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波纹管法兰截止阀:名流云集 俊才荟萃

山东大学虽然始建于1901年，但真正称誉于学界、具有全国性影响，恐怕还得从“国立青岛大学”开始。从1930年9月诞生，到1937年暑期因避战而搬迁西南直至解散（因抗战而停办的国立大学仅山大一所），虽仅有七年多的办学时间，中间还学潮频发，但这并未妨碍她在这个困难的时段里成为继北大、清华之后办得最为成功的大学之一。本文着重展示上世纪30年代的山东大学，兼及她在1946年“复校”之后的一些举措，希望透过这一页泛黄的历史，检阅一下曾导致山大“黄金时代”出现的基本因素。

环境 山东大学的成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她所在的地域——青岛。“名流

云集，俊才荟萃”，是30年代山大的盛况。应该承认，这些“名流”和“俊才”有许多主要是奔着青岛的环境来的。梁实秋和闻一多这两位大“名流”即是如此。

    青大是1930年9月21日开学的。此前，杨振声校长去上海聘闻一多来主持中文系，聘梁实秋来主持外文系，杨让这二位“名流”屈尊的主要理由之一是“青岛胜地，景物宜人”。但二人并未遽应，只打算“到青岛一觇究竟，再作定夺”，于是偕同来青。参观、感受一番后，二人遂“一言而决，决定在青岛大学任教”。校史专家和校友们现在一致认定，当年蔡元培建议将山大设在青岛，至为英明。蔡力主这样做的理由为，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济南四省通衢，兵家必争，青岛地处海滨，可避战火。更重要的是，蔡始终坚定地认为，山清水秀、冬暖夏凉、气候宜人的青岛，“将来必为文化中心”，是最为理想的办学地址。山大在青岛的两度辉煌，验证了蔡这位“中国大学之父”的深邃眼力，许多山大人离开青岛多年仍怀念这个“碧海红樱之都”、“东方瑞士”和“小巴黎”的青岛，说明了这块“仙境”的办学魅力。

校长 在过去的那种办学体制中，实在找不出比校长更重要的因素了。山大有幸，遇着杨振声和赵太侔两位好校长。

    杨振声出撑青大，也是蔡元培建议和力主的结果。杨振声出生山东，求学北大，留学美国，轰动一时的小说《玉君》的作者，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与南京教育部关系特殊，“冲默有量，性情温和”的谦谦君子，主流学术圈（新月派，现代评论派，国家主义派）中的重要一员。这多重有利背景，可能是蔡元培和拟议中的青大看中杨的原因。仅用两年的时间，杨就使青大声誉鹊起，表明他果然不负众望。继杨振声之后，两度出撑山大的赵太侔，也出身北大，留学美国，专攻戏剧，多才多艺，是资深国民党人，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为人处世也“饶有六朝人之风度”。这两位办学奇才的治校秘诀，看来主要不外乎以下两端：首要的当然是延揽学殖深厚的一流教授。在杨振声看来，大学是“社会拿出血汗换来的钱组织的学术机关之一”。因此，它的职责有二，一“以学术增加人类的幸福”，二是造就人才回报社会，而这两点非高水平教授不可。所以，“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著名大学的关键是依靠著名教授”。杨“为请到满意的教授呕心沥血，又因担心本校教授被北大、清华拉去，经受过许多‘恐慌’和不眠之夜”。赵则备有一个小本子，专记各学科名家，只要有可能，就亲去敦聘。

其次就是形成和推行了一种以学者为主体的办学制度。杨自己认为，在学校决策时，“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因为校长即使“经验多些，见解透些”，也难免有“穷”有“偏”的时候。因此，必须有“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之上，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的完善”。这个组织就是校务会议。其成员由全体教授选出的代表及各院院长组成，校长为当然主席。它既是“立法机构”也是“最高权力机构”。“这样，即使校长是一个没有教育经验的人，也不至于危害学校的根本了”。“一国独裁则一国必坏，一个机关独裁则一个机关必坏，这是公例。”杨的学者治校体制就奠基于他提出的这条“公例”之上。

院长与系主任 在30年代山大所实行的治校体制中，仅次于校长的角色就是各个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了。假如说校长并不必定学有专长的话，那么院长和系主任就非该学科和专业的著名教授不可了。杨振声和赵太侔的最大成功，就是他们所罗致的院长几乎个个都是顶尖之士。

    当时即已誉满天下的闻一多能来山大做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可能是这个学校所能有的最大光荣了。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的黄际遇（任初）尤非等闲教授：毕业于日本的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著名数学哲学家。另外，教育学院院长黄敬思，工学院院长汪公旭，也属一时才俊。

    至于几个系的系主任，均称得上是栋梁之材。外文系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梁实秋最负盛名，后来接替他的洪深也驰誉文化界。当时的化学系似乎最强大，系主任汤腾汉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并经德国国家考试取得最优等药物化学执照，而30年代的德国化学全世界领先。那时的物理系也极有朝气：系主任王恒守非常能干，以个人的热诚吸引了杰出的王淦昌教授，并抢到了刚刚由美回国的任之恭教授。生物系则后来居上，系主任曾省系从法国归来的寄生虫学方面的一流专家。院长由校长来请，系主任由院长提名，教授由校、院、系三级合聘，教授会议反过来又权高于校长，这就是30年代山大的办学体制。著名教授则处在这一体制的基础地位。校院系三级与教授实际上结成了一种荣损与俱的关系。所以，当杨、赵两位校长离职后，一批著名教授如王淦昌、任之恭，傅鹰、闻一多、梁实秋等，也随之星散。

