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检事2:杜国威 我不会写历史大巨轮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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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话剧团经典剧目《遍地芳菲》广州演出前接受专访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6月01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各类文艺活动并举。香港话剧团也将于7月8、9日携经典剧目《遍地芳菲》在广州大剧院演出。该剧由陈敢权导演、杜国威编剧,廖启智、余安安等主演,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起义背后,乱世中人的挣扎求存,及中国人的亲情、爱情、友情和家国情。
演出前夕,南都记者专访编剧杜国威,听他讲述编剧对历史题材的取舍和解读。
南都记者颜亮实习生邵英杰
讲历史
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会付出?
南都:《遍地芳菲》是在1988年首演,2009年重新上演,这次来到广州,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
杜国威:最初创作这部戏不是为了辛亥革命,而是当时香港演艺学院刚刚成立,导演钟景辉先生想让毕业生做一部大戏,就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题材,好让很多男生有机会出演。演出之后,人人都说好,那为什么没重演呢?最重要是因为这部戏是大型的,动不动要几十个演员,演出费用很庞大,一定要有个好机会。后来陈敢权导演提出要再做,辛亥革命100周年时正好来广州,一排就成功了。
南都:剧本的改写,是如何把握历史和艺术的比例的?有加入一些个人的解读在里面吗?
杜国威:我会去查历史的资料,人物设置也都有真实的来源。关键是如何将历史剧情化,艺术是要加工的。同时又不忘记,如果在历史里无中生有是对不住历史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最最让我感动的,比如像凌文龙,多靓仔,还有天真可爱的陈安然,都是十七八岁的人,剧中他们都要死,要牺牲,这是很震撼的。我就在历史上加工一点,让人感动,感到温情。我觉得,做戏就是做人,写剧本就是写人。林觉民也是人,我尽量让他们人性化,让现代年轻人了解那个年代,为什么现在的人要不断获得,而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会去付出,去牺牲。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谈剧场
让年轻人进剧场需要娱乐式的“说教”
南都:时下年轻人的玩意很多,要吸引他们来剧场看话剧很不容易。现在也是消费时代,革命好像是个不合时宜的词汇。如何在这样的年代去诠释革命?
杜国威:最大的挑战就是历史性的、真实性的东西都没有戏剧性的,您同意吗?怎样把它搞得有戏剧性,让观众买票进场?他们不是要来听你教训的,他们不要哭着脸。他们想娱乐,在娱乐的同时感受到戏剧的力量,去不停地思考,我们就成功了。
伟大的作品不是直接说自己怎么伟大。深刻化也不是要一本正经地去敲别人脑袋说,“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了”。最好的、最动人的作品是让人看了之后,心里很暖,很温馨,有想象的空间。用语言说出来,已经是表达能力差的一个层次了。
让年轻人进剧场确实很难。他们以为舞台剧很闷的,说教的。我之前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没有放入说教的成分,而是讲述了很温暖的感情。其实这也是说教,另一种层面的说教。
谈写作
不用历史做包袱去写作
南都:从《我爱阿爱》、《如果·爱》到《遍地芳菲》,说了爱情、友情、亲情、爱国情,可不可以把情理解为一条深层次的连接线?
杜国威:了解历史是好的,但只能偶尔为之。如果每部戏都是忠心爱国,就不好了,观众会看得累了。我的创作题材都是多面化的,譬如《我爱阿爱》,讲述感情的,和新加坡方面合作的《天冷就回来》,也很感人。我常常和不同地区的导演合作,让自己的心态也开阔很多。人不要以为自己多么重要,看得越淡,越觉得自己很渺小,就会释然很多,快乐很多。我觉得,是戏剧改变了我。
香港人炒金,炒股,关注楼价,我就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会有什么家国情,根本没有。我不会写历史的大巨轮,和巨轮下的人。我不懂,我没有历史的包袱。我只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大陆有学者分析我的戏,他们看完了《人间有情》,会说怎么搞的,这部戏没有高潮,没有起承转合,没有好人坏人,但是为什么那么感人?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这是上帝赋予我的,掩饰不了的。我能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写得很好,可能因为家中兄弟姐妹多,从小洞悉了很多事情。我可以说是华人范围内唯一不用历史做包袱去写作的编剧。
杜国威
生于1946年8月,1984年起编写电影剧本,作品有《上海之夜》、《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虎度门》等。1994年全面投身戏剧创作,撰写多部脍炙人口的舞台剧及电影剧本。现为香港话剧团驻团编剧。1999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铜紫荆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