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4 圣约村进门问题:我相信什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悠悠书吧-uus8.com

在我整个成年生涯中，我都被官方打上了这样的烙印：一个想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典型”。而现在——我上了年纪以后——我又被怀疑具有某些左派倾向，如果还算不上十足的社会主义者的话。
　　那么，什么是我真正的立场？首先，我不采纳任何意识形态或教条教义，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以及其他任何对于这个世界封闭的、事先准备好了的推论体系。与此相反，我总是试图独立地去思考，运用我自己的理性权力，并且极力抵制种种将自己束之高阁的诱惑。我感到自己随时准备接受有意思的和有说服力的每件事情，随时准备吸收新的观念和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图景。
　　我也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是我的错误更多地来自个人的缺陷——比如缺少洞察、关注和教育——但不是意识形态的迷误或狂热。
　　我拒绝将我自己定义为左派或右派。我站在这两种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前沿之间，独立于它们。我的某些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右派的，无疑地，另外一些却像是左派的。我甚至可以想像同一个观点对有些人来说是左派的，对别的人却像是右派的。老实说，我对此从不介意。而我最讨厌的还是将自己看作一个处于中心的人物，将自己置身于某个地形学上的位置是荒诞的，这更多地因为虚构的中心位置完全依赖于所采取的某个角度。
　　这样一种态度眼下并不流行。在数十年人为的整齐划一之后，我们的社会需要知道如何再次在政治上定义自己，知道如何在政治上重建自身，这将导致人们试图在“地形学”上给自己寻找位置。每天的报纸都在谈论一个具体的政治或政党如何视自己为左派还是右派，是偏左还是偏右，或者是右派中的左派或左派中的右派，或是右派中的偏左派。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也并不感到有以这种方式定义自己的需要。这样做会构成对我的自由的一个事先的限制，预先地将我和某件事或某些人捆绑在一起却没有透出任何我的主要观点。
　　我曾经说过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什么特殊的经济理论或概念（尤其是一切都属于国家和由国家来计划这样的概念）；我仅仅想暗示我的心，如人们所说，长得稍微偏左了一点。与其说我在表达任何特殊的信念，毋宁说我试图描绘一种性情，一种不落俗套的精神状态，一种反对定势的倾向，以及对于庸俗市侩的反感和对于悲惨蒙羞的人们的关注。
　　很长时间以来我不再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心换了地方，而是因为这个词——尤其在我们语义的上下文中——其含义十分混乱。尽管只有在今天它才开始精确地意味着某些东西，但它仍然没有提供我称之为有意义的起点。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避免“资本主义”这个词。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我向往资本主义或我想在我们国家引进资本主义。像“社会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也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加以推广和庸俗化的一个概念，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必须接受它，尤其是对这个概念不费力气地加以运用，是一种喜欢通过接受类似的意识形态标签而使生活简单化心理的典型，并且还和许多具有危险的文明现象联系在一起，它们并不在我的框架之内。
　　尽管我的心偏左了些，我也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其中，所有东西都属于个人，这意味着将有人对每件事情负责，这是一种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使得经济实体完全独立和多样化的制度，它的运转主要是受市场规律的引导。这是唯一自然的、有意义的、可能导向繁荣的经济，因为唯有它体现了生活自身的性质。就其丰富和易变性而言，生活本质上拥有着无限的和神秘的多样性，它不能被控制和计划。
　　企图将所有的经济实体联合起来置于唯一的畸形的拥有者——国家之下，将所有经济生活屈于一个理性的中央声音，这种声音相信它自己远比生活更聪明，这种做法是反对生活本身。这是现代人妄狂自大的一种极端表达，他相信自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世界，他便处于创造的顶点并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整个世界竞赛；他宣称自己的头脑是有机体的最高形式，而不去注意到存在着一个无限的和远为复杂的结构，即自然宇宙存在的秩序，他自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共产主义经济出自一种夸张的、乌托邦和理论，它把自身抬到一切事物之上。待到付诸实践时，这种乌托邦的推理开始肃清与它不符的每一项东西，清除在它的计划之外或干扰这些计划的东西。审查制度、恐怖和集中营是同一种生产崩溃的中央集权经济的结果。事实上，从一开始，意识形态幻觉的谬误同时表现为这种伪科学的乌托邦，完全失去了对生活暧昧不清一面的感觉，缺少对于神秘的存在秩序的谦卑精神，偏离了“来自上方”（from