教授 30年代至40年代的山东大学有一支让南北各大学都羡慕的教授。教师队伍的阵容和水平，据王淦昌说“和全国著名大学相比，实无逊色”。

    文学院在30年代，除闻一多、梁实秋、洪深外，尚有当时在学术文化界有相当地位的丁山、闻宥，张怡荪、姜忠奎、梁启勋、游国恩、老舍、沈从文等，复校之后又聘到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黄孝纾等名家。

    理学院在30年代则除了上述院长主任外，还聘到杰出教授王淦昌、傅鹰、任之恭、李达、王普、郭贻诚、李衍、童第周、刘咸、周承佑等，复校之后又聘到丁西林、杨肇燫、曾呈奎、李先正、李士伟、丁履德、郑成坤、刘椽等。

    上述教授“均为国内学术界造诣甚深之学者”。山大“历年所聘教授，即使于到校之初尚未成为国内学术权威”，后来也大多成为学术权威。杨振声和赵太侔对聘人极为审慎苛刻，标准极高。因为校长手中的办学资源，除了资金外，大概就是“教授”这一不能轻易假于人的名器了。杨曾感慨万端地说：“在今日大学多而人才少之中国，每系能请到一二位好教授，便是千难万难。如我们原有（设）历史系之计划，而欲对于中国史请一好教授，物色几及一年，犹不能得！此系即不敢开办。差池者我们不肯请，较好者他校不放松，是以难也。……其难亦可想而知矣。 ”

课程 正因为有一批一流教授作支撑，所以山东大学的课程设置在当时也是一流的，有些系的课程甚至直接与欧美诸大学接轨，保持着国际前沿的水准。这一点以化学系最为典型。

    化学系在当时的山大号称强系。从德国回来的汤腾汉教授的药物化学，从美国回来的傅鹰教授的胶体化学，从英国回来的王祖萌教授的有机化学，从法国回来的王文中教授的生物化学，从日本回来的陈之霖教授的物理化学，德国回来的胡铁先教授的无机化学，来自德国的石坦因教授的分析化学等，构成了该系的课程框架。而且，当时化学系的课程，“既有本科的课程，也有某些相当于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课程，教育立足点较高：目标是向世界先进大学看齐”。

    当时的山大，理科使用的几乎都是欧美的教材。如当时的土木工程系“所学的教科书，除一年级国文为中文外，其余都是欧美名著，英文版本”。物理、化学各科均如此。而且，当时从大一开始，都请名教授授课。1933年秋入读山大化学系，一年后又转学清华的何炳棣回忆说：当时汤腾汉的定性分析实验课，从工序到难度“都超过清华”，傅鹰的普通化学课也“比清华的普通化学高明得多”。

    在课程设置上，山大当时还有一个创举走在时代的前列：“文理渗透”。这源于杨振声的理念：“文理本来就不能分家”。后来，山大曾一度将文理两院合并。

学风 30年代山大的学风是北大的，管理是清华的。所谓北大的学风，主要是指那种只“注重学术的提高、学理的发明”，只对“学术负责任”的风气，一种典型的学术精英教育：“学生在好而不在多，于人数的多寡无关”。杨振声离平赴青就职时，傅斯年曾对他说：“只要你能领导两三个学生走上学问的正路，也便不虚此行了。 ”

    于是，山大完全采用了清华的严厉管理模式：学分淘汰制，而且，淘汰率相当高。如清华当年的淘汰率每届高达40％～50％，山大的淘汰率则从40％至25％不等。据当年数学系校友回忆：当时“数学每年招20多人，能毕业者仅数人”。

    学术至上的价值导向和高淘汰率的外部压力的结合，形成了山大浓郁纯正、蓬勃向上的求学气息。理科学生不是采标本，就是做实验，出来教室就进实验室；高年级学生，每人都有研究课题，要做专题论文，各班的学生大都日夜工作，一片忙碌；有的系一入学，就要求学生选题做科研。文科学生也整日“习诗填词”、“点读古籍”。老师“文科无假日”，中文系学生就“人人都夙兴夜寐，手不释卷”，寝室堆书如山，《说文解字》、《广韵》等几乎人手一册；每个学生不是写笔记，就是抄卡片，都有学习计划和钻研目标，连旁听生也不例外。

30年代的山大“师严道尊”、崇尚学问之空气，被认为“国内无出其右”。

学生 有无一种健康、向上的读书求学的氛围，决定一个学校的成败。山大在

这方面是成功的，下面所介绍的学生获奖情况，能部分说明这种成功。

    山大在这时所参加的每一种竞赛，几乎都走在各大学前列：1934年，中山文化科学馆举办生物学考试竞赛。全国15所国立大学各选4人共60人参加，山大所选4人全部获奖（共30人获奖），其中一人获特等奖，两人获甲等奖，令各大学瞩目。1935年，举办物理学考试和征文竞赛，山大选送的5人又全部入选，并获两项甲等奖、两项乙等奖。同年，《大公报》为纪念严修创办南开大学，由北大、清华、燕大和南开校长主持，在各大学征求“工业化学”论文和文学作品各两篇，予以奖励。结果，山大一在校生以《制造骨胶之研究》获化学论文奖第一名。 1936年，山大一留校生以山东酒麯之研究》的论文获“中华全国教育基金会”特等科学奖。 1937年，数学系一留校生以《见努力及欧拉氏多项式根元分布》一文，获《大公报》全国数学一等奖。上述论文获奖后均在国内著名刊物上发表，国外有关刊物也摘要报道，获学术界高度评价。

    鉴于山东大学的办学业绩和培养学生的质量，当时的教育部特发出表彰训令，山大遂驰誉全国，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