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档案揭开黄金运台真相

——访《黄金秘档》作者、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
日期：2011-05-21 作者：秋浦 来源：文汇报

 

《吴嵩庆日记》  吴兴镛

吴嵩庆（1901-1991）实业家（右三）。浙江镇海人。上海浙江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毕业。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航空委员会经理处长等职。去台后创建"中国钢铁贸易公司"、筹组"中国钢铁研究所"。曾任台湾唐荣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有"台湾钢铁业元老"之称。  

 

台北“国史馆”档案《中央银行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  吴兴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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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国库黄金运台是一段隐秘的历史，向来众说纷纭。2010年初，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以尊重史实、还原真相为理念，追踪了国民党政府把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总值约当年的4亿美元密运台湾的史实，含旧有及最新公布密档（包括《蒋介石日记》）、吴嵩庆战时军费记录、亲历者的口述及各方史料，综合交叉论证，以还原60年前的真相。
    
    本书作者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黄金运台重要人物吴嵩庆的儿子，他从父亲的军费密记入手，十余年来在海峡两岸和国内外的档案馆、报章杂志及网上搜集资料，并寻访与运金有关的亲历者和目击证人，颇得许多第一手资料，2007年在台湾出版《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迭有好评，被称为有关黄金运台“最详尽客观的著作，是近代史必备的参考书”。此后作者又结合2008年公开的内战时《蒋介石日记》等，再对照台湾已公布的《蒋中正档案》及其父吴嵩庆的军费密记和亲访目击证人等，综成此书，堪称唯一一本关于黄金运台的全纪实。
    
    吴嵩庆的战时军费密记详细叙述了1949年下半年败退中的国民党军的战费困境，提供了极难得的第一手军费资料供史家参考。军费密记里所提到的将领和政治人物，也是国共内战史中生动的关键人物。本书文字平实生动，史料丰富，图文结合，特别是展现了诸多第一手资料的复印件，极富历史真实感。

    秋浦
    
    接过吴兴镛的名片，笔者心里不免有几分诧异。眼前这位清癯儒雅的学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教授，而他签名赠送的《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则是一本纯粹的史学著作。医学教授为什么对历史研究感兴趣？隐秘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谜团又是如何解开的呢？带着几分疑惑，笔者与吴兴镛进入了话题。
    
揭秘的缘由
    
    “先父当年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是大陆黄金运台的经办人之一。”吴兴镛的一句开场白，道出了揭秘的由来。
    
    1996年，吴兴镛闲暇之余检视父亲遗留的日记，惊讶地发现日记中记有1949年前后大陆黄金运台的情况。为了读懂这段历史，他赶忙查阅相关文献，结果只找到几篇零星的回忆文章，黄金运台的详细过程与数量都语焉不详。于是，身为医学教授的吴兴镛，以父亲的日记为线索，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跨海越洋，往返奔波于上海、南京、厦门、台北和洛杉矶等地，查阅档案文献，并寻访当年大陆黄金运台的亲历者，终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据吴兴镛考证，当年被蒋介石分批运走的黄金有400万两左右，另有与300万两黄金等值的银元和外汇，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这批黄金储备为台湾地区当时的经济稳定和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年11月，“台独”大佬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高喊“去中国化”，公然歪曲历史，信口雌黄地说当年国民党政权败退时，并没有把大批大陆黄金运抵台湾，运金船只早在扬子江就沉没了。吴兴镛闻听此言，当即在洛杉矶召开记者招待会，以父亲的日记为证，驳斥李登辉的荒谬言论。这件事对吴兴镛的触动很大，他决定以自己历年收集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档案、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蒋介石日记以及家藏先父日记为史料依据，撰写一部关于大陆黄金运台的历史专著。“台独分裂分子的谎言混淆视听，使人顿生‘时不我与’之感，要赶紧把60年前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还原给海峡两岸的老百姓。”吴兴镛在追溯自己的写作动机时，话语中明显地透着一个海外华人的良知。
    
夜幕下的上海滩
    
    1948年的秋天，蒋介石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开始计划向台湾撤退，后撤行动是以转移国库黄金和故宫文物为先导的。其中，国库黄金是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准备金，以及部分用“金圆券”从老百姓手里强制收兑来的，必须秘密转运，一旦消息外泄，势必造成市面恐慌，民怨沸腾。
    
    1948年12月1日，午夜时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奉蒋介石命令，从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搬出库存黄金，送上停泊在黄浦江码头的“海星”号海关缉私舰，在海军“美朋”号登陆舰的护送下驶往台湾。这是蒋介石首次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
    
    这次绝密行动还是被外界意外地知晓了。一位下蹋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的英国记者当晚正临窗而立，伴着黄浦江的潮声，思索着有关中国时局的种种传闻。他忽然看见有一队挑夫，两人一组，抬着沉重的箱子，从中央银行大楼方向横穿马路，一步步挪向黄浦江边的海关缉私巡逻舰。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他判断如此沉重的箱子里面装满的必定是黄金，于是大胆地向伦敦发出一条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很多年以后，旧中国海关美籍总税务司李度也在文章中回忆：国民党政府对海关的依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黄金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夜幕下的上海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英国记者的判断正确吗？美国人的回忆准确吗？吴兴镛颇费踟蹰，迟迟未敢落笔。“我是研究医学的，习惯用客观证据说话，”吴兴镛强调说。庆幸的是，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刊《民国档案》公布的一则史料中找到了答案：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
    
