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国共大决战贺龙悄无声息的干什么去了?

              中国人民的三年解放战争，是中华大地上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它用血与火送走了一个旧时代，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在这场大决战中，中国未来的元帅们一个个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挥兵百万，叱咤风云。彭德怀大战胡宗南，三战三捷，西北称雄；刘伯承、陈毅淮海摆战场，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人，世所罕见；聂荣臻驰骋华北，与林彪一道攻天津，进北平，非同一般；林彪、罗荣桓横扫东北，决战辽沈。真是各显神通，自有干秋，可是，你是否注意到，在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决战中，有一个曾被蒋介石出十万大洋买其头颅的军事统帅，却悄无声息，人们甚至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他，就是贺龙元帅。
               那么，他在哪里？在干什么？此刻，他正骑着一匹大青马匆匆忙忙地奔驰在黄土高原光秃秃的山梁上，让干涩的西北风、劈面而来的沙尘，吹打着那刚毅而坚韧的脸庞。他行色匆匆，在忙些什么？他东奔西走，正在为彭德怀筹措大战胡宗南急需的粮食、弹药、被服、金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给你们当个后勤部长。”                1947年3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不得已，改变方针，集中主要兵力对东西两翼的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蒋介石调动他的媳系部队、养精蓄锐、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马步芳、马鸿送的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余人，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攻占延安。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话来说，他们是要“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这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四个野战旅，约一万七千人，在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兵法云：“因地以度军势”。陕北高原，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周旋余地大。从国民党军方面来看，他们深入我根据地，群众条件、地形条件均对其不利，而且，陕北地瘠民贫，资源缺乏，大批军队涌来，吃饭问题便是他们的一个大包袱。从人民解放军方面看，陕北地区经过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治理，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高，对战争领有准备，完全可以与敌人周旋，如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便可达到牵制和逐步削弱、最后消灭胡宗南集团。所以，中共中央高层决定：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周旋于延安以北的黄土高原上。陷敌于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在运动中集中兵力逐次歼敌，将胡宗南集团拖死在陕北战场。                陕北即将开战，谁来统率这一万七千人呢？论理，应由贺龙来指挥。他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这一万七千人原在他管辖之下。但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毛泽东已让他“下山”，去当晋绥野战军司令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是个急性的人，他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彭大将军毛遂自荐，毛泽东也有其考虑，于是表示说：“很好！”这样，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地区的部队从此统归彭大将军指挥了。                贺龙对此有何想法？不得而知，但是，他曾对其部属说：“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我带的部队，旁人也能带，军队要有党指挥嘛！”这是从他加入共产党以后，一直坚持的一条原则。南昌起义以来，始终不渝，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要求甚严，十分谨慎。远的不说，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将晋绥地区所有野战部队编成三个野战纵队，中央军委便下令，调其第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解放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来到山西临县三交镇给干部讲话，动员他们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1947年，他还托人捎话给第一纵队领导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前不久，敌人进攻延安，中央军委下令，调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开赴陕北。他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过了黄河，投入保卫延安的战斗。这时，贺龙这位司令官的手下，只剩一个野战纵队了。                1947年3月19日，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机关有一部分撤到了晋西北。