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辐射避难所存档:迟志强：我的“流氓罪”和情感轨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3:46:55
迟志强：我的“流氓罪”和情感轨迹
[导读]在南京市档案馆，至今静静地躺着一份卷宗，号码是：84刑字-8182。牛皮纸的外壳上，姓名：迟志强；案由：流氓。
◎迟志强（右一）与陈冲等合影
◎文/张力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说到“严打”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是我的思想超前了，那个时候去跳舞是超前了。你跳什么舞？你一个演员好好排戏就行了，跑到家庭舞会去跳什么舞啊。你跳舞让别人知道，让邻居知道，人家觉得很别扭，是不是。它这个东西都没经历过呀。
特别是在人的情感方面，那个时候还比较保守，也不是说你开放了，你就是进步，不是这个意思。但当时你如果跳跳舞，跟女孩表现得亲密一点，那就是大逆不道，就很可能成了“严打”的对象。
正是作为一个演员辉煌的时候，周围太多的态度，惋惜、同情、唾弃，我看到读到的，更增加了内心的沉重，丢人哪，愧对江东父老，深深陷在那样的情结里。
说出这番感慨的是迟志强，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人都会记得他；只要是熟悉那些当年举国热映的电影，就会熟知他。同样，也会听闻他急转直下的命运，从影星到流氓犯，相当一段时间，他那些越传越离谱的故事，成了街谈巷议的反面教材。
◎迟志强剧照
“李艳丽把你的作业本借我抄一下”
我们小学的时候不上学，正是“文革”期间，摧毁了很多思想和文化，反反复复罢课、复课，没学到什么东西。
革命归革命，但思想好像又很封建。那时候男孩女孩不讲话，小学还好一点，天真哪。一进入中学或者是小学五六年级以后，就有“三八线”了，一般都是男女生同桌，这样的话，唰，你的胳膊肘不许超过我这个界线。
那个年龄，也是青春朦朦胧胧，对异性产生兴趣，甚至爱慕，但绝对是一种罪恶感，在这种罪恶感下面它不敢表露，也不可能表露。中学的时候，十几岁，如果说这个男生对那个女生有爱慕之心，那个时代也会产生这样的情感，他的流露只是多看她两眼，偷看两眼，胆大一点的，写张小纸条，哆哆嗦嗦地想好几天，想半个月，甚至想一年，这个纸条都没有给到这个女生手里，写了不敢给。或者说用个什么办法呢，说“李艳丽把你那个作业本借我抄一下”，要不然去跟人借个笔。这样找机会说话，最多了，已经达到极限了。男生说把你的橡皮借我用一下，女生说讨厌。这心里互相就相当紧张了。
暑假一个月，寒假一个月，像现在寒假、暑假出去玩儿，大家会联系，那时候没电话，就是有，恐怕也不联系，都是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在一起。第二天开学了脑子里想的就是她，那个好看的女同学。她经常穿白衬衣、蓝裤子。我会想一个假期过去了，她变成了什么样。说到那种想也就是想见她，你说有别的想法，那不可能，丢人哪。这种心思也不能让别人发现，只能偷偷看看，噢，她来了。她呢可能也感觉出你挺喜欢她。
就是一种兴奋，多看一眼就是个幸福。我从来没有表示，跟她借过一次作业本，就借过一次，哆哆嗦嗦地借，她呢也紧张，连看都不看就把本给我。借本干吗，实际就找这么个机会，好像属于她的东西拿到我的手里了。哎呀，这是她用的东西，实际就是一种爱慕的心情。
我也能感觉出，就是她不烦你，甚至也有点喜欢。但是女孩子天生的那种腼腆，加上当时的禁锢，好女孩根本不会对你表示。连话都不讲，男女生互相都不讲话。
喜欢我的女孩肯定有，但是我那时候比较专一地就去想这个女生。我在学校跑百米11秒多，当我参加区运动会，站在起跑线旁边准备的时候，隔壁班的女生都跑去看了，甚至有个非常胆大，我看她在旁边跟谁招手呢，明明就是跟我招手，她叫我过去一下，我好紧张。心怦怦乱跳，我知道她是隔壁班的，她本来不能进入场内，我过去说在比赛呢有什么事学校说啊，她就说好好跑，好好跑。第二天再到学校，她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就好像互相又不认识了。
