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幼儿看的优秀动画:从南京保卫战到大屠杀：60余万军民任5万日军杀害

2010年11月19日 11:14 凤凰网专稿 【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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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37年12月13日凌晨的南京，城墙四周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下去，在黑暗的火光中，日军蜂拥入城。在中山门城门的铁扉上，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用白漆写着：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南京已无可挽回的陷落了。
南京陷落时，有五十多万市民和九万中国军队被围困于南京城内，而攻击这座城市的日本兵只有五万人。日将中岛今朝吾意识到，要杀死如此多的中国战俘绝非易事：处置一千、五千甚至一万人，即使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也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他们制造麻烦后果将不堪设想。
消灭所有中国战俘的命令不仅被印成文件，而且已经散发到低级军官的手中。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66大队接到了如下命令：遵照旅团指挥部命令，所有战俘要被杀掉，执行办法系把战俘分成每一百二十人一组，一组一组枪毙，战俘关押区必须严加警戒，我们的意图绝不能让战俘发觉。
凤凰卫视11月1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的时候，日本当局其实并没有决心扩大对华战争。当初，日本华中方面军接到的作战命令是，扫讨上海附近之敌，其范围为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命令很明确，战事只限于上海局部，但是占领上海之后，日军第10军一路越过了苏州、嘉兴一线，如此，既成事实不断地累计，日本国内“攻占南京”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日军司令松井石根也开始坚决主张“攻占南京”。但是日军的兵站补给严重不足，急行军当中，上级就默许部下以抢夺补充给养。日军各部为首先占领中国首都，又展开了竞争。
解说：1937年11月底，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第16师团沿长江南岸前进。这支日军由中岛今朝吾率领，他曾是一个特务头子。《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的作者戴维·伯格米尼曾这样形容他：一个控制思想，恐吓和酷刑的专家，一个虐待狂。在去南京的路上随身带着焚尸油。另一支日军准备穿过太湖，进行水陆两栖突击。这支部队从上海，沿岛部队的南侧向西运动，指挥这一行动的是留着小胡子，身材矮小并患有肺结核病的松井石根。他是一个中国通，因此格外痛恨中国的仇日政策，他宣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所以必须做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第三支进攻南京的日军，是柳川平助的第10军，它在松井部队以南前进，再转向西北包抄南京。柳川平助是一个秃顶矮小有文学兴趣的人，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宣言，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各路日军由于给养不足，士兵感到人困马乏。第16师团上等兵东史郎，在日记中曾这样记录：自从11月17日在常熟市浒浦镇登陆以来，我们从未得到辎重兵的粮食补给。藤田部队上等兵曾根一夫回忆到：经过苏州时，携带的粮食全部吃完了，将士们由于空腹作战，明显憔悴了，眼窝深陷，充腹的只有太湖水。按照常识，应该停止前进，以待后援。但攻打南京却是不停止的。
这时，日军部队下达了在当地征收粮食以谋自活的命令，其实这与抢夺居民的粮食无异，上等兵曾根一夫继续回忆到：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了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就地征收的命令，使下级军官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士兵们开始自甘堕落了，每天晚上喝着征收回来的中国烧酒，为所欲为的情绪大大抬头。
去南京之前，可以说是没吃没喝的两星期，开始还有米，但补给跟不上，看到农民吃红米饭，反正语言也不通，就用枪砸他们脑袋，然后抢红米饭吃。头一旦被砸基本就死了，反正跟他们说他们也听不懂，一路烧光了一座又一座村庄，为的就是让对方感到敌人来了。11月9日，一个大雨倾盆的早上，日军先遣队穿过苏州城门。一进城，日军就开始了连日的烧杀抢掠，很多文物古迹被付之一炬，数以千计的中国妇女，被抓去惨遭兽兵蹂躏。《中国每周评论》这样报道：这次入侵，使苏州城的居民从三十五万人减少到不足五百人。一位英国记者有机会记录了上海郊区松江镇劫后的惨状。几乎看不到一座没有被焚毁的建筑物，仍在闪燃的房屋废墟和渺无人迹的街道，呈现出一副十分令人恐惧的景象，唯一活着的就是那些靠吃死尸而肥得变形的野狗。在这个曾经稠密居住着大约十万人口的诺大松江镇，我只看到五个老人，他们老泪纵横，躲在一个法国教会的院子里。