这里一下子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3月30日，贺龙从兴县赶到临县三交镇，在这里会见了从陕北赶来的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传达了3月19日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的决定：成立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驻晋西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战争。              贺龙问周恩来，说：“毛主席为什么不离开陕北呢？在那里很危险的啊！”周恩来告诉他说：毛泽东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上去，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贺龙听了，甚为感动。他觉得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总是从战争全局的高度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连他自己的安危，也要放在战争全局的高度来处理。他从心眼里敬佩这位毛大帅。周恩来又告诉他，前不久，毛泽东、刘少奇从战争的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来考虑，认为中央机关撤到晋西北的人员不宜过分集中。他这次来，就是要专门同贺龙研究一下中央机关留晋人员怎么处理。他们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有一部分人随刘少奇、朱德去河北；少部分回陕北，担负中央必须从事的工作；一部分留晋西北，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领导。               周恩来对贺龙说：“贺老总，中央机关来河东的人员、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年老的同志、妇女和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要靠你来安排。”               贺龙说：“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               周恩来笑了。他了解贺龙。这位老总办事一向认真，不会马虎的。回到陕北以后，当毛泽东问起留晋人员的安排情况时，周恩来对他说：“中央机关到河东以后，贺老总亲自作了安排，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5月上旬，贺龙收到彭德怀发来的一份电报，说，西北野战军正集结在延安以东，伺机杀敌，目前急需弹药，特来向贺龙求援。贺龙马上命令晋绥军区后勤部调集二万分肯吃弹送往河西，后来，一连给彭德怀送了三次弹药。彭德怀为此拍来电报，表示感谢。                彭德怀要弹药，触动了贺龙那历来敏感的神经。他想，未来的西北战场所需弹药肯定是越来越多，这让彭德怀到哪儿去找呢？除了从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那里缴获一部分之外，只能向晋西北这样的后方伸手。可是，晋绥地区的军火工业规模很小，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力量和机器设备，生产能力极有限，不可能满足战争日益发展的需要。怎么办呢？贺龙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说来也巧，这时，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来到晋西北，向贺龙汇报陕甘宁边区军火工业的情况。陕甘宁边区的军火工业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规模也不大。目前，陕北地区战火连天，已无法生产，机器都已坚壁起来了。李强的汇报，一下子打开了贺龙的思路。他想，能不能把陕甘宁同晋绥的军火工业合并起来呢？这样，一则可以保存陕甘宁的那一点点来之不易的“家产”，二则两地区军火工业合并后，人力、物力集中，可以扩大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满足前方之急需。这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吗？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强。李强拍手赞成。他说：“老总，你想得好啊，给河西发个电报，听听彭老总的意见。”贺龙点点头，马上给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发了个电报，提议将河西军火工业的人员、设备全部迁往河东，集中两区力量发展军火工业，支援前线。习仲勋把这件事告诉了彭德怀。彭总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便让习仲勋以他俩的名义发电表示赞同，并请贺龙负责筹划一切。于是，贺龙在晋绥军区组建了一个工业部，具体负责两区军火工业的合并和发展生产。晋绥区的军火工业由此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48年已有十一所工厂，一所工业学校，七千五百名职工，生产了大量的炮弹、子弹、手榴弹和炸药，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西北解放战争。                 办完这件事，贺龙就病倒了。他患了胆囊炎，住进了晋绥军区碧村医院，由一个苏联医生负责治疗。住进医院没有几天，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让他速去陕北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苏联医生不同意他去，对他说；“贺司令员，你的胆囊炎还没有好，现在，血压又比较高。你要去陕北，一定要骑马，骑马是很劳累的，对你的病很不利，不好办啊！是不是请个假？”贺龙想，西北战场战火正酣，这个时候开会，一定有关系到全局的大事要讨论。他必须出席，不能请这个假。他决定立即出院。院方无奈，只得让这位苏联医生跟随他去陕北。临走之前，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把警卫员找来，问道：“我记得还有一斤水果糖吧？” 警卫员点点头，有些茫然。他不知道这位老总这个时候要水果糖做什么？这一斤水果糖是去年有位同志特地送给贺龙的。水果糖，现在是极为普通的东西，有的孩子恐怕都不愿吃它，要吃洋味的巧克力，可是，在那个年代，在解放区恰是一种来之不易之物，别说一般干部，就连贺龙这样的大干部，也是很难见到的。送来的这一斤水果糖，他一直舍不得吃，让警卫员保存了起来。              “老总，水果糖。你要它干什么？”警卫员赶忙拿出糖来，递到贺龙面前。贺龙接过那包水果糖，仔细地看了一遍，见到保存完好，满意地笑了笑说：              “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9月18日，贺龙渡过黄河赶到靖边县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途中，目前正住在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里。