我篮球打得好，投篮准，女同学那时候聚在一群都敢大声喊好，一旦你打完篮球，再碰见她们的时候，都不说话了。她可能喜欢你，但是很害羞。
到我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同学都羡慕啊。这个送给你一个本，那个送给你一支笔，这就是相当好的关系了。但是再升华一点的，那送的本就精致了，甚至里边有夹手绢的，那时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了。而她给我送的礼物呢，不但是很精致的笔记本，还有一支非常漂亮的钢笔，那就太隆重了。那个时候那一支钢笔多珍贵呀，有的同学从上学开始到毕业可能还没有一支钢笔，用的就是蘸墨水的笔。那个时候才挣多少钱，一家人50块、60块人民币，养一家七八口。
后来我跟我这个中学的女同学，是在拍完电影《创业》以后就好了。也是因为两家很近，经过家庭的撮合这个形式。就是一直爱慕的那个女同学。
那时候的女朋友正式介绍并确认了以后，就像自己的未婚妻一样了，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一件事。只要两方面都点头同意了，那这就是你的女朋友了，甚至就是你的终生伴侣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观念，谈恋爱就等于订婚了，你要是吹一个女朋友就像现在离婚，比现在离婚还严重。
◎迟志强在电影《小字辈》中的剧照
拍《艳阳天》的剧组也有过绯闻
记得拍摄《索伦湖》深入生活的时候，早起三点半，生产队的这些男男女女组成突击队，我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也要参加。这个村里有个体态偏胖的小姑娘，那时候也不吱声，她跟演员也不敢讲话。她干得是热火朝天，她在我旁边，我割麦的时候刚学啊，一点点地割，人家那是刷刷刷，小姑娘几下就割出十多米，真熟练。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崇拜，就看她撅个小屁股在前边喳喳喳的，我感觉太美了，真美。
在这个劳动中，我现在回想，特别喜欢她，也许她也喜欢我。她干到地头以后回过头来又割我这一趟，看我快离近了，一转头又弄她那另一趟去了。等休息的时候，我看这姑娘怎么看怎么漂亮，就是那个劳动的美。
后来选群众演员，我着重推荐她。等深入生活完了，她跟着一帮农村姑娘来当群众演员，这时再见到她，头上弄个小花，还用什么黑的炭把眉毛描一描，弄点红的树叶什么的，把嘴上弄红，我一下子觉得劳动时的那个形象荡然无存了。可见很多时候人的美好感觉离不开特定的时间空间。
在深入生活的过程当中，剧组里也会产生男女感情，但那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过也还会让别人能感觉出来，比如某某对某某稍稍关心一点，大家都在一起田间地头或者工厂车间，都是铝饭盒，一半饭一半菜，吃饭给他多端一点，或者给他多夹点菜，那就是一种好感的流露。她对你好，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给你拨一下子菜就走了，也是表现爱慕。
虽说是正当红的青年演员也不敢公开谈恋爱。那个时候你如果公开，或者让人家知道了你们俩在谈恋爱，是不允许的。第一，工作时间怎么能谈恋爱呢？第二，你跟党支部汇报了吗？党支部同意你们谈了吗？要经过党支部研究，要经过领导批准。要审查，你是什么成分，这是为你们负责，他出身地主，你出身贫农，你怎么能跟他谈恋爱呢，将来你们家能同意吗？
拍《希望》的时候，我们那个女演员对我是太关心了，我脱下来衣服放那儿以后就找不到了。等我一看，那不是我的衣服嘛，咔嗤咔嗤，满头大汗在那儿洗呢。是一种温暖。也不敢去说，一说别人听见了她怎么给你洗。她也是偷着洗，偷着洗完了偷着晾在你的房间附近。
