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游网游加速器充值: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

关凯老师在73期燕山大讲堂现场

精彩观点：

之一 当代中国社会对“民族”的想象，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还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策略，在学术意义上说，都是某种不完整的知识体系。然而，二者从不同的维度影响着社会实践，并在彼此间发生密切的互动。

之二 中国社会中的民族身份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不仅包含了正式政府规定的身份系统，也包含了许多民间的创造。民族是一个边界，只有对照才有意义，只有遇到了外人，我们才会去想我们是什么民族。

之三 哪些要素识别一个民族？（至少有传说中的）共同祖先，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特质（如语言、宗教、习俗……），共同的归属意识，共同的传统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存方式，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这些指标中主观性识别指标最为重要。

之四 清末民初的时候，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激进革命思想的结合，融会了传统与现代，并使任何渐进改革的选择（如君主立宪）都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国家凝聚力弱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动员与传播而受到侵蚀，蒙、藏、回疆独立情绪加剧。

之五 从1949年开始，我们的主流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一个超民族的价值体系。国家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做出二元区分。在当今的哲学背景下，文化多样性本身成为一种美。

之六 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需要对涉及“民族”的社会知识建构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理解“民族”是一种在现实环境下实时发生的动态的建构过程，并以文化工具消弭或缓解族群冲突。

主题：当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

主讲嘉宾：关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0年6月18日(周五) 晚上19点-21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网友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世界杯很火热的夜晚，看到大家来到燕山大讲堂。今天所讲的话题是：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这个话题大家可能都知道一点，但基本上都搞不清楚。为了这个话题，我找了关凯老师的书及很多文章都来读，但还不是很了解。

关凯老师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曾经是国家民委工作人员。他从实际经验入手再转入理论研究，所以他的研究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及启发性。我这里有一本关凯老师的书《族群政治》，以这个标题为书名的书，在汉语世界中是唯一的。

非常凑巧的是。在讲堂确定了请关老师讲“民族”问题，预告发出之后，在6月13号，社科院文学所的亚洲文化论坛，请来了台湾的陈宜中讲国族浪漫主义。（台湾把民族说成是国族）陈先生讲到二战前德国的反西方思潮。当时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反西方，主要是反相对强势的法国和英国。民族浪漫主义以一种弱者哲学呈现，把所有的不顺利都归罪于给西方，以“反西方”、“独特道路”之名为国家扩权。他分析了我们中国现在的处境，认为我们现在当下语境中的民族主义是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成分。我不多说了，掌声欢迎关老师。

作为知识想象的民族问题：民族会消亡吗？

关凯：谢谢大家。我来谈这个话题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叫“想象”？我们对民族的认知里，民族是一个实体化的，但它可能还是一种知识的想象。所以我想在开始时，用一个小的序言展现民族问题如何成为一个知识问题。

我们知道，在各种各样的学说中都有一种知识想象。人类社会基于民族的差异，最终会消亡。马克主义理论是这么叙述的：在民族消亡时，人类就真正成为了大家都一样的大同社会。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71年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4大上宣告：“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苏维埃民族已经在苏联国境内形成了。”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最后一次重申这句话。我们知道，从勃列日涅夫开始讲这个话，到苏联这个国家的名字都不复存在了，只有20年的时间。这是社会主义的例子。

看看资本主义的例子：1992年福山一本很有名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也预言在冷战结束后，人类的历史将走向终点，人类社会将实现大同。美式的民主将成为所有国家都遵循的制度，从此产生人类的大同社会。他虽然没有直接叙述民族，但是在这样的假设下，民族的差异已可忽略不计。

这些预言我们都很熟悉。然而这种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论逻辑的预言应验了吗？

现象一 满族的变迁：一种自下而上的构建

（图说：历次普查中的满族人口）

今天第一个案例，我们讲满族。通过这个案例来谈民族如何由一种自下而上的顺序被社会构建起来。

这是几年前我在网络上搜寻各种网友，特别是满族网友，博客中的一句话。文字写得很美，实际上也展现了新一代满族人的精神反思。他在：“在最近的一百年，我们丢弃了优秀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下一步丢弃的将是我们的血脉和生存本身。过去的四百年来满族人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忠实的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我们的汗（皇帝）。”这是很有思想深度的网友直白。

