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拳:为什么只能靠媚俗来吸引眼球？

为什么只能靠媚俗吸引眼球

                              问题就是邪压正还是正压邪。如果你把正的这方面，比如大家关心的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病，这方面如果放开让媒体多讲也会吸引眼球的，因为大家都关心，但是如果把这方面压下去，就只有靠媚俗来吸引眼球了。

网易读书：我们谈谈博源基金出的这个“博源文库”，这个丛书是主张新启蒙和普适价值的。八十年代国内曾经有过新启蒙，有过文化热，很大程度上是以出版传播为载体的，《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博源文库的序言也提到这三种丛书，八十年代这一系列的出版物给封闭了多年的中国带来了思想启蒙的光芒。但现在，出版的影响是越来越小，我算了一下，一年出版大概三、四千种人文思想社科类的读物，但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书出得越多，看书的反而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新媒体的兴起，比如网络媒体，给信息传播带来了很多的快捷，所以前些年经常有知识分子或者知识精英说，“博客改变中国”，现在又说“微博改变中国”，您觉得这种传播载体的改变会不会影响中国？

资中筠：这个我不好说。你刚才说的博源基金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实际上就是因为搞博源基金的这些人赚了一些钱，他就要用这些钱来推动启蒙，这是我所希望的最典型的例子。但是这个博源基金是注册在香港的，所以它比较安全一点，不会被取消掉或者怎样，但是它的目的还是在内地做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这样的多一点的话，确实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看书的人确实越来越少了，因为人没有耐心坐下来一本一本书地看，书一厚更加不看了，而且人都是功利地来看的。过去在学校里头，比如说那些做研究工作的教授、学者是大量地看书，有了心得以后再写出来一些观点，著作也不会多得不得了。现在则是先有一个课题，我需要做，然后再去查资料，那个资料都从网上查，特别容易。然后复制粘贴，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文化快餐化，深入考虑问题的机会就少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至少在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公众的知情权还没有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并且在出版、媒体受到控制比较多的情况下，互联网、博客、微博这些东西确实还是起相当大作用的。我是不怎么太上网，但是我收到很多人家给我的通函，就是群发的资料。已经使得我了解很多情况了，不然的话我一般在这个屋子里待着，很多情况是不会了解的。互相传播资讯，互联网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像有一些思想比较深的、很长的、很厚的书，看的人少了，但是思想的火花传播得很快。比如我刚才跟你说，我看到孙立平教授的观点，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不是我上网，是人家传给我的，我觉得这个思想看了以后对我很有启发，我以前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互联网时代跟以前大不相同，跟八十年代也不相同。这个互相的传播和互相的影响、启发，或者是启蒙，网络起了相当的作用。

         当然其中也会传播一些虚假的新闻，或者是故意炒作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利大于弊，还不会说大家都受谣言蛊惑了，好像还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网易读书：对，像去年“我爸是李刚”这样的都是从网络传播开的。

资中筠：就是，这样一来的话，至少以后人家就不太敢这样了，至少起一点震慑作用。

          压制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病报道，媒体就只能靠媚俗吸引眼球了

        “知识碎片化”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在转型期还是有些人在思考的。

          问题就是邪压正还是正压邪。如果你把正的这方面，比如大家关心的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病，这方面如果放开让媒体多讲的话也会吸引眼球的，因为大家都关心，但是如果把这方面压下去，就只有靠媚俗来吸引眼球了。

         我觉得（网络）有两个趋势不太好，一个是极端民族主义，凡是一些问题都怪在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什么东西都是帝国主义阴谋搞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在弘扬传统方面沉渣泛起。

网易读书：但是说到阅读，有一个问题，您看七、八十年代的那一拨，现在正在学术界或者政界、商界有一定地位的人，可能是经过上山下乡的青年，他们曾经深入到中国基层，对农村、社会有一定的了解，有观察，对中国问题有思考，加上小圈子范围内读一些书，大家一起讨论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基本上知识分子局限于学院，而且就像您说的，现在可能思考、写书都是有一个项目。国家投一个项目，我需要去拿那笔经费，做这个研究，从网上扒拉一点资料，实践的调查越来越少了。

资中筠：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实际上国外也这样。我碰到一些老一代的，比如说美国、欧洲的教授他们也在抱怨这个现象，这叫做“知识碎片化”，因为知识越来越专业，大家越来越护这个饭碗，所以别的东西，大题目已经让人做完了，他做的题目就越来越窄，因为要做人家没有做过的题目。在国外，是要做人家没做过的课题，我们则是低水平重复，人家早就做过的，但是你又有一个课题还继续做，所以抄袭是免不了的，就是看你抄得巧妙不巧妙了。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在转型期还是有些人在思考的。就是我跟国外有些国家比起来，他们已经没有很大的问题需要思考了，美国还多一点，因为他要独霸全球有很多问题要考虑。很多生活非常安定、非常平稳的欧洲国家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思考了，因此他们遇到的矛盾和焦虑要少得多。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思考一些问题的都还是有焦虑，有焦虑就要思考，这个还是有的，不是说完全没有。一种现象就是受生活的逼迫，受课题的逼迫非得这样做，但是现在出来一种“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思考社会问题的。有的时候逼得你有些问题不得不思考，所以我想也还并不是说完全都已经碎片化了。

          但是这个碎片化的趋势还是存在的。我总是说只要在言论和出版方面在政策上稍微放宽一点，“给点阳光就灿烂”，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的媒体表现得特别好，那个时候上头管不住了，虽然也出了禁令，说只许报道新华社的消息，但是人家不理它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灾难的震撼力太大，大家都跑到那儿去了，我看包括民间的杂志都跑那儿去了，所以那次的表现就特别好。我的感觉还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不能说中国这些媒体人，包括一些80后的青年都已经死气沉沉了，并不是这样的。现在管得太紧，所以我想这是一种互动，互为因果，你往前冲一点，把那个界限再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可以冲开一点。

         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媒体人为了保自己，自己把安全系数打得大大的，比如说上面并没有说这个话不许说，但是有些媒体就自动的给屏蔽了，这个里头的尺度可以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就是自己自然而然的再往里缩一缩，这样的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态度还是不一样的。

网易读书：您觉得知识分子在这些传播媒体的介入会不会起到一定的启蒙效果？我们看到有很多知识分子现在在报纸、网络上写时评。现在除了您说的“歌德派”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报纸可能会迎合某些比较愤激的思想，迎合一些网民，骂一骂，抒发一下，实际上起不到什么效果。

资中筠：当然这种也是有的，这个任何国家都有，问题就是邪压正还是正压邪。如果你把正的这方面，比如大家关心的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病，这方面如果放开让媒体多讲的话也会吸引眼球的，因为大家都关心，但是如果把这方面压下去，就只有靠媚俗来吸引眼球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两个趋势不太好，一个是极端民族主义，凡是一些问题都怪在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什么东西都是帝国主义阴谋搞出来的，这样的话你对自己的问题就屏蔽掉了，其实完全跟人家没关系的。现在包括别的国家，比如说埃及发生问题了，利比亚发生问题，都怪在西方的阴谋里头，根本就不了解人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给这样的一种结论，这个是不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