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轮回1984贴吧:一个老实人的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23:24:16
五柳村文粹
收存原创及作者授权与网友推荐的精品
逝者如斯
2011 五月
日一二三四五六
1234567
89101112
1314
15
161718192021
22232425262728
293031
浏览全部网志
网志分类
· 所有网志 (976)
· 探索改革 (64)
· 政经研究 (41)
· 思想文化 (201)
· 回归历史 (165)
· 人物纪事 (159)
· 胡耀邦研究 (33)
· 感悟生活 (40)
· 从沙滩到未名湖 (71)
· 红岩儿女 (65)
· 天下见闻 (45)
· 关注台湾 (7)
· 啼笑皆非 (54)
· 养生 (8)
· 未分类 (23)
非非 fifid.com
搜索本站
友情链接
· 我的歪酷 非非共享界
· 五柳村海外版
· 导读(新收录文件介绍)
· 信息快递
· 满天风雨
· 四海为家
· 曾经沧海
· 风雨故人来
· 同行风雨路
· 过眼烟云
· 文学与生活
· 我的图书馆
· 五柳存稿
· 五柳村纪事
· 五柳村之友园地
· 专题收藏
· 五柳村国内版
· 炎黄春秋
1505562
« 上一篇: 康峻：参加抗战工作却被打成“美国特务”下一篇: 北欧，你姓“资”还是姓“社”？ »
刘宗孟：一个老实人的故事
宋琤记述 @ 2010-01-04 16:35
红岩儿女第三部Ⅴ—06
一个老实人的故事
——刘宗孟回忆他响应号召到农村去以后的几十年（宋琤记述）
〖《红岩儿女》编者按〗1945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期间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刘宗孟，接受组织安排，到农村去，打算在农村扎根，建立据点，以适应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他牢记着，这是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组织”要他下乡，只因为他是四川人。实际上，就他本身的条件来说，并不适宜担负这样的任务。且不说这个战略部署的是非，只就四川的客观形势来说，布置这样的任务也未必恰当。而他自己却十分认真，遭遇了多次挫折，依然死心塌地地要在农村干下去。可是，受主观客观条件限制，收效甚微。本来可以回复旦复学，他不。原新闻系同学介绍他做新闻工作，他不。新中国成立了，他接受那个任务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还是觉得自己在农村没有完成任务于心不安，还要留在农村工作。于是，这位读了三年新闻系的大学生，先是做了征粮队员，后来以区级干部身份做了带领民工修筑铁路的大队长。在四川筑完一条铁路，又到云南筑公路，最后落脚在交通厅公路局。他被发现是个大学生，才不让他带民工了，改做宣教干事，已经算是照顾知识分子了。一生最高职务是县以下的副区长，行政十八级。
刘宗孟在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中，一直被称为“夫子”，或“刘夫子”。得到这个雅号，是因为他为人忠厚老实，说话做事都一板一眼，特别认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有时候老实认真得近乎死板。”加上他“宗孟”的大名，就被同学共认为夫子。和他同住一间宿舍的曾德镇是他的同乡同系好友，比他高一年级。曾德镇是写讽刺诗的好手，一说话就逗人笑，常常“疯言疯语”，被同学们戏称为“疯子”。看起来性格迥异的两个人，政治思想却完全一致。1944年10月，他倆一起参加了共产党在复旦大学的的秘密外围组织“十月同盟”。
1945年春，“十月同盟”的成员在复旦校园后面山坡上的防空洞里开会。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杜栖梧向大家传达了南方局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对知识青年提出的两大号召：到解放区去，到农村去。杜栖梧提出，希望“夫子”和“疯子”两个人到农村去。因为他两个都是四川人，便于在四川农村开展工作。当时，大多数进步青年都更愿意到解放区去，直接投身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后斗争。而到农村去建立据点，可能要较长期埋伏，生活和斗争会更加艰苦。但是，那时候的年轻人，只要党组织提出了要求，说明了斗争的需要，大家都乐意服从。曾德镇和刘宗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到农村去！
总也不忘党的嘱咐：在农村扎根
一放暑假，南方局青年组就在离复旦几十里路的育才学校办起了农村工作干部实习班。到农村去的大学生都要到那里向有农村工作经验的育才学校师生学习。
8月10日晚上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夫子”马上找杜栖梧，问任务有没有变化。杜说没有变化，并带他到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找到南方局青年组负责指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工作的张黎群。黎群告诉他，毛泽东已经来到重庆，国共两党已经开始谈判。但是，蒋介石这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即使在谈判桌上签了字也靠不住，他随时可以撕毁协议。对和平不能抱太大希望。为了争取人民的解放，终究还是要到农村去落地生根，要靠农村包围城市。同时嘱咐他，在农村，要通过当地的青年学生去做农民工作，你们的公开身份是教师，不要直接去做农民工作。张黎群的这些话，“夫子”一直谨记在心。