日本陆军建制以籍贯为依据，各部均是所谓的“乡土部队”，为抢到占领南京的首功，各部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竞争，是12月7日《日本广知新闻》刊登的题为《两中尉百人杀人竞赛彼此难分高下》的文章。同属驻扎于句容县的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中尉和野田毅中尉进行比赛，看谁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前，能首先用马刀砍死一百个中国人。比赛已顺利到达最后阶段，两者几乎不分胜负。在星期六，据《朝日新闻》报道，比数是向井中尉砍死八十九人，野田中尉砍死七十八人。该报道说他们两个人都不清楚，谁先达到了一百人的成绩。于是他们把目标提高到了一百五十人。《日本广知新闻》报道说。向井的刀刃在比赛中稍有损坏，他解释说这是把一个中国士兵，连钢盔带身躯全都劈成两半的结果，他声称，这个比赛“很有趣”。
一些日本兵承认，对于他们来说，杀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除了天皇，其他所有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上等兵东史郎这样说。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就必然变得更不值钱。这种人生观使我们鄙视敌人，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
日军在向南京进军途中，经常会抓来民夫充当苦力。上等兵东史郎在日记里也记录了关于苦力的事：对忠厚老实的苦力，我们就写上，该苦力乃忠厚老实的良民，为此望各部队放行。但如果苦力偷懒，不老实。便写上，此苦力乃偷懒耍滑之徒，是死是活，听凭各部队战士自由发落，反正这些支那人看不懂日文。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苦力，将邻部出具的，让其生让其死悉听尊便的证书，当个命根子似的揣在怀里，就像捧了一个宝贝护身符。
解说：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南迁。蒋介石命令大多数政府官员，转移到南京以西的三个城市，长沙、汉口、重庆。这使得留守南京的官员们中谣言四起，他们已被抛弃，任凭日人宰割。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拉贝先生，目击了政府南迁的过程。他在日记中说：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在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安全地方去的轮船。
留守金陵女大的美国人魏特琳女士，也在日记中提到了政府南迁的情景：几天之内，装满箱子的官员汽车堵塞了街道，然后，这些汽车迅速地消失了，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也装满撤退的政府官员离去，弄得城市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很快，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走了，甚至那些往常从乡下运大米到南京的汽车也都走了。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
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南京虐杀》中回忆了自己祖父当年离开南京时的情景。我的祖父焦虑地在芜湖码头，等了四天之久，扫视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到第四天，他的家人还是没有到，他被迫作出不曾有人做过的选择，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他相信他的妻子和女儿，不会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也不会留在南京，当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不久就要陷落，绝望中，他声嘶力竭地对着天空，呼喊着爱妻的名字，然后，像是来自遥远的回声，他听到回答，回答来自最后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我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的团圆是一个奇迹。
