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发展有限公司:在和平发展中应对“中国威胁论”（卫 灵 贾 静）

 

[摘  要] 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台，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外部阻力。“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和思想支撑主要来自“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文明冲突论”等。此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偏见以及西方社会的国际话语权优势也是“中国威胁论”存在的重要因素。对此，中国在向世界表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方针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开展公共外交，在“韬光养晦”的同时还要“有所作为”，以沉着、自信的心态理性应对“中国威胁论”。

[关键词] 和平发展；改革开放；中国威胁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9）01-0061-05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对外闭关自守到全方位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转变；从国家贫穷落后到人民生活总体实现小康水平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同于其他大国崛起模式的、独具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变化也给世界带来了深刻影响。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在政治层面，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加速现代化建设，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巨大贡献。但是，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纷纷出台。 

 

一、中 国和 平发展 进程中的不和谐论调及其理论支撑

 

“中国威胁论”来自不同地区，涉及诸多领域，如“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海军威胁论”等，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外部阻力。

 

1.  多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 。早在1990 年，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就已出台。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诸君》杂志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威胁》一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将“取代苏联的潜在威胁”。进入 21 世纪，日本政界开始了一次次“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鼓噪，并以此为日美安保体系的所谓必要性作注释。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曾于 2005 年年底公开讲：“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该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也称，要警惕中国的核武器、导弹、海空力量的现代化发展，关注中国的防卫力量是否超越了必要的范围。

冷战结束后，美国版的“中国威胁论”几乎没有停止过。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于1992 年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从冷战思维出发，认为中国将对美国利益构成很大威胁。此后美国版的“中国威胁论”借助各种事件的发生一浪高过一浪。2001 年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重新审视美国的安全环境时，指出亚洲地区存在着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2006 年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对中国这个“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新兴军事强国”甚感担忧，认为，“中国军力扩张的速度和范围已使区域军力面临失衡的危险”，“作为一个主要的和新兴的大国，中国最具有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潜力，如果美国没有反制措施的话，中国很可能发展破坏性军事技术，从而打破美国在传统武器方面的优势。”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也耸人听闻地断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美中甚至有可能爆发战争。美国国防部近几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更是密切关注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强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潜在军事对手”。2008年的《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增长中的军事力量正在改变东亚的军事平衡，提升中的战略力量的覆盖范围已经超越了亚太地区”，认为中国去年军费在 970 亿美元到 1 390 亿美元之间，远超过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并指责中国军费缺乏透明度，因而造成了误解和误判的可能，给地区稳定带来威胁。

“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着一定的市场，政界、学界、媒体都有“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和传播者。对于中国近年来在远东地区以及中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迅速拓展，俄罗斯一些地方官员呼吁政府要对中国保持警惕，提出所谓中国“人口扩张论”、“经济扩张论”等。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 B.米亚斯尼科夫就认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对俄罗斯在远东的利益造成了实际威胁。

1998 年，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声称在印度进行核试验是为了对付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中国是印度的“头号潜在威胁”。而美国一些人士竟对印度的核试验给予认可，表示“当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兴起时，需要制衡它。俄国从北方，日本、韩国从东方，印度从西方和南方，总有一天美国人会感谢印度的核试验。”

多年来多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表现出的特点是：第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所谓“威胁论”涉及经济、军事、能源、资源、环境、粮食等方面，甚至还出现了“中国黑客威胁论”等。如西方有人不负责任地指责，全球气候变暖，是因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增加所致；世界粮食库存量面临枯竭危机，是因为中国粮食消耗量增长、耕地锐减所致；世界油价暴涨，是因为中国油耗迅速上升所致；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争夺战愈演愈烈，是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导致资源需求迅速增长的结果。第二，涉及的地域范围在扩展。通常我们认为“中国威胁论”大多是西方国家有意制造的，事实上，随着中国实力的大幅增长，发出“中国威胁论”声音的不止是西方大国，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有双边关系受到历史遗留问题影响的周边国家，也包括近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的周边国家。

 

2.“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和思想支撑

“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既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霸权主义者的现实需求。

“霸权稳定论”在西方社会有着较大影响，它属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范畴，20 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提出。此后，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释和梳理，至今它仍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根据“霸权稳定论”，大国霸权能够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霸权体系有利于世界和平，但是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实力增长的差异性最终会破坏现有国际体系结构，导致国际秩序发生根本变革，实现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必然会对现有霸权体系构成威胁，引起体系结构的变动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为此，霸权国要警惕和防范中国对其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挑战。

“权力转移”理论也一度成为“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上世纪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根斯基采用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大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国家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军事力量的扩张。“这一理论成为解释国际关系中大国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扩张性的权力追求、进而产生新的权力冲突，并导致不稳定、甚至战争的基本理论。”而在国际体系中，各种力量发展不平衡是客观规律，所谓“权力转移”也就具备了可能性。因此，大国崛起终将导致新的权力分配从而引发冲突的观点，就成为“一些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解释现实和未来‘中国威胁’的一种普遍的理论”。

“文明冲突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理论支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性，后冷战时代凸显这种差异带来的冲突。而未来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这两种文明最有可能实现联合，从而进行反对西方的合作。中国则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实现合作的核心国家。因此，中国的迅速发展必然对西方世界构成巨大的威胁。亨廷顿甚至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对中国历史和儒家文化的这种观念建构，致使“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社会有了更大的市场。

