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4破片地雷代码:散尽千金情义间

文/王大豪 去年8月18日，文化老人唐瑜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谢世。等办完了后事，家人才告知为数很少的几位友人。老人就这样静悄悄地淡出了历史，来无影去无踪，潇洒飘逸，一如清风一阵。 唐瑜先生是一位不愿意做名人的名人，他真正做到了低调做人——只愿做一个“草根”、一个“平常人”。 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或多或少听说过那个年代曾经一度被“四人帮”渲染得沸沸扬扬、骇人听闻、谈虎色变的“二流堂”大案，许多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被卷入此案，遭受残酷迫害；而这个所谓“二流堂”的“堂主”即唐瑜先生。 真有这么一个“二流堂”吗？这堂里都有哪些人？干些什么？说来可笑可叹，那根本就是一句玩笑话在不经意间酿成的一场灾难。 话要从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说起，全面抗战爆发和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许多文化界的优秀俊杰都云集到战时的重庆，一时间热闹非凡，抗战救国，热情高涨；可是不少人的吃和住成了难题；这时的唐瑜先生正当年，一腔热血一片真情，他慷慨解囊，出资租地，亲自动手设计，盖了两处房子（四川特有的竹泥结构的房子）。房子盖起来了，得起个名字，文人多才思，于是取名为“依庐”和“碧庐”。夏衍、吴祖光、盛家伦、吕恩、高汾、方菁、沈求我等许多文化人就住在了这里。不光住这里，吃饭也在这里；这还不算，唐先生还常邀更多的文化界朋友到这里雅聚，高谈阔论，纵横国是，唐先生作为东道主还邀大家留下吃饭、喝咖啡，这在艰苦的战时重庆着实不易，本来这么多人就没有合适的聚会场所又没钱下馆子，这一来，很自然这里就成了当时重庆进步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地方。与此同时，中共也通过这里的聚会活动团结更多的文化界进步朋友。 有一回郭沫若和徐冰来这里和大家相聚，谈起了在延安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剧中有一个“二流子”的词，大家都觉得很有趣，因为文化人生活方式比较自由、散淡，于是，郭沫若就和大家调侃道：这里就起个名字叫“二流堂”吧！大家众口同声叫好，于是请郭沫若题写“堂名”，可惜一时找不到纸笔。字虽没题成，可是“二流堂”这个“堂名”就这么叫开了——这就是故事的开始——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却引出了耸人听闻的故事。因为唐瑜热情好客，喜欢张罗，为人慷慨，仗义疏财，“堂主”之名就落到他头上。 可是，谁也没想到，十几年后，这位“堂主”唐瑜，在“文革”劫难中为这事吃尽了苦头，他的耳朵聋就是那年头被那些所谓“专案人员”重击下打聋的，晚年后完全失聪。 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了改革开放年代。唐瑜老这时候真是老人了，可是他仍“顽疾不改”，又一次次做东邀请幸存下来的文化界朋友们聚会，浊酒喜相逢，都付笑谈中。唐老对过往的灾难处之淡然，逢人也决不再提“二流堂”，人要问起也不再作答。不过，他倒是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二流堂纪事》（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人们或许以为唐老会在书中倾诉那些苦难的经历，看了书才知道，书里都是一篇篇短小的文章，行文轻松、幽默、自由、散淡，一如其人。 人们还会以为唐瑜先生是一位富人？其实不然，他自己没什么钱，不过，他倒是有一个富有的哥哥，一位旅居缅甸的华侨，在缅甸苦苦经营，挣了钱就慷慨资助兄弟，唐瑜的钱就是这么来的。他哥哥还送了两辆卡车和好多吃和用的物资，开到重庆，唐瑜就把这两辆车和东西全卖了，换成钱来助人，所以人们称他有“孟尝遗风”，他也乐此不疲。夏衍先生曾感慨地说：“唐瑜是带着钱来革命的。”唐老自己一辈子两袖清风，不置财产；可是作家邵燕祥说：“唐瑜是一个精神大富翁。”说得真好。 唐老重情义。在他的众多朋友中与他感情最为笃深的是潘汉年和夏衍、陈沂等文化人兼革命家。特别是潘汉年，是青年时代的唐瑜踏进社会走上革命进步道路的领路人，是唐瑜的良师、挚友、同志。也正是因为他们之间几十年生死相依情同手足的情谊，使唐老对潘汉年长达二十七年蒙冤寄予极大的同情。1963年潘汉年和夫人董慧曾被暂时“假释”，住在北京南郊一个农场，夫妇俩可以进城来走动走动，但是他们不能去看望朋友，因为他们不愿意“连累”人给别人添“麻烦”；而过去的熟人朋友这时候也慑于政治压力避之惟恐不及。可是这时候的唐瑜无所顾忌一如既往与潘董夫妇交游。这样，每到星期天潘董夫妇进城来就到唐瑜家做客。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欢聚给身在沉冤中的潘董夫妇那悲苦的心灵带来了多大的慰藉啊！时穷节乃见，患难见真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能够从中感受到唐瑜先生的高尚人格、道德勇气和正义良知！ 潘汉年是在1979年含冤辞世的，他没有看到自己得到昭雪的一天；两年后，夫人董慧也谢世了。1982年中央正式给潘董夫妇平反昭雪，他们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平静地安息了。为了纪念潘汉年，唐老自己出资在潘的家乡江苏宜兴办了两个少年儿童艺术室，还努力促成了“潘汉年希望小学”的建立。 直到2001年，我和友人罗元培、刘建和（均是唐老的挚友）等前去拜望年迈的唐老。在交谈中，唐老又再次谈到他的恩师潘汉年。他说了一件事：1963年潘汉年夫妇被“假释”期间，来他家做客，很感慨地告诉他说，夫妇俩日前逛颐和园，恰好碰到陈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正陪同外宾游览，在园中巧遇，夫妇俩一时间很拘谨；陈毅却与夫妇俩热情握手交谈，问候冷暖。陈毅对潘说，自己当时并没有想到事情竟会有那么严重的结果（指1955年发生的潘案），言辞中似有一种难言的歉意和苦衷……唐老说这件事时竟老泪纵横，令我们几位友人深深感动。他对故人潘汉年的情谊，对他们夫妇的命运的同情，一言难尽…… 我们作为晚辈友人，后来的十来年中时常相约去看望唐老夫妇，他们居住在京郊回龙观云趣园，过着平淡、安详、宁谧的生活；因为唐老耳朵已经失聪，加上视力也已经很弱，所以与他交谈变得很困难，要靠书写来表达，字还要写得很大他才能看清，但只要看清了，他就会马上回答，侃侃而谈，思维敏捷。 唐老夫人李德秀在去年1月先他而去了；半年后，老人也随之而走了。他的谢世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时代的终结，因为与他同时代的文化俊杰、精英人才都差不多相继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