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有胡气”、意气风发的时代，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古代史上非常罕见。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边塞诗派的豪言壮语反映了大唐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 唐高祖李渊在位时期，唐朝难以对抗正处于兴盛状态的突厥，不得不俯首称臣，因为突厥的进攻和骚扰，唐朝曾经一度考虑迁都。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不再屈服外侮。于是开始了上百年的猛烈拓边史，中国的领土和属国总面积达到了历史性的顶峰。贞观年间，唐朝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甚至可能还包括印度用兵的胜利, 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业。
突厥是唐朝最严重的边患。尤其是东突厥的颉利可汗，野心勃勃，空前扩张。正是他让唐朝李渊父子蒙受了中国皇帝少有的屈辱。因此，唐太宗的矛头首先指向了这个塞北大患。天下闻名将领李靖、李勣、苏定方等率兵大规模出塞，首战告捷。颉利可汗被击败后北退，同时向唐朝谢罪求和。唐军不为所惑, 乘胜追击, 大破突厥，斩首万余, 活捉颉利可汗, 一雪国耻。太上皇李渊欣慰至极，大举夜宴, 李渊自弹琵琶，李世民翩翩起舞, 果然大有胡气......
贞观八年，突厥平定，吐蕃崛起。松赞干布成为吐蕃有史以来最猛的赞普，其精于扩张，在击败青海一带的吐谷浑后, 志得意满，乘势向唐朝请求和亲。唐朝和吐蕃来往不多，显然还没到能攀亲的程度，于是顺理成章地拒绝了。松赞干布恼羞成怒，随即发兵，击败唐军边防军，进围松州。面对骄横无比的吐蕃，唐太宗可不是那种屈从外侵的软弱统治者，速派名将候君集夜袭击溃吐蕃军，斩首千余。吐蕃退兵后，松赞干布谢罪求和, 但仍不放弃和亲请求。可能是被他的执着所感动，七年后文成公主入藏。 击败吐蕃的第二年，一些附唐的党项人叛唐归吐谷浑。唐朝迅速做出反应，令李靖、薛万彻、候君集领军远征。吐谷浑可汗伏允初败后做出了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一招----焚烧草原, 试图以此坚壁清野来打消唐军绝漠远征的念头。李靖采用了候君集的意见：一日纵敌，数世之患，犯盛唐者，虽远必诛，出其不意，长途奔袭。唐军分南北两路进攻，深入无人之境二千余里，途中缺水，刺马饮血，终于追上并破袭了伏允大军, 伏允逃亡沙漠中被部下所杀, 吐谷浑从此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贞观十三年，西域高昌王麴文泰屡犯唐境，大肆掠夺。唐太宗遣侯君集等前往讨伐, 唐军至碛口，高昌王麴文泰忧惧而死。
贞观十五年之后，西部和北部边疆的战事沉寂下来。唐太宗的目光已经转向了东部的高句丽，这个让隋朝皇帝数次折戟饮恨不已的国度，太宗决意“为中国报子弟之仇”, 诏命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句丽。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御驾亲征。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高句丽北部耨萨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句丽举国震恐。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还朝，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此战的意义重大。这是自三国时期毋丘俭攻破高句丽屠王城以来第一次真正战胜高句丽人，收复了辽宁一带很多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夺取的土地，为今后彻底征服高句丽打下了基础。唐太宗回朝后，采取群臣建议, 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以后，唐灭百济，高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唐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水陆并进, 屡战屡胜，进围平壤, 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高宗遂命唐军班师。
不久，唐高宗再度分道合击高句丽。李绩攻取高丽军事重镇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李绩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江, 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城月余冲进城中，高句丽全部平定。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 至此, 大唐雄风足以令人扬眉吐气, 引以为豪! 而后还有个史上最牛外交官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故事, 更令人拍案叫绝, 叹为观止。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命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30人出使印度。但此时印度发生了政变，纂位的新王阿罗顺那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2000人马半路伏击，王玄策、蒋师仁被擒, 从骑皆遇难。后来，王玄策二人寻机逃脱，发誓要灭绝印度，以雪使者被杀之耻！于是策马北上，渡过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一路来到尼泊尔。王玄策与尼泊尔王谈判，以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名义，(当时松赞干布分别迎娶了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为皇后)。向尼泊尔借得7000骑兵，同时还檄召临近处各大唐藩属国，外加吐蕃松赞干布派来了1200名精锐骑兵，人马总数接近一万。自命为总管、命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印度。 在北印度茶博和罗城外，王玄策用“火牛阵”一仗击溃印度数万象军。阿罗顺那大惊，守城不出，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手段——云梯、抛石车、火攻，月余, 茶博和罗城兵溃城破，玄策一路追来，斩杀印度兵将三千，印度兵将落水溺毙者超一万，被俘一万一千，阿罗顺那逃回中印度。王玄策乘势攻入中印度，而印度兵将与唐军一接触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转投东印度，求得东印度王尸鸠摩援兵，再招集散兵游勇反攻唐军。玄策、师仁设分兵用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最后，阿罗顺那妻子拥兵数万据守的朝乾托卫城也被蒋师仁攻破，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印度灭亡! 由于东印度援助阿罗顺那，王玄策准备顺势再亡东印度。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表示臣服大唐帝国，王玄策方才罢兵回朝述职，同时将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 唐太宗在位期间国土广大，边界线绵延曲折，地缘形势复杂，并随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化。历观这一时期唐与周边所发生的诸多地缘关系，既有与唐军事利益攸关的，也有与唐政治、外交利益攸关的，还有与唐经济利益攸关的，更多的则是几种利益兼而有之，错综复杂。