当时到农村去的有7个组。刘宗孟被编到川东达县、渠县的一个组。黎群告诉他，这个组的负责人是徐林，也是复旦同学。另有原在沙坪坝中央工校读书的辛国梁和原在新疆被捕后出獄回到四川的何时雨。当时，他们三人都已経到当地农村的一个学校。何时雨是教导主任。这个学校叫宝善中学，位于离达县县城一百多里的石桥河镇。是个新创办的学校，只有初中一年级。中秋节那天，宗孟来到这个学校。徐林对工作抓得很紧。教书之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社会调查和学习。学什么？每周都要一起学习“整风文件”，主要是端正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几个人集中力量，对石桥河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弄清了这个地方谁是可以依靠的，谁是比较开明的，谁是反动的.。过去红四方面军曾在这一带短暂停留，留下很深的影响。贫苦农民一直盼望红军能够再回来。可是，他们这个小组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却遇到了困难。按照南方局青年組的交待，他们应该通过学生在农民中开展工作。但是这个学校只有一年级，学生年纪太小。他们努力在学生中培养积极分子，短时间内收效不大。
这期间，他们的工作出了一点差错。他们发现，宝善中学校长政治上不算反动，但有点贪污行为。有一个相当反动的人到他们中间活动，想搞掉校长他自己来干。他们几个人比较幼稚，没有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向他说了校长贪污的情况。这个人抓住把柄搞掉了校长，自己就取而代之。他上任不久，就取消教师的某些福利待遇。徐林他们几个人就联合其他教师罢教抗议。这个新校长本来他就想换他自己亲近的人来做教师，这时就宣布，你们罢敎，我就换人。徐林说，你要换人，我们就走。罢敎失败了。小组商量，三个人走，让刘宗孟留下。小组还讨论了到底应该怎样做农民工作。学生太小，等他们长大要等到哪年？他们决定直接接触农民。他们想，不论贫富，人人都要吃盐巴。于是，几个人在集镇上租了个摊子卖盐巴，这样就可以直接接触农民。三个人先去，以后刘宗孟也参加了。通过卖盐巴，在农民中做了些工作。
宗孟留在学校，被新校长看作眼中钉。新校长向区里乡里告密，说这几个人煽动学潮，有共产党嫌疑，要求对他们采取行动。地方上的开明人士把这个情况透露给宗孟，要他们赶快离开。宗孟他们想，书不能教了，但是人不能离开川东农村。组织给的任务是在农村建立据点，扎下根。自己怎能半途而废？这时，何时雨已经结婚，离开了小组，宗孟和徐林、辛国梁三人继续在达县和渠县一带农村，以卖盐巴为掩护进行联系农民的活动。
他们三个大学生中有两个是高度近视眼。刘夫子是七百度，徐林是六百度。戴着眼镜挑盐巴，未免不像样子，容易暴露，只好摘下眼镜放在背包里。一百斤盐巴，三个人分着挑。不戴眼镜，走山路好艰难，高一脚，低一脚，好不容易挑到渠县板桥乡，租间小旅店住下，秤杆子也丢掉了。没办法，只好先向旅店老板借。
没过几天，渠县的保丁来抓他们了。保丁们拿枪对着他们说：有人告发你们是“棒老二”（土匪）！不容分说，就把他们捆起送到乡公所关押起来。几个大学生怎么又成了土匪呢？原来是他门住的店老板告发了他们。说他们眯起眼睛看人，形迹可疑。在老板看来，只有常打枪的“棒老二”才眯起眼睛看人，他哪里会想到这是几个摘下眼镜的近视眼大学生。打开他们的行李检查，怎么卖盐巴的人包包里有眼镜，有地图，还有手錶？这下事情更复杂了。他们三个用了假名，坚持说是做生意的，还把手錶送给联防队长，希望他放人。这是国民党县党部派人下来审问，肯定他们不是生意人。当天就把他们捆起来送到渠县军法处。
审讯之前，三个人悄悄统一了口径。决定说明真实身份，不然无法解释行李里的那些东西。军法处把他们一个一个分开审讯，他们的回答一致：教书挣不了几个钱，趁假期搞点外快。为何不用真名实姓？回答说：怕有损学校名声。他们开出了几个开明士绅的名单，请他们作证。县党部和警察局审讯，他们也是同样回答。这时，何时雨在外面已经联络了十几位开明士绅写了担保。可是达县县长说这几个人闹过学潮，有共产党嫌疑，坚决不同意放人。渠县县长只好决定，把三个人各自遣送回原籍。被捕时是1946年7月，送回原籍，已是次年3月间了。
刘夫子后来对我们说，他们三人在关押期间曾经总结了这一段下乡的教训。一致认为：第一，不该揭发第一任校长的贪污问题，卷入他们之间的斗争；第二，不该为争取教师福利而罢敎，形成与学校当局的对立，以致不得不放弃这个阵地；第三，不该摘下眼镜去卖盐巴，自己把自己弄成可疑的形象。谈到这一点，他无限感慨地说：太幼稚了！可是几个人对待党交给的任务忠心耿耿，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坚持在这块农村阵地上。决定要到集市上卖盐巴的时候，几个人还想着：这时候，到中原解放区去的同学们，正在国民党的大举围剿中突围，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想办法和他们汇合呢！他说：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啊！
“其志可嘉，其情可悯”
宗孟被押送回老家威远。遣送回去的“解文”上说他有共产党嫌疑，却又查无实据。威远县也不好给他定一个什么具体的罪名。法院要他写一份自传。他没有入党，不知道该不该写这份自传。他只想到不能暴露机密，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问政治的大学生，由于生活困难，休学到渠县去教书，放暑假后和伙伴去卖盐巴挣点外快。他觉得这样写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用文言文之乎者也地写了出来。法院又问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他表示因为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国民党领导过辛亥革命、北伐和抗日战争，希望以后能领导好建国。对共产党则一无所知。国民党和三青团抓不住他的什么辫子。最后由在威远连界场中心学校做校长的父亲把他保了出来。
出狱后，他又面临着新的选择。下乡时，他在复旦新闻系已经读完三个学年。只剩一年，选几个学分的课，写一篇论文，就可以结束大学学业，拿到大学文凭。回到学校，还有可能找到党的关系。而且，当时不论重庆和上海的新闻单位都有不少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在那里工作，他要想找个编辑、记者的工作岗位，并不困难。回上海复旦复学，应该是他的首选。而他却全然不考虑这些。尽管南方局早已撤离，已经没有任何党组织与他联系，他仍然觉得，两年前党交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自己应该再到农村去扎根。不久，他到离连界场几十里路的资中县罗泉井镇的四维中学做英语教师，打算在这里再开展农村工作。