同时有另外一对，领导发现了，分头谈话，怎么回事，偷偷谈恋爱。男的说可能她对我就是好一点，就是好吗？要注意影响，有影响别人看不惯。你说放在现在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但是别人看不惯，那就不行。那二位可倒霉了，开批判会，摄制组集中起来，对这种追求资产阶级享乐的思想，展开批判。我说的这是1976年的事。
参加《艳阳天》的拍摄，开始大概半个多月，换了两个演员。就因为他们两个有点恋情，仅仅一点点的恋情被发现了，双双开除出组。角色就不演了，你想那时候演一个主演呐，那是多不容易，结果紧急调回厂，我们厂调另外的演员。那时候我看了害怕。
开批判会，我还是个少年，只有听的份，就看那些大人们啊，怎么思想能这么肮脏。批判的人气愤地说，回去要好好想想，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侵蚀到你们的灵魂深处了，你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当时我觉得对啊，可不能犯错误。吓得我以后都不敢多接触异性。那时候谈恋爱要经过组织的批准，跟党组织汇报。像公共场所牵手、拥抱、接吻，这些个连想都甭想。
◎在剧组里的青年迟志强
你能回一个字都是我最大的心愿
让我一下子红起来的，全国观众都知道了，就是1979年拍摄的《小字辈》。
那时候一个演员出名了以后，判断你出名的程度就是接到多少观众来信。我们团年轻演员里我的信可能最多，长春电影制片厂偌大一个单位，都要到收发室取信件，演员剧团的最多，剧团里我的信最多，每天一大摞，全是观众来信。
信上都怎么写的呢，反正基本上就是喜欢你，迟志强你那个戏我特别喜欢，比如说看你的《创业》，看你的《济南战役》，哎呀那个英雄形象激励着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种语言。这都是80年代初前后。
群众就是到长春电影制片厂门口等着，看这些演员下班出来，想看“李向阳”郭振清，看“松井”方化，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李亚林，看刘世龙，看《英雄儿女》的王成，看看《小字辈》的迟志强，都聚到那儿看。
你走到街上，有的时候我回家要坐有轨电车，嗒嗒嗒那种有轨电车，只要一上去，迟志强，他小声说，大家都知道，他就看着你。有时候你要是上街被认出来，他一个认出来，两个、三个跟着你，越跟越多最后能把你围起来，那个年代围观成风。他就看着你。有一次我在哈尔滨秋林公司买东西，那是交通警察帮着疏散，完了以后带着我就跑。
包括一些女孩儿给你写信，表达爱慕之心。哪能回呢，不可能回。她不会说我爱你，就说能给我回一个字都是我最大的心愿，朴实到这种程度。
◎找到感情归宿的迟志强
家庭舞会拉上窗帘，邻居举报是流氓窝
1983年初我在南京拍《月到中秋》的时候，有一批演员，二十多人到南京参加活动，给我打电话。我帮他们借车，找到军区一个领导的女儿。
因为我要表示我这人热情不是嘛，这么多人要送到机场，那时候开始坐飞机了。我在这儿排戏，一个当地朋友给我介绍了军区一个领导的女儿，这个女军医神通广大，借来了红旗轿车，再加上面包车，那时候大街上只要是跑的轿车都是公务车，军区、省政府、市政府的，有“上海”、吉普车，半天过去一辆。
所以我借了这么好的车来送朋友，你想面子多大。另外我还得感激一下人家，人家不用你感谢，说迟志强还要感谢你呢，没有你我们能见到这么多明星吗，而且还跟他们留了影，哎呀，我高兴死了，大姐请你。就这样认识了。可能人家到香港啊，到哪儿去看到了，回来也学着搞一个家庭舞会，这个家庭舞会呢男女的距离很近，不像交际舞，一只手举这么高，一只手在这儿那么跳，他们这个舞就是搂得紧了一点。
当时跳舞的环境，比如说在谁家里这么个房间，那就不能让外边人看见了，要开着灯，必须把窗帘拉上。一台卡式录音机，双卡的就更高级了，声音也不一定好听，摆这么个录音机在桌上，家里能有的椅子都拿出来。一个房间空起来，把桌子什么往边上推一推，摆一圈椅子大家坐那儿。