    1948年11月29日
    
    谨密呈者：
    
    上周据台处沈代表祖同来局密洽,已奉钧座密谕,向职局接洽移动库存准备金项下之一部份黄金至台北存储,当经面请钧座核示移动办法。……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纯金贰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陆。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通知，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
    
    这份关键档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里正是在运送国库黄金。首批运台黄金的准确数字是774箱，共计2004459.506市两。
    
    1949年1月2日，中央银行再次奉命从上海经厦门向台湾运送黄金，仍然由海关“海星”号缉私巡逻舰运送，由海军另派“美盛”号登陆舰护送。《民国档案》公布的另一则史料为吴兴镛解开了谜团：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
    
    1948年12月31日
    
    谨密呈者：
    
    奉面谕应将现存准备金项下之金银设法装运厦行保管，等因，自当遵办。兹已向海关洽妥“海星”巡舰一艘，准于明晚密为办理装运手续。计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计重纯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两；银币一千箱，计四百万元。并请海军总部派“美盛”舰随同护运。……查该轮须于明日(元旦)夜间开始装船，翌日(二日)清晨启碇。
    
    依据这份档案，吴兴镛确认第二批从上海运出的黄金为151箱，计572899.487市两；银元1000箱，计400万元。另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记载，这批黄金在厦门鼓浪屿暂存一个月后，全部转运台北。
    
“预支”军费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直逼南京，桂系乘机向蒋介石逼宫。四面楚歌中的蒋介石准备辞职下野，但心里仍念念不忘国库剩余的黄金。这一次，他施出了一招“障眼术”。
    
    1月上旬，蒋介石密召吴兴镛的父亲、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的吴嵩庆，令其设法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秘密协定，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剩余黄金先行划拨到联勤总部财务署，作为内战的“特别准备金”。
    
    面对蒋介石的“狮子大开口”，财政部长徐堪犹豫不决，中央银行内部更是意见分歧，他们深恐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蒋介石为了赶在自己下野前运出国库黄金，特地派遣蒋经国前往上海，向中央银行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吴嵩庆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吴嵩庆日记》简要而又准确地记载了这一过程：元月八日  星期六为特别准备金事拟报告，与总司令核定。下午，赴傅厚岗向徐部长接洽，即由可公面报批准。六时许，至主计部商定，即成定案。有此准备，差可放心。
    
    元月九日  星期日
    
    昨夜因准备金案办理未妥，甚为焦虑。嗣想即照规定先支半数，今晨即照此方案准备，征得总司令同意，即晚赴沪接洽。
    
    元月十日  星期一
    
    多时不坐夜车，眠未稳。晨到沪，张主任来接。早点后即赴襄阳南路徐府，接洽后即驱车至央行与俞刘两总裁、发行局梁陈二局长、业务局王副局长等洽办。下午持“草约”再至徐府，知预支事已得谅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订约事告一段落，上午决定“草约”及手续，下午取来。
    
    与此同时，蒋经国也在上海穿梭行动，与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洽商，从空军抽调12架C-46大型运输机，负责执行秘密飞航台湾、厦门的空运任务，请海军派出“峨眉”号、“昆仑”号等数艘军舰，负责海路载运任务。
    
    1月中旬，蒋介石从国库“预支”的军费，计90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和外汇7000万美元，分别由空中和海路运至台湾和厦门，存放在联勤总部财务署台北金库和中央银行厦门分行鼓浪屿地下金库。其中，运抵厦门的黄金点收时为99万两，凭空多出了9万两。经手此事的吴嵩庆不由得感慨中央银行真是混乱至极，竟然为蒋介石多“预支”了9万两黄金的军费。
    
    关于运往厦门黄金的最后去向，吴兴镛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中查到一份清单——《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得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分8次将这99万两黄金直接拨付给联勤总部财务署。“按照父亲日记的记载，这笔由蒋介石单线联系我父亲的钱，主要是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和兰州的作战。有80余万两用作了军费，剩余的最后一并运往台湾。”吴兴镛介绍说。
    
幕后操纵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政府军政大权的控制，在住所设立了7座电台，通过自己多年培植的派系势力实施幕后操纵。蒋介石担心尚未掏空的国库会被“代总统”李宗仁所控制，想先下手为强，于是主动出击。《蒋介石日记》中有多处记录：
    
    1月27日
    
    约见林崇墉，谈中央银行现货运厦门，闻刘攻芸有难色，殊为疑虑。
    
    1月28日
    
    令悔吾（郭忏）来见，处理上海中央银行现款运出之指示，并决定固守江防。
    
    《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蒋的“忠诚干部”，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熟知央行内幕；刘攻芸为新任中央银行总裁，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出身，属于学者型官僚，对黄金运台持反对态度；郭忏为联勤总部总司令，忠实执行蒋的意图。蒋介石试图内外夹攻，迫使中央银行就范。
    
