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不及待mv:金融神旨(希腊 罗马)

第一章 遥远的神旨
什么是神？
神本就是人，是人类的湖中倒影，是高尚或卑鄙的结合，人性因为神性而高尚，神性因为人性而丰满。
人就是神，神也是人；在人性与神性的纠葛中，展开了西方历史源头——古希腊。
宙斯家门口有两个大桶，分别放着“幸福”和“灾难”，宙斯混合了两个大桶，并将其赐给世人。
于是，荷马笔下的所有英雄都有了悲欢离合；
于是，每个人的一生都福祸相依；
于是，有了我们光彩陆离的金融世界……
（以上创世纪解释，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一个苹果引发的血案
荷马时代，即古希腊诗人荷马神怪诗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记载的时代，虽然很多故事荒诞不经，却是今天研究古希腊历史最重要的文献。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始终认为这两部诗体小说是杜撰，荷马描述的那个金碧辉煌的克里特岛，那个所谓的迈锡尼王阿伽门是不存在的。
1876年，一位不务正业的商人在土耳其挖掘到了特洛伊古城，随后一批职业考古选手在克里特岛挖掘到了传说中的克里特王宫，王宫有无数通道和门户，曲折相连，看情况很容易迷路，所以在荷马史诗中被称为“迷宫”。荷马史诗终于被考古学界认可，西欧历史由此延伸到了约公元前2600年左右。
人类古代有很多文明，不过，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实在觉不出有何文明之处。比如，克里特文明不过是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历程，所谓文明不过也就是出现了青铜器。尽管在现代人眼中这些玩意实在不怎么样，但在当时却代表了一个生产力发展高度，由此我们称之为“文明”。一种我未能考证的原因毁灭了克里特文明，随后多利安人入侵克里特岛，古希腊文明在战火中诞生。
此后，公元前11世纪到8世纪，便记载于荷马的史诗当中。
荷马史诗形成过程，可能类似于我们后世的评书，由多人创造，最后荷马整理、传唱，类似于吴承恩、施耐庵。首先说明，虽然据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学、历史、哲学的起源，可是我实在没有耐性看完。这两部诗集不但是宫廷歌曲的歌词，而且4000多行都是当时方言，估计就是让西方学者看起来，也照样头大。
不过，我保证你在这里头不会大，因为荷马史诗确实很有趣。总体上，你可以认为荷马史诗是“一个苹果引发的血案”……
据说天父宙斯许诺将一颗金苹果送给 “最美丽的女人”，为防止诸神在裁判时作弊，就选择了一位凡间王子做裁判——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在古希腊神话中，所谓神，并不是完美道德的象征，为了得到这颗金苹果诸神竞相开出高价：
天后赫拉许下权力，她可以让帕里斯成为最富裕王国的统治者；
智慧女神雅典娜许下荣誉，她可以让帕里斯成为最勇敢刚毅的人；
爱神维纳斯则许诺了美女，答应让帕里斯得到人间最美丽的女子。
权力、智慧和美女都是美好的东西，集三位一体的人，已经是神，这便是西方原生文明的渴望……
最终，帕里斯的选择是“美女”，并将金苹果送给了爱神维纳斯。
雅典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而且，维纳斯好像弄错了，人间最美丽的女人并不是这位王子的妻子，她本来把她安排给了斯巴达国王。已婚事实并没有难倒爱神，在维纳斯帮助下这位特洛伊王子成功从斯巴达王宫拐带了王后，顺路干了一项很有前途的职业——抢劫财宝。
冲冠一怒为红颜！
斯巴达国王的兄长阿伽门召集希腊各国讨伐特洛伊，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战争继续到第9年的时候，阿伽门大概荷尔蒙发作，抢夺了自己手下勇士阿伽琉斯的女奴，阿伽琉斯愤而罢战，《伊利亚特》高潮从此开始：失去了勇士，希腊联军抵挡不住特洛伊人迅捷的攻势，为激励士气，阿伽琉斯的密友身着阿伽琉斯的铠甲迎战敌将，结果战死沙场，铠甲也被夺走；丧友之痛使这位勇士再度愤怒，他“枪尖闪烁着光芒，握在右手挥舞”（这句我看明白了），希腊联军在瞬间扭转了乾坤。
故事的开头，闪烁出史诗英雄主义的灵魂：阿伽琉斯出生的时候，神祗曾经预言他有两种命运，一则长寿而碌碌无为，二则军功卓著却必然折戟沉沙。阿伽琉斯拒绝了母亲的命令毅然从军，表现出一种不屈命运的精神。
故事的结局则更耐人寻味：战胜后，阿伽琉斯将敌人的尸体托在战车后狂奔，但当特洛伊老王跪在勇士面前请求归还爱子尸体时，阿伽琉斯又对老王深表同情，双方休战11天举行葬礼。
《奥德赛》是《伊利亚特》的姊妹篇，描写特洛伊战争后希腊联军回国途中的故事，如果说《伊利亚特》是一首雄浑的战争交响曲，《奥德赛》则从暴力回归到人性本真。《奥德赛》主人公就是奥德修斯（特洛伊木马的设计者），可惜，奥德修斯在拉丁文中的含义是“烦恼交织”。果然，在神的安排下奥德修斯船队偏离了航道，一路上在“安乐国”吃了忘忧果、遇到吃人的独眼巨人、遇到了法力高强的女巫，甚至遇到了一位多情的女神把他强行幽闭了7年（这一点相信很多男同志，心向往之，而身不能至），……，最后奥德修斯在雅典娜的帮助下才得以逃离。
雅典娜告诉奥德修斯，在他离家征战的20年中，许多人因为垂涎他的领地不断向他妻子求婚，他妻子开出的条件是必须拉开奥德修斯曾经使用的弓箭。奥德修斯化装成乞丐潜回宫中，成功射穿了12把斧片，最终斩杀了这帮卑鄙的求婚者。
《奥德赛》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意志：人性必须要抗衡神权，神的旨意不能凌驾于英雄命运之上，奥德修斯海上和内心循归的旅程，也是被战争摧毁的人性回归，他涤荡了神的诱惑与陷阱，也洗涤了自己的战争尘垢，以智慧回归家庭的和平、安宁和幸福。
荷马史诗既是古希腊悲剧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轨迹贯穿其后几千年的西方文化，此后金融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资金运作，需要的就是个人英雄，他必须有敏锐的头脑、能谋善断的胆气，他的灵魂要能超脱喜、怒、哀、乐、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人生轮回的旋转七彩……
这是一种海洋的冒险精神，荣誉和生命只能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博取，对世界来说，一个英雄就可以扭转乾坤。即使今天，好莱坞大片故事情节千变万化，但上述思维始终牢不可破：无论世界有什么样的灾难，人类的信念不可动摇，总有英雄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英雄有血有肉、有灵有犀，他会有慈爱的双亲、会有靓丽的女友，甚至会在某些时候心存卑鄙。
但是，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最终拯救了世界。
好莱坞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能始终如一的宣传这种西方文明的精髓。于是，我们有了越战悲剧人物“兰博”，有了神奇的间谍“007”，有了变形金刚中的天赋异禀的男孩“山姆”……，甚至有了《美丽心灵》中的经济学大师“纳什”……
在任何时代，文娱作品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只不过表现形式可能从史诗发展到影视剧。主流文娱作品就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命写照，我们讴歌什么、唾弃什么，当然应该旗帜鲜明，因为，当尘世浮华洗尽，后人一定会以曾经流传的作品来评价我们这个时代，评价我们这段人生。
我们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一个抛弃妻子的男人可以被梦幻成多情种子，靓丽的女孩也会为“蜗居”甘愿沦为“小三”……
特洛伊战败后，帕里斯王子宁愿双倍归还斯巴达财宝，也不愿交还美人海伦；阿基琉斯的愤怒不过是出于自己心爱女奴被领袖抢夺，甚至战士在迎敌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妻儿被掠为奴隶……
无数战士倒在腥风血雨之中，支撑他们苦战十年的信心是什么？
一个金苹果，还是一位美人真的有倾国倾城的力量？
一个苹果引发的血案，骁勇的古希腊人战士真是如此多情？
荷马毕竟只是一个诗人，在数千年前弹着竖琴，他必然要赋予自己作品一种神圣的含义。实际上，特洛伊战争只是经济利益在战场上的延续，根本没有这些冠冕的理由。
本来迈锡尼等希腊王国海上贸易红红火火，但公元前1300年前后埃及地区商业衰退给希腊城邦造成了毁灭性地打击。此时，特洛伊王国扼守着黑海航道，这是古代西方贸易的必经之路。
希腊城邦对此早就垂涎，为了获取财富、控制商业，才展开了一场特洛伊之战。
而且，特洛伊战争恐怕有很多次，遗址显示这个城池至少被焚毁过9次，据推测，荷马史诗所记载的战争应该是第7次。
