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胡辣汤:皇帝挥毫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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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挥毫不值钱”

张冠生

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1928年出版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封面标有“清代文字狱案资料之一”。作者汪景祺,便是当时因文惹祸而被“枭示”,并连祸五服以内所有族亲。具体罪名,见该书收录雍正朱批原本影印手书,曰:“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1672-1726),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原名日祺,字无己,号星堂。雍正二年,汪氏游陕西,做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幕僚,写下《读书堂西征随笔》。

这部书多记时事见闻,偶及古史。汪氏在书的序文中说:“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西征随笔。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这段文字说明,汪氏自己知道,书中所写,已存偏激之处,或致不太平的结果。但他并未存心扩散,仅作年大将军幕僚而著述。其中有一篇题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对年羹尧极尽赞颂之语,如“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守清廉中正之操,处脂膏而不染,端正心诚意之学,居暗室而无欺。上侍庭帏,孝敬根于天性,下训子姓,慈严合于义方”等等,乃至出现“宇宙之第一伟人”的谀词。这样的话,明显是把皇帝放在一边了。至于《诙谐之语》一文中的“皇帝挥毫不值钱”一句,更是大不敬的话。

其时,雍正皇帝对年羹尧宠信有加,此书在帅帐中,本可全无忧虑。谁知横祸突来,年羹尧因恃宠傲群、贪敛巨财、结党营私、贺表出错等在雍正三年获罪。查抄之间,《读书堂西征随笔》手稿在第一轮中漏网,后来终被从乱纸堆中搜到。查抄者即报,“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谨将逆犯汪日祺所撰书二本封固,恭呈御览”。遂得雍正上述朱批。年羹尧对此书“见知不举”,也成其五大逆罪之一。

手边这本《读书堂西征随笔》,购于中国书店,扉页钤有“周一良所藏书”印章。另有一方,“毕竟是书生”。此话本是周先生自况,印于此处,不知是否也指汪景祺。

周先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堪称上乘。自幼生长于名门,读书得进燕京、清华,又经史语所和哈佛大学,一路名校和顶尖机构,且学兼中西,才华早露,钟情于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本有望成为一代史家。无奈身处世变之激,为求安稳,不能持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也就没有把应有的学术研究做下去。陈寅恪在那篇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这话传到周先生的耳朵里,他该作何感想?

周先生的晚年回忆录,命名《毕竟是书生》,至少有两层意思吧。一层,内心深处还存着书生性情和理想,乐意呼吸自由的学术空气,知识分子良知未泯,遂能“觉今是而昨非”。另一层,昨日之非源自时代驱策,一介书生又能怎样?包括谨小慎微,精神迷失,信仰错位,乃至日后觉得更为不堪的言行。借汪景祺的话说,“知我罪我,听之而已”。类似的话,不知已有多少文人说过,却知还会长久地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