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领料员岗位职责:谁为邓小平和卓琳做红娘? (组图)

▲中央苏区中央局部分成员合影（右四为邓发）。

斯诺《西行漫记》中拍摄的邓发照片。

邓发与儿子邓北生100天时的合影。

邓发之子邓北生。王辉摄
南粤足音
“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西行漫记》中很早就出现了广东人邓发的名字。
埃德加·斯诺是由邓发护送安全进人陕北苏区的。在斯诺笔下，邓发举止干练豁达，身手敏捷，“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让他不禁感慨“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
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中，邓发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保卫工作和干部教育事业的开拓者。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30年9月，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发之子邓北生如今居住在广州，今年67岁的他排行第五，是邓发最小的儿子。战争年代颠沛流离，邓发只在延安与邓北生共度了短暂而温馨的一年多。采访在邓北生家中进行，简朴雅致的大厅里挂着邓发在新疆时期的照片，颇有神韵。
作为邓发最疼爱的儿子，邓北生对父亲既陌生又熟悉。1946年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及著名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人，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所乘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那时邓北生还不满两岁，对父亲的了解都来自于长辈的讲述，但对这些小故事却是几十年不忘。
甘蔗当枪使，吓退特务
1906年，邓发出生在广东省云浮县。由于家境贫寒，15岁就随五哥邓芳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先后在旅店、轮船公司和外国轮船上当勤杂工。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出现了第一次高潮，邓发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及闻名世界的省港大罢工，丰富的斗争经历使他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
说起父亲的“威水史”，邓北生很自豪。在香港搞地下工作期间，邓发免不了被叛徒特务跟踪。一次，他又被叛徒盯上，走了好长一段路都甩不掉。遇到这种情况，许多人都会选择躲起来或者撒腿逃跑。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冷不丁转身朝叛徒走去，没等那人反应过来，就迅速从裤袋里掏出一节甘蔗，朝叛徒身上一捅，说“赶快走，再不走小心我打死你”，特务以为是枪，吓得连滚带爬地跑了。
广州起义的“那段古”，邓北生也讲得很生动。1927年12月，邓发参加了广州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危急之下他主动要求率领工人赤卫队到广州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在分头隐蔽时，他“装病”躲过敌人搜查。“在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时，父亲又巧妙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相’技艺，化装成画‘炭相’的人，带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过去画的几幅‘炭相’作品，通过了反动派岗哨的严厉搜查。”
廖承志曾在《邓发同志》(载1946年4月19日《新华日报》追悼特刊)中评价：他“曾经饿过饭，曾经在光天化日下与反动派鹰犬决斗过。他曾经在数重侦探的跟踪之下，像侦探小说的英雄似地逃脱好几次；曾经在帝国主义警察厅正对面的房子中间，大摇大摆地开过会”，颇具传奇色彩。
广东“黑豹”为邓小平和卓琳做红娘
对待敌人，邓发“很有一套”，“经常有犯人别人审不出来的时候，他亲自去审，甚至坐在担架上审犯人，对着敌人说‘你看着我的眼睛’，就能唬住敌人，不敢说假话了。”邓北生说，生活中的邓发却非常幽默风趣，性格豪爽，“和他一起共事过的叶剑英、廖承志都说，他这个人风风火火，走到哪，哪就有笑声，我还不如我父亲活跃。”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战斗英雄还是个“大红娘”。邓北生说，毛泽东亲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婚事，就是邓发在1937年9月回国后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时一手撮合的；而邓小平和卓琳的结合，也是他牵的红线，并一手操办了邓小平的婚礼。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邓发和邓小平“私交甚密”，“情同手足”。卓琳也承认邓发是邓小平的“好友”。邓发见邓小平与金维映离婚后孑然一身，要替他找一个漂亮姑娘，一有空闲就拉着邓小平到处转。
在战友的热心帮助下，邓小平还真的找到了漂亮的意中人———卓琳。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奇怪的是，素来酒量不大的邓小平有敬必喝，竟然不醉。“其实，这就是父亲做的手脚。酒阵摆开时，他见来者不善，不仅替邓小平挡酒，还弄了一瓶白水充酒，为了给邓小平夫妇提供洞房，他还把自己居住的窑洞腾了出来。”
邓发还有一个著名身份———“大厨”。每到周末，他就会让战友“打牙祭”，做广东名菜白切鸡、烤乳猪，手艺好得让人啧啧赞叹。“父亲去世后，母亲每当看到父亲做过的菜式，总是很感怀。”邓北生说，直到1996年，杨尚昆在“四·八烈士”牺牲50周年之际回到延安时还指着一口井告诉大家：“当年邓发就是在这口井旁边烤乳猪给大家吃的！”
牵手怀孕妻子，走过万里长征路
邓发和妻子陈慧清是一对革命伉俪。他们共同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一同走过艰难的长征路。“我父母同为工人出身，有传统的从一而终的质朴思想。”邓北生说，邓发去世对陈慧清的打击很大，“他们太相爱了，母亲后来一直是一个人。”
长征路上，陈慧清已经怀孕，便和其他干部夫人一起跟着部队走。“在母亲的回忆中，这一路很辛苦，尤其对于女同志而言，一路上很不方便，上厕所都是几个人围起来就上了，打仗的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人们常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吃饭也能睡着。那时，父亲会照顾母亲的生活。”
邓发所在单位优势之一是“打前站”，“所以很多老同志说，政治保卫局的装备是最好的，后勤补给也是最多的，所以我父亲看望我母亲时可能就会顺便带些东西，但并非针对一个人，而是照顾整个连队，照顾老弱病残。”
而工作上的事，就算对再亲密的爱人邓发也必定严守纪律，“很多人和我说，想知道父亲的工作可以问母亲，可我问了，她也说不知道。由于那个年代的特殊性，人们的保密意识非常强。即使对着妻子，也绝不多说一句，夫妻之间工作上的交流是没有的，人们都主动地、自觉地去保密。很多时候父亲只会在事后能说时简单说一说，不会太详细，有时候母亲根本不知道父亲在哪。”
邓发去世后，陈慧清总会触景生情。“她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只要一看到能让她想起父亲的事物，她都会和我讲当年的故事。”
红色辞典
红都保安
红都保安即今陕西省志丹县，1936年7月3日至1937年1月13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中央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6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率中央党政机关、军委各部和抗大撤出瓦窑堡到达保安，中央苏维埃政府在保安定都，并在此生活战斗了7个月，指挥全国的革命战争，此后才迁到延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此发表，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战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
红军长征胜利后，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红星报》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1933年后被周恩来称为“油印博士”的邓小平出任该报主编。《红星报》不仅提出要把报纸办成反映红军战斗的“大镜子”，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员”和“政治工作讨论会”，并且要成为红军的俱乐部，先后设有《党的生活》、《列宁室》《红军生活》等。
旗帜的先声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我们是以少胜多的——— 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 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1935年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记者　曹斯 实习生　昌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