对西方人而言，经济手段得不到的东西，就要战争；后世，这个法则始终没有改变。
神坛上的雅典
与中国货币祖先贝壳相比，西方人率先使用了贵金属作为货币，这倒不是西方冶炼技术有多高，而是因为这里靠海，不能靠海贝忽悠。而且，在希腊露天银矿同样稀缺，指望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开采地下银矿，那是绝无可能。现存的最早的人类贵金属货币是公元前700年地中海地区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的一枚银币，当时及以后几个世纪里，古希腊日常贸易中更为常见的是银块、银条。
大量关于货币的文字记载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这一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雅典“七贤”之一——执政官梭伦。
爱琴文明源远流长，只有雅典是古希腊本土唯一未被打断的城邦，这块方圆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今被奉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荷马时代后期，雅典地区已经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这是一个生长在神龛下的国度。
神是城邦虚幻出的权威，当时希腊各城邦都有自己虚幻的神，这位万能的神帝则既是城邦的保护神，也是城邦居民的祖先，雅典的保护神则是美丽的智慧女神雅典娜。至今，美丽的雅典娜仍旧被世人传诵；至今，西欧人仍旧以精通拉丁文为傲；至今，雅典的种种仍旧让我们痴迷……
雅典，一个梦幻之城。
“城”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居住地，而是神庙聚会之所，或者说是神的居所，之所以人们在这里聚会是因为这里有圣火、祭坛和神庙，城邦毁灭的最后标志也是圣坛火焰熄灭。对神的崇拜同样带来了敬畏，神坛下的祈祷要求人们的生活具有公开性，个体居民的行为便置于全城目光之下。在拉丁文中，“公民”的含义也可以被翻译为“分享神物”，如果不向神供奉食品，此后便不再是城邦公民。
这对雅典居民来说，是最大的惩罚。
有意思的是，雅典私有制也源自对神的崇拜，城邦各有祖先，也就各有所祭之神，神是家庭的私有产物。古希腊人认为，神和土地有着神秘联系，“家火不得迁徙，坟墓不得挪动”， 土地以宗教的名义便成为家庭私产。当然，雅典城邦的私有制还不是现代意义的所有权，城邦仍旧对公民个人财产具有很大支配权。
在随之而来的“大希腊”城邦融合过程中（城邦移民）私有制激发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城邦贵族手中，相应地他们也希望获得政治上的支配权。
这是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氏族上层政治继续发展下去，雅典乃至整个西方历史可能都会重写。因为，贵族作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放弃手中的资源。其实，很多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比如：在任何一个社会，强者都永远不可能把自己和弱者限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应该再加上一个前提，如果没有神的话。
神，是人们心中不能打破的天国，心中有神，人们的信条便是利益不可打破的。尽管财富很美好，但神更加惹不起。神赋予了雅典人这种信念，坚信公民平等的人迟早会出现，只不过他对付贵族的手法可能不一致。当然，如果这个人措施不当，甚至出现的过晚，都不可能打破现有利益格局。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而且也不晚，他就是梭伦。
公元前594年，雅典城邦的原始公民制度已经分崩离析。因为，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到雅典城邦有一种特殊公民——“六一农”，简单点说就是欠债的农户。
欠债农民的土地上往往被债主竖起债务碑，借债者收成的六分之五要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债主有权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六分之五高吗？如果六分之五的收入都不能抵偿利息，那就更别指望另外的六分之一民能还本金了。
雅典很辉煌，也是古希腊文明的代表，但生产力仍然很低下，单个人或者单个家庭除了维持生存，剩余产品并不多，所以积蓄也很少。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摔断了腿，生产者就不得不借债。这种债务基本没有偿还的可能，本来就没积蓄，还要交出六分之五的收获，还能指望还钱？唯一的还款方式就是自己。虽然残酷，但货币只眷顾有生产能力的人，也只向一个方向集中，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
于是，很多人、很多公民，变为奴隶。
雅典城邦的基础恰恰是这些自由民，没有这些人，雅典就没有军队，没有税收，指望那些贵族关键时刻出钱出枪，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这也是金融最残酷的地方：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剩余的也拿走。
只要有竞争，就必然有失败，失败者也必然要付出代价。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轻描淡写的提到“沦为奴”，对现实中的人，就几乎是生命的终结。人类没有把竞争推向极端，是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除了竞争还有智慧。
“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穷；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
——梭伦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做到平均财富，真正“均贫富”的大同世界在地球上从来（包含未来）都没存在过，这一点，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比“均贫富”更重要的是社会能有一个公平的起点，或者说在获得财富的过程中能有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希望，凭借政治手段占有社会财富，必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一旦阻挡了社会阶层自由流动，便会形成乱世之源。这样的社会缺乏中坚力量支撑，强势者会逐步掠夺弱势者财富，当掠夺的成本比创造更低，强势者便会习惯于掠夺而不是创造。
靠掠夺获得财富的人，危机时刻不会替社会承担任何义务。如果大部分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失去了希望，这个社会就会真正失去希望，也就距离乱世不远了。
这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幸好，雅典有梭伦（前638年～前559年）。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梭伦来到市中心广场上，他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著名的梭伦“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作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在这场为史学家称颂的梭伦改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双面人“梭伦”。他使用非经济手段废除了六一农的债务，以权力指导货币流向；同时，给予财富拥有者政治地位，唯一的失势者是被废除特权的贵族。
很多人在很多文献中提到的梭伦改革大致如此：废除六一农债务，维持雅典城邦存在基础。
实际上，梭伦所做到的，远比解放“六一农”有意义。
颁布“解负令”后两年，雅典社会趋于平稳，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由于各种史料出入实在太大，我们只说梭伦货币改革的核心：铸足值货币，货币增重（重量各说不一，各种货币大致增重在1/12-10%之间），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也使得本就拥有优越地理位置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六个字中的“扶贫”而已，比解放“六一农”更重要是赋予底层公民决策权。