离开这样的叙述，从人口统计上来看满族这些年的变化：建国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953年，满族有240多万人；11年后的人口普查数据满族有270多万人，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增长。198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00多万。一个突变马上来了：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满族的人口总数上升到900多万接近一千万。1982年到1990年八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28%。我们也知道，1982年后是中国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代，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人口增长。2000年时满族人口就超过了一千万，跃升为中国第二大民族人口（第一大是壮族）。人从哪里来？我们要通过调查来看这件事如何发生。

中国民族区域的自治制度建立于1950年。但即使满族在50年代依然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集团中规模较大，但却没有自治单位，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任何自治单位。因为很多人提意见，认为满族已经基本上汉化掉，去搞自治没有意义。

这种情况在1980年的中期有所变化。党内专家李维汉去世前写了一封信说到，没有给满族建立自治单位，是他一生中做民族工作的缺憾。因此自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建立满族自治单位，有13个满族自治县在五年间建立起来，第一个就是努尔哈赤起家的新宾。

在建设过程中，也不仅仅是行政制度的设立，同时还有其它的制度安排。满族在清末已有400万人口，为什么到了建国才200多万？是因为“排满”运动，很多满族人隐姓埋名了。当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民族政策讲民族平等，可以恢复民族身份，于是很多人又恢复他的民族身份。最有名的就是老舍。费孝通讲过，老舍先生原来是满族他都不知道。

然而在民族身分恢复过程和区域自治单位的安排上有个技术性的问题：尽管东北、河北都有满族聚集，但如果要成为自治单位有一定的人口要求。很多地方最初的人口数字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所以就发生大量的地方人口更改民族成份，从汉族改成满族。我们讲一个案例。

“山东满族人”——民族身份的认定： 被国家叙述淹没的草根话语

1936年日战时期，日本人在乌拉街镇设了公安式的警察所，进行当地的人口普查并登记民族成份，是我的表格第一个数据来源。当然行政区划分有些变化，但是很小，大体上没变。我把这些数据和建国后的人口普查数据依时间序列分析了这个社区总人口的满族和汉族比例。在1936年时，大量的移民进入这个社区，汉族人口已占据60%多，满族是30%多，二者相加是100%。当然也有其他像蒙古族等民族人口，但为数不多。（乌拉镇人口的民族构成统计图）

然而之后，这两个比例都同时下降，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占据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时面临一个问题：日本人不喜欢吃东北的传统作物，必须要吃水稻。但当时中国的东北农民不种水稻，要靠朝鲜半岛的居民教种水稻，所以大量的朝鲜半岛移民进入到东北，影响社区的人口结构。在这个时期朝鲜族移过来后，满族和汉族人口比例都同时下降。解放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1953年到1964年间，汉族人口上升，满族人口下降。为什么？因为当时传说河滩上随便就可以捡到野鸭蛋，自然条件非常好，吸引大量的自发移民进来。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82年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已经下降到20%多，而汉族人口已经上升到70%。

但在1990年人口普查时发生逆转：满族人口一下子上升超过了30%，而汉族人口下降到60%多一点，为什么？因为有将近10%的人口从汉族转到满族的身份登记之下，所以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显著的变化。一直到2000年人口结构改变的幅度虽在降低，但趋势没有改变，满族人持续上升。在社区里面，40%居民的民族成份是满族，而汉族下降到50%左右。实际上调查中还有很多记录，可以看到派出所登记里面特乱：父亲是汉族，母亲也是汉族，孩子一个满族，一个汉族，各种各样的案例都有。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民族认同、正式身份是国家给予的。但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你家从哪里来、你是什么族，你的邻居肯定知道。你可以骗得了政府、可以骗得了外人，但唯独骗不了社区的熟人。而当这个社区是真假满族并存、很多人使用满族身份证但实际上并不是满族时，草根阶层就会开始他的文化创造。这些人给自己找了一个自称。当别人问你是什么民族，他会说，我是山东满族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创造。祖籍是山东的，肯定不是满族，但山东满族却形成一个新的族群，把所有尴尬全部解决了。实际上，当国家以民族成份作政治身份时，民间的文化制度会对这个族群身份进行更深一步的识别。这个案例的意思是说，中国社会中的民族身份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不仅包含了正式政府规定的身份系统，也包含了许多民间的创造。民间应对各种因身份混淆带来的问题时，会有很多文化发明：通过自己建造一套文化制度，来解决一些问题。 这就是“山东满族人”称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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