他远道赶来，毛泽东走出来表示欢迎，同贺龙紧紧握手。               贺龙仔细地端详毛泽东，看见他略加消瘦，便说：“主席，你比在延安的时候瘦多了呀！”               毛泽东摸摸自己的脸说：“是吗？我觉得比在延安的时候更结实了。看来，行军是个好事呢！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他十里、二十里，也不觉得累了。”               这的确是毛泽东的切身体会。撤离延安时，他身体不好。撤离后的最初几天，骑着马行军，才走了一会，就要出一身虚汗，还得停下来休息一会。现在可不一样了，就是步行十来里路也仍然精神抖擞。               贺龙高兴地说：“主席呀，我们就放心了。”               毛泽东踉他谈起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毛泽东说，蒋介石集中主要兵力在陕北和山东这东西两翼发动重点进攻之后，中段的兵力就不多了。他们凭借黄河天险进行防御。这种部署，就象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人民解放军从中间这个薄弱部位来个拦腰突破，强渡黄河，插到南京、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去，那就会象一把钢刀，插进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刘、邓集团渡过黄河，已将此序幕揭开。陈赓纵队原来计划西渡黄河，去加强陕北的军事力量。现在有另一种考虑：目前，胡宗南把他在豫西的兵力大都调到了陕北，豫西兵力空虚了，所以，我们不想让陈赓过黄河，要他直接去豫西。这样不仅能够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有利于彭德怀在陕北各个歼灭敌人，而且，对刘、邓南下有重要的配合作用。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征求过彭总的意见，这次，陈赓来了，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在会议上议论一下。毛泽东又说，陕北战场还得依靠你们晋绥。军事上也好，财政上也好，特别在粮食上都要依靠你们晋绥，所以，中央有这样一个考虑：让你贺老总把这两个区统一管起来，使陕北战场有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老总放手去打胡宗南，毛泽东强调说：“刘小看了后方啊！打仗，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贺老总，你看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贺龙说：“我听从中央的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利益。”                1947年7月21日，小河会议召开了。来参加会议的有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王震等人。毛泽东跟前的工作人员阎长林叙述当时的情况说：“小河会议是在一个地主的小院子里召开的，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槐树。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都住在这里。贺老总也住在这里。我们警卫人员用树枝搭了个棚子，放了几张桌子，一些长凳。贺老总见到这个棚子非常赞赏。他说：‘我们在晋绥，开会都有个房子、会议室，有些人还觉得很艰苦。主席召开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               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军事计划，原先计划把边区和陈反两部集中起来打。现在决定分开来打。这从战略上、粮食上看，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毛泽东又说：“陕甘宁边区军事上、财政上都得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老总统一领导这两个区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详细总结了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趋势。他说，过去一年里，蒋军从建制人员和武器上说，损失了约三分之一；从质量说，还不止降低了三分之一。敌人去年7月至1O月，占领解放区一百零四座城市。今年3至6月，敌人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只有山东、陕北两地了。其他各地，解放军都转入了反攻，已夺取城市六十二个。人民解放军去年停战时，主力、地方部队共一百四十多万，7月份内战爆发后，又陆续增加，连后方机关已达一百九十万，已经超过了解放区的负担能力，所以，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陈赓纵队挺进豫西的决定，认为中共中央决定不等敌人的重点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行打出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出电报，建议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东出大别山”，“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会议认为，毛泽东关于为陕北战场建立一个良好的后方的决策甚为重要。会后，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这样，毛泽东便让贺龙管起了陕北战场的后方工作。从这时候起，当那些未来的中国元帅们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潇洒走一回的时候，贺龙便默默地埋头在摆弄粮食、弹药、被服、兵员、钞票这些东西上，给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当了个“后勤部长”。让一个一辈子带兵打仗，驰骋沙场的老总，在战火最炽烈的时候，去管后方工作，搞后方建设，许多人觉得不可理解。有各种各样的猜测。贺龙呢？我们找不到反映他内心世界的材料，无从描述，但是，从后来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和对后方工作的认真筹划来看，他是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决定的，而且态度积极。这一点，不管是出于党性，还是别的什么，都是令人敬佩的。              