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妖魔化的中美合作所真相：意不在反共-2

为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而建立

其实，当时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这种机构那时也并非只此一家。

最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协商，建立了中苏情报合作所。所长由中方的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副所长中、苏各一人，中方为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由军统局具体操作，主要侦收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苏方提供了大批电讯器材。该所设于重庆城内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上设有电讯侦测总台，南岸汪山上建有供苏方人员住宿的两幢宿舍。

成立不久，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而渐少过问。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合作热情。该所建立约三年后撤销。

接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由军统局辖下的游击武装忠义救国军借偷运日货之机将其藏在卡车中护送逃到重庆，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情报交流，英方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决定让这支部队开赴东南亚战场配合英军作战）。

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不久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军统局原混城队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加上军统局人员，组成了别动军七个纵队。原拟开赴东南亚作战，因此第三纵队徐光英部已集结于桂南待命。

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

以后，英国人在1944年又曾重新提出合作意向，唐纵1944年3月27日日记记载：“林主任交下中英谋略合作方案……英国人真利害，一次不成二次三次无数次来，不达目的不已。”1944年9月25日日记又记载：“对英情报合作问题，都是为了金钱物品，彼此的争议，原都如此。”其间，中统局想要插手与英国进行情报合作，但在国民党内遭到阻止。抗战后期英国还打算帮助中国在沦陷区组建地下军，也被美国知道后加以反对而未逞。英国首相邱吉尔还为此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质询。罗斯福电召赫尔利回国报告究竟。唐纵1945年2月25日日记记载：“据英方表示，美国外交系由美孚公司及教士指导，彼等目的似欲排斥英国，以便战后独占中国市场。其实，英国之目的亦在争取中国之市场……”

在1942年夏，流亡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曾派代表来中国，与军统局谈判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但法方代表对所谈事项外行，军统局方面对这一流亡政府又不大看得上眼，最终未能谈妥。

真正合作成功的，是中国与美国联合建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许多参加具体工作的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的目的，确实是为着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34页，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据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同上书第41页）。

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情报来源”。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这是许多人不了解的，以为凡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人员就都是军统特务，其实并非如此）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七八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在歌剧《江姐》的最后一场（场景说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女牢），江姐在就义前，得知敌人就要逃跑时，嘲笑沈养斋说：“怎么？你害怕了？你们 ‘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编导和演员都不知道，其实“中美合作所”的招牌早在这个剧情发生的四年前就已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