在这里，他碰到一位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老同学刘利谋。刘利谋是成都地下党的党员。在复旦大学的时候他二人就认识，彼此有所了解。这时，刘利谋介绍自己的弟弟和一位姓韩的朋友同刘宗孟一起开展活动。他们培养、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名称也叫民主青年同盟，和刘利谋单线联系。刘利谋曾问宗孟愿不愿意参加民盟，宗孟说他不愿参加。他说，从参加“十月同盟”到下乡，他都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愿意参加共产党。刘利谋询问了他下乡以后的经历。夫子如实相告，包括他被捕的详细情况。刘利谋请示了成都地下市委后得到答复：在狱中写自传是错误的。但是他还没有入党，缺少斗争经验，错误不算严重。但以后不可再犯。可以接受他入党。于是，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实现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时在1948年。
形势的发展比预想的快得多。到1949年，大家就忙于做迎接解放的准备。12月资中县解放。地下党和解放大军会师。1950年2月，资中县委把刘宗孟他们三人调到县委。县委书记和他们谈话的时候，只说调他到县里参加革命工作，没有提到他的党籍问题。那时候，大家的革命热情极高，组织观念却比较薄弱。只要是干革命就行，不懂得还有转组织关系的程序。以后才知道，当时县委没有收到他的组织关系。他自己也没有抓紧查清这件事。县领导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到教育科担任副科长。他这个人不愿意当官，特别是想到几年前南方局要他到农村去，他认为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几年来，曲曲折折在农村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总觉得没有完成任务，内心不安。于是他表示还是愿意在农村工作。这样，他就被派到征粮队，又回到罗泉井镇，做征粮工作。
不久，他意外地收到好友“疯子”（曾德镇）从重庆的来信。原来“疯子”1945年下乡不久，就因工作需要，被调到重庆《新华日报》去编副刊。内战爆发后，随《新华日报》撤退到延安。以后随解放大军南下，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新华日报》做编辑。报社人手不足，打听到宗孟的地址，就写信希望他到报社来工作。这既是工作需要，又是他在大学学了三年的专业，对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不想，这位不老的“老夫子”竟然毫不动心，他仍然执著地坚守几年前党交给他的农村工作。
1950年7月，宗孟被调到资中县第三区区公所任副区长。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他没想到，父亲被划作地主，因为用多年做教师和小学校长积攒下的薪资买了不多一些田出租。按规定，刘宗孟应该回避。因此，他被调到五区任副区长。这时，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成渝路动工。铁路沿线要动员大批民工修路。一个区要组建一支两千人的民工大队，由一个区级干部带队。刘宗孟这个副区长就成了修筑成渝铁路的民工大队长。他带着两千民工，一直干到1952年5月修通了成渝铁路。
成渝路通车后，西南交通部组织了几个工程局。宗孟被分配到第三工程局，修筑昆明到打洛的公路。从此，刘夫子就到了云南。以后，行政区划和组织机构以及工程局的归属关系几经变化，最后他到了云南省交通厅的公路局。刚到工程局的时候，局长对他说：你是大学生，有文化，不要带民工了，留下来搞宣教吧！于是，就把他安排在民工调配处做宣傳教育工作，职务大概是副股长或干事，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以后就一直做宣教工作。或编小报，或当文化教员，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都认认真真务求干好。以后，他坦然地笑对老同学说：我当最大的官就是副区长，最高的级别是十八级。
背着几个本不应有的包袱踽踽前行
建国以后，刘夫子和所有的老同学失去了联系，包括他最好的朋友曾德镇。复旦新闻系的老同学有机会见面，总要互相打听了刘夫子的去处，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复旦那些年的民主运动中，不论是办报刊搞宣传或者做组织联系工作，他总是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和大家相处，总是一副憨厚亲切的笑容。大家一直怀念着他。经过多方查找，直到80 年代才和他取得联系。在老同学的聚会中大家开玩笑地说：你这个老夫子，让大家找了你几十年，你现在简直成了“出土文物”了。大家也埋怨他这么多年不和大家联系，不然，早就可以到新闻工作岗位用其所长了。他还只是憨厚地笑笑。
宗孟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一点，他一贯听从党的安排，组织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愿意通过老同学的关系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改变自己的地位。同时，他也坦率承认，自己有点“乏善可陈”，精神上有点压抑，背着几个不大不小的包袱：一是被捕入狱后写过一个自传，入党时被告知这是一个“错误”，他牢牢记住，但他也说不清那个自传会给党带来什么损失；二是土改时父亲被划为地主，虽说是属于可不划的一类，但他却从此有了一个不好的家庭出身；三是反胡风运动中，他交代了和“胡风骨干分子”冀汸是复旦同学，很佩服他的文学才华，编小报时曾买了他的一本小说赠给积极写稿的通讯员，运动简报上为此写着：“想不到胡风分子竟然混进我们的宣传队伍。”审干的结论还写上他受了胡风分子影响，并“吹捧”了冀汸。审干中查清了他确实1948年在资中县入了党，却不恢复他的党籍，在1957年要他重新入党。以后，不管哪次运动一来，他就得把这些事抖露出来，检讨一遍。