above）的道德尺度以及脱离了人类良心。
　　有时人们也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的革命和导致选举成功的力量，向公众隐瞒的一个秘密是：有人想要复辟资本主义。
　　的确，我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如同我已解释的。至今我也没有用这个词。但是我们始终在强调——不只是在革命期间和选举之前，而且很久之前（至少，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们想要一种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显然，如果不去打碎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柱石，破除这种权力的根源及导致物质匮乏的原因即中央集权经济，便不可能推翻这个制度和重建民主。
　　因此，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像右派中的极右人士那样意识到，只有最快地重建市场经济，才能振兴这个国家的经济，能使它逐步恢复，和最终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宁愿称之为“经济改革”（没有更精确的称呼）。改革的宗旨在由议会批准的政府方案中得到了表述。这项逐步来完成的前所未有的使命的方案，是由许多经济学家长时间讨论的结果，不只是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这仅仅是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的产物——当然，因为他的不妥协的立场，他在方案的最后形成中发挥了最积极的影响。这是经过普遍认可的东西。普遍认为需要这样做。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选择。
　　数十年来，人们受金钱的贿赂（在正常经济环境中，这些钱应被用来投资新的技术、研究和发展，以及用于能量贮存规划，和作为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竞争力的手段），所付的是一个有节制的社会安全的代价，如同经常被提到的那样，我们靠提前支出未来而生活。现在所有这些帐单摆在我们面前，是亏本交易。它们以非常可观的数目等着我们。它们相当于全部我们从未来银行里支付的贷款。借贷的规模完全相当于在对于未来的开采利用中人们缄默的深度。加快这项根本性的改革，是我们共同的利益。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越三心二意，时间就会拖得更长，牺牲将会更大，更迟地实现这些计划，同时不可避免的但却是无谓的牺牲将会堆积如山。
　　我们不妨回到最初的起点。改革的奠基是私有化，而我们大部分公司和企业仍是国有的。小范围内的私有化——诸如小商店、小酒店、旅馆、服务行业、小企业等，现在已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大范围内的私有化，正在开始并且也许将需要好几年。
　　我曾经以为改革的进程也许会更快一些。例如，我曾简单地认为在我们第一次自由选举时（1990年6月），街上会布满了私人的小商店、酒吧和小餐馆。事实上，这个情形最近才开始出现。我并不知道和私有化相联系的问题有多大，不知道国有企业对此将会有多么强大的抵制，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批发商、食品加工业、许多制造行业等，其轮子都陷在泥里。我也没有预见到许多行业如何戏剧性地受市场危机的影响（当然，这不全部是我们的过错，也是许多年来在苏联阵营内部建立的人为的市场的崩溃）。因此，我肯定不喜欢“减少力度”或“放慢改革”。相反，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过程是不是太慢了些。实际上，我真正感到担忧并认为有危险的唯一事情，是将改革的形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偏狭的教条，甚至是十足的狂热。
　　对我来说，市场经济是像空气一样自然和理所当然的东西。毕竟，这样一种人类经济活动的制度是经过数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和人类天性最相协调的制度。但是尽管这是如此行之有效，它也并不可能建立一种世界观，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也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生活的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悖论的，是对那些多年来从未对计划经济发表一点不同看法的人），经济忽然变成一种崇拜、一堆教条，必须不容妥协地为之辩护和弄得比这种经济制度服务的对象即生活本身还要重要，事情就变得不仅滑稽而且危险。
　　政治的党派及其旨趣对于他们认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总是意见不一（并还将意见不一），对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它们，如何寻找最好的道路去组织经济生活也总是各抒己见（并仍将如此）。这绝对没什么错。但是事情有点走得太远。
