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战无形杀手官网:姜莱：中国经济还能有惊无险吗

姜莱：中国经济还能有惊无险吗？

　　“中国模式”的确很有特色，常常让洋专家跌破眼镜。比如，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遇到过多次危机，眼看轮船就要抛锚，可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度过难关，伤了点皮肉之后，整个经济体仍就完好无损，GDP仍就能一路高歌猛进。这让那些唱衰中国经济的洋人们很是尴尬。这些唱衰者很多都是造诣很深的经济学家。他们手上有了可靠的数据，用来评估和预测别的国家的经济走势，通常都不会太离谱，但一旦将中国经济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就经常洋相百出。

　　中国经济的特色是什么?为何很多洋人读不懂?“中国模式”的基本特色是政治与经济的高度同构，到了运作层面，就表现为权力与权利的混同。经济就是政治，权利就是权力。政治与经济当然密不可分。但在真正的民主市场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是外部的，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政治按自己的逻辑运作，不大会张冠李戴。而在集权的中国，政治权力至大无边，它的手可以伸到一切领域，这样常识就被颠覆了。洋人们看不清这一点，当然也就不可能读懂中国。

　　洋人们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还不仅仅止于他们看不清中国政治权力的凶猛，他们即使看到了，看到的也只是宏观层面，而这种权力在微观领域的凶狠劲儿，他们是很难感同身受的。一切集权国家都具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某种能力，也具备某种集中资源规避和抗击风险的本事，为何效果却大不相同?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同样是集权国家，各国的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微观生活的干预力道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政治权力干预微观经济最细致、最到位、最得力的国家，这一点甚至远远超过了前苏联。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仅与苏联模式有关了，跟我们的历史传统也有关系。中国是一个密谋政治发达的国家，私交、人际关系、台下施压或交易的效果，往往好过台上的公开运作。比如，现在的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越坐越大，把民营企业挤到了夹缝处，可你几时见过政府下过一份红头文件，明确宣布要打压民企，实行“国进民退”?相反，我们倒是看到，各级政府在不断发文件作报告，说是要扶持中小型民企，要解决它们的融资难云云。而实际结果却是，民营企业的生存越来越艰难，国企越来越牛逼。这里面的诀窍都包含在隐性的运作之中。表面一视同仁，实则大不一样的融资条件和成本，税收的紧与松，一块特殊牌照的给与不给，甚至司法方面的纠缠或恫吓等，都足以让民企浑身发毛，坐卧不安，难以为继，不得不将肥肉拱手让给特权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央企就是这样坐大的，民企就是这样失守的。

　　政治权力能运用公开的与隐蔽的、明的与暗的两手立体干预经济生活，从宏观干预到微观，这才是我们的经济总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基础性原因。在这种权力干预或操纵中，公开的、宏观的干预理由，显示的是这种干预的政治目标(当然可能是表面的，口号的)，微观领域的干预或控制，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在毛时代，国家的政治目标是平均主义，为了这一目标，把生产力压在一个最低的水平，连基本的民生都难以满足也在所不惜，而微观领域的户口制度、票证制度、特供制度、无私产的低工资制度等，则保障着这种乌托邦平均主义的推行。进入这三十年，权力政治的目标转换成了GDP，宏观层面的资源调度，微观领域的利益操弄，都在围绕着这个目标转。GDP之所以是个政治目标，是因为它跟“振兴中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类的堂而皇之的话语扯到了一块。落实到微观个人领域，又跟官员的政治前途绑在了一起。

　　政治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导致中国经济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态圈和食物链，在这条食物链上，处于顶端的是政治权力，而不是创新;是特权和垄断，而不是最好的技术、管理、品牌与营销创意。与此同时，处于经济食物链顶端的权力，还是这样一种凶猛动物，它的食物是一切比它低阶的生命，甚至包括昆虫，而不仅仅限于某些动植物。这种经济生态现象，能解释中国的政治权力，为何总能做到随心所欲，想集中资源办大事，就能办成;想GDP坐上火箭腾飞，就可如愿。也能解释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为何很多民众却得不到这种高增长的好处，增长收益的很大一部分，轻易地就落入了少数人腰包。它还能解释，为何中国的经济每每遇到自然的、实体产业的、金融的危机，总能大难不死，有惊无险。

