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鞭价格:湘子桥名溯踪

湘子桥得名与“湘子造桥”和“仙佛造桥”传说密不可分，也与“八仙过海”传说直接相关。潮州人何时能够得知八仙过海的故事呢?湘子桥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堪与八仙过海相比拟呢?本文试辨之，以就正于方家和前辈。

　　一、北宋传说“八仙过海”在山东蓬莱海域，从沙门岛(又称庙岛)监狱逃走出7个人，到达丹崖山有20里距离，却不知又怎么会加上唐代的韩湘子横吹着洞箫过海的。《登州府志》有记载。丹崖山顶的蓬莱阁始建于北宋嘉■六年(1061)，是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而并非如有人所说“至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传》里才确定”的。

　　案吴元泰所著系福建建阳余象斗的书坊刊刻，书末附残稿署年为“明万历丙申(1596年)”，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藏日本内阁文库本。该书韩湘子故事多根据宋刘斧《青琐高议》，八仙名单与元剧本《八仙庆寿》的相同。可知八仙中有韩湘子，也并非至“明·吴元泰”才确定的。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书《中山松醪赋》有“八仙之群豪”句。蔡起贤先生《说潮剧例戏》指出，在元杂剧里“八仙”或“十仙”都有韩湘子。因知韩湘子在宋代就产生了。

　　北宋潮州人至少有一位会知道“八仙过海”。他就是潮州八贤之一吴复古(字子野)。据苏轼《岁寒堂十二石记》“兴宁己酉岁(1069)，李天章为登守，吴子野往从之游。……适有舶在岸下，将转海到潮。子野请于解公尽得十二石以归，置所居岁寒堂下。”李天章即天章阁侍制李师中。可知吴复古是在蓬莱阁建成之后，才到登州游览的。他这样脱俗之高士，到蓬莱阁游赏，会不会听到八仙过海的故事呢？元■八年(1093)吴到汴京(今河南开封)，请苏轼写《岁寒堂十二石记》，当会听知“八仙过海”。因为元丰八年(1085)十月，苏轼曾知登州，在蓬莱阁目睹到海市蜃楼奇观，并留下《海市诗》于石，有序云“予闻登州海市旧矣……”诗之首二句“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可见苏轼熟知八仙过海传说。吴复古与苏轼的交谊详见《苏轼诗集》和《苏轼文集》，毋庸赘述。绍圣二年(1095)苏轼“自惠来潮，既访韩山，再六日归舟”(《过阴那山并序》)此时的东坡居士会不会将八仙过海传说到潮州来呢?

　　南宋淳熙己亥(1179)知州朱江“增石洲二，与旧为三，筑亭其上，东曰冰壶，西曰玉  ，中曰小蓬莱。”可见时称康济桥就与八仙过海的发源地有关联了。端平元年(1234)知州叶观重建凤山楼，“古瀛洞天在凤山楼之下，叶侯观所经理，前绘列仙，后傍城”(《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公署》)证明潮州人已经有八仙的画面形象了。

　　明抗倭名将戚继光，登州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的总督府大街两端，各建有御赐石牌坊一座，均雕龙石柱，其中一座石牌坊上镌刻“十八州兵马总督”。时戚继光镇南粤，有“总戎戚继光提兵过潮，登金山揽胜”（《海阳县志》卷三十《金石略》“溪山第一 晦翁”条有跋云）。他的部下会不会将登州原创“八仙过海”带到潮州来呢?当他们看到“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一里长桥一里市”之后，会不会采信“湘子造桥”传说，议定八仙的形象改版，请韩湘子横吹洞箫，报请道教“天下第一洞天”(河南济源王屋山)认可，至明末定型的呢?简而言之，潮州人并非要俟至明末才能够得知八仙过海，一些人断定“明末民间即称‘湘子桥’的缘由”不成立。