　　右派教条主义，带着其愠怒的偏狭和对于总体方案的狂热信仰，和那些左派的偏见、幻觉及乌托邦，一样令我烦扰。今天，我们经常不幸地发现，对于具体问题的切实分析和对于它们深思熟虑、不带偏见的思考，已经被另外一种东西驱逐出公众争论的领域，即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疯子”的那种东西。对市场经济的崇拜，可能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危险，因为它们出自同样的头脑：即相信来自理论的东西肯定比来自生活的东西更聪明时髦，而每一件违反理论教条、不可能令其适应这些教条或超出教条之外的东西，都只配被拒之门外。实际上，比某种一般性规则更可靠和值得信赖的，是我们与复杂的生活打交道得来的那种引导，是来自常识、无偏见的判断、从教条中的解放、有分寸和适度感的那些东西，还有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来自我们作为个体人类生命的理解和由这种理解所产生的道德和社会的敏感。
　　一种化学意义的纯粹的理论是不适用的和难以付诸实践的。生活远比仅仅是科学了解的东西更为丰富（并继续这样）。这时并不存在诸如“纯粹的制度”这样一种东西，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社会生活并不是为我们知道的任何一套计划而设置的机器，这就是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形成新的理论的原因。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奇的川流不息的生活，是追求新的成就的人类精神面临的唯一持久的挑战。
　　顺便地说，将市场和道德看作互相排斥的东西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切地说，其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只有在拥有其自身道德的情况下市场才可能运转——遵守法、惯例、传统、经验、习惯、遵守游戏规则，并加以贯彻。没有规则便谈不上任何游戏（这不是巧合：许多古代宗教书都由道德箴言和一套类似商业法规的某种东西组成）。
　　当然，不可能避免将科学知识投射到具体的决定上来，包括经济和政治多样化的决定。但是要记住两条：首先，科学知识可以服务于生活，但生活肯定不仅仅证明某人的科学发现并因而服务于科学。第二，也许科学是人类精神的出色的产物和工具，但它自己并不能保证一个富有人性的结果。一个熟悉的例子是：科学可能引导人们发现核武器，但并不能保证它们将不会互相发射到对方那里去。
　　显然，每件事情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非科学的力量。诸如健康的共识和人类良心的参与。经济改革也不例外。
　　请允许我用一个故事来阐述我的思想。1990年，我出席了我们３个政府的一个会议（捷克、斯洛伐克和联邦），来决定一个关于小范围私有化法律的基本轮廓。我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被拍卖行业中的雇员应享有一定的优惠，不管是以拥有优先购买权还是以低贷款的形式。我的理由建立在这样一种担心之上：也许有吸引力的行业将被那些财富来历不明的人买走（前共产主义者“中央管理干部”成员、黑市商人等），而不那么具有吸引力的行业则卖不出去，成为国家的一个负担。我曾经急切地希望小规模私有化会尽可能快地完成，以此避免窃贼的经济（也是政治）权力增强——因为对大家来说，经济改革完全是初次经验——以及避免使它和40年代共产主义者完成商业企业民族化相比，显得是一种社会的不公正。如果小范围内私有化的结果主要是用非法获得的钱（主要是偷来的）来开始合法经营，那不仅是不道德的，并且在政治上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将公众的看法转变为反对改革。
　　讨论中许多人支持我的这种看法，包括认为在改革初期，在这个完全是转型的时期，眼下远没有市场机制的运作，当国有制度被革命的途径打碎之后，我们很难担负起一个“纯粹市场”解决的奢侈。另外有许多人支持一种法律的看法，即所有有兴趣的团体一律平等，正如他们的钱也一律平等，任何人都不应享有任何优惠，即使在一个具体的行业中工作多年（我要说反对我们的观点中有一点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许多雇员，在共产主义时期，便擅于通过损害消费者而使自己富裕起来，部分地即来自于他们与供应网上人们之间的黑幕联系。因此，再给予他们更多的优惠是可笑的）。
　　争论的双方都各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有涵养的猜测。具体事实并不在我们的决定中扮演关键角色，因为并没有统计数据，哪怕是近似的数据。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行业有多大利益，哪些人可能参加拍卖，感兴趣的人们手上有多少钱，他们准备拿出多少来投资。同时也完全无法预知这种小型私有化可能的进程，和它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结果。因此，没有人能运用事实来说服其他的人，结果成了感情之间、观点之间和推测之间的互相争斗。投标的结果产生了，我支持的立场因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失败。