没有饮料，高级一点的有茶水，就是这么单纯跳舞。因为太新鲜了，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呀，就是反复地这么跳。因为是一男一女，搭配起来有吸引力，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当然我还要排戏，还要工作，我大概参加了三次。
我有这么个机会接触到他们，没有借车也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参加过一次舞会以后，当时年轻都想玩啊，而且也新鲜，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接触不同的女孩。那时候都坐那儿，就我一个演员，其他人都是些朋友或者是干部子弟。很文明，她走到你旁边上，说来跳吧，还羞羞答答的。
一旦接触了，大家都在跳，谁也不看谁，就闷头跳自己的。这样慢慢地就熟悉了，熟悉了也就不哆嗦了，不紧张了，就开始交流。因为我这个身份比较特别吧，大家都挺喜欢跟我跳。个别的语言跟你更亲密一点，甚至说约我到她家去，更进一步熟悉就有了些肢体上的接触，甚至是感情的迸发。
有个姑娘，比我小一点，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跳舞的时候，她小声跟我说，没想到能跟电影明星一起跳舞。两支曲跳完，她借贴面在我耳朵边说：明天上我们家去吧，我家没人，就我自己。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听到后面这句潜台词的感受，心突突突狂跳不止。我已经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知道这一去大概会发生什么，心里又渴望又害怕，一个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早醒了，坐立不安，盼着约定的中午时间赶紧到来。
背着剧组的人，我像特务接头一样，来到约定的鸡鸣寺附近的公交车站，她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一见面，她把我的手一拽，三拐两拐就往她家快走，一路上两人一句话都没说，我紧张得连她家是什么样的房子都不记得了，她的紧张程度也不亚于我，两只攥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门一开，一进房，她就把我抱住了，当然，我也抱住了她。
◎1988年在杭州结婚
按流氓罪处理，否则全国人民不答应
是因为进入80年代了，风气变了，各种流行多起来了，我才敢去跳这个家庭舞会。但是没想到咣当来个“严打”，我们这些人都定成了流氓罪，包括那个姑娘，判了她五年。据我所知，后来抓这些人是因为邻居举报，说是流氓窝，说是什么裴多菲俱乐部，一天天的靡靡之音啊。比如放的
邻居的警惕性很高，想象力也很丰富，说你拉上窗帘能干什么，肯定是乱搞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呢。
刚把我投进县看守所小屋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个人，他是判了死缓，罪因是偷看了女厕所。
按说“严打”对象是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抢劫、杀人、强奸、破坏。我的印象中流氓是打架斗殴、调戏妇女这样一些行为，而我们都是朋友，在一起跳跳舞，或者说出格的，跟某个女孩动了感情，而且是她主动。那时候我也是血气方刚，没有结婚。那种对异性的新鲜，追求向往，有那种不由自主的迸发。
虽然那时候我有女朋友了，并不是说不爱她，但对这个诱惑应该说我没有顶住。我愧对江东父老，愧对长春电影制片厂对我的培养，愧对家庭，愧对女朋友。当时就这样想。