    此时，卸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也不甘寂寞，继续为下野“总统”蒋介石效力。1月28日，俞鸿钧从上海致电蒋介石，报告国库库存详情：
    
    沪国行存金尚有82万余两，银元2600万元，以前因存兑金银，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现在政策变更，无此需要，亟宜早日运出，免滋延误。除密洽刘总裁迅办外，拟请经国兄电话催办。
    
    蒋介石获悉中央银行老底后，心里更加着急，频频调兵遣将，以各种名义向中央银行索取金银外汇。1月30日，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奉命一同抵沪，与军需署长吴嵩庆一起，一次即向中央银行索取三千万银元，名义是落实蒋介石下野前决定拨给国民党军队的抚恤金。
    
    刚刚上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采取拖延战术。双方僵持之际，又是俞鸿钧奉命出面当说客，对刘攻芸施出攻心术，晓以利害，极力劝说刘倒向蒋介石一边。刘攻芸终于动摇了，同意向蒋介石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逐渐运往台湾。
    
    2月5日，刘攻芸下令从中央银行国库拨出12万两黄金，由中央航空公司专机运往台北。谁知事机不秘，被香港《华商报》曝光了。蒋介石十分恼火，随即派出自己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率领从空军抽调的七、八架飞机，执行从上海空运黄金至台北的任务。
    
    蒋介石一边紧锣密鼓地策动往台湾运送黄金，一边密切关注“代总统”李宗仁的动向。2月8日，蒋介石风闻李宗仁正在设法控制中央银行，立即派遣侍从秘书周宏涛乘专机飞赴上海，向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当面打探虚实。《蒋介石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2月8日
    
    派宏涛赴沪，指示中央银行处理要务，以李急于夺取该行也！
    
    2月10日
    
    宏涛自沪回来，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此心甚慰。
    
    2月17日，上任将近一个月的“代总统”李宗仁，发觉国库黄金已被大量运往台湾，立即下令禁止中央银行金银外运，随后又鼓动立法委员发起动议，要求中央银行将运往台北及厦门的黄金运回，而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对此却表示无能为力。李宗仁知道，这一切都是蒋介石幕后操纵的结果。5月4日，已经无法维持局面的李宗仁，无奈之下给蒋介石送去一份备忘录，详细说明自己主政以来的种种困难，希望蒋介石不要干涉政事，早日出国，并将所有移存台湾的金银外汇运回。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哀求根本不予理睬，在回函中对幕后操纵一事矢口否认，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
    
    中在职时，……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而进行。且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个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违反法纪也。
    
掏空国库
    
    1949年5月，上海战事正酣，中央银行国库还存有20万两黄金。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将国库彻底掏空。
    
    5月15日，已经转移到舟山群岛的蒋介石，再次派蒋经国返回上海，借参加党务联络会议之际，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传达旨意。汤恩伯当即打电话要求中央银行即刻查报库存黄金银元数字，然后又向中央银行下达了一纸手令：
    
    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务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继续提用。
    
    此致
    
    中央银行
    
    汤恩伯亲笔（5月15日）5月16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一大早即派人来到中央银行，声称必须于当晚提取黄金和银元。此时，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已避往广州，业务局局长林崇墉出面召集行务委员会临时会议，讨论了一整天，无法做出决定，最后用长途电话向广州的刘攻芸请示。刘攻芸含糊其词地表示：交业务局办理。
    
    5月17日，深夜时分，上海外滩戒备森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一名军官带着一队士兵和6辆卡车直驰中央银行提取黄金。中央银行遵命将业务局、发行局、国库局全部库存黄金和银元数量总清单，以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分清单呈上，并依照清单逐一点交，合计交出黄金192029.743市两，银元146万9000元。带队军官指挥士兵直接进入金库，将整箱整桶的黄金银元扛出库房，装上卡车，迅速消灭在夜幕里。
    
    至此，中央银行国库被彻底掏空了。
    
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证出来的
    
    吴兴镛以平缓的语气，清晰地叙述着这段隐秘的历史，每当说到关键之处，总不免要着重提及自己所依据的档案文献，俨然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
    
    吴兴镛为了真实地还原黄金运台的历史，跨洋越海查找档案文献，前后历时10年。2008年9月，吴兴镛专程趋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那次他邂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资深民国史专家杨天石，两人相邀在一家中国餐馆把酒叙谈，杨天石不禁为吴兴镛的执着而感动。吴兴镛著作付梓之际，杨天石欣然为之作序，称这本著作数据详备，考证精细，“堪称迄今为止关于此一专题最好的学术著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学者的评价并非故作溢美之言，因为这本著作有翔实的档案史料基础。”
    
    据笔者统计，吴兴镛在书中直接引用海峡两岸所藏民国档案29件、《蒋介石日记》141则、《吴嵩庆日记》130则，同时他还访问了许多位亲历者或参考其回忆录。的确，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证出来的，如今这句话被一位淡泊名利的医学教授揭破了。
    
    （本文作者供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兼任《中国档案报》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