　　目前，仍然难以肯定这种选择是最好的。当然我希望这是最好的。拍卖进行得很成功，并没有出现较大的阻力来反对我们的新经济制度建立之初潜在的不公正和不道德。许多行业由其雇员所购买。
　　另一方面，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一切权力归共产主义者”。这是说前共产党高级阶层的各种关系运用第一线的人将一切都买了下来。拍卖被说成在1948年共产主义者和其继承人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我不知道事情是否真的如这些忧郁的人们说得那样糟；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怀疑这种说法。
　　但说到底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故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当时我支持的提案显然并非是“纯粹的制度”（正如在第一轮中阻止外国人参加拍卖不“纯粹”一样）。结果是它在纯度上受到批评，而与此相反的观点因其体制的纯粹性受到赞扬。
　　这是一个典型的情形。一个可能结论的所有方面和其复杂的结果都不得不被掂量一番。简单地运用教科书中的教条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制度上的纯粹”不能保证任何东西。日复一日地，政府不得不接受“制度上的不纯粹”但却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是在眼下环境中唯一可能的决定。这便是生活！顺便地说，甚至大范围内的私有化——我们通往市场经济的主要桥梁——如果没有制度的非常不纯粹的某些因素（通过投资担保人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可以免费提供给人们而不考虑其市场价值），也将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想见到大型企业真正的私有化，我们便不得不运用这类方法。
　　一旦人们的直觉和不带偏见的考虑（在没有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告诉我们，一种纯粹的解决办法是可行的话，显然选择它是合适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方法才将是可行的——或者它不再继续有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一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政策也许被证明是自杀性的？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建立在经济理论之上的意见和建立在实际的经济政策上的意见加以比较和评估？我们如何最好地去审核所有这些科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方面的观点？说到底，人们总是借助他们个人的责任感、自己的思想、个人对于处境的估价、他们的深谋远虑，来作出决定。他们越是不理睬将理论转变为教条的意识形态，便越好。
　　仅仅会区分“制度上的纯粹”或“不纯粹”，可以使一个人在大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但在实际生活中，在采取政治决定时，如果没有另外一些东西是完全不能获得成功的。简言之，当我感到周围从某个方向来的教条主义或狂热时，我变得越来越警惕，哪怕来自市场经济这个题目及其抱有的“制度上的纯粹”。
　　这里的制度应服务于人们，此外别无他途。这是意识形态总要忘记的一点，这是致命的错误。共产主义最鲜明地向我们显示了这种遗忘将导向哪里。保守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一听到“国家”、“社会”这样的词就反感。令他们生气的还有诸如“概念”、“工业战略”、“计划”这些字眼。他们愤慨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担心这些词创造了那种叫社会主义的东西，刚刚好不容易才把它请出去，它却又从后门悄悄溜了进来，并带着那种自满的表情，确信国家可以而且必须组织工业生产、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未来。
　　在我们的环境中，仍然有着这么多从共产主义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和陈规，有着许多能言善辩的说客，以各种借口，想保留若干年来令他们过得很舒服的社会结构和实践，因此，某种警惕是必须的。尽管这样——包括我每天都在被劝说——我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不能由它自己来解决。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家，数十年间自然的市场经济发展被人为地中断，其间许多事情是头足倒置的，从能源生产到工业结构的农业组织，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依赖羽毛未丰的市场机制来为政府解决每一个问题。如果能解决，政府将没有多少事可做。不幸的是，情况不是这样，依赖一个如此简单的结论将会有着致命的后果。