公安机关本来经过调查，认为没有受害人，顶多是生活作风问题，送回厂里教育。长影厂已经派人千里迢迢来接我了，派的是保卫处长刘世龙，《英雄儿女》里演王成的。他在路上要两天，就在他来接我的途中，一篇报道出来了，白纸黑字大标题：银幕上的明星，生活中的罪犯。是中央级的报纸，把事情给夸大了，把这种朋友之间的行为，变成了兽性、强暴、狰狞的这么一个面目。我们的百姓朴实，相信国家的报纸登的都是真的。
这个记者以不正常的手法采访过我，他说是公安机关上级领导派来的，了解一下你的思想。我就极力检讨自己，贬低自己，说是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追求奢华享受。尽量贬低自己，承认错误，为了能快点回单位呀。没想到他利用我这种检讨，在报纸上说这个不要脸的演员，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败类，写我如何纠集一伙人，把姑娘们带到红旗轿车中，集体淫乱、轮奸等等。报纸一出，举国哗然，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赶快枪毙！
不清楚情况的人从四面八方纷纷给公安机关写信，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迟志强一定要严惩，太可恨了。
公安局压力很大，打电话到我们单位，说现在不行，不能再提放人的事了。还是我们厂长水平高，他打电话说，既然已经决定要放人，就说明事情不严重，怎么能受舆论的左右呢？对方的回答是，不行，迟志强暂时不能放。后来又追加一条：迟志强的“红旗轿车案”按流氓罪处理，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
◎让他感到幸福的妻儿
追求她的人表态，不追究你跟迟志强的过去
流氓，多难听的两个字，我觉得非常恶心，落到我的头上，真是最让我难于启齿的。四年之后，前途一片渺茫。多丢人，太丢人了。被单位开除，判刑入狱，女朋友也立即跟你吹灯拔蜡。
但是话说回来，我毕竟跟别的女孩有关系是不是。我对不起我的女朋友，再加上这个报道，人家当然要跟你吹了。我这时候的想法一是太苦了，第二就是对不起人家。她那段时间怎么承受过来的，那个压力得多大。
因为你迟志强不是一般的人，如果就是两个人在哪个小区，或者哪个工厂认识，再大的事情顶多是很小的范围。而她的单位都知道她跟电影演员迟志强好，两人马上要结婚了，她单位的人我都特别熟，都是好朋友。因为那时候经常飞来飞去的，她是空中乘务员。我听了她说要吹的意思以后，立即给她写了信，我说吹了我同意，实在实在对不起你，希望有生之年我能弥补多少就弥补多少。你跟周围的人怎么说我都行，不要有什么顾虑。那个时候我所考虑的，真是除了考虑她，就是考虑我们家，家人为我承受巨大的压力和耻辱。
之后和她一点联系都没有了，杳无音信，一直到现在。几年后经过她单位，因为我还要坐飞机，飞机上的乘务员还是她那些姐妹，小心问起她的情况，她们说当时她人瘦了很多，憔悴了，也不飞了，后来就匆匆结婚了。因为那个追求她的人表态，我不追究你跟迟志强的关系。
那是1986年4月17日，由于我在狱中表现很好，减刑一年半提前释放。给我做的鉴定是：迟志强属于在运动当中处理过重，建议重新回厂。所以我还能够回到长影厂，做打杂的工作。
认识我现在的爱人，是她出差到长春，去的单位在我们厂对面，我们演员剧团有个朋友接待她。那时候外国片子还很少在国内公映，长影厂每周六放两部参考片，内部观看。招待她的一个很隆重的方式，就是我们团这个女演员请她来看电影。因为她在演员剧团领票，我也在那儿领票，正好我们领的票是挨着的。
在座位上碰到一起，朋友就介绍了，说很巧她也姓池，不过是池塘的池。我说是吗？我说你好。介绍说她是杭州姑娘，我说噢那好。放两部电影，我没多说什么，就看电影。放完一部，中间休息，她们跟我聊天，也说起喜欢我演的那些电影，因为过去的时间还不长。她们出去买了葵花籽、冰棍，我坐那儿没动，她们过来给我。对这次见面印象特别深。
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小池从杭州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见到你，和你的银幕形象又吻合又不吻合，你在银幕上是非常朝气，非常帅气的，我们非常喜欢你的电影。你本人呢，给我的感觉是有些消沉，可能是那段事情给你带来的包袱和压力。