　　二、沐承先生《析广济桥》指出，清初陈衍虞《浮桥春涨》诗有“鞭石今无术”句。细味该句乃因“癸丑，风狂桥圮”感慨之吟，不正是反射出前代已有“鞭石”造桥的传说吗?广济桥有23个墩都是在南宋垒石筑就，时最先进的排水机械，是脚踏式木制水排(潮州人称水车)，故在韩江造桥墩，必逢旱年枯水期才能够施工。如果桥墩像泉州洛阳桥那么小，就很容易被洪水冲垮。知州曾汪始造的“石洲广五十尺，而长如之，复加锐焉。”（《康济桥记》）这是国内古桥最大的桥墩记录。1973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介绍五座古桥》“石块与石块之间不用灰浆，但凿有卯榫，使相契合，然都庞大异常，闻所未闻。”对广济桥桥墩的石工技术甚为赞叹。而南宋潮州人大多不识字，亲身目睹之，还不会指说是“湘子神工”吗”?俗传造桥始自韩湘子，哪里需要问唐代的韩湘是否到过潮州呢?

　　元泰定三年(1326)时称济川桥始架四孔石梁，晚于泉州洛阳桥273年。然洛阳桥桥墩矮小，可以利用“激浪涨舟，浮运架梁”的办法；而济川桥桥墩“低者四五十尺”，不可能等到洪水涨近墩顶才架梁，施工的技术难度也不小，必须有所创新才可行。这还不是湘子神工敢于试验、敢于上新台阶的体现吗?

　　明宣德十年(1435)知府王源“垒石重修并“上架石梁，间以巨木”(姚友直《广济桥记》)施工的石方工程量如此之大，只“鞭石”二字轻描淡写，这还不是神仙叙事的语言吗?是年潮阳人李龄30岁，赴会试之前与客游广济桥后，作《广济桥赋》“鞭石代柱，崇台峨峨，……独斯桥兮形胜，与仙造兮同侔。”其中“仙造”二字，不正是反映府城俗传“湘子造桥”已经比较广泛，又能够得到外地来的游客认同了吗?湘子桥得名会不会在这一年呢?

　　明正德五年(1510)知府郑良佐“去亭屋，易梁以石，工未就，以忧去，知府谭伦继修如制。”广济桥宽二丈，采用的“石梁长15米，高宽各1米。”架设的石梁重量逾40吨，如斯“鞭石”之术，还不是湘子神工的显示么?俗称湘子桥会不会自此始呢?然重要的是，广济桥此时采用高度和宽度相等的巨石梁，确实为了不起的科学技术成果。因为晚了300年之后，欧洲的材料力学家汤姆士·杨在试验中，才发现“最富于弹力的乃是其高度与宽度相等的梁。这是应用脆性材料石梁的科学依据。从罗哲元等编著《中国名桥》可知：

　　福建泉州洛阳桥，在北宋皇■五年(1053)始架石梁；“石梁长11米，宽60厘米，高90厘米。”

　　福建清龙江桥，北宋政和三年(1113)始架石梁；“石梁长9至13米，宽0.6至0.7米，厚0.6至0.9米。”

　　晋江安平桥，南宋绍兴八年(1138)始架石梁，“一般长8至10米，宽0.6至1米，厚不到1米。”

　　漳州江东桥，又称虎渡桥，在淳熙二年(1242)始架石梁；其中最大的一根石梁“长22米，宽1.7米，高1.9米。”

　　福州万寿桥，元大德七年(1303)始架石梁，“长9至10米，宽1米，厚1.2米。”

　　故广济桥易石为梁，是汲取了福建各地建造石梁桥的经验，再提升到科学的高度，达到材料力学史上的先进水平。这还不是湘子神工的创造性贡献吗?广济桥上“廿四楼台”还有朝仙”、“升仙”之楼匾，表明潮州人对历代建桥匠师的纪念礼赞。