但是，很多人没这么幸运，南京报务员陆浩然带着怀孕的妻子李秀英，9月为避战火，从上海逃回南京。此时，他们又面临着逃亡，他们的女儿陆玲回忆。我爸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找到一条船，可是当时我妈妈已经怀孕五六个月了，肚子蛮大的，人家一看是怀孕妇女，不带。爸爸就想留下来，可是我外公又说，爸爸的相貌比较威风，个子又高，要是日本鬼子进城，一定拿你当军人，所以叫我爸非走不可，我爸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离开南京，留下我妈一个人在南京由外公带着。等待李秀英的，将是一生难以磨灭的痛苦。
陈晓楠：1937年11月中旬，五万中国军队达到南京，取代了离去的政府官员。他们来自上游港口，先卸下一箱又一箱的武器，然后开始占据自己挑选的空荡荡的政府大楼，到12月份，有九万中国军队驻扎在了南京地区。“南京保卫战”开始了。
解说：1937年11月22日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战前的南京：军队改变了南京的面貌，中国士兵在大街上挖壕沟，埋地下电话线，在城市十字路口，拉有倒刺的铁丝网，十字路口开始变得像战场，军队也驻扎在城墙上。安装的机关枪，护卫着古战场。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城门，只留下三个，为军队运输保留一条下狭窄的通道。军队把住在下关和南门周围的居民，赶进城墙内，然后再烧掉他们的住房，那些要被毁掉的住房的人，被告知在几小时内搬走，否则就按间谍罪逮捕。军方的理由是焚毁是战略决定，为的是消灭任何可能为侵略者所利用的建筑。
12月9日，日本飞机开始在南京附近撒传单，传单是松井石根大将起草的，传单写道：保护无辜平民和文化遗迹的最好方法是投降，日军将冷酷无情地对待反抗的人。传单要求，南京城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投降，否则，将使用所有的战争恐怖手段。南京卫戍区司令长官唐生智，对日军的最后通牒的条款表示愤慨，他把传单摔在地上，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时任作战厅长的刘斐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唐生智要求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12月10日中午，两名日本参谋站在南京东墙的山门外，等待中国人的投降代表，在知道没有人出来后，松井石根恼羞成怒，他下令猛烈炮轰南京城。这是日军当年的新闻电影中炮轰南京城的画面，影片的画外音说，激战在南京市内外展开，这是日军工兵试图砸开南京城门的画面。
“南京保卫战”持续了四天，战况惨烈，共有十一位中国将军殉国。在光华门阵地，83军156师的敢死队员系着绳子翻下城墙歼灭日军，但完成任务后，这些敢死队员却做出的一个意外的决定，他们拒绝再次返回城楼，直接向日军发起攻击直至全部战死。在赛公桥阵地上，51师302团团长程智被打断了三根手指，但他依然率战士跳出战壕实施反冲锋，直至殉国。
殉国前，他给刚有身孕的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总算等到了与日寇交手的一天，此正是男儿报国之时，余决心以七尺之躯许国，惟盼吾妻能顺利分娩，所生无论男女，望善抚之，以继余志。
“南京保卫战”战至12日，中国军队渐渐难以支撑，凌晨三点，唐生智在家中举行了一个黎明会议，他悲伤地告诉副司令和高级将领前线已经陷落。他们无法保卫城门，而蒋介石已命令部队撤退。唐生智起先希望他的部队能经长江转移，现在他得知日本海军已在八卦洲以东的江面布雷，并驶向南京，军舰到达将会封锁退路，而这是逃离这座城市最后的一条路。
美国人乔治·菲奇在《我在中国的八十年》一书中描述了撤退时的情景：毫不奇怪，撤退的命令使中国军队一片混乱，有些军官绕城奔走，通知每一个碰到的士兵撤退，其余军官却没有通知任何人，即使是他自己的部下。相反，他拼命保护自己不要丧命，他们的士兵还在继续与日本人作战，看到其他身着军装的部队逃跑时，他们以为看到了大规模的逃兵，因此开枪制止逃跑，打死了数百自己的战友。
由于唐生智在撤退命令上的重大失误，使得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撤退时一片混乱。广东部队的四个师在蒙受巨大牺牲后从日军正面杀出一条血路得以突围，而其他部队大多涌向挹江门和下关一带，从而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报道：士兵由于不断增长的绝望而混入老百姓中，他们闯入商店去偷平民服装，在露天里脱衣服，街上很快遍布半裸体的士兵，还有半裸体的警察。这些警察脱下自己的制服，以免被误认为是士兵。为了到达港口，士兵必须要首先通过中山路，再出西北城门挹江门，然后才能进入下关码头。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宪兵部队后来在写总结教训时写道：用仅仅一个挹江门作为撤退十万军队的通道，是不可想象的。
《芝加哥每日新闻》这样报道：随着夜幕来临，中国士兵抛弃了坦克和装备，全力渡江，最后到了几万人抢夺两三条渡船的地步。惊恐的船员拼命阻止想要上船的人群，他们用斧子砍抓住渡船和触板边上的士兵的手指，当最后一条船也无影无踪后，士兵绑着草就的浮水装置，抱住或抓住铁轨枕木、园木、木板、澡盆或是同附近人家偸来的木门，跳进江中。当最后一块木头也无影无踪时，许多人企图游过江去，但等着他们的几乎肯定是淹死。