他明白党是不会相信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又有这样那样“问题”的知识分子的。他从不看重什么官不官、长不长的，只想把工作做好。只是内心压抑，做事总是谨小慎微，思想和手脚都放不开。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从“左”的压抑中有所解脱。他在40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得到承认，待遇从“退休”改为“离休”。多年来笼罩在他心头的阴霾，在初春的和风吹拂下逐渐消散。在周围的人们心目中，他从一个“出身不好、历史复杂、犯过错误、不可信任”的臭烘烘的知识分子，还原为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斗争的，勤勤恳恳、淡泊名利、埋头实干的老同志。1983年有一次他和交通厅的一位负责同志一起开会。闲谈中这位同志突然问宗孟：你多大年纪了？宗孟说：59岁。这位同志惋惜地说了一声：年龄大了一点！这句含义没有说明白的话，让他感慨良多——到了可以稍稍放开手脚做点事的时候，自己却垂垂老矣！
垂垂老矣的刘夫子终于有了一个做点事的最后机会。60岁，他办了退休手续，却没有休息。他被局里返聘到公路史编写组，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先是担任公路组织史的主编。完稿以后，又投入云南公路史的编写。这时候，他的左眼已因高度近视引起视网膜脱落而失明，仅凭右眼的微弱视力承担了公路史的大量编写工作。昆明雨多，雨中路滑难走，他坚持步行上班。年已古稀的老伴不放心他一个人雨中外出，老太太总是一手撑伞，一手搀扶着他，老两口相扶相持艰难地走完两公里路，把他送到公路史编写组。1999年8月8日《云南交通报》以《耄耋热血写春秋》为题记述了他写作公路史的艰辛。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对他主持编写的《云南公路史》给予很高评价，可谓不吝褒词：“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分期合理，体例恰当，观点明确，语言精炼，突出了云南公路建设的特点，是一部可读性较好、较成功的史稿。”
对于领导机关的这一大串褒词，宗孟看重的是“分期合理”这四个字。他对我们说明了来由——当时不论写新中国的什么专业史，一般都套用按照政治经济形势分期的办法。他认为，那样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时期、“大跃进”时期、调整时期，“文革”时期……不能反映云南公路建设特有的阶段性和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他坚持，应该打破框框，按照云南公路建设本身的特点分期。这个意见被大家接受了，才有了这一本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云南公路建设过程的史稿。谈到这里，他的面孔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们也为这位淡泊名利不求显赫的老实人感到高兴。这不是一件大事，但是，一个被压抑了大半生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晚年，能够用自己的脑子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说话做事写文章，他就觉得可以安心了。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刘宗孟本来就不愿意当什么官，从来不争地位待遇，只想扎扎实实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可是，就这样也难尽心尽力，因为精神上总是受到压抑。对他来说，有“三座大山”：一是当年在农村活动的时候曾受到反动统治者怀疑而被捕，被迫写过一份自传，后来被认为是个“政治错误”（其实所写的内容对党毫无损害，而且他当时不是党员）；二是在土地改革的时候父亲被划为地主，自己也就成为“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其实他父亲是个小学教师，当过校长，多年的薪金剩余有些积蓄，买了不多一些田地出租，不是主要收入来源，至多是个小土地出租者）；三是在“反胡风运动”中主动向组织交代了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冀汸是复旦大学同学，很佩服他的文采，在工程局奉命做宣教工作编小报的时候，买过他的一本小说送给积极写稿的通讯员作为鼓励，因此他竟然被认为是“混进我们宣传队伍”的“胡风分子”。于是，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工作，一贯“听从党的安排”，“组织叫干啥就干啥”，“老实认真得近乎死板”的知识分子，就长期被作为为一个“出身不好，历史复杂，犯过错误，不可信任”的人对待。像孙悟空头上被强加了“金箍”一样，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主持者都要念一遍“紧箍咒”，把他这些履历抖露出来，让他检讨一番。他就越来越谨小慎微，创造性被长期压抑以至泯灭。
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的历史真面目才得以恢复，他才敢于用自己的脑子思索问题。在编写云南公路史的时候，他独立思考，打破一切专业史都要按照当代政治经济进程分期的框框，按照云南公路建设本身的特点分期叙述，成果得到交通部中国公路史编审委员会的赞扬。只是在晚年得到这一点安慰，他也就很满意了。这就是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愿。
关键词/Tags: 冤假错案 地下党
相关文章:» 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 1962年最高法院院长谈潘汉年案：谁救得了岳飞？
» 李凌：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之死
» 青海省长王昭：从纠“左”、偏“左”到被“左”扼杀
» 索“革命食子”之根
阅读全文(843) / 评论 / 扔小纸条 / 给宋琤记述留言 / 文件夹: 红岩儿女
