。人们都在议论，万隆会议能否在政治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公报。

　　下午6时15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终于出炉了。“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问或干涉他国内政”……这些条款虽然在措辞上有些许出入，但其实质都脱胎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全程采访了万隆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后来感叹道：“亚非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万隆会议使更多亚非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扇窗。

　　1955年8月1日,尼泊尔与中国建交。1956年5月30日,埃及与中国建交。 1957年2月7日，斯里兰卡与中国建交。1958年7月19日,柬埔寨与中国建交。1958年8月25日,伊拉克与中国建交。1958年12月20日,阿尔及利亚与中国建交……

　　万隆会议后的短短几年内，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而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至今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