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5月09日 11:04

　　文章摘自《革命与爱》
　　作者：耘山 周燕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书简介：过去，人们知道，毛泽民是在毛泽东的指引下走上革命之路的，人们还知道，毛泽民是红色政府的“大管家”，是党的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创者。但是，本书通过共产国际档案，揭开了两人兄弟关系中，鲜为人知的许多谜题……[连载内容]
毛泽东与贺子珍

　　在从未有人调阅过的档案上，意外发现贺子珍化名“文云”的深意

　　2005年夏天，作者耘山准备去莫斯科寻找毛泽民的档案资料。李敏的儿子孔继宁当时正在拍摄外婆贺子珍的电视专题片。他迫切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贺子珍在苏联养病期间的真实情况，希望能找到她本人留下的真迹。这样一来，寻找贺子珍的档案资料，也成为耘山莫斯科之行的一项重要任务。

　　有了查阅毛泽民档案资料的经验，耘山信心十足地进入目录检索。结果却令人遗憾，没有找到有关贺子珍档案的一丝踪迹。

　　档案馆的负责人—一位热情、尽职的俄罗斯老太太，又调取了有关贺姓中国人的全部目录，翻来翻去，仍旧一无所获。

　　档案馆里非常寂静，只听手表的指针在嘀嘀嗒嗒飞速地走着。正在束手无策时，耘山用力拍了两下脑壳：“哎呀，我犯了一个惯性思维的错误！怎么就忘了中国同志在苏联都是用化名啊，按照贺子珍这个名字去找档案，当然找不到任何东西！”

　　贺子珍在苏联的化名究竟叫什么？出发前，没有任何人提及此事。这下可把耘山急坏了，他立即拿出手机，向北京发送短信：

　　继宁：

　　你姥姥在苏联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只有3个小时阅读档案的时间，请速告！

　　耘山

　　当时时间是莫斯科上午9点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却迟迟不见孔继宁回复。耘山火急火燎。回国后，耘山才听孔继宁说原因：“那天，接到短信后，我就狂奔回家，翻腾了2个小时，也没找到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就连我妈妈也弄不清我姥姥在苏联到底叫什么名字。”

　　收不到回复，是正在阅览室里查阅资料的那个聪明的美国女孩马意莉，给了耘山很大的帮助。

　　为了完成“中国留苏学生”的研究课题，马意莉曾查阅过大量有关前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档案材料，看到过关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的情况。据马意莉回忆，在她的印象中，李敏的母亲曾在国际儿童院工作过。她建议，不如从查阅国际儿童院的档案入手，也许能够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文云—一个从未听说过的陌生的名字，出现在耘山的视线里。

　　他将信将疑地打开封皮上写有“ВЕН ЮН”字样的РГАСРИ 495/225/420 档案卷宗，一页一页仔细地浏览。卷宗里的第一份材料是由文云本人用中文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履历表的第1栏，是姓名(化名)、改名后应指出旧名和改名原因。在这里，填表人工整地填写着：

　　文云(贺子珍是过去名字，因来苏联改的名字)

　　第2栏，出生时间和地点：

　　1911年生于江西永新县

　　……

　　第23栏，直系亲属的情况：

　　父亲没有消息，弟兄有两个牺牲，母亲死了，有哥哥贺敏学在新四军，妹妹贺仪(怡)在江西，都是党员。

　　耘山越看越激动，这份履历表完全证实了—填表人“文云”就是贺子珍！

　　推敲“文云”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意思。尽管贺子珍当时很任性，执意要离毛泽东远去，但在莫斯科起化名时，她还很下意识地沿用了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姓氏。

　　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处在地下，为了隐蔽身份，用化名是常事，特别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自从1925年，毛泽民负责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后，就曾用过一系列的化名：初到上海时，他化名杨杰，后来就是一连串的周姓：周泰安、周方、周泽民、周韵华、周彬；去苏联养病时，又化名周全。归结起来只有“周”、“杨”两个姓氏。