收藏: QQ书签 del.icio.us
评论 / 个人网页 / 扔小纸条
*昵称
收存原创及作者授权与网友推荐的精品
逝者如斯
2011 五月
日一二三四五六
1234567
89101112
1314
15
161718192021
22232425262728
293031
浏览全部网志
网志分类
· 所有网志 (976)
· 探索改革 (64)
· 政经研究 (41)
· 思想文化 (201)
· 回归历史 (165)
· 人物纪事 (159)
· 胡耀邦研究 (33)
· 感悟生活 (40)
· 从沙滩到未名湖 (71)
· 红岩儿女 (65)
· 天下见闻 (45)
· 关注台湾 (7)
· 啼笑皆非 (54)
· 养生 (8)
· 未分类 (23)
非非 fifid.com
搜索本站
友情链接
· 我的歪酷 非非共享界
· 五柳村海外版
· 导读(新收录文件介绍)
· 信息快递
· 满天风雨
· 四海为家
· 曾经沧海
· 风雨故人来
· 同行风雨路
· 过眼烟云
· 文学与生活
· 我的图书馆
· 五柳存稿
· 五柳村纪事
· 五柳村之友园地
· 专题收藏
· 五柳村国内版
· 炎黄春秋
1505562
« 上一篇: 康峻：参加抗战工作却被打成“美国特务”下一篇: 北欧，你姓“资”还是姓“社”？ »
刘宗孟：一个老实人的故事
宋琤记述 @ 2010-01-04 16:35
红岩儿女第三部Ⅴ—06
一个老实人的故事
——刘宗孟回忆他响应号召到农村去以后的几十年（宋琤记述）
〖《红岩儿女》编者按〗1945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期间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刘宗孟，接受组织安排，到农村去，打算在农村扎根，建立据点，以适应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他牢记着，这是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组织”要他下乡，只因为他是四川人。实际上，就他本身的条件来说，并不适宜担负这样的任务。且不说这个战略部署的是非，只就四川的客观形势来说，布置这样的任务也未必恰当。而他自己却十分认真，遭遇了多次挫折，依然死心塌地地要在农村干下去。可是，受主观客观条件限制，收效甚微。本来可以回复旦复学，他不。原新闻系同学介绍他做新闻工作，他不。新中国成立了，他接受那个任务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还是觉得自己在农村没有完成任务于心不安，还要留在农村工作。于是，这位读了三年新闻系的大学生，先是做了征粮队员，后来以区级干部身份做了带领民工修筑铁路的大队长。在四川筑完一条铁路，又到云南筑公路，最后落脚在交通厅公路局。他被发现是个大学生，才不让他带民工了，改做宣教干事，已经算是照顾知识分子了。一生最高职务是县以下的副区长，行政十八级。
刘宗孟在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中，一直被称为“夫子”，或“刘夫子”。得到这个雅号，是因为他为人忠厚老实，说话做事都一板一眼，特别认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有时候老实认真得近乎死板。”加上他“宗孟”的大名，就被同学共认为夫子。和他同住一间宿舍的曾德镇是他的同乡同系好友，比他高一年级。曾德镇是写讽刺诗的好手，一说话就逗人笑，常常“疯言疯语”，被同学们戏称为“疯子”。看起来性格迥异的两个人，政治思想却完全一致。1944年10月，他倆一起参加了共产党在复旦大学的的秘密外围组织“十月同盟”。
1945年春，“十月同盟”的成员在复旦校园后面山坡上的防空洞里开会。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杜栖梧向大家传达了南方局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对知识青年提出的两大号召：到解放区去，到农村去。杜栖梧提出，希望“夫子”和“疯子”两个人到农村去。因为他两个都是四川人，便于在四川农村开展工作。当时，大多数进步青年都更愿意到解放区去，直接投身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后斗争。而到农村去建立据点，可能要较长期埋伏，生活和斗争会更加艰苦。但是，那时候的年轻人，只要党组织提出了要求，说明了斗争的需要，大家都乐意服从。曾德镇和刘宗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到农村去！
总也不忘党的嘱咐：在农村扎根
一放暑假，南方局青年组就在离复旦几十里路的育才学校办起了农村工作干部实习班。到农村去的大学生都要到那里向有农村工作经验的育才学校师生学习。
8月10日晚上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夫子”马上找杜栖梧，问任务有没有变化。杜说没有变化，并带他到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找到南方局青年组负责指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工作的张黎群。黎群告诉他，毛泽东已经来到重庆，国共两党已经开始谈判。但是，蒋介石这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即使在谈判桌上签了字也靠不住，他随时可以撕毁协议。对和平不能抱太大希望。为了争取人民的解放，终究还是要到农村去落地生根，要靠农村包围城市。同时嘱咐他，在农村，要通过当地的青年学生去做农民工作，你们的公开身份是教师，不要直接去做农民工作。张黎群的这些话，“夫子”一直谨记在心。