　　三、广济桥“中流惊湍尤深，不可为墩”而“中断二十七丈三尺”。(《广济桥记》)自南宋开庆元年己未(1259)知州林光世“造新舟二十四只，铁缆七十丈，从旁翼而贯之，遂可永久。”到明知府王源大修仍絷以铁缆如旧，成为“在世界桥梁史上享有盛誉”的“石梁结合浮桥开关活动式的广济桥”。在每年洪水汛期，为了让从上游放运下来的庞大木排、竹排通过，可以解开浮桥的铁缆，将船移开，让出河道，然后再拉紧铁缆，使船归位，依然成一浮桥。这样“可分可合的活动桥”，全靠司实“桥夫”的体力操作，劳动强度是很大的。

　　明嘉靖九年(1530)知府丘其仁“杀浮梁四之一”，即将二十四舟减为十八舟，“十八梭船名称自此始”。这个“杀”字既减轻了桥夫的劳动强度，又增大了泄洪截面，还成功解决了波阻力较小的浮船构型。丘其仁乡籍莆田属泉州，当地继承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造船科学技术，被引进应用到潮州浮桥。采用的梭船“长四丈六尺，中宽一丈一尺”(周硕勋《潮州府志》卷二十三《盐法》)，其长宽比为4.18，稳定性好，不易倾覆，比通常内河浮船减小了迎水面积，相应减小了洪水对船体的冲击力，保证在春涨时浮桥不被冲垮。这是自曾汪向继任知州常■“指授旧舫之大者少损之，锐者易平之，以便操摺。”(张羔《仰韩阁记》)历经356年终于成功，自然造就出“湘桥春涨”的壮观美景，怎么会是“歪打正着”呢?即使在现代，“要确定船所受的波阻力是颇为困难的。”至此，足见明代浮桥匠师灵活的科学性，已臻“神通仙步”的境界。

　　据明太史姚友直《记》称“中流狂澜触啮，不能为梁者”，就不难明白十八梭船成功的意义：湘子桥自此取得历史性突破式的跨越。“满街锣鼓闹猜猜”，由“韩湘子”横吹洞箫引领的潮州锣鼓史诗式大合奏，体现出万千平民心中喜悦之情，不正是湘子桥文化的最高花朵么?北宋宰相陈尧佐诗句“海滨邹鲁是潮阳”，而今岂可仅指潮州出过多少名进士、状元做官，“御街■白话”也?从前那些朝代，建桥匠师创造性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官方方志不记载他们的名字。潮州人假八仙过海的故事，借韩湘子的名字，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万历十年(1582)知府郭子章《南澳论》中，就有“以湘桥盐羡代纳”句(周硕勋《潮州府志》卷四十《艺文上》)，证明俗称湘子桥已为知府郭子章所认同，广济桥又称湘桥了。

　　从南宋知州曾汪募民捐资造浮桥，“一倡而应之者如响，……偿资钱二十万。户掾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从人欲也。”(《康济桥记》)到明知府王源“募民万金”、“并四县之力”大修成广济桥，捐资的“尊官巨贾”和平民小贩有佛寺道观庙宇的信众，民间产生“仙佛造桥”传说，也是十分自然的。大多数不识字的平民听说叫做广济桥，当然会正直地反应：按这样雅的桥怎么叫做“诓祭桥”呢?因为在潮州话中“广济”与“诓祭（骗食）”读音甚为近似，这桥名实在太不合耳。或有人提出：不如叫做湘子桥。约定成俗，县署府衙终于认同，也就有了“湘桥”之称。

　　四、明万历六年(1578)陈一松《重修广济桥记》“以今观于斯桥，创自昌黎”，此说令人诧异。陈一松是海阳南桂都人，弘治十一年(1498)生，写此文时年已八十，为何还要“追溯湘子桥名的滥觞”呢?考《海阳县志》卷三十七《列传六》“陈一松字宗■，嘉靖癸卯举人，丁未进士，……晋工部左侍郎，督修皇陵，加俸服一级。……一松居官不迎合上意，竟然不为刻■，故无后艰云。”因可料他兹说当有所本。据《永乐大典》卷3527“门”字《仰韩门》条云：