唐太宗运用地缘战略思想成功地处理了诸国之间的关系, 一是积极进取。唐太宗的雄大豪迈是历代许多帝王所不可比拟的，这也是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二是灵活应对。在重大变故面前不惊慌失措，依据客观形势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三是冷静务实。努力克服以往帝王急功近利、穷兵黩武的缺陷，注意结合现实，量力而行。四是措置有序。无论是北击突厥，还是西平高昌，尤其是经略西域，都是先急后缓、由近及远，有条理、有次序地进行。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史载：“（贞观十四年）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大唐以超前的英武雄迈之气魄，重新开拓了华夏民族的疆土，为后来中国版图的确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千年的悔痛：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 
大宋王朝，一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治世之极度。千百年来，多少文人骚客几度梦回小桥流水边, 悠悠地吟诗填词，豪迈地饮酒放歌。不仅如此，就是一些外国人也对宋朝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恋，成为对古代中国挥不去的一种文化记忆。英国作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细检一下几千年大大小小的封建朝代，要数宋朝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了。北宋的京都汴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集市“通宵买卖、交晓不绝”。自太祖时代始，铸钱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在宋代产生，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出在宋朝；宋时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均窑、哥窑、定窑，出产的瓷器精美绝伦，许多至今尚无法超越。
不过不要忘了，宋朝也是中国历史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现在读起岳飞的《满江红》，颇感朗朗上口，但对于“靖康耻”，究竟“耻”到何种程度，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的。这里不妨翻一下老账：靖康二年开春，金兵攻陷汴梁，将徽、钦两帝及3000余名皇室人员作为战虏带回，一年后到达金上京。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徽、钦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先是让爷俩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让徽、钦两帝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礼毕，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 “繁华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繁荣与屈辱交织在一起，不得不令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宋朝怎么了？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心理一直在作祟。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他们觊觎江南沃野，而赵匡胤的后代中没有出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却出了徽宗这样的画家、书法家。只要大漠一有动静，或者发几次兵吓吓宋朝的皇帝老儿，就有了种种和盟，得到了丰厚的岁币。鲁迅有句名言：“偌是狮子肥大倒不妨事，但如果是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当时与北宋对峙的几个政权，主要有(1) 辽国, 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其创建者为耶律阿保机。契丹族是古代北方地区的一个民族, 始于公元389年。其主要活动地区是在潢河一带，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狩猎。(2)西夏, 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创建者为李元昊。党项族原属于羌族的一支，居地在今青海东南部黄河曲一带。从唐末，经五代到北宋，党项拓跋氏均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统辖以夏州为中心的五州之地。宋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开始不断向宋发动攻势，在府州、环州、庆州等地击败宋军。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国号大夏。(3) 金国, 以女真人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女真人世代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逶迤千里的长白山中。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虞舜时代，女真人就在这片土地上以狩猎的箭矢与石斧砍斫出生存的天地，并与中原地区建立联系。1115年正月初一，是完颜阿骨打亲自选定的建国的良辰，向支持他的女真族的勇士们宣布，女真人的国家诞生了，国号大金。
上述三个王朝的首领，体内流淌的是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的血液。广阔无垠的草原，铸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的品格，冒险、勇猛、善战、扩张等特征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许是原始人留下来的那种野性，他们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颤抖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们总是以宋朝为敌，绝不因对方不敢有敌而手软过。
宋与辽、西夏、金进行了无数次战争，但史书中很少见到宋为掠夺资源而对异族首先策马弯弓的记载，更没有与铁蹄已奔袭到家门口的狼窥虎视的对手有过一次像样的叫板。军力不济，国威难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障，无异于一条腿走路，把自己养肥了任人宰割。“和议终非中国计，强兵才是帝王才”。苟且偷生的朝廷要实现社会长期健康的发展和繁荣，谈何容易？宋朝的对外交往史，“求和”两字几乎是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