之所以有人沦落为“六一农”，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天灾人祸，而是强势阶层制度性的掠夺，使本就薄弱的底层公民最终沦为奴隶。尽管标准不同，任何一个社会小康之家的沦落都是社会动荡的开始，贫困固然是不稳定的开始，小康的沦落则会使社会彻底失去自纠能力。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被分四级：五百麦斗、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不同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等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划分公民等级的标准是土地，当然，这种标准并没有摧毁氏族贵族的经济基础。
无论怎样指责，说他妥协也好，说他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力，改革中唯一受损的是旧贵族的政治特权。废除六一债务的意义早就超出了借贷契约本身，就这场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雅典城邦古典民主体制，维系了雅典城邦赖以生存的公民基础。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最终，六一农认为不能讨到一个说法，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是暴力，你不给我，我就给你。
暴力之后，是更大的牺牲，是再无妥协退让机制，是玉石俱焚。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利益。当一个社会系无可系，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
由此，我们才讴歌改革，改革、改革，改而不革。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的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
无论等级，雅典公民的男孩16岁之前要完成写作、音乐、体育、修辞、哲学、历史等教育，18岁进入青年团进行作战训练，20岁才完成全部训练，正式拥有雅典公民所需要的品质和能力。正是这种严格的国民教育给予了雅典高度文明，雅典娜才会如此美丽……
强调一点，这种严格的国民训练不是公民的福利，而是公民的义务。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作为对价公民必须为城邦承担严酷的军事任务，甚至牺牲生命。正是这种国民训练，给予了战士极高的荣誉感，上古时代最高欧洲战力的陆海兵种——重装步兵和三列桨船的基础正是来雅典公民。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贫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之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这个古训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
很可笑，事实恰恰相反，每个朝代末年都是土地兼并、豪强并起。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
考虑多数人不是超人，一个人跟另一个人比、一个家庭跟另一个家庭相比，无论从智力还是体力都不可能强很多，再排除地痞、流氓、懒蛋以及二流子，如果有一个公平的起点，个人和家庭财富无论在什么时点都不可能超出别人太多。
一个财富分配呈“金字塔”形社会，甚至一个倒“丁”字形社会，成因只有一个：因为没有公平的起点，大多数人没有致富机会，因为所有发财致富的机会都已经被既得利益者垄断。雅典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
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这样的社会，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什么制度，又如何能稳定？
遵循这个古训，我们可比避免很多悲剧，根本不会有流民，也就根本不会有这么多农民起义。也许，我们也可以维持皇位“千年一系”，而不是走马灯式的朝代更迭——每次都是人民的劫难。
古人，诚不欺我。
“我所给与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梭伦

醉卧沙场，谁主风流
有一首优美的歌，名字叫做《爱琴海》：爱琴海，歌的家园，舞的天堂……
柔媚的爱琴海域，除了古希腊还有一个横跨亚非欧大陆的庞大帝国——波斯帝国（古代伊朗）。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刚刚走入奴隶社会，还保留着原始氏族的很多习惯：他们不习惯做贸易，面对希腊地区银光闪闪的货币、甘醇的葡萄酒，波斯帝国习惯于另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抢劫。
公元前5世纪，希腊地区仅是一批小城邦，远非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波斯帝国国王眼中，几百个小邦如何能对抗一个庞大的新兴奴隶制帝国？
“把整个欧巴罗的土地征服，把所有土地并入一个国家，太阳所照到的土地便没有一处是疆界之外了”
——波斯国王薛西斯
实际上，这个话，似乎应该倒过来说。
希腊城邦对波斯帝国也很不满意，而且，早就想爆发了。
希腊本土奴隶制城邦主要产品是葡萄酒和橄榄油，粮食根本无法自足。它们需要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东部和黑海沿岸的粮食、奴隶和手工业原料。波斯帝国的出现，黑海地区商业利益被波斯完全切断，希腊本土粮食供应告急。诸城邦同样无法容忍波斯帝国，更不用说帝国西扩，战争箭在弦上……
第一次希波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9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出动10万士兵进攻雅典城，在斯巴达拒绝出兵援助的情况下，雅典其实只有1万名士兵。
1:10！
波斯人以为胜利唾手可得。
只是，他们不知道雅典的1万名步兵是上古时代几乎无敌的兵种——重装步兵，如果用《帝国时代》游戏玩家的语言描述，双方战力颇类似于“帝王时代”勇者剑士和“黑暗时代”民兵的战力，当然，雅典重装步兵是勇者剑士。
重装步兵的标准装备是青铜胫甲、铠甲、头盔、沉重的青铜圆盾和铁矛，这些装备总计约75磅。每名重装步兵需要配备7名奴隶为其背负装备，以最大限度节约战士的体力。
请注意，铠甲的材质是青铜，那个时代，青铜类似于今天的导弹，没有钱、没有经济实力，您绝对无法保障战时供应。
这种装备是波斯战士绝对没有可能得到的，因为，波斯帝国可没有这么多钱。战争开始前，雅典每年在军事上约花费1600塔连特（τ?λαντον）黄金，即使如此，战士装备主要开支仍由士兵自己负担。相比之下，波斯帝国颇显寒酸，帝国全部年收入不过1600塔连特。
问题是，在波斯人看来，重装步兵几乎是一种白痴装备。
确实，任何体格强壮的人穿上一百多斤的铠甲，再拿上块青铜盾牌，保证你步履蹒跚。单一对战，重装步兵攻击对手的时候，敌人可以一溜烟逃走；对手进攻，重装步兵却只能挨打，因为，跑不快。而且，战时一手持矛、一手持盾，貌似很威风，可单手挥舞长矛绝对是技术活，不但无法发力，而且会使盾牌丧失功能（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单手在家里挥舞拖布，就知道了）。
战场不是单打独斗，上万人的战役不是地痞流氓街头厮打，如此贵重的装备也绝不是摆设，更不可能给对手这样的机会。
如果10个手持利刃的士兵对付一个重装步兵，重装步兵断无生理；
如果100个手持利刃的士兵对付10重装步兵，胜负不可知；
如果1000个手持利刃的士兵对付100重装步兵，波斯战士就没任何优势了。
重装步兵出战时，排成矩形队伍，纵向约8-16人，横向则根据士兵总量而定，从几百码到几千米不定。这时，敌人就会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堵移动的青铜墙壁，面对这样的墙壁，轻步兵数量优势根本没有效果。
另外，和你想的不一样，重装步兵最缺德的攻击力不是手中的长矛，而是盾牌。
双方贴面而战的时候，重装步兵的队列不会离散，而是靠一队队士兵拿着盾牌往前硬挤。开战时，重装步兵肘对肘、肩并肩、步调高度一致，士兵不得离开自己的位置，混战时后排士兵会迅速补充前排阵亡者。
千载之前，一队队士兵曾手持青铜盾，寒光闪烁、步调一致地走向敌阵……
小时候，我曾经想，阅兵时整齐的队列很漂亮，可到底能有什么用？