当时到农村去的有7个组。刘宗孟被编到川东达县、渠县的一个组。黎群告诉他，这个组的负责人是徐林，也是复旦同学。另有原在沙坪坝中央工校读书的辛国梁和原在新疆被捕后出獄回到四川的何时雨。当时，他们三人都已経到当地农村的一个学校。何时雨是教导主任。这个学校叫宝善中学，位于离达县县城一百多里的石桥河镇。是个新创办的学校，只有初中一年级。中秋节那天，宗孟来到这个学校。徐林对工作抓得很紧。教书之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社会调查和学习。学什么？每周都要一起学习“整风文件”，主要是端正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几个人集中力量，对石桥河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弄清了这个地方谁是可以依靠的，谁是比较开明的，谁是反动的.。过去红四方面军曾在这一带短暂停留，留下很深的影响。贫苦农民一直盼望红军能够再回来。可是，他们这个小组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却遇到了困难。按照南方局青年組的交待，他们应该通过学生在农民中开展工作。但是这个学校只有一年级，学生年纪太小。他们努力在学生中培养积极分子，短时间内收效不大。
这期间，他们的工作出了一点差错。他们发现，宝善中学校长政治上不算反动，但有点贪污行为。有一个相当反动的人到他们中间活动，想搞掉校长他自己来干。他们几个人比较幼稚，没有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向他说了校长贪污的情况。这个人抓住把柄搞掉了校长，自己就取而代之。他上任不久，就取消教师的某些福利待遇。徐林他们几个人就联合其他教师罢教抗议。这个新校长本来他就想换他自己亲近的人来做教师，这时就宣布，你们罢敎，我就换人。徐林说，你要换人，我们就走。罢敎失败了。小组商量，三个人走，让刘宗孟留下。小组还讨论了到底应该怎样做农民工作。学生太小，等他们长大要等到哪年？他们决定直接接触农民。他们想，不论贫富，人人都要吃盐巴。于是，几个人在集镇上租了个摊子卖盐巴，这样就可以直接接触农民。三个人先去，以后刘宗孟也参加了。通过卖盐巴，在农民中做了些工作。
宗孟留在学校，被新校长看作眼中钉。新校长向区里乡里告密，说这几个人煽动学潮，有共产党嫌疑，要求对他们采取行动。地方上的开明人士把这个情况透露给宗孟，要他们赶快离开。宗孟他们想，书不能教了，但是人不能离开川东农村。组织给的任务是在农村建立据点，扎下根。自己怎能半途而废？这时，何时雨已经结婚，离开了小组，宗孟和徐林、辛国梁三人继续在达县和渠县一带农村，以卖盐巴为掩护进行联系农民的活动。
他们三个大学生中有两个是高度近视眼。刘夫子是七百度，徐林是六百度。戴着眼镜挑盐巴，未免不像样子，容易暴露，只好摘下眼镜放在背包里。一百斤盐巴，三个人分着挑。不戴眼镜，走山路好艰难，高一脚，低一脚，好不容易挑到渠县板桥乡，租间小旅店住下，秤杆子也丢掉了。没办法，只好先向旅店老板借。
没过几天，渠县的保丁来抓他们了。保丁们拿枪对着他们说：有人告发你们是“棒老二”（土匪）！不容分说，就把他们捆起送到乡公所关押起来。几个大学生怎么又成了土匪呢？原来是他门住的店老板告发了他们。说他们眯起眼睛看人，形迹可疑。在老板看来，只有常打枪的“棒老二”才眯起眼睛看人，他哪里会想到这是几个摘下眼镜的近视眼大学生。打开他们的行李检查，怎么卖盐巴的人包包里有眼镜，有地图，还有手錶？这下事情更复杂了。他们三个用了假名，坚持说是做生意的，还把手錶送给联防队长，希望他放人。这是国民党县党部派人下来审问，肯定他们不是生意人。当天就把他们捆起来送到渠县军法处。
审讯之前，三个人悄悄统一了口径。决定说明真实身份，不然无法解释行李里的那些东西。军法处把他们一个一个分开审讯，他们的回答一致：教书挣不了几个钱，趁假期搞点外快。为何不用真名实姓？回答说：怕有损学校名声。他们开出了几个开明士绅的名单，请他们作证。县党部和警察局审讯，他们也是同样回答。这时，何时雨在外面已经联络了十几位开明士绅写了担保。可是达县县长说这几个人闹过学潮，有共产党嫌疑，坚决不同意放人。渠县县长只好决定，把三个人各自遣送回原籍。被捕时是1946年7月，送回原籍，已是次年3月间了。
刘夫子后来对我们说，他们三人在关押期间曾经总结了这一段下乡的教训。一致认为：第一，不该揭发第一任校长的贪污问题，卷入他们之间的斗争；第二，不该为争取教师福利而罢敎，形成与学校当局的对立，以致不得不放弃这个阵地；第三，不该摘下眼镜去卖盐巴，自己把自己弄成可疑的形象。谈到这一点，他无限感慨地说：太幼稚了！可是几个人对待党交给的任务忠心耿耿，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坚持在这块农村阵地上。决定要到集市上卖盐巴的时候，几个人还想着：这时候，到中原解放区去的同学们，正在国民党的大举围剿中突围，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想办法和他们汇合呢！他说：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啊！
“其志可嘉，其情可悯”
宗孟被押送回老家威远。遣送回去的“解文”上说他有共产党嫌疑，却又查无实据。威远县也不好给他定一个什么具体的罪名。法院要他写一份自传。他没有入党，不知道该不该写这份自传。他只想到不能暴露机密，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问政治的大学生，由于生活困难，休学到渠县去教书，放暑假后和伙伴去卖盐巴挣点外快。他觉得这样写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用文言文之乎者也地写了出来。法院又问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他表示因为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国民党领导过辛亥革命、北伐和抗日战争，希望以后能领导好建国。对共产党则一无所知。国民党和三青团抓不住他的什么辫子。最后由在威远连界场中心学校做校长的父亲把他保了出来。
出狱后，他又面临着新的选择。下乡时，他在复旦新闻系已经读完三个学年。只剩一年，选几个学分的课，写一篇论文，就可以结束大学学业，拿到大学文凭。回到学校，还有可能找到党的关系。而且，当时不论重庆和上海的新闻单位都有不少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在那里工作，他要想找个编辑、记者的工作岗位，并不困难。回上海复旦复学，应该是他的首选。而他却全然不考虑这些。尽管南方局早已撤离，已经没有任何党组织与他联系，他仍然觉得，两年前党交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自己应该再到农村去扎根。不久，他到离连界场几十里路的资中县罗泉井镇的四维中学做英语教师，打算在这里再开展农村工作。