　　一个人不需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理解单靠市场不可能决定捷克斯洛伐克能源生产的方向。同样，在今天也没有某个人而只能是国家才能决定诸如戈巴苏可夫·丹或泰米力核电站这些狂妄自大的共产主义的巨型产物的前途。未来的能源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能源的生产而不去毁坏我们的环境？如何保证它将是高效率的？以及如何能够拥有多种分散的能源，不至于将我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与任何人捆绑在一起？我们没有自己的原油，我们将去什么地方购买，并如何确知我们不再变得像从前那样依赖于某些来源？就我们现有的地理布局而言，大型的水坝不再会是一个解决的办法。面对濒临崩溃的从前的小型水电站网，我们如何重新起用和扩展它们？如果我们将要支持这种发展，那是在何种程度上？运用什么样的途径和设备？还有我们如何限制和最终完全停止褐煤的开采，它差不多毁掉了整个北波西米亚？我们怎样才能不从燃烧褐煤和污染空气的发电站中获得电源？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核能？显然我们不可能继续建造像泰米力那样的巨型反应堆。我们必须开始建造小型的、绝对安全的核电站吗？还是我们完全不应去利用核能？对我来说这很显然，我们必须有一个展望未来几十年的能源战略（事实上经济部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那里，一切都是自然运转和没有强力干涉，也提出了适合自己情况的能源政策。如果说今天的法国从核电站（并有着很好的安全记载）中获得70％的能量，基本上解决了它的能源问题，那么这肯定不是市场自然运作的结果（怎么可能在短期内从核能中获益），而是二战后所作出决定的一个结果。
　　显然，国家在引导经济发展——决定在哪里和由谁来做，怎么做和必须生产多少能量及以什么样的价格卖给谁等方面起着一个逐渐减少的作用。这个作用表现为提出适当的法规和经济政策，来鼓励亟需发展的方面，向着能源分散化、多样化、高效率、生态合理以及外国供应商的多项经营发展。然而在政府采取必要的法规步骤和作出种种协调的经济决定之前，它首先必须知道它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哪条道路才是正确的。简言之，这就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战略，考虑到自然条件、预期的消耗结构及其他许多事情。法规的建立和采取何种经济手段将遵循这项战略。这个战略的角度将保证法规和过程两者都不仅是来自经济理论，而是始终用于某种具体情况的理论。
　　我们现在的工业结构是50年代共产主义工业政策的一个结果。当时，主要的重点是重工业，许多成功的生产日常用品的轻工业和工厂都被关闭。一切都在中央集权垄断控制下，后来逐步发展为从属于苏联下达的指令，服务于苏联的需要，后来是听从经互会的指令。在许多部门，至今还在“产品也许并不好，但至少是我们自己的”口号下，尝试创造一种奇怪的自足形式。
　　现在，我们的工业将经历一次根本的重构。有些部分将被压缩，另外一些会发展；有些企业将破产，另外新的被创造出来；有许多将改变他们生产的项目；被忽视的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会得到发展。所有这些结果将是巨大的社会运动，甚至是剧变，劳动力的巨大变迁以及失业。在这种情形下，首位的权威将是市场的规律，它最有能力来决定哪些是可行的，哪些不行。然而如果这一切发生如此之快并伴随着某些灾难，这种重构将要求国家也要有它的立场和观点，要从我国的潜力、需要、位置出发的复杂的总体看法中，认定应优先发展的那些项目。当然，这不会通过政令来强加，而是把它们运用到经济政策中去。以具体的尽管是间接的方式，国家支持那些有前途的企业，并以严厉的方式对待那些仅仅想靠惯性和损害社会谋求幸存的行业。
　　我相信为高层公寓生产预制板将被一个从事小型的砖房建筑的系统所取代。我听到一个建议（现在我不能说这是否现实），将那些逐渐停止生产的褐煤矿工调到砖房建筑上来，这样便为那些遭解雇的矿工提供新的工作机会。这样一种提议的可行性建立在我们的能源计划和建筑业的情况这两者上面。几乎不可能指望在它们自己内部完全是通过聪明的企业家的意志来完成。
　　国家将会支持这种计划，为此创造积极的经济条件。但是，国家必须知道它想要什么，拥有一个战略计划，然后付诸实践。另外一个例子，现在也经常被提起，即军工的转产。显然国家不可能为个别厂家发明新的生产项目，也不可能要求外国提供新的工艺和为未来的产品寻找市场。出于若干很好的理由，已经决定限制我国重武器（进攻性的）的工业和停止其出口，尤其不能落到世界上的不稳定地区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国家——寻找途径来从经济上赞助这些企业，帮助其转换到其他产品。
　　还有一件事情是：许多外国专家提醒我们不要允许市场力量在我们的城市掀起盲目的大兴土木的狂欢。许多西方大城市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至今仍在后悔当初不曾小心翼翼地监督其城市发展。这样的责任是地方管理的权利义务，即在城市规划委员会，而不是联邦政府。这是另外一个不能盲目相信市场的领域，而必须缜密地加以规划。如果仅凭市场提供的“制度上的纯粹”自由那样去做，可以想像一座10层的旅馆突然出现在布拉格坎帕岛上或多瑙河畔的布拉迪斯拉发，这将会完全遮住那里城堡的风景。眼下我们还不致因为我们的无能而终止与外国投资者的交易，不存在由于所有权和财产权不确定引起的严重困扰，和在决定这样一些问题时由于能力不足而造成的混乱，以及面对仍然没有消肿的官僚主义带来的巨大危险。但是当这些问题冒出来的时刻将发生什么？现在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前政权集中了全部农业土地，现政府和国会则花了大量时间就归还财产权、国营农场的私有化、农业合作社的转型做出计划和制定法规。但是在这个转折阶段，我们太缺乏对于具体的农业政策的关注。现在的问题来了：农民们竭力反对并要求一个联合的耕地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制定出这些合理的政策，使得国家突然花了四百万克郎去购买剩余的农产品。如果政府事先有个深思熟虑的农业战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像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列出许多。我谈这些试图说明什么？