有人告诉我，这是为了让战士更好溶入集体。现在，我知道，西式步兵训练队列最初的根源就是因为重装步兵方针，一队移动的青铜长城，足以给对手造成极大的心里震撼和杀伤力，这才是现代军队要求队列最初的由来。
对波斯战士来说，重装步兵方阵简直是一场恶梦。
因为，波斯的战法相当古老，类似于荷马史诗：先对敌人投掷长矛，排除对方醉酒、白日梦、自杀倾向等因素，长矛击中敌人的概率应该很低，之后就要抽出短剑跟对方贴身搏命。
面对重装步兵方阵，长矛投掷肯定是用处不大，即使波斯人是神箭手，还有足够厚的盾牌和铠甲。贴身而战时，重甲仍旧可以抵御刀剑，波斯战士却抵挡不住不断从盾牌后伸出的长矛。
一般而言，上古战争最重要的兵力布防在中军，两翼只起掩护作用。雅典主将派米提阿却在第一次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想到了一种更为缺德的战术：列队中间薄，两翼厚。
因为，波斯主战兵种有轻骑兵，轻骑兵对重装步兵存在很强的冲击力。
这一次，波斯轻骑兵轻易冲破了雅典中军，随后的事情却很不妙，因为他们被两翼的士兵夹在中间——两堵青铜人墙。此时，骑兵已经没有速度优势，加上倏忽而来的轻骑和战车喜欢单打独斗，同时面对两翼重装步兵方阵，只有挨打的份。
这堵活动的墙实际是雅典城邦的缩影，希腊共同体由无数自由民组成，战争中战士必须服从集体的法则，战士的美德不再是荷马时代狂热的英勇，而是战士的纪律：“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斯战，雅典以区区百条性命换来波斯军队6000多尸体，曾经纵横亚非欧大陆的波斯帝国惨败。
10年后，波斯帝国卷土重来，第二次希波战争开始了。
波斯帝国的优势，仍旧很简单，人多。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带来了百万雄兵，以及1000多艘战舰。相比之下，全希腊不过才有10万多步兵，400多艘战舰。
战争的结果同样出乎意料，或者不出人意料……
前期，斯巴达王李尼奥率7000战士扼守温泉关，硬是拖住波斯国王薛西斯的百万雄兵。因为，希腊的7000战士是职业军人，尤其300斯巴达勇士以自幼严酷的军事训练为代价获得了公民权。相反，波斯士兵却是七拼八凑的业余选手，把包括奴隶在内的男性都拉到战场上，基本上是个人就拉来凑数。
温泉关战役希腊胜出，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这位白痴的薛西斯国王，他带领百万军队到达温泉关后，居然4天没有发起攻击，理由居然是想以士兵人数吓跑希腊军队。
您都打到门口了，战，可能失败；逃，身后就是家园，又能逃向何方？
实际上，温泉关驿道非常狭小，即使百万雄兵，同时出现在作战第一线的也只能有那么几个人，开战的一瞬间，波斯军队在人数其实上并不占优势，而装备和士气甚至处于劣势。
比陆战更离谱的是海战。
波斯海军拥有上千艘巨型战舰，在萨拉米湾，居然负给希腊联军区区400艘战舰（这已经是希腊所有的老本）。
战场上，以弱胜强其实只是特例，而且我敢断言，在取得胜利之前任何一个高明的将领也没有把握胜出，因为对方不可能是白痴，不会按照你的设计钻入圈套。以弱胜强，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临机应变的头脑、无谓牺牲的勇敢，当然，也要运气。因为，瞬间变换的战场给每个战士的，更多的不是荣誉，而是杀戮和死亡……
萨拉米湾海战，虽然也是以弱胜强，但绝对是世界战争史中一场相当离谱的战役。
直到开战前希腊联军还在争吵，不是争吵战术战法，而是向那个方向逃跑……，有人认为到伯罗奔尼撒海湾，有人要逃往科林斯地峡。逃跑的目的还是逃跑，如果海战失败，宽阔的海面上容易继续逃跑，而萨拉米湾是一个只有狭小出口的海湾，极易被敌人全歼。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逃跑主义真未必是错的，打不赢，何必硬拼？
毕竟敌人的上千条战舰临江横戈，当时没有火炮，海战最常用的战法是战舰对撞。考虑波斯巨型战舰可以三个撞希腊一个，胜算肯定是不大。
争吵的直接结果是诸城邦投票解除了联军最高统帅地米斯拖克利指挥权，因为这位统帅是斯巴达人，而海军的一半都是雅典战舰。按照国人思维，雅典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斯巴达人会借刀杀人——借波斯战舰解决雅典赖以称霸希腊的海军。
地米斯拖克利的做法，绝对是叛国。
他竟然将希腊海军的情况写成信，收信人是波斯国王薛西斯：“……夜幕降临的时候，希腊人不会坚持下去，他们将趁着夜色各自逃命……”。来信与得到的情报一致，薛西斯据此下达了决战计划，计划很简单：所有战舰分为三列，迅速封锁萨拉米湾，全歼希腊海军。
实际上，直到此时薛西斯的战术并没有什么差错，拥有优势兵力，最好的方法是把对方封锁在海湾里瓮中捉鳖，一举歼灭。不过，薛西斯还是错了，因为，他选错了出兵地点。他的出兵地点是海湾口，一个狭且长的海面。
争吵拖延了撤退时间，希腊战舰已经不可能撤退。面对全军危亡，所有将领继续投票，更离谱的结果终于出现了，联军仍将指挥权交给了叛徒斯巴达将领地米斯拖克利。一说当时的信笺是这位将军用计，不过，在我看来，这无论如何也不是计谋，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因为，他告诉波斯国王的确实是实情，而且他自己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可以重获指挥权。
这场海战充分体现了这位斯巴达将领的智慧，他一反叛徒嘴脸，而且拿出了一个梦幻般的战法。希腊战舰多来自公民家庭，主力战舰更是由贵族自己建造，正因为是家庭建造，战舰体积很小。
虽然小，却有三层船桨，船速要远快于波斯战舰。
这意味着，只要不是混战，希腊想打波斯时可以迅速靠上来，而波斯战舰要撞希腊船，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地米斯拖克利拿出的方法是，既然不能硬撞，可以在敌舰两侧迂回，不为撞击对方，也不杀伤士兵，而是砍断敌舰划桨。
公元前480年9月23日清晨，在狭小的入海口，波斯战舰从排成三列改为排成一队，首尾衔接冲了进来。他们终于见识了希腊人列出的欢迎队伍，一列大船（相对）在左侧，把波斯战舰逼向海峡中央，就在波斯战舰转舵的同时，另一侧出现了希腊海军主力雅典战舰—— 三列桨舰。
结果，波斯战舰被砍断了船桨。
上古时代，失去船桨的战舰等于海上漂浮的死鱼，任由希腊战舰宰割，甚至自相碰撞。偏偏波斯战舰此时呈现一列，前面的战舰无法通知后面，前后相接冲入希腊战舰的欢迎队伍……，最终整个舰队几乎全军覆灭。
萨拉米湾海战，奠定了希波战争的结局，从此波斯失去了与希腊城邦在爱琴海争霸的基础。
今天，我们歌颂地米斯拖克利天才般的军事才能，但是，真正保佑希腊联军击溃波斯的是双方士兵战斗力，决定战斗力的是装备、是经济实力、是士兵的信念。直白点说，希腊重装步兵和三层船桨由无数银币堆积而成，战士也是清一色的公民（奴隶主），背后就是自己的家园，败则丧家辱国。
战场之上，拼搏的是血肉，但纵横飞舞的不仅仅是波斯战士手中的长矛，那些破烂断然无法穿透希腊重装步兵用白银堆成的青铜铠甲。
是夜，白银幻为飞舞的雄鹰。

乱世银行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
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尽管希波战争中斯巴达是希腊联军领导者，尽管两个城邦使用同一种语言，但我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把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做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希波战争结束，外患消弭，兄弟就该同室操戈了。公元前431年，雅典率先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一场耗时30年，几乎耗尽了希腊生命和热情的战争。
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不是交情不深，而是国家利益永远是第一位。共患难，这是避免灭亡的唯一途径；不可共富贵，独自享用财富要比共享获得更多利益。
为何民主的雅典会率先挑起战火，从古至今很多人（尤其是某国人）、在很多地儿，进行过讨论。因为，雅典是西方供奉的民主神龛，被誉为民主和三权分立的发源地，斯巴达则执行寡头军事统治。
自己老祖宗的国家穷兵黩武，让西方世界很没面子。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么说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装清纯。
因为，民主制度需要被美化，需要被供奉于神坛之上。民主，在任何前提下都只对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永远不可能是天下大同。民主到底好不好，到底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适用，要看由谁来说。无论你如何幻想，你都不可能完成如下任务：