在这里，他碰到一位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老同学刘利谋。刘利谋是成都地下党的党员。在复旦大学的时候他二人就认识，彼此有所了解。这时，刘利谋介绍自己的弟弟和一位姓韩的朋友同刘宗孟一起开展活动。他们培养、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名称也叫民主青年同盟，和刘利谋单线联系。刘利谋曾问宗孟愿不愿意参加民盟，宗孟说他不愿参加。他说，从参加“十月同盟”到下乡，他都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愿意参加共产党。刘利谋询问了他下乡以后的经历。夫子如实相告，包括他被捕的详细情况。刘利谋请示了成都地下市委后得到答复：在狱中写自传是错误的。但是他还没有入党，缺少斗争经验，错误不算严重。但以后不可再犯。可以接受他入党。于是，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实现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时在1948年。
形势的发展比预想的快得多。到1949年，大家就忙于做迎接解放的准备。12月资中县解放。地下党和解放大军会师。1950年2月，资中县委把刘宗孟他们三人调到县委。县委书记和他们谈话的时候，只说调他到县里参加革命工作，没有提到他的党籍问题。那时候，大家的革命热情极高，组织观念却比较薄弱。只要是干革命就行，不懂得还有转组织关系的程序。以后才知道，当时县委没有收到他的组织关系。他自己也没有抓紧查清这件事。县领导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到教育科担任副科长。他这个人不愿意当官，特别是想到几年前南方局要他到农村去，他认为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几年来，曲曲折折在农村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总觉得没有完成任务，内心不安。于是他表示还是愿意在农村工作。这样，他就被派到征粮队，又回到罗泉井镇，做征粮工作。
不久，他意外地收到好友“疯子”（曾德镇）从重庆的来信。原来“疯子”1945年下乡不久，就因工作需要，被调到重庆《新华日报》去编副刊。内战爆发后，随《新华日报》撤退到延安。以后随解放大军南下，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新华日报》做编辑。报社人手不足，打听到宗孟的地址，就写信希望他到报社来工作。这既是工作需要，又是他在大学学了三年的专业，对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不想，这位不老的“老夫子”竟然毫不动心，他仍然执著地坚守几年前党交给他的农村工作。
1950年7月，宗孟被调到资中县第三区区公所任副区长。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他没想到，父亲被划作地主，因为用多年做教师和小学校长积攒下的薪资买了不多一些田出租。按规定，刘宗孟应该回避。因此，他被调到五区任副区长。这时，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成渝路动工。铁路沿线要动员大批民工修路。一个区要组建一支两千人的民工大队，由一个区级干部带队。刘宗孟这个副区长就成了修筑成渝铁路的民工大队长。他带着两千民工，一直干到1952年5月修通了成渝铁路。
成渝路通车后，西南交通部组织了几个工程局。宗孟被分配到第三工程局，修筑昆明到打洛的公路。从此，刘夫子就到了云南。以后，行政区划和组织机构以及工程局的归属关系几经变化，最后他到了云南省交通厅的公路局。刚到工程局的时候，局长对他说：你是大学生，有文化，不要带民工了，留下来搞宣教吧！于是，就把他安排在民工调配处做宣傳教育工作，职务大概是副股长或干事，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以后就一直做宣教工作。或编小报，或当文化教员，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都认认真真务求干好。以后，他坦然地笑对老同学说：我当最大的官就是副区长，最高的级别是十八级。
背着几个本不应有的包袱踽踽前行
建国以后，刘夫子和所有的老同学失去了联系，包括他最好的朋友曾德镇。复旦新闻系的老同学有机会见面，总要互相打听了刘夫子的去处，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复旦那些年的民主运动中，不论是办报刊搞宣传或者做组织联系工作，他总是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和大家相处，总是一副憨厚亲切的笑容。大家一直怀念着他。经过多方查找，直到80 年代才和他取得联系。在老同学的聚会中大家开玩笑地说：你这个老夫子，让大家找了你几十年，你现在简直成了“出土文物”了。大家也埋怨他这么多年不和大家联系，不然，早就可以到新闻工作岗位用其所长了。他还只是憨厚地笑笑。
宗孟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一点，他一贯听从党的安排，组织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愿意通过老同学的关系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改变自己的地位。同时，他也坦率承认，自己有点“乏善可陈”，精神上有点压抑，背着几个不大不小的包袱：一是被捕入狱后写过一个自传，入党时被告知这是一个“错误”，他牢牢记住，但他也说不清那个自传会给党带来什么损失；二是土改时父亲被划为地主，虽说是属于可不划的一类，但他却从此有了一个不好的家庭出身；三是反胡风运动中，他交代了和“胡风骨干分子”冀汸是复旦同学，很佩服他的文学才华，编小报时曾买了他的一本小说赠给积极写稿的通讯员，运动简报上为此写着：“想不到胡风分子竟然混进我们的宣传队伍。”审干的结论还写上他受了胡风分子影响，并“吹捧”了冀汸。审干中查清了他确实1948年在资中县入了党，却不恢复他的党籍，在1957年要他重新入党。以后，不管哪次运动一来，他就得把这些事抖露出来，检讨一遍。他明白党是不会相信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又有这样那样“问题”的知识分子的。他从不看重什么官不官、长不长的，只想把工作做好。