　　为什么?因为这种无所不能的权力，具有超强的危机转嫁能力。有危机就有代价和损失，问题仅在于，这些代价由谁来承担?怎样承担?要承担多久?在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一场经济危机来临，必定会伴随一场持久的利益博弈。这种博弈的特点是：一方面，不可能出现危机的代价全部转移至某些阶层，而另一些利益集团却毛发无损的情况。比如，危机来临，政府加税，公务员加薪，而工人却削减工资，这是很难做到的。强大的反对派和工会势力，就足以让这种危机解决方案成为泡影。作出这种决策的政客，也等于在政治自杀。另一方面，这种博弈往往比较纠结，时间拉得较长，危机也很难快速解除，通常都有一个先萧条后复苏的较长周期。但这些现象，我们这里就不甚明显，一些人甚至感觉不到，即使有些感觉，危机也往往如风过无痕，表面的繁荣很快就恢复了。这一切都源于权力的神奇。权力能迅速将危机成本转移到某些特定阶层身上，以最快的速度化解危机，也能做到让受害者安分守己，即使敢怒敢言，也无可奈何。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往远处看，上世纪50年代末，农业歉收，食品严重短缺，这时候，为转嫁危机，维持城市居民的供给，在农村已大面积发生饥荒的情况下，政府仍将城市大量的边缘人群打发到了农村，去与农民争食。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也如此。那时全国经济萧条，城市出现了大量隐性失业人群，但农业生产也同样徘徊不前，农民的温饱问题非常严重。可即便如此，政府还是强制大批城市青年下了乡，去跟农民分口粮。往近处看，08年国际金融风暴发生，政府迅速投入4万亿资金应对，这4万亿大部分都到了垄断特权企业手中，相当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其结果是，中国经济虽然看上去很快度过了危机，但房价进一步暴涨，又把城市普通白领转嫁了一把。现在，这4万亿仍在发酵，转化成了切切实实的通胀，而受害的只能是中低收入阶层。

　　可以看出，当权力玩危机转嫁游戏时，它遵循的仍然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规则，总是先从弱势群体下手，从食物链的最低端开始觅食，然后依次往上找替死鬼。农民、工人、农民工、民企、白领，这一排列次序，大体就是这些年来中国危机承受者的出场顺序。前三十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农民成了最大的牺牲者，每当出现社会和经济危机时，也首先拿他们垫背。后来国企要转型为现代企业，下岗工人成了十字架的背负者，国企危机变成了下岗工人的生存危机。再后来，国企要做大做强，民企被赶到了冷板凳上;国家要度过金融海啸，要用房地产维持两位数的GDP，大量城市白领就成了房奴和蜗居族。

　　政治权力威力巨大，能迅速将危机转嫁消解，固然能逞一时之快，把表面文章做足，但它留下的后患，所累积的矛盾却令人心优。它造成的最大恶果是：每次危机过后，产业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更畸形了;特权阶层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壮大了;垄断食利者的领地不是萎缩了，而是扩张了。这与发达市场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里的每次危机的持续时间都较长，但危机之后，产业总能升级，总能冒出一些新技术产业，拉动经济走出低谷。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引领着机械、机电、汽车、化工、生物工程、医药、电子、互联网技术的新潮流，这个国家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又有哪次与危机无关?

　　从经济生物圈和食物链的角度看，每次危机来临之际，就对低阶生命虐杀一次，特权垄断集团就疯狂膨胀一番，这无异于杀鸡取卵，最终将导致整过生物圈的毁坏，食物链的彻底掉链子。这就好比非洲草原上的狮子，为了壮大自己的种群，就拼命繁殖，同时拼命捕食其他动物，以满足族群扩张的食物需要，直到有一天，非洲狮终将发现，它们已经无食可捕。

　　我觉得中国经济的状况，就已经接近这种窘境。现在，中国农民连同他们的土地，已经被剥夺过了;城市平民的房屋，该拆的也拆得差不多了，下岗工人的包袱扔掉了，农民工身上能挤出的所谓人口红利，也已接近枯竭。标志性的事件是，连城市白领、中产阶级也难以幸免，成了危机转嫁的对象，中产阶级的生存也变得困难起来。问题是，在中国的经济生态链上，中产阶级之后，还有谁是捕食的对象呢?似乎已经无从寻觅。要找就只能找自己了，革特权阶层，垄断利益集团自己的命，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还有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不是什么特权分子。但他们是特权集团的外围和护卫，却也是动不得的。如果扯远点，中国还有些特殊的民企，主要是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可把它们也逼入死胡同，中国的外需市场就会大面积萎缩，GDP就会掉下来好几个百分点，动得了吗?

　　就此而言，我认为若中国再遇上大的经济风暴，想再通过转嫁手法来消解危机，这种空间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了。如果非要硬着头皮这么做，很可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不仅无法再有效地规避危机，还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换言之，今后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再有惊而无险了。在不彻底实施新的制度创新，改变如今的利益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必将迎来硬着陆的一天。而且，这一天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