我们以自身廉价劳动力为美国人民谋得福利，西方民主却永远不会投票资助我们完成自身产业升级；
我们对西方开放了市场，西方民主却永远不会投票放开他们的核心技术……
无论有人如何叫嚣，国家民主只有一个最终目标：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意识形态从来不是战争起因，只是借口，只有地痞流氓才会为好勇斗狠打架。战争的起因永远只有一个：利益，土地、原料、市场和财富。
某些人、某些国家这么解释，其实是为抢劫别人找借口，比如，攻打伊拉克，恐吓伊朗，某国看重的不是始终标榜的意识形态，而是利益：比如，黑金——石油。
所以，清醒一下，还是继续看我写的书吧。
雅典和斯巴达共存于一个地区，击溃对方就可以独霸希腊，才可以为城邦攫取最大利益。任何一个固定的时点、一个世界，一个国家势力扩张，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一旦拥有发达的生产力，注定想保持先发优势，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压制于这种利益分配机制中。手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产业分工，其实，本质并没有区别，都是霸权和剥削，靠牺牲别人致富。
雅典确实给了世界很多，城邦公民将荣誉置于物质之上、生命价值置于物质之上、高贵置于物质之上……，古罗马历史学者基托甚至这样歌颂雅典“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甚至到了罗马时代之后，奴隶主仍旧以拥有雅典籍奴隶为荣。
但是，雅典人还没有高尚到为了让斯巴达人过上同样的生活而发动了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目标，始终是希腊区域的霸权，是为雅典本土城邦攫取更多利益，而这些斯巴达显然是不会答应的。
“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自由而战，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取而代之”
——修斯底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之所以在希波战争中仍旧奉斯巴达为主帅，实在没办法，雅典的强项是海军，海军没有可能独自击溃波斯战象，只有斯巴达才有可能击溃波斯实力。
估计早就看斯巴达不顺眼，这事不是一天两天了，公元前478年，雅典组建提洛同盟，开战只是迟早的事情。
所谓提洛同盟并非一个平等的城邦共同体，某种意义上雅典是宗主国，其他成员则是附属国，雅典不但取得了商业、刑事裁判权，同盟金库也设在雅典，各城邦还得向雅典纳贡。如果其他盟邦对雅典不满，或者试图退盟、拖欠贡金，就则会遭到雅典武力讨伐。
当时的情况是，雅典大致只能产出本土所需农产品的1/30，即使在丰收年份也不能满足自身农产品需要，支撑雅典经济的已经是酿酒、橄榄油和制陶业，而靠这些雅典人是吃不饱的。加之希波战争几乎摧毁了雅典手工业，三、四等公民基本都成为战士，迅速恢复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继续战争和劫掠，何况此时雅典已经拥有了在希腊地区几乎无敌的海军，而斯巴达陆军战力则在希波战争中消耗过度。
雅典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了斯巴达担忧，看在自己未必打赢的份上，斯巴达开始奉行退让政策，甚至在478年表示自己不再修筑城墙。斯巴达的忍让为雅典赢得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也得益于雅典劳里昂地区的银矿，雅典也在这段时间内统一了提洛同盟内部货币（即雅典自身的货币阿提卡银币，雅典银矿的质量是当时爱琴海域质量最高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出售雅典银矿都可以得到一个好价格，这种银币一直持续到罗马入侵仍有使用）。货币统一为雅典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战前，雅典城邦大概有30万人口，贸易人口大概总计涉及希腊、埃及地区2000万人口以上。
商业确实比农业刺激经济，也更诱发社会分工，但工商业也是最容易激发国家霸权的行业。因为，富强的国家会逐步发现和如果控制一个国家会使得生意更赚钱，正是这种逻辑促使雅典一步步走向霸权之路。
当时的一句谚语可以说明雅典的繁荣，颇类似于《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主题，不过这里只有爱：
如果你恨他，不要让他见到雅典……
如果你愤恨他，不要让他来到雅典……
如果你痛恨他，就让他离开雅典。
随着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包括普通公民在内的雅典人野心开始逐步膨胀，公元431年双方正式开打。
遗憾的是，尽管雅典经济实力强于斯巴达，军事力量对斯巴达却没有压倒性优势。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7岁开始就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长大成人的时候已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死搏斗，更可怕的是斯巴达步兵战法叫做“巨盾方阵”，跟雅典战法类似，只不过战士更加骁勇，带领队伍冲锋的人必须是最高统帅，甚至是国王。
雅典，似乎在跟自己的影子作战。
战争开始就呈现出胶着状态，双方任何一次胜利都是惨胜。此后，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打的爱琴海域连海盗都没法生存，何况来往商旅。
“商贾不行”对斯巴达影响还不大，毕竟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对雅典可就是性命攸关了，没有贸易来的粮食，雅典重装步兵就只有喝风了。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当然，这种“海事贷款”信贷还不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海事借贷，而是更类似于海事贷款和保险的结合体。贷款者可以获得高达30-100%的利息，同时也承担巨大的风险，一旦出海船只被大海吞没，或者被海盗黑掉，甚至贷款者恶意骗贷，贷款人都会血本无归。
不过，如果贷款人在航海过程中出现意外，同时也就获得贷款本息豁免权，唯一的追索方式是法庭认为贷款人存在欺诈。
上古时代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资料就是当时的诉讼材料，与官方档案相比，这些资料同时保存于民间，由于分散存放，更不容易在战火中消失。这里，我们也是通过诉讼档案找到了一些海事贷款资料，希望能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进行复述，起码保证你看着不会气闷。
雅典海事贷款多数通过港口城市中间商完成，如雅典、拜占庭、马赛利亚等等，这些城市不仅仅是商品集散地，也是金融交易和海事贷款的交易场所。聚集的商人把银币借贷给中间商，贷款者再和中间商订立贷款协议（注意，这点在后来很重要）。
有一点，也许你想到了。
在信息极度不发达的时代，中间商凭什么信任贷款者能够归还贷款？要知道，雅典古典海事贷款与现代信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无抵押，二无质押，三无担保。
按照骗子的思路，中间商肯定亏了，贷到款就脚底抹油，能奈我何？
中间商确实不能找黑道人物打骗子闷棍，但是，这些人本身都是从航海圈里混出来的老油条，虚拟一个航海项目去他那里骗钱，不能说没有可能，起码很小。
中间商只是资金中介，风险由出资人承担，尽管如此，一旦中间商经手贷款出现错误，同行会把他的糗事满希腊传诵。
要是还想干这行，基本上等下辈子吧。
由于我们主要参考海事贷款诉讼材料，也总结了一些骗贷伎俩，以下内容仅供阅读，不提倡模仿。
贷款者不按协议条款运送货物，而是搞投机，将货物运送到价格最高、当然也是风险最高的去处；另外，就是在贷款之初就没想到还款，贷款期限临近，人为制造海损，逃避还款。
然后，中间商和贷款人就必然同时面对海事法庭，当时的信贷审判机构。
海事法庭充分体现了欧美普通法系的核心——陪审团制度：法官只是法庭礼仪主持者，最终判决由陪审团做出，陪审团成员可能是商人和航海者，更多的是外邦人和城邦公民；为避免控辩双方作弊，控辩双方证词会在仲裁阶段密封，法庭辩论不得再增加新的证据。总之，陪审员遴选的范围足以保证行贿者贿无可贿。
这似乎是东方文明不可理解的一种判决方式，抛开法律精英、抛开航海专家，普通公民甚至外邦人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航海是个什么玩意，如何能在法庭上做出公正的判决？然而，这才是普通法系的灵魂，如果一个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都认为你有罪，那么，你一定是有罪的。