唐生智直到晚上九点，才上船脱险，此时，火光映红的夜空，唐生智对南京的最后一瞥，是烈火中的城市。南京的市民们正在疯狂地逃命，而他的部下此时正趴在木块上，漂浮在长江黑暗、冰冷的江水中。他后来这样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槽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解说：1937年12月13日凌晨的南京，城墙四周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下去，在黑暗的火光中，日军蜂拥入城。在中山门城门的铁扉上，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用白漆写着：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南京已无可挽回的陷落了。
南京陷落时，有五十多万市民和九万中国军队被围困于南京城内，而攻击这座城市的日本兵只有五万人。日将中岛今朝吾意识到，要杀死如此多的中国战俘绝非易事：处置一千、五千甚至一万人，即使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也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他们制造麻烦后果将不堪设想。
消灭所有中国战俘的命令不仅被印成文件，而且已经散发到低级军官的手中。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66大队接到了如下命令：遵照旅指挥部命令所有战俘要被杀掉，执行办法把战俘分成每一百二十人一组，一组一组枪毙，战俘关押区必须严加警戒，我们的意图绝不能让战俘发觉。
由于人力有限，日军极力编造骗局，先是向战俘们许诺：只要停止抵抗就会受到良好待遇，哄骗他们向日本占领军投降，然后将他们骗至南京附近不同的地方杀死。对成长于军国主义文化中的日本士兵来说，宁可自杀也不能投降，而中国士兵的任人宰割令他们震惊，当他们发现被俘人数超过他们的人数时，他们对这些中国士兵越发地鄙视了。
日本士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详尽描述了处决战俘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宏大的场面，七千多名战俘集中在一个地方，他们怎么能变成俘虏呢！他们有那么多的人，超过两个团，竟然一点也没有尝试抵抗。这些部队一定有许多军官，但一个也没留下，我想全都逃之夭夭了。我们只有两个连，如果他们决定站起来抵抗，那我们的部队就彻底完了。
东史郎面前的中国士兵因饥渴和惊恐不断地要水喝，并再三要求得到他们不会被杀死的保证。东史郎突然感到羞愧，因为在此之前的战斗中他还曾暗暗害怕过中国士兵。他们成群走着，就像地上爬的蚂蚁，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群无家可归的人，脸上带着愚昧和无知的表情，像一群无知的羊，无规无矩在黑暗中行进，并且相互耳语着。
日军把战俘带到附近的村庄，东史郎回忆，当一些中国人被赶进一个大房子时他们犹豫不决不肯进去，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屠宰场”，但他们后来还是屈服了，并排队进了大门。第二天早上，东史郎和他的同事接到了去另一个地区巡逻的命令，他们后来才知道，当他们巡逻时，这些战俘被两三百人一组分配给几个连，然后被杀害了。
我记得卡车拉着我们沿着一条已被清理的路行使，不断穿过成千上万的被屠杀的身体堆。当我们停下车，从背后抓住一群中国战俘时，野狗正在啃噬着死尸，当时日本军官建议测试我的勇气，他拔出军刀，吐了一口唾液在上面，突然他猛的一挥，那刀就落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蜷缩着的中国男孩的脖子上，顿时人头落地身体向前栽倒，两股鲜血从脖子里喷出来。那军官建议，我把这颗人头带回家做纪念品。我记得当我接过他的军刀开始杀人时，我自豪地笑了。
日军的暴行使日军的随军记者也感到震惊，日本《每日新闻》记者亲眼看到，日军让中国战俘排队站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然后用步枪上的刺刀向他们猛刺过去：俘虏们一个接一个地摔落在墙外，鲜血四溅，阴森恐怖的气氛真使人毛骨悚然四肢颤抖，我站在那里丢了魂，茫然不知所措。
下面是一位日本占地记者小俁行男前亲眼目睹了中国俘虏被带到下关，并沿江排队的情景：第一排人被杀了头，第二排人被迫将这些尸体投入江中，然后他们自己也人头落地。这种屠杀从早到晚不停地进行着，但他们用这种方法只杀了两千人，第二天他们对这种杀人办法已经厌倦，便架起了机枪，“砰砰砰砰”扳机被扳动了，俘虏们跳入江中想逃走，但没有一个人游到江对岸。
另一名日本随军记者佐佐木元政评论道：在东京大地震中，我曾见过成堆的尸体，但与这里相比，那简直算不了什么。
陈晓楠：南京城历史上曾经三次遭到涂炭，第一次入侵发生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六世纪末，第二次入侵是1853年到1856年之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城市，起义军以南京为都城十几年，直到他们被逐出，他们在撤退的时候又把南京城焚为废墟。而这第三次，就是日军占领南京，这座城市将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的那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