　　就经济方面而言，国家——毋宁说政府——有着三个主要责任：第一，它必须为新的经济制度提出法规，在法规的基础上，决定将要运作和建立的“游戏规则”的框架。第二，它必须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作出某些宏观决定，如税率、预算支出、债权方针、利率、兑换率等。第三，它必须建立具体的“日常”经济政策，来决定诸如选择哪些公司来接受政府的企业或将要接受政府的援助、利息贷款、贷款保证，以及何时在重要的外国合同上签约、减税的考虑等等。换句话说，即政府应为这个国家每天的经济发展作出反应。
　　如果政府不能有力地把握这个国家的需要和潜能，对必需的长期目标没有战略上的总体上的考虑，那么，依我看，政府便不能恰当地完成这三项使命中的任何一项，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同样如此。能源和农业政策、更好的工业结构、经济目标、对外政策等，所有这些，必须以协调的方式制定出来。必须有我称之为具体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繁荣的展望，有超越仅仅是对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了解之外的东西，以及将它们带进人们生活的兴趣。我相信国家（或政府）将要获得成功的每件事情都只能来自于这样一个广泛的、总的目标。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所提出的法规、政令、微观或宏观的经济决策才拥有一个普遍的、合乎逻辑的、具有连贯性的和有意义的内在结构。不幸地，我不得不运用那个可恶的词“计划”。这不仅是想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对我们在捷克洛伐克想要做的我们必须知道得更多。
　　我用“计划”、“战略”、“总体的和具体的展望”来表达的某种东西的重要性，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不可避免地衰微。国家将越来越看不见。它将逐渐地——在经济领域中——变为仅仅是一个征税者，将税收发放给（至少是资助）那些眼下不能指望它能够养活自己但在未来将数倍地回收的那些领域，如教育或研究和开发。并且发放给那些从来不能替自己支付但必须存在的领域，如保证国家安全的军队，以及一个现代的富有人文精神和文化的国家颇具特色的方面及社会服务（健康事业、养老金、环境保护、风景区、历史遗迹和文化等。）
　　换句话说，列车已经上路，偶然去检查它是否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便已足够。没有必要不停地寻找那个方向，在经济战略部门重新确定它。在日常经济事务中越少指望政府开口便越好。
　　然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正在寻找我们未来的方向。并且寻求真正的包容性的思想。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我们在什么地方，在我们所选择的轨道上，有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我们。这样去考虑问题便使得我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主义者？我想不是的，我和不同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谈过话，他们表达了我们仿佛刚刚丢弃的东西，即作为政府，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形象有着决定性影响。
　　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我有一个印象：我们总是忙于追赶，在许多事情上反应总是慢半拍，并且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复杂时期以及与一个复杂的遗产打交道。我们还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总是将对自己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之间微小的分歧中去，转向我们自身的争吵，我们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缺少自信（表现为政治上的虚张声势），缺乏宽宏大量而互相恐惧；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承担我们刚刚赢得的自由的责任。
　　再重申一遍：不是建立在责任感之上的专家意见并不能拯救我们。
1991年
（崔卫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