很多人认为，西方人，理性多于感性。但从我而言，东方理性要远胜于西方，东方民族可以为剪灭皇位继承者的竞争杀掉自己的妻子、其他子女，甚至这些故事至今被认为是雄才大略的典范。
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这种理性是一个民族的可悲？
从留存的控辩双方记录来看，对辩方最有利的证据就是自己的信用记录。一旦在法庭上留下记录，无论是否胜诉，第二次在走到法庭上，命运就不容乐观了。败诉者将面临城邦一种极为残酷的惩罚：失去公民权，这意味着败诉者将失去城邦的一切财产。
诚信真的很重要。
海事贷款制度维持了雅典在战争中粮食和战争物资供给，如果没有这种资金融通机制保证航海者源源不断获得航海资金，雅典注定无法支撑这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这场27年的战争也激发了雅典金融商的业务创新激情，在这里，他们开创了货币汇兑先河。
尽管世道不太平，希腊商人依然要行走于各地，带上一堆银条没准那天就被在路上黑了。更重要的是城邦间货币并不统一，带着斯巴达货币在雅典乱转没准会被当作敌人干掉。世界上第一批外汇炒家由此诞生。
各城邦中都聚集了一批以各城邦货币价差、时间差和兑换为业的职业外汇炒家。此时，这批贷款人兼外汇炒家获得了一个专有名词，即“金融商”，“金融”这个词汇可能就由此而来。
战时，金融汇兑和外汇炒作尤为重要，毕竟雅典以及提洛同盟的很多城邦无法靠本土获得必需的农产品，到外邦贸易当然得用人家的货币或者银条。这些金融商开始货币异地汇兑和转帐，兼任合同见证人，相当于现在的海事仲裁委员会，希腊金融商的活动，在公元前4世纪曾盛极一时。
现在，我一直觉得银行不够厚道，我存钱的时候并不认识柜员，也没调查过你，可是我仍旧把钱存在你哪里。银行就给我这么一点点利息，少到远远不能补偿飞涨的CPI。
银行把我的钱当做自己的钱，借给别人。
我借款的时候，你却开始调查我，恨不得查祖宗八代，而且动不动就取消优惠利率，让我多付百分之几十。
这不是抢劫吗？
问题是，我自己借不出去，即使能借给亲戚朋友，十有八九是借出去收不回来。郁闷，因为我不知道谁要借钱，更不知道借款后会不会还我。
银行知道，就凭这个，银行黑了我。
当时的金融商，也是如此。
金融商逐渐感觉到在汇兑过程中总有一部分货币会成为沉淀，他们开始同时借钱给商人。由于金融商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商人，也就集中了大量信息，就凭他手中的信息，就可以黑人。后来，希腊城邦的金融商开始从事海事贷款以外的借贷，这已经颇类似于今天的信贷，一个组织的介入最终使这一切一锤定音。
希腊神庙一直接受国家和个人捐赠，由于神庙特殊地位，希腊人往往将存款放置于神庙，后来，神庙开始向商人贷款。希腊人对神一向很敬仰，既然神能做，人当然也能做，金融商开始不满足于汇兑中存留的那点存款，比较牛或者很牛的金融商开始向公众吸收存款，同时贷款。
当时许多希腊城邦不允许买卖土地，金融商显然不希望遵守当地法律，反而发明了土地抵押贷款、房地产信贷、海洋信贷，甚至在战争中贷款给国家、城市……
今天，我们把金融商称之为“银行”。
据说当时雅典最大的金融商帕西翁掌握几家汇兑银行，他的财产已经有400个塔兰特，每塔兰特约合现在40公斤黄金价值。按现在的黄金价格，400塔兰特大概是雅典极盛时期财政收入的1/3，绝对称得上富可敌国。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不过，要分两面来看……
希波战争之前，雅典及提洛同盟城邦均以土地作为财富象征，而且，梭伦改革就是以土地为标准划分公民等级。公元5世纪末期开始，现存文物说明雅典人已经开始将货币作为遗产，海事贷款当然也是遗产之一。货币观改变了雅典公民意识，外邦人只要占有一定数量货币，就可以在城邦拥有房产，进一步，外邦人甚至奴隶在海事法庭也取得了与公民平等的身份。
随着三四等公民大量参与海事贷款，海事活动冲击了雅典人的本土意识，航行给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能容纳更多的异端和商业创新——只要有利于赚钱，商业文化的个性和积极精神由此逐步替代了雅典原有的保守主义和家族主义。
另一个结果却是相当不幸的，雅典战士以公民为主，当公民热衷于海外探险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以货币支付战争成本，于是，雇佣兵登上了雅典历史舞台。此时，雅典娜的光芒也不再神圣，因为，战士的责任不再是公民的义务，当神的光环对雅典人失去约束，雅典迅速蜕变为一个苟且绳蝇之所，加之战后雅典城曾流行瘟疫，及时行乐就成为雅典公民的一种时尚。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公民那种优雅、看重荣誉的理念被抛弃，无论雅典对斯巴达的战争是否正义，公民这种道德蜕变给雅典带来了永久的伤害。雅典公民的责任感有赖于种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一旦社会环境缺乏必要的因素，如何能要求公民能有良好的自律和素养？
随着公民这种城邦荣誉感消失，战争决策规则很快也被破坏，公民之间的妥协、退让能力逐步弱化，战争决策机制往往蜕变为各级公民争吵的场所，在西西里决战之前，雅典当局居然对诏令最高统帅回城受审，直接导致主将临阵叛逃，最终输掉了西西里战争。
雇佣军最终没有抵挡住斯巴达巨盾方阵，雅典也由于内部分裂在这场战争中最终战败，损失了海军主力，最终丧失称霸希腊的实力。尽管战争后期，雅典执政官已经意识到战争政策导致公民道德沦丧，开始试图以怀柔政策团结盟邦和公民。然而，社会道德沉沦在一段时间内很可能遵从一种不可逆的棘轮效应，建立一种美德和良好的公民道德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努力。近千年积累的道德和精神，这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也被称为“软制度”，如何可能在数十年内重建？
此时，雅典内忧外患：盟邦叛变、奴隶起义，曾经创造人类辉煌的古代城邦终于走向了没落，雅典娜的神光不再耀眼。
公元前387年，雅典试图重整提洛同盟，以不干涉盟邦内政、不收取盟金、不在盟邦驻军等条件建立一个针对斯巴达的防御性同盟。然而，此时的雅典已今非昔比，劳里昂金矿荒芜，奴隶人数骤减，工商业凋敝，农业生产更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城邦岁入已经下降到不足130塔连特。很快，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就因为盟邦挑起战争而分崩离析。
也是在此时，连年战争使得斯巴达公民人数大幅下降，在击溃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的时候，就已经不能派出上千名公民士兵了。公元前383年，斯巴达允许伯罗奔尼撒同盟以金钱替代公民兵员，甚至由国王亲自带队到埃及当雇佣兵。
凡此50年后，失去了光荣与梦想的古希腊文明被征服，之后，西欧便称为属于罗马铁骑的时代……
第2章 幻灭的帝国
债务奴隶：我们曾经是战士
按古罗马传说（杜撰），一头母狼接受神旨喂养了两个弃婴，这两个人便是罗马人的祖先。至今，罗马博物馆里仍陈列着一尊母狼铜像。与雅典一样，罗马也是一个有着3000年历史的城市，3000年往事并没有洗尽罗马风流，残破的罗马角斗场至今仍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铁血浇注的帝国。
据说公元前509年罗马人废除了氏族首领制度（即“王”，所谓“王政”），奠基共和。由此，古罗马和雅典一样，在神坛上被很多人顶礼膜拜，成为共和民主的祖先。
这种想法是相当无聊的。
如果把罗马民主共和制搬到美国，会被人骂死的：既没有人人平等，更不会天赋人权，甚至大多数人都不是公民，而是奴隶。把“雅典-罗马”民主说成西方当代民主的祖先，颇类似于阿Q老兄大言不惭“老子祖上曾经阔过”。西方民主制度开端要等到另一个民族（日耳曼）成为历史主角，尽管爱琴文明对西方社会演进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绝非民主制度的开端。尽管公元前509年确实是罗马共和国的开端，其实这一年也仅是推翻了罗马原始氏族末代王朝。之后，这座从七个山丘家底发展起来的城邦实在太小，贵族没有绝对优势，于是也就建立了一种凡事商量着来的体制。
与雅典公民类似，古罗马共和国也按财产将公民划为5个等级，不是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权力，财产多的公民权力多。还有一条，财产多的公民义务也重。比如，兵役，随着公民等级下降，服兵役的人数也逐渐减少。
罗马公民服兵役，并非有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战争是古罗马公民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战士才能发财。因为，罗马人发家致富的途径比较特殊——抢劫。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