她说我小池，你的一个妹妹，真诚希望你振作起来，那些事情我根本不相信，作为一个演员的你，能去强暴人家。我们不是小孩，我们会分析问题，所以你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消沉，这是第一。第二，她说我能知道你内心有多痛苦，经历过磨难的人更会去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未来。她说这些事情我懂，你大可不必背上沉重包袱，应该积极地去面对你的朋友，你的生活，你的事业。
你说感人吧，是不是。我觉得非常好，所以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虽然我不愿意听别人说我消沉，但她说的对，实际上还是因为有沉重的心理包袱。我见到谁，总想着人家会不会看得起我，总是带着这种负担去面对朋友，面对周围的人。
这封信不像别的来信，我仔细地看了以后很感动，我不给别人回信，这封信我回了。我说那从现在开始就不提这些事情了。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们两个再没有提这些事情，因为不用提了。我回信还说，非常谢谢小妹，有时间你再来长春提前告诉我，我去接你。
就这样你一封，我一封。长春到杭州一封信得四天，她再回过来又四天。我见到她的信以后都是立即再回信，信就没断过。
通信太慢了，那时候没有别的通讯手段，只是单位的办公室有电话。记得后来给她打电话，偷偷把办公室的门用那个刀，拿刀一划就开了，这点是犯错误了。占咱们单位的便宜，没有别的电话呀，单位电话能打长途，能打到杭州去。那心里怦怦跳，中午人都休息了，我把门弄开，打过去，那边是收发室的。我说找你们那个池代英，要快一点，求您了，杭州人一听咱们讲普通话，一听是长途，老大爷拔腿就往她办公室跑，到她的办公室，再把她叫到收发室的电话这里，我赶紧说哎呀怎么样，真的很想你，有时间过来吧。打那么个电话，手都攥出汗了，耳朵都贴疼了。
打个五分钟，十分钟。你得控制自己。行了，我这是在办公室偷着打电话，就这样吧。一放下赶快再偷偷溜出办公室。
好像没有说我怎么爱你，还是很含蓄，大概是我非常喜欢你，有时间带你到我们家去，这就是一种暗示，她说好的，有时间一定来。
后来她来了，我真的带她到哈尔滨见我父母，这样就好像不用再说什么了。我说什么时候到杭州去，她说越快越好。我又有一个什么机会到杭州去了一下，见到她父母。包括她的同事，我们同事，人家就开始说什么时候办呢，到时候通知我们。很自然地确定了恋爱关系。1988年的5月份我们举行了婚礼。
儿子说我们同学都知道，都很崇拜你
婚姻和爱情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几个阶段，开始是狂热，甚至到了不能自已的程度，朝思夜想；等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呢，就是感情上的那种真诚，相互的关心，体贴；再过一个阶段，就是互相要谅解，慢慢地激情淡化了，感情巩固了，矛盾也出现了，所以要有理解和谅解。再后来呢，一起带孩子，一起经营家庭，婚姻演变成了亲情，还有不断的争吵，也许有的不争吵，总之由爱情、激情演变成相互理解支持，同时有一种互相的责任，就是要共同生活得好，维护家庭，相互疼爱。我认为这是婚姻。
生活就是这样，人生宝贵，选择好你自己的道路，选择好自己的感情归宿。生活在一起，如果说不愉快不幸福，分手是可以的，这种感情的变化应当给予承认，但是一定要有责任，不能轻率。
现在儿子眼看着长大了，我也曾经想怎么告诉他那些事情。一直以来不是有顾虑，而是我觉得不用谈，没什么必要，他爸爸是什么样的人，相信他自己最知道。至于他妈妈呢，我问她，她也没跟他提过。但是我儿子知道。一直到东方卫视采访我的时候，2008年我才知道儿子早就了解。人家问我，能不能采访一下你儿子，我说没跟儿子说这些事情。后来记者问我儿子，知道你爸爸有过挫折吗？他说知道啊，他说不但我知道，我们同学都知道。这个让我非常吃惊，他们同学都知道。那我就想因为我这个事情，儿子是怎么面对同学的呢？他对记者说，我们同学的爸爸妈妈很崇拜我爸。
