跷二郎腿的方向心理学:中国信心与“日本病人”

 国内一家媒体与日本《读卖新闻》所做的最新调查显示，47％的日本被调查对象在回答“10年后自己会变得更富有吗”的问题时，选择了“不太有希望”和“完全没有希望”，只有4％的调查对象选择了“非常有希望”。
　　另外在评价本国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治安等方面今后的发展状况时，大多数日本被调查对象选择了会往坏的方向发展。
　　日本怎么了？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民众的信心指数大涨。
　　
　　“日本病了”
　　“日本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专家金熙德听到记者关于此项调查的介绍时，一点都不觉得意外，“日本患的是发达国家病或者叫后工业化社会病。”
　　金熙德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家动力是赶超西方，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目标基本实现。数据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大约十年间，日本的经济规模最高曾经达到美国的70％。
　　日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赶超西方的目标既已达到，也就失去了目标。另一方面日本人也觉得不可能持续以前的高速发展了，社会凝聚的动力也没了，于是对未来丧失方向。”而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价值观产生分裂，多元化成为常态，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理性也开始下降”。
　　在金熙德看来，这种病症并不奇怪。“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在率先完成工业化后，就产生过‘英国病’，症状之一就是萎靡不振，觉得丧失了新鲜感。”
　　在北京大学留学多年、已经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日本留学生加藤佳一对这个问题也颇有看法。“第一是政治还没有定位好，有的日本人说应该重视日美同盟，有人说应重视亚洲外交，国家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定位不清晰。”
　　在经济上，“邮政民营化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在社会福利等问题上怎么改革，很多措施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加藤说，“年轻人对未来能不能获得良好的保障很担忧。”
　　在去年初，日本政府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达67．7％的日本人对日常生活感到担忧，这一比例创下历史新高。随着日本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和“婴儿潮”时期出生人群的纷纷退休，公众开始对日常生活和未来前景感到信心不足。54％的日本人对退休后的生活感到忧心忡忡，72．2％的受访者呼吁政府对社会保障系统进行改革，尤其是在医疗和养老金领域。
　　加藤特别指出一点，即日本年轻人缺乏独立思考，“比较盲目地被舆论影响，是被动的反应，而不是主动的思考，所以就会很迷惘。其实日本未来远远没有这么可担心。”
　　不过，有一点不容否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10年”，经济总量下降到不足美国的40％。与此同时，失业率、犯罪率都有上升。尽管近年来日本经济有所复苏，但依然不足以挽回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当然，对于一个人均GDP达到三万多美元的社会来说，要想“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自然是十分困难。“日本社会到了一定程度了。”加藤说。
　　
　　中国信心
　　与日本的调查数据相比，中国人的信心可用“爆棚”来形容。“你觉得未来10年后自己会变得更富有吗？”36％的中国人回答“非常有希望”，49％选择“有希望”。另外97％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朝好的方向发展”或“大体朝好的方向发展”。选择这两个选项的，在“社会道德”方面是67％，在“治安”方面是72％。
　　这样的结果让久居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籍博士生金炫锡感到不可思议，不过，他也承认中国是“目前发展最快的国家”。
　　4年前由于厌倦了日本波澜不兴的社会气氛而来到北京的加藤佳一，在中国找到了自我，他说：“在中国一切都可能发生。”听到这个调查结果，加藤觉得“可以理解”。
　　“中国整体朝着稳定发展、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奥运会、世博会即将到来，人们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整个国家都这么兴奋。”但是，他同时也觉得现状和认识是两回事，“从现状来看，中国的社会道德、治安等都不尽如人意。”但是，他说：“中国人有个好处——不怕死，不怕累。”
　　加藤无意中触碰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秘密。曾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精神核心概括为一种“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乐天知命”。因为不信神，也就不相信奇迹，中国人历来强调韧性——所谓“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都教人持之以恒，有始有终，不做白日梦，不奢望毕其功于一役。
　　“发展最快”成为增进民族信心的催化剂。金熙德说，整体上中国处于上升阶段，一般的预测都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期还没有结束。从世界历史上来看，每个处于上升期的民族信心也都会随之上升。“现在的中国正类似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在这样的时候民众必然是乐观的。”
　　“民意是个集合体，不可能完全理性，但从中还是能看到一种客观现实。”金熙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