没仗打，没财发，这也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权责体制。
有人可能有另一种想法：富人可以雇佣穷人去拼命，抢回来的财富和奴隶属于富人。好不容易有这么多钱，应该集中精力享受，打仗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在赤裸裸的抢劫中，最稀缺的资源是暴力，如同今天很缺钱一样。谁拥有暴力，谁就可以占有财富。
怎么样才能拥有暴力呢？
很简单，你得先有钱。
并非每个古罗马战士都骁勇善战，理由也很简单，古罗马战士需要自带装备。出身于平民的农夫叫做“枪兵”，类似于“帝国时代”里的“长戟兵”，就拿着一根破标枪，还是变卖家当才换来的；贵族战士叫做“殿兵”，武器是重标枪、大盾和高卢长剑，另外，还有贵族骑兵。
枪兵的职责，是在第一线当靶子，扰乱敌人队形，被杀；殿兵的职责，是在击溃敌人队列，杀人。
枪兵没有战功，意味着没抢到钱、土地和奴隶，只好回家继续种地。很多平民背负着发财的梦想走向战场，回来的时候却背了一屁股债。罗马债主显然不够厚道，完全没有意识到平民战士除了没发财外，最起码给罗马军队捧了人场，他们将债务平民，当然也是战士变卖为奴隶，甚至卖到外邦（这个场景在雅典六一农中依稀曾见）。
平民很愤怒，比愤怒更骇人的是这些平民都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拼过命的，结果是很多平民选择了与债主同归于尽。
这很不利于社会稳定，可以断定。
公元前494年，当时古罗马的头——执政官，叫做塞维利乌斯，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债主扣押平民战士为奴隶，也不准占有他们的土地。虽然塞维利乌斯没有废除平民战士债务，但这个命令真执行下来，估计没什么人会还债了。大家心知肚明，历任执政官对此都不是很认真，不过，起码在名义上没有人敢不承认这个法令，也算是给平民战士一个精神鼓励奖。
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共和国正开始迦太基死磕（不是后来的布匿战争），但就在战时，新任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居然公开拒绝执行这个法令。公民战士愤怒了，我拼命来打仗，你却在背后黑人，名义上的东西你都不想认账。
不干了，大家集体辞职，准备离开罗马。
后果很严重，因为迦太基人的马队就在罗马城边上，没有枪兵扰乱敌人，殿兵也不可能单独作战。面对威胁，古罗马贵族向平民低头。之后，主要内容应该是讨价还价，最终结果是创设了平民大会和保民官，执行塞维利乌斯的债务法令。
公元前451年，保民官创立了“十二表法”，由此，古罗马形成了一种内聚传统，在罗马今后的领土扩张中统治者必须按照法律统治各行省，就如同古罗马铁骑军规。这部被奉为罗马法始祖的法典其实仍然非常野蛮，而且仍然没有废除平民战士的债务，大部分是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习惯，如对债权人可以瓜分债务人躯体和土地（平民战士除外）。
战士债务最终得到解决，起因却是色情案件。
公元前326年，罗马少年普布里乌斯欠富人帕疲利乌斯一笔钱，可以断言这两个人都是男性。普布里乌斯长相应该非常清秀，债主大概有些同性恋倾向，不断以污言秽语骚扰债务人，情节可以参考国产电视剧恶霸对贫民女子的态度。
债务少年很看重自身荣誉，拒绝了债主的无理要求。债主恼羞成怒，虽然没有直接动手抢人，但行为仍然很恶劣，帕疲利乌斯将债务少年痛殴了一顿。
债务少年的反抗方式比较特殊：裸奔，在大街上。以身体的伤痕控诉债主，群众看到少年伤痕累累，联想到自己也一屁股债，没准那天也被痛打一顿，于是群情激奋了，大家拥到元老院门口示威。
实际上，这场债务纠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殴打债务人的肯定不止帕疲利乌斯一个人，只是历史选择了矛盾在这笔债务上爆发。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地步，哪怕是一个偶然的火星都有可能燃起人们愤怒的火焰，平时看似温顺的债务人力量会在瞬间爆发，如果不能释放或者得不到解决，便可以毁灭一切。
任何时代，和一群走投无路的人谈判，都等于对牛弹琴。生存压力之下，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聚众闹事的人连法律都不会顾及，何况道德或债务合同，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事（或者说已经出事）。
本来，生存才是最大的法律，也是更大的社会契约。当权者，要么妥协，要么制造更大的矛盾。
元老院终于在当天公布了一项法律：“除犯有罪行等待交付罚款者外，不得拘留任何人或施以镣铐枷锁；债务人应以物品而不是以人参作为借款之抵押品”。至此，债务奴隶制终于在古罗马被废除。

作者：天圆地方的困惑　回复日期：2010-07-05　23:14:14
货币不重要
抢劫，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一个人，抢劫一次并不难，难的是抢劫一辈子。
一个民族，以抢劫为生，其实也不少见，少见的是数百年如一日，一个庞大的国家代代以抢劫为经济支柱。
罗马共和国临海，很多地方都是盐碱滩，种不出什么粮食来，根本不是欧洲历史里吹嘘的“自然环境优越”。
以前，这个问题雅典人也遇到过，雅典人的方式是做贸易。现在，罗马人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们的方式是抢劫：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被直接划为奴隶，财产理所当然归抢劫者所有。
随着抢劫范围扩大，罗马共和国疆域也不断扩张，罗马人可以抢劫，被抢的人却还要生存，毕竟不能靠抢劫维持全国人民生存。在罗马共和国疆域之内，开始出现产业分工：希腊城邦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迦太基地区生产粮食，东部地区则生产手工业品。
随着分工逐步扩大，公元前4世纪罗马人开始使用铜块作为货币，但很多被征服的地区已经演进到银本位制。银子是好东西，毕竟疆域扩大了，每次贸易背着几大块铜确实很不方便。公元前269年，罗马共和国开始铸造银币，公元前91年，罗马立法宣布银为本位币。
在金属本位币时代，货币减重是一种典型的剥削手段。不过，罗马共和国没有铸不足值银币，到不是他们有多高尚，主要是罗马贵族就是一帮子强盗，国家财政基本上是一本军事帐簿，收支完全围绕军队征伐。
直接抢不就完了吗，费这事干嘛？统治者是一堆人（请注意，不是一个，这点很关键），又不能把铸币收入搂到自己腰包里。再者，很多城市都有铸币权，铸不足值货币到外邦是不能交易的。货币在古罗马这种逻辑中逐步演变为金银本位制，罗马共和国末期，由于疆域逐步辽阔，贸易也逐步增加，银币逐渐被金币取代。
奇怪的是，罗马人似乎喜欢把征服的地域作为抢劫对象。共和国把征服地域划定为行省，只向行省派一个总督。总督最重要的责任，一是把行省金银矿金银直接运往罗马城，二是向共和国缴一定数量的税收。
罗马总督收税的方法叫做：包税制。在罗马共和国眼中，行省是被征服的土地，他们必须向罗马人缴纳战争赔款，包税制便源于此。
看完包税制，我终于明白，铸币带来的收入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很简单，总督每年向上缴纳定额税负，其他的税收由总督自己看着收，其实就是派兵去直接抢。至于抢多少中央政府概不过问，中央政府唯一的职责，就是行省暴动时派兵镇压。
共和国后期，罗马铁骑已经征服了意大利、西西里、西班牙、叙利亚、马其顿和古希腊绝大部分地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是迄今为止欧洲幅员最辽阔的国家。源源不断的奴隶和财富被送往罗马，对征服地的血腥掠夺也为罗马人创造了巨额财富。
罗马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在共和旗号下以抢劫为生的民族。究竟是什么在支撑一代又一代罗马公民对战争乐此不疲呢？
钱？
答：不是。
罗马共和国前期，包括执政官和元老在内的所有公民都要耕种土地，这对罗马公民来说是一种荣誉，只有奴隶的职业才是工商贸易。这样俭朴的生活根本不需要钱，也不能享乐。在行省，哪怕是为保障自己的生命，居民也会奋起反抗。毕竟打到自己家门口了，要输掉的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罗马人不仅要钱，还要命。
无论从哪个方面，抢劫都不只是为钱。
罗马，是一个崇尚荣誉的民族，他们的荣誉，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换取胜利和金钱，因为，这个国家也把自己猎取的财富和生命给予了他们。
战斗，对罗马人是一种荣誉，他们是狼的后代。
“使自己成为一名第一阵列的战士、最勇敢的将军，享有最大的荣誉，拥有最高的聪明才智，以高尚的手段获取巨大的财富，留下大量的后代，并成为国家中最著名的人物”