后来我问了他，他说，爸爸我们老师跟我说几次了，让我要你的签名，你是我的骄傲。你那个事情算什么，谁相信。而且爸爸你是受过挫折的，所以你要加油，越有挫折越要加油。我们同学都很崇拜你，很羡慕我。
以前儿子从来没有说过。自从那次以后才告诉我，你欠我们老师的饭，我们老师让你请吃饭的。结果我确实请了，他的老师还带来一帮老师，大家聊得很开心。
我注意到儿子这一代的一些想法。比如他周围的同学，他们看起来虽然可能还不太懂感情这些方面的事情，也许实际上是懂的。他们认为在感情方面是我的自由，喜欢谁是我的自由，离开谁也是我的自由。我想他们比我们要成熟多了，当年我们感情萌发的时候，是害羞、害臊、害怕，甚至是一种可耻，都哆哆嗦嗦的。而现在他们是大大方方的，手牵着手。对谁都能公开说，这是我女朋友。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这个进步并不是让你随便乱来，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分寸的。
所以我感谢现在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能给予人应有的理解。过去的那种环境是什么样的呢，甚至连他们这一代都知道，儿子说我跟女朋友要是回到那个年代还得枪毙了呢，他这一代能说出这样的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宽慰。而假如我晚生20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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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那个年代流氓罪的若干看法
在南京市档案馆，至今静静地躺着一份卷宗，号码是：84刑字-8182。牛皮纸的外壳上，姓名：迟志强；案由：流氓。
一段时代的印迹是抹不去的。但是它在人们的记忆里，在当事人的生活中看来已经淡出了。
我们在拜访社会学
像演员迟志强，还有歌星张行的那种情况，那个时候对他俩算是法外开恩了，他们的事放在1983年的“严打”期间，那是枪毙的罪，可以说必死无疑。他们也是正好没赶上，迟志强比“严打”早了几个月，张行比“严打”晚了几个月，要是正好在“严打”期间犯事的，可能就是死罪。
在兰州有个男的，被枪毙了，因为在街上摸了女性的乳房，就是在街上从后面把人家抱住了。死刑。我认识这个人的同学。
从1979年到1983年之间，城市里一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青年男女，已经出现第一波性开放的苗头，表现为家庭舞会、黑灯舞会、贴面舞会等等，性关系稍微有一点开放了。贴面舞往往就会接着发生一些事情，尤其是在家庭舞会的环境，很容易。其实跟现在没法比，那是刚开始。
1983年8月开始的“严打”主要不是针对这个，而是针对别的问题。但是正好赶上“严打”，这些性开放的苗头就被人们认为是很重的罪，关键是这个。因为刚刚从“文革”过来，还延续着那种惯性。比如在“文革”期间你男女青年天黑坐一块儿都要抓你，现在一下子短短几年的工夫就开放到这种地步，就会认为你这个罪非常重，所以那时候枪毙是正常的，许多群众都拥护。
听说北京海淀区法院有个书记也是搞了家庭舞会，被人家给举报了，举报以后他就写检讨，写完检讨递给上级说我这个是不是还得多写几次才行啊，最后被枪毙了。他以为多检讨几次才能过关，但是被枪毙了。这叫流氓罪，最高刑是死刑，符合1979年的刑法。根据当时的刑法，枪毙也是没错的，如果要说有问题，只能说那个法律有问题，可不能说是处理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