小河会议结束不久，他在绥德地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讲话说：“两个边区1942年就统一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统一，还由我来当牵头人。两地区的党和军队早就统一了，就是财政和行政不统一，今后一定要统一。如果不统一，很难支持目前严重的战争。”这可以说是贺龙对毛泽东决定的最明确的表态。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造成两边区统一后方的具体想法，这就是：1．统一两边区的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2．加强当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精简后方机关，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生产，为前方服务；3.搞好土地改革，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可以这样说，这是他接受毛泽东指示后发表的一次简短的“施政纲领”。                7月末，贺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把晋绥野战军的最后一个野战纵队——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调拨给了西北野战军，以后，集中全部精力，组织力量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贺龙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根据陕北战场支前的需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首先，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财政统一起来。具体办法是，由他亲自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两个区的银行、贸易公司进行合并，组成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其次是将联防军后勤系统的财务和供给两部门合并，使军队做到财供统一，并在供给制度上突施统筹统支的方针。第三，在陕甘宁各地组织起各级兵站，由地区专员或县长担任站长，负责在本区域内筹粮筹款、运输、供给，使野战部队走到哪里，便可在哪里得到供应。这样一来，整个财政、供给系统便能更加有效地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                        8月中旬，中共中央为了迷惑胡宗南、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的集结，毛泽东让贺龙、林伯渠率领后方机关大模大样地移往黄河以东，给胡宗南造成解放军主力东渡黄河的假象。他刚刚率领后方机关在胡宗南部队的追击下，渡河到达山西临县沙原村一带，毛泽东便发来一封急电：“请迅速分赴各县动员粮食，只要有七千至一万担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没过几天，8月27日，中央军委又发来电报：“野战军南下，已无粮食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                粮食！粮食！封封电报都是向他要粮食的，真是急如星火。看来，能否保证粮食供应，成了在西北战场能否取胜的 然而，陕甘宁、晋绥缺少的就是粮食。                当时；西北野战军共约六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及游击队约二万人。据计算，这八万人每月需用粮一万六干石，这还不包括河东晋绥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所需粮食。但是，这两个地区处于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产量很低。国民党军入侵陕北，“胡祸”横行，破坏极其严重，加之年来陕北和山西北部雨水不调，旱灾严重，粮食的收成仅有丰年的四、五成。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谈到这方面情况时，说：“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队到处为祸，大片土地荒芜，供给异常困难，加上天灾，绥德地区就有四十万人缺粮。河东的灾荒也很重，朔县、神府、平鲁基本上没有收成。岚县稍好，也只有二成的收成。”                缺粮严重，情况紧急，到哪里去解决陕北战场急需的粮食呢？ 一封封电报，犹如千斤重担，压在贺龙心上，都快使他爆炸了。最后，却逼出两个字来：“借粮”。向哪里去借？兄弟解放区啊！他们有的都比我们富。这年9月，他通过周恩来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要了十万石粮，可是，路途遥远，哪有力量前去运粮？林伯渠一筹莫展，怔怔地望着贺龙。                贺龙说：“我把薛兰斌调来办这件事。”                 薛兰斌，西北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长。贺龙一封电报，薛兰斌匆忙赶到了临县沙原村。贺龙、林伯渠跟他谈话，交待任务。薛兰斌一听要他去运粮食，就抓了头皮，差点儿跳起来。他连忙说：“老总，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啊！这么多粮食要运到陕北，又没有车，路也不好走，要过中条山、吕梁山、汾河。我的妈，困难太大了。”                贺龙敲敲烟斗，不动声色，等薛兰斌说完，他开口说：“困难是大的，但任务必须完成，没什么价钱可讲，不然，把你调来干吗？前方战士没粮食吃，饿肚皮，你不知道吗？”                林伯渠说：“薛兰斌同志，只要能把这批粮食运过黄河，就是支援了战争，支援了陕北没粮食吃的老百姓。我和老总相信你能完成这一任务。”                薛兰斌知道，不去是不行了，只得提提要求。他说：“老总，运粮就得有人、有牲口啊！”               贺龙把手中的烟斗一挥说：“那好办。我马上给晋绥军区发电报，让他们派人，出牲口。”               贺龙可真有办法。过了几天，不知怎么他把延安大学在晋绥的一千多名师生给动员出来了。他对薛兰斌说：“这一千多人都交给你，当运输队的骨干，加上晋绥派给你的人，依靠他们准能完成任务。你还可以到晋南、晋冀鲁豫去求援嘛！缺少骡马，就人人动手背啊！”薛兰斌很快率队出发了。               贺龙心里很不放心。虽然他向薛兰斌下达了“必须完成任务”的命令，但是，他很清楚，薛兰斌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他让参谋们经常与薛兰斌保持通讯联系，使他能及时了解情况。