——罗马共和国之初，这是每个古罗马人的梦想。无论对平民还是贵族，都是这个梦想在支撑他们在战场上也视死如归，生命的价值就等于战争。
罗马不是无敌的，在战争中也经常失利，然而，即使失败罗马人仍不失梦想，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执政官（共和国最高行政长官）也可以挥舞长枪冲入战阵，酣战致死（“我将自己和敌人共同奉献给神吧”——执政官德西乌斯）。
战争给罗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战俘，或者说奴隶，公元前209年攻陷他林敦时，约有3万居民沦为奴隶，公元前177年罗马征服了撒丁尼亚，约8万人沦为奴隶……，公元前2世纪，罗马国库每年收入的3/4是来自于战争赔款，另外1/4则来自行省税收。
总之，罗马公民除了抢劫，已经什么都不干了。
然而，这个不喜欢货币的民族、罗马的一切，都在财富中悄然改变。因为，在财富冲击下，以抢劫为生的民族注定不可能长久。
与希腊文明相比，罗马还很落后，尽管罗马也有辉煌的罗马法、长达一百四十卷的《罗马史》，但是，这些都难以掩盖那个腐臭的时代。征服希腊之后，罗马人才恍然意识到，原来可以不用修剪葡萄，就可以喝道葡萄酒；原来都市可以如此浮华。
一个长期以耕战为底蕴的民族，带着靠掠夺和抢劫得来的财富，骤然接触到开化文明，他们能看到优雅的戏剧、精美的陶器、甘醇的美酒，这一切就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
文明与钱，如同中国武侠小说里的“招式”与“内功”，罗马共和国只是、也只能是“心中无剑，手中有钱”……
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
对强盗来说，尽管有了点缀着宝石的马车，艳光逼人的妇人，却完全不懂文明真谛。他们能看到的只是雅典人曾经的享受，至于如何去创造这些美好，是不会关心的，反正用完之后可以再去抢。
心中无剑，手中有钱，还能抢吗？
一个在铁血中诞生的国家，一个扫荡了亚非欧大陆的民族，当时的情况下根本就是无敌的。连希腊引以为豪的重装步兵方阵也拜倒在罗马人铁骑之下，已经没有人能击溃罗马，更没有民族敢挑战罗马统治西方世界的权威。
能给打败罗马的，只有自己；成也铁血，败也铁血。
艰苦勤忍的罗马公民当然可以为荣誉放弃自己的生命，惯看骄奢淫逸的酒色之徒却无法放弃奢华。
抢劫为罗马带来的巨额财富，这是一个巨额的财富增量。很遗憾，这种财富不是平均摊派给每一个罗马公民的，执政官、将军、贵族、行省总督，他们获得了绝大部分财富，底层公民士兵得到的只能是微乎其微。
货币和奴隶的流入却带来了意外的后果，财富过度集中，极少数人需要资产增值。罗马城商品价格开始暴涨（粮食除外，稍后提及），为了消化抢劫来的货币，地产价格更是一飞冲天。财富的集中使得罗马城在共和后期迅速繁华，集中了最优秀的厨师、音乐家、歌剧演员、角斗士……，波斯地毯、东方的陶瓷……。
由于奴隶增加大庄园也带来了廉价农产品，这对底层公民的冲击却是致命的，因为，除了抢劫，底层公民日常生活来源恰恰是农业。为了维持生活，当然，更是为了满足贵族公民的享乐，底层公民不得不将自己赖以遮风避雨的茅屋卖给他们。
罗马，真的繁华吗？
靠抢劫为生的罗马人并不懂得如何使用金银，货币甚至也不可能富国强兵。自古至今，货币乱飞的时代而又不事稼穑的时代，保持财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投资房产或放高利贷，后者有赖于前者。地产价格飙升的结果其实只有一个，吸引更多金银投入到这个行当中来，由此，罗马本土和行省经济开始极度萎缩。
很简单，所有的钱都被贵族弄去炒房了，既不能武装士兵，顺路恶化广大罗马人民生活水平。尽管罗马城在共和后期迅速繁华，尽管此时的罗马史记载了大量富豪出现，但我分明看到史籍中罗马自由民流离失所，甚至与奴隶竞争工作，最终沦为奴隶。
少数人的繁华，能掩住罪恶吗？
繁华，终结的不仅仅是战力，还有全体公民的道德。
罗马帝国以抢劫为生，带来的是血和杀戮。然而，我没有觉得这有多可耻，毕竟上古时代同一地区的氏族也在为资源厮杀，杀个把人、抢点东西实在是不算稀奇。但是，罗马道德沦丧，无疑是一个悲剧，因为，它播撒了罪恶的种子。
罗马共和国本来就以家庭财富划定公民等级，只有获得更多财富才能获得更高社会地位。随着社会财富增加，贵族支配和占有财富的意愿变得愈发强烈，一旦贵族率先放弃道德和荣誉，民族的信念很快便转换为对财富的渴望——一种以抢劫为逻辑的渴望。
那些战火中的强者很快学会了如何在内耗中利用权势，因为，我到现在也没数清楚到底公元前200年到凯撒执政，罗马共和国到底发生了多少次内战。
任何一个时点，财富总量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我一定、确定以及肯定。
愈演愈烈的财富集中已经不可逆转，站在高位的贵族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去获取财富，底层公民所能获得的蛋糕只能越来越小，直至绝对额减少，最终激化矛盾，导致重新建立社会规则。
我们不难想象，一个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根本无视社会规则甚至法律，却能保证底层人民谨守原有的俭朴和忠诚。
因为，所有社会的规则都已经改变。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者的思想
——卡尔•马克思
道德堕落必然是社会从上层开始的，没有他们丧心病狂，底层不可能、也不敢沦落。这种堕落绝非匀速运动，当底层公民看到或者感觉到贵族（精英）在奢靡、在颓废，整个社会就会以一种加速度堕入这个轮回，而且更可怕。
抢劫来的财富再多，也只能供极小一部分人享乐，因为，享乐是没有极限的。底层越得不到财富，也就越渴望财富，攀比之风也就必然兴起，越是得不到的，越要向人们证明。随着丧失自己的土地，底层公民开始堕落为无业游民、低级妓女和小混混，他们不侍稼穑，也是一群无根的人，明天和甚至下一顿饭都不知道在那里吃，对社会的绝望使他们丧失了一切劳动积极性，成为社会的毒瘤。卡尔•马克思估计，这批人至少罗马城占总人口的20%，由此他赋予了这批人一个颇为不雅的称号——“惰民”。
罗马公民就这样抛弃了自己的光荣，一个民族的道德开始沦丧。
古罗马共和国，几乎是一种梦幻般的公民民主制度，执政官执掌行政，元老院分管司法，公民大会决定立法，这是一种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即使这种政体也不能阻挡罗马在堕落的路径上越陷越深。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运行原则，共和的本质是道德。所谓共和，不过是一堆死文字，一堆条条框框，只有公民道德适应这些文字的时候，共和才有光华。当民族丧失了光荣与尊严，所有人都开始按照利益来选择政治：执政官不再授予有德行的人，而是授予谄媚公民的人；谁答应给给我面包，我就选谁；谁安排更多的演出和竞技，我就选谁。
荣誉，与我何干？
骄奢淫逸的背后，是社会充满了戾气，不仅底层公民，似乎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对社会的仇恨，最令人兴奋的事情甚至不是自己财富增加，而是看到别人甚至国家破败。当罗马共和国军队在西西里奴隶起义中受挫，罗马史籍给出的记载居然是“普通人不但不对此表示同情，而且还很高兴”。
以骄奢淫逸为荣，以热爱罗马为耻。这些，其实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罗马人对婚姻不再忠贞。
婚姻自古就是维系家庭的纽带，无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代，夫妻都应该是最亲近的人，如果多数人对婚姻都不忠贞，社会也就没有沦丧的底线。罗马共和国后期，人们对离婚不以为耻，反而扶手相庆，以至于有人这样记载“对妻子绯闻生气的男人，才是乡巴佬”。
世界上有偶然取胜的战役，但绝无偶然取胜的战争。
罗马有优秀的指挥官、能谋善断的元老、无可匹敌的铁骑，这些可以说都是偶然，但是，一个撮尔小国几乎征服了亚非欧大陆，绝非偶然。罗马依靠民族荣誉才征服世界，面对困难所展现的那种坚定、团结、顽强品质至今仍令人荡气回肠，共和国早期甚至根本不允许敌人用金钱赎买战俘，战俘必须成为奴隶。这种道德一旦丧失，罗马照耀世界的光彩便会暗淡，取外敌而代之的便是罗马贵族之间的冲突，普通公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
当贵族将掠夺当作习惯，甚至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内部调和就已经不再现实。共和国晚期，为调和底层公民和贵族之间的财产差异，保民官格拉古曾经提出过一个相当温和的改革方案，试图让大土地所有者以不再涨价的方式出售一部分土地，结果是这位保民官在元老院被元老们亲自动手，活活打死。
以劫掠为生的国度首先要有自己充足的兵源，此时，兵源已经堕落。公元前111年，朱古达战争爆发，罗马共和国开始大规模在战场上使用雇佣军，战士不再忠于自己的国家，他们只忠于指挥官。
罗马，铁骑不再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