“大国崛起模式”的推导引发“中国威胁论”。自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始终受到霸权主义的影响。历史上先后崛起的一系列大国，均踏上了对外扩张和谋求霸权之路。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霸，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再到美苏两极抗争，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当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时，“对外扩张”、“谋求霸权”成为对中国未来的描述和推断。亨廷顿曾分析道：“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武力和扩展必然与大国崛起相伴随，似乎成为不可变更的历史模式和判断逻辑，因此国际社会一些人士或媒体从不同利益和角度出发，对中国未来走向表现得“忧心忡忡”。

 

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理性应对“ 中国威胁论”

 

面对五花八门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向世界阐明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方针和决心。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用事实表明，中国的快速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之路，今后仍将坚持这条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

 

1．和平发展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可改变的道路选择

首先，和平发展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并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这是和平发展的基本要义。二者间存在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今中国政府和人民仍然谨记邓小平的教诲，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一贯反对战争和强权的中国代表着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实力的增长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从中国自身而言，目前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即使“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胁、颠覆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向世界明确昭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把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不称霸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表明自己将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强盛的目的，同时也表明，中国最终将使自身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力量，中国的崛起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力量增长的动力，而不会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因素。

其次，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社会主义外交原则的根本体现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从 20 世纪 50 年代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改革开放实行和平友好的全方位外交，再到 21 世纪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政府对谋求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价值理念的追求，体现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外交原则。我国始终奉行特色鲜明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并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搞得不好，也有可能推行霸权主义。但是，如果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行霸权主义，就是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责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而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目标的提出，正表明了中国愿意承担世界责任的立场，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建，开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倡导建立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国家合作论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机制，大力推动南南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增加资金和技术援助、减免债务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不仅要发展自己，还要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让他国充分享有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邓小平说，到本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仍不忘帮助穷朋友，这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是在搞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这一道路，中国已经在走，今后仍将继续走下去，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实现与各国共同发展、共建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

 

2.  理性应对“ 中国威胁论”，塑造富有亲和力、积极、自信的大国形象

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和富强，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没有与他国进行过战争，对周边国家更注重实施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但为什么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说三道四，让一些周边国家产生不安？相比较快速发展的印度、俄罗斯，尽管也偶尔听到来自西方社会的所谓“威胁”之词，但是声音不大，无法与“中国威胁论”的调门相比较。更耐人寻味的是超级大国美国，其军费开支占世界总开支的一半，冷战后海外大规模军事行动不断，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对美国的为所欲为都无可奈何，但是几乎从未听到“美国军事威胁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的原因，应当有以下几点：

其一，对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偏见。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斗争仍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印度虽然为地区大国，经济快速崛起并拥有核武，但是美国视印度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并且是可资利用的亚洲平衡力量；俄罗斯则是一个转型国家，在社会制度上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运行轨迹，意识形态的“威胁”与昔日苏联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在实力对比上中国较其他新兴国家更胜一筹。中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以及综合国力上，毕竟优于其他周边国家。当我国迅速跟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步伐时，中国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美国从战略角度考量对手，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潜在威胁，而视印度为平衡力量。

其三，大国的超强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优势，使美国的是非标准往往在国际社会具有风标和导向作用。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拥有主导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优势，这使其判断是非的标准、对外政策目标不但具有世界性影响，而且具有国际引导作用。“9•11”事件后美国的一系列外交言行所产生的国际效应，尤其能够证明这一点。

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首先，我国应当加强公共外交，多方位打开对外交往渠道，全方位提升对外交往能力，改善国际生存和发展环境。公共外交的行为对象主要是他国的广大民众，可以通过大量的媒体传播、文化交流等，塑造我国积极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向各国民众传播中国的和合文化、祥和精神、和谐理念，增强我国的亲和力。2008 年奥运圣火海外传递的过程，在一些国家受到严重干扰和阻挠。事端制造分子之所以明目张胆地闹事，与国外有许多对中国不甚了解、不明真相的民众不无关系。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导致他们对中国的误解加深。如果我们公共外交的力度不足，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便有了更大的市场。因此，有必要运用多种外交方式让各国民众真正了解中国，逐步消除对中国的不信任，这样，“中国威胁论”也就缺少了传播的土壤。

文化传播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方面。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周边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历史形成的区域文化背景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和睦思想有利于增进国家间的亲和关系，而推进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气势恢弘的 2008 年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

其次，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处理好新形势下“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在国际格局转换的复杂形势下，采取“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不张扬，不出头，逐步争取到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进入 21 世纪，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目标，要求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实现互动，需要向世界准确传达中国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愿望，因此在继续“韬光养晦”的同时，还要“有所作为”。“有所作为”意味着中国要承担大国责任，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在全球性多边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应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的调整和完善，使之能够反映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中国应继续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不仅是中国的责任，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近年来，中国进一步加强与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努力推动“六方会谈”的进程，中国的积极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中国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在实践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机遇论”随着中外合作的深化悄然兴起，“中国威胁论”也因此受到削弱。

再次，以开放、自信、不卑不亢的心态展现成长中的大国风范，理性应对“中国威胁论”。对于“中国威胁论”要以成熟、开放的心态灵活应对。回想邓小平在苏东发生剧变时，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战略自信，以冷静、沉着、坚毅的态度告知天下：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在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左右别人的思维模式，不可能完全消除对中国不利的舆论，因此应对“中国威胁论”的关键，是要抓住发展的机遇，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不让外界不负责任的舆论牵扯我们过多的精力。中国国内发展了，稳定了，和谐了，中华民族就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抗干扰能力，应对复杂问题也就有了坚实的民族与社会基础。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有着反对外来侵略与民族压迫的艰难历史、追求世界和平与和谐的中国人民，已经用和平方式实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今后将以更加自信的步伐，在和平发展道路上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世界全方位展现一个现代文明大国的形象和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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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邓小平年 谱（1975—1997） [M].  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