后来，他到晋南去，专程赶到运粮队去检查工作。一路上，他看到沿途各地，男女老少齐动员，车运肩扛，运粮大军络绎不绝，场面十分感人。各解放区人民和政府的鼎力相助，使贺龙极为感动。见到薛兰斌和运粮队的同志，他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代表西北局谢谢你们！”贺龙从晋中、晋西南、晋冀鲁豫调运了大批粮食。为了运往陕北，在各地人民政府帮助下，他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的劳动大军。1948年3月31日，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报告说：河东支援前线出动的人力，“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二万人次。绥德地区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               多么艰巨的工作！多么罕见的奇迹！这在现代战争史上是很少见的，就这一点而言，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贺龙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曾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后来在回忆西北解放战争时，感慨地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呀！”陕北这个地方不仅缺粮，也缺钱，缺各种物资，可以说什么都不足。在这种地方打这样规模的战争，真是太不容易了。胡宗南吃亏也吃在这上面了。他的几十万大军，不仅被彭德怀所磨垮、拖垮，也被找不到吃而饿垮。相比之下，解放军幸运多了。他们不仅有一个能够决胜千里之外的彭大将军，还有一个能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贺老总。               1947年冬季即将来临，西北野战军准备南下作战，把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他们急需越冬的被服装具和长途南进的经费。彭德怀急电贺龙，向他伸手。笔者查阅过这个时期西北战场统帅们的来往函电，见到大量反映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领导在这方面焦急心情的电报，这些电报大都是打给贺龙的。那么，到哪儿去弄这些东西呢？这可使贺龙煞费脑筋。他在和林伯渠、习仲勋商量时，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做点生意，将陕甘宁特别是晋绥区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统区去出售，这样，就可以较快地筹措到所需的钱和物资，可是，战火连天，千里运输，哪里去找能完成这样特殊任务的人呢？大反攻在即，西北战场人力还感不足呢！                林伯渠说：“贺老总，你这个办法不错，可是，让谁去执行这个任务呀？”                贺龙说：“我想过了，把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调来，让他去完成这个任务。”命令一下，张达志带了两个骑兵团从绥远赶来。               贺龙对他说：“西北野战军现在困难得很，衣服穿不上，伙食钱也没有。冬天快到了，要想一切办法支援他们。我给你一个很特殊的任务，当运输队长，做买卖。你带两个骑兵团，一个到关中，一个到晋南。我给你两部电台，直接同联防军司令部联系。” 张达志说：“老总，运输队还用得着两部电台吗？”贺龙指着他说：“张达志，你别小看这件事。你带的人不算太多，可任务却不轻。你要把土特产卖掉，换成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什么棉花啦，布匹啦，鞋袜啦，还要换成钱、金子、银元什么的，任务重得很。你必须同我直接保持联系。我们每天要向你通报敌情，怎么不用两部电台？” 张达志不再说什么了。“明天你派人去领装备，每匹马两个装货物的口袋，你也不能例外。”贺龙交待说。                张达志带着两个骑兵团要出发了。贺龙跑来亲自查看了他们的行装，临走时对张达志交待说：“为了行动方便，我任命你为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你每天要同我保持联系，作详细报告。换到的东西和钱，在路上碰到西北野战军的部队，他们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只要他们打个收条。你无论如何要保证钱和物资万无一失。”张达志带领两个骑兵团，活跃了一个冬季，换回了大量金钱和所需物资，一直到1948年z月才结束了贺龙交给他的这一特殊使命。                这种为战争筹措物资的办法，你翻开世界战争史，大概是很难找到的。恐怕也只有贺龙这样的人能想得出来。                彭德怀打仗不仅要粮、要钱，更主要的是要人，要有兵源补充。向谁去要？向毛泽东？当然不行，只有找联防军司令官贺龙，他总管后方嘛！陕甘宁、晋绥人口稀少，加上战争的摧毁，兵员补充困难很大，那么，贺龙有办法吗？有，困难再大也难不倒他。               从贺龙给毛泽东写的报告来看，他的办法主要有三条：1．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2．在老区，尽可能地动员失散兵员归队；3．在新区，广泛动员青年农民参加游击队，扩大地方兵团，逐步升为主力。他的办法很见成效。1947年一年里，在联防军区管辖范围内，就动员了三万人参加野战军，五万人参加地方兵团。请想一想，能在陕甘宁、晋绥这样的地方动员出这么多人，其工作之艰辛不言而喻了。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基础上，1948年底，西北野战军就扩大到了七个纵队零Th个旅，到1949年6月，彭德怀指挥下的军队已经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三个纵队两个旅，发展到了按三三制编制的十八个师、六个军、二个兵团，二十二万人的大军了。               无怪乎，1954年，电影《沙家店》剧组的创作人员在听取彭德怀的意见时，彭德怀特别指出：“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同志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              然而，贺龙在后方为战争所作的贡献，人们是很少言及的，因为，战争展示给人们的，是一幕幕胜利的战场厮杀和导演这些活剧的站在前台的风云人物，幕后那些辛勤的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常常在刀光剑影中被人们所忽略，此乃常情也。所以，轰轰烈烈的光明与黑暗的两种命运的决战，在贺龙这位元帅的经历中，似乎留下了一段空白，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