　　潮州志唐韩愈元和十四年(819)，以言佛骨事贬刺于潮，遂驱鳄鱼，兴学校，洞究海俗，不暴民物，掠卖之口，计佣免之，其不能偿值者，辄与钱赎，设施度越古今。不逮一年，被旨移袁州。故人思慕之，谓其门曰韩门。

　　韩文公治潮八个月，能够有什么“设施度越古今”呢?大历十四年(779)宰相常衮被贬为潮州刺史，就已经在金山“兴学教士”，故“兴学校”明显不能算“度越古今”入志的。而“驱鳄鱼”，宋有陈尧佐“戮鳄鱼”于其后；至于“洞究海俗，不暴民物”和赎放奴隶，都属于举措并非“ 设施”。曾传说潮州瓦屋始于韩文公时，苏轼《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以文惠(尧佐)书考之，则文公前已有瓦屋矣，传莫若实，故碑中不欲书此也察之。”因考“设施度越古今”，盖可据曾汪撰《康济桥记》有“佥欲编画■而虹之，几阅星霜，未遑斯举。”找到线索征迹。画■是美丽的水鸟，乃船的雅称；虹是桥的美名；几阅星霜，已经甚久远之意；未遑斯举，尚未动工也。故可知曾汪称造浮桥的设想已经甚久远了而未动工，即暗示并不是他所策划始创设想的。若韩文公写“自拘海岛，戚戚嗟嗟，……魂神飞去”(《至潮州谢表》)之后，重新振作起来要为民办实事，意“欲编画■而虹之”，尔后在离任的牒文内有关于浮桥设想的说明，那才能够解释曾汪何以有该纪实之句。读此句壮心诗情跃然纸上，殊异于曾汪《记》文“适时与事会，■谋协从”平铺直叙的格调，殆出自韩文公手笔，表明到潮后的心性变化实情。再注意到曾汪的继任常■在修复浮桥之后创建仰韩阁，“翼然壮丽，因兹桥而作也。”(《仰韩阁记》)纪实仰韩阁的专一起因是十分明白的。

　　陈一松《记》中“故老相传，昌黎韩公乞神于江，为涸数日，因得而经始焉。然往牒亡稽，而《韩集》仅载江涸鳄徙事，或者殆谓是欤?”当非指民间老辈相传的一则“神话传说”。“故老相传”应指“故老潮州郡守相传”，乃是依据常■称“役毕余力犹裕，遂创杰阁于西岸，以镇江流，名曰仰韩，以韩文公遗迹实与是阁对也。”(《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桥道》)可见陈一松不仅仅“如实记录了当时盛行于世的传说”，还曾经查过历史档案，仔细考究了的。“往牒亡稽”是说从前的公文已佚，查不到；韩文公离任的牒文，是其门生和时摄海阳县尉赵德都无法得到的，《韩集》自然阙如。而陈一松能够查到《永乐大典》等多处相关记载，才会写下“斯桥创自昌黎”的断语。他不将曾汪始造浮桥认定为建桥的创始，乃根据设想策划踏勘选址定线属于建桥的初步阶段。这与现代工程建设的基本程序一样，正是工部左侍郎又曾经督修皇陵的专业判断，而非“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感情用事。清代杨锺岳、饶堂等皆以“桥造于宋，唐时固未有桥”而断言“传者讹也”，盖未考细探幽、不谙内里情由之故。“韩愈一生不遗力地反对佛老二教”，而“仙佛造桥”和“湘子造桥”却一直传说至今，哪里会与韩学核心儒家礼治思想相契合呢?这正是湘子桥文化的特色所在。

　　追溯湘子桥名的渊源，可知潮州先贤顺应自然而力求进取，继承传统亦敢于创新，开放引进又转化变通，灵活的科学性促生突破式的跨越。辨明得出结论：是湘子神工逐步创出桥名。湘子桥的创造性贡献，盖是八仙过海中韩湘子之所以横吹洞箫的缘由，因横吹洞箫暗示出成功的喜悦也。
    作者:沈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