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各增银、绢各十万。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赐予”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赠夏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宋室南渡后，与金长期对峙，先后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年间，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头领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和议的内容，内核是妥协退让、屈膝求和。北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兵力有百万之众，实力与辽不相上下，且远胜于西夏；南宋与金以西至大散关，东至淮水为界，以后又有隆兴和议等。 每次议和中能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会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西方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作为条件，两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几次准备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赵佶的这首《声声慢》，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这种优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开国初期，在整军方面就采取了这样几条实实在在的“抑武事”的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实施，使得汉民族历史上的文武力量发生了180度的改变。在宋朝之前，每个朝代初期掌权的大都是军人出身，或者是军职出身。在中央，太尉、将军等的权力是可以和文职宰相抗衡的，甚至由军人出任宰相。由此，军人的地位开始降低，汉族人的政治完全由文人掌握，宋朝历代的掌权者几乎无不是文人，甚至兵部都由文人节制。这种改变使得汉民族很难抗击外来侵略，失去了炎黄游牧先祖的血性，不仅猎性无存，反而引来了列强，成为被猎取的对象。 通常情况下，当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之初，总会呈现群英聚会、大气磅礴、尚武成风、气焰正炽的景象。宋王朝却是个例外，从赵匡胤黄袍加身起，以自身的行为鼓励大家追求和熙富足的生活，保持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这方面，宋真宗不啻身体力行，亲自创作《劝学诗》，教导百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亡国皇帝赵佶，论当皇帝，他只是一个庸君，论文化造诣，他是一个著名的大师，可谓数家集于一身。在位期间，多方收集图书和古物，把画家们召进翰林图画院，组织文人编辑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等有很大价值的书画集；他的书法被称之为“瘦金书”，写的狂草也很有名。有《千字文卷》等真迹传世；他的画迹有《池塘秋晚》、《雪江归棹》、《芙蓉锦鸡》等。他在书法、绘画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书法、绘画真迹在千年后的今天已是价值连城。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以帝王的标准衡量他的，因而他的文才被永远埋在非议的泥沙之下。
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由于文气过重，很多文人和官员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红柳绿处，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庄，心死抽身，退避入山崖林薮孤芳自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为中国历史上精神木讷的萎靡朝儿。
多愁善感，桃红柳绿，雨露霜雪，历来是文人的审美客体，而宋代社会具有太多的这样的特质。诗词大多春女秋士之悲，感叹早生华发，年华老去，“至君尧舜，此事何难。”文人自身的腐朽也造成汉族日后王朝的腐朽，从此外族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的重要位置。看来，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化，都是当时这个社会心理之树的果实。 没有文化的社会必然是落后愚昧的，但绝对地推崇文化并将它放置到不适合的地位，必然会使文化掉头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社会的一个肿瘤。宋代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读书的文人们。这确实培养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齐。一些无德无才或有才无德的人，在宋代得到了重用。如：蔡京、童贯、朱勔、梁师成、王黼、李彦，在民间声名狼藉，都称之为六贼，但在赵佶眼中个个都是“英才”。
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有文治？没有武备，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不是吗？汉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而宋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大量士兵都是被在脸上刺字发配军队的罪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在这种导向的社会氛围中，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社会上的兵源素质差，从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上，就要花更大的工夫，而且事倍功半。在漫长的一百多年的辽宋对峙中，宋朝基本上是输多胜少。
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不多，名将更是凤毛麟角。像北宋初年的杨业，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虽被誉为宋初第一名将，也不过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玮在丁谓的排挤下，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狄青虽功勋卓著，位至枢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终也只能是外调；最冤莫过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死，“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由于缺乏人才，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就很难得到提高。缺乏决断，选择了抱薪救火，以致外敌气焰日胜，东吞一地，西割一城，后来又是因为太过天真和金一起灭辽，妄想分得一城半镇，却没了半壁江山，连皇帝都为外族掳去，剩了个南宋，落得千年笑柄。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对孪生物。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必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的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敌情意识，因为有敌人，才能发现危机和隐患；因为有敌人，才能产生前进的动力。
九乡新闻网
作者：二十一八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