只是内心压抑，做事总是谨小慎微，思想和手脚都放不开。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从“左”的压抑中有所解脱。他在40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得到承认，待遇从“退休”改为“离休”。多年来笼罩在他心头的阴霾，在初春的和风吹拂下逐渐消散。在周围的人们心目中，他从一个“出身不好、历史复杂、犯过错误、不可信任”的臭烘烘的知识分子，还原为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斗争的，勤勤恳恳、淡泊名利、埋头实干的老同志。1983年有一次他和交通厅的一位负责同志一起开会。闲谈中这位同志突然问宗孟：你多大年纪了？宗孟说：59岁。这位同志惋惜地说了一声：年龄大了一点！这句含义没有说明白的话，让他感慨良多——到了可以稍稍放开手脚做点事的时候，自己却垂垂老矣！
垂垂老矣的刘夫子终于有了一个做点事的最后机会。60岁，他办了退休手续，却没有休息。他被局里返聘到公路史编写组，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先是担任公路组织史的主编。完稿以后，又投入云南公路史的编写。这时候，他的左眼已因高度近视引起视网膜脱落而失明，仅凭右眼的微弱视力承担了公路史的大量编写工作。昆明雨多，雨中路滑难走，他坚持步行上班。年已古稀的老伴不放心他一个人雨中外出，老太太总是一手撑伞，一手搀扶着他，老两口相扶相持艰难地走完两公里路，把他送到公路史编写组。1999年8月8日《云南交通报》以《耄耋热血写春秋》为题记述了他写作公路史的艰辛。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对他主持编写的《云南公路史》给予很高评价，可谓不吝褒词：“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分期合理，体例恰当，观点明确，语言精炼，突出了云南公路建设的特点，是一部可读性较好、较成功的史稿。”
对于领导机关的这一大串褒词，宗孟看重的是“分期合理”这四个字。他对我们说明了来由——当时不论写新中国的什么专业史，一般都套用按照政治经济形势分期的办法。他认为，那样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时期、“大跃进”时期、调整时期，“文革”时期……不能反映云南公路建设特有的阶段性和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他坚持，应该打破框框，按照云南公路建设本身的特点分期。这个意见被大家接受了，才有了这一本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云南公路建设过程的史稿。谈到这里，他的面孔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们也为这位淡泊名利不求显赫的老实人感到高兴。这不是一件大事，但是，一个被压抑了大半生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晚年，能够用自己的脑子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说话做事写文章，他就觉得可以安心了。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刘宗孟本来就不愿意当什么官，从来不争地位待遇，只想扎扎实实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可是，就这样也难尽心尽力，因为精神上总是受到压抑。对他来说，有“三座大山”：一是当年在农村活动的时候曾受到反动统治者怀疑而被捕，被迫写过一份自传，后来被认为是个“政治错误”（其实所写的内容对党毫无损害，而且他当时不是党员）；二是在土地改革的时候父亲被划为地主，自己也就成为“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其实他父亲是个小学教师，当过校长，多年的薪金剩余有些积蓄，买了不多一些田地出租，不是主要收入来源，至多是个小土地出租者）；三是在“反胡风运动”中主动向组织交代了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冀汸是复旦大学同学，很佩服他的文采，在工程局奉命做宣教工作编小报的时候，买过他的一本小说送给积极写稿的通讯员作为鼓励，因此他竟然被认为是“混进我们宣传队伍”的“胡风分子”。于是，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工作，一贯“听从党的安排”，“组织叫干啥就干啥”，“老实认真得近乎死板”的知识分子，就长期被作为为一个“出身不好，历史复杂，犯过错误，不可信任”的人对待。像孙悟空头上被强加了“金箍”一样，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主持者都要念一遍“紧箍咒”，把他这些履历抖露出来，让他检讨一番。他就越来越谨小慎微，创造性被长期压抑以至泯灭。
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的历史真面目才得以恢复，他才敢于用自己的脑子思索问题。在编写云南公路史的时候，他独立思考，打破一切专业史都要按照当代政治经济进程分期的框框，按照云南公路建设本身的特点分期叙述，成果得到交通部中国公路史编审委员会的赞扬。只是在晚年得到这一点安慰，他也就很满意了。这就是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愿。
关键词/Tags: 冤假错案 地下党
相关文章:» 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 1962年最高法院院长谈潘汉年案：谁救得了岳飞？
» 李凌：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之死
» 青海省长王昭：从纠“左”、偏“左”到被“左”扼杀
» 索“革命食子”之根
阅读全文(843) / 评论 / 扔小纸条 / 给宋琤记述留言 / 文件夹: 红岩儿女
收藏: QQ书签 del.icio.us
评论 / 个人网页 / 扔小纸条
*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