　　毛泽覃的前妻周文楠曾回忆说：“1927年秋，泽民在我家住时，就改姓周。他与我的母亲周陈轩相处得很好，叫她妈妈。”

　　周文楠又举例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毛主席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时，人们都叫他‘杨先生’。”毛泽东用的是杨开慧家的杨姓。

　　她言外之意，毛泽民偏爱“周”、“杨”二姓，亦出于亲情，这与毛泽民同大嫂杨开慧、弟媳周文楠两家的关系极好有关。

　　由此推断，“文云”这个名字可能不是贺子珍随意起的，在她的心灵深处，还情系着毛泽东的革命大家庭。

　　毛泽民急匆匆踏上赴苏之路，真的是为哥哥嫂子劝和？

　　毛泽民第一次见到大嫂贺子珍，是在1931年秋天，他和钱希均一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那时，贺子珍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科长。她一身整齐的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英姿飒爽，开朗泼辣，给毛泽民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当毛泽民得知，贺子珍是由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这支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更加深了对她的敬重。

　　毛泽民是我党早期红色理财专家。来到中央苏区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在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之中，他挑起了统一货币金融、统一财政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清正廉洁，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军需、支撑前方战事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排挤的艰难日子里，毛泽民时刻牵挂着落难中的大哥，甚至关心着他们的每一个孩子。

　　让贺子珍不能忘怀的是在长征路上。红军出发时，毛泽民夫妇与贺子珍都被编在中央纵队。钱希均与贺子珍还同在干部休养连。贺子珍的身体不好，长征前又怀孕了，每天随大部队强行军非常辛苦。毛泽民每次见到大嫂，总要关心几句。钱希均是休养连的政治干事，更是尽可能地多给她一些照顾和帮助。

.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遵义会议后，红军在进入云南途中，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轰炸。为了掩护在娄山关战斗中身负重伤的团政委钟赤兵，贺子珍舍生忘死扑了上去，自己却倒在血泊中……当她从昏迷中苏醒来时，毛泽民和钱希均就守候在她的身边。毛泽民甚至亲自抬担架，把她抬出最艰险的一段路程。

　　1937年底，毛泽民从上海回到西安时，正在西安休养的钱希均告诉他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劝说和挽留，已经动身去兰州，准备去苏联治病。毛泽民没有想到，他离开陕北不到一年，大哥和大嫂之间的关系竟闹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贺子珍自1928年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结婚，一晃10年，一直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协助毛泽东工作和照料他的生活上。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贺子珍强烈要求独立工作。组织分配她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任科长。后来，她又到抗大学习。正是这时，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感情出现了一些裂痕。

　　红军立足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许多抗日青年奔赴延安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毛泽东经天纬地，博学多才，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们交往，从中了解情况，获得更多的信息。

　　贺子珍生性倔犟，内心的委屈不表露出来，却在心底掀起狂波巨浪。想到自己多病的身体，以及身上还有4块弹片没取出来，她常常处于孤独和痛苦之中。她想做手术，把弹片取出来，早日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而延安的医疗条件太差，这样的手术做不了。她决定去西安，然后转赴上海。当时，上海设有八路军办事处，毛泽民和钱希均又正在上海执行任务。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就极力挽留她。毛泽东说：“这些年，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的苦，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让你像过去那样。”毛泽东的这些肺腑之言并未打消贺子珍要走的念头。

　　1937年10月，当贺子珍来到西安时，抗战形势已发生变化。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这时，钱希均已从上海辗转南京、武汉，回到西安。她曾极力劝说贺子珍不要去上海，那里正在打仗。直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贺子珍才彻底打消了去上海治病的念头。

　　正当贺子珍进退维谷之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送一批身体较差的领导干部去苏联莫斯科，一边养病，一边学习，为未来的持久战争储备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贺子珍从中受到启发，下决心要去苏联。她憋足了一股劲儿要重新塑造自己——成为一个身体强健的、有马列主义水准的革命女性！

　　这年11月底，贺子珍终于从西安出发，踏上漫长的旅程。这时，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与她同行的陕北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当时，贺子珍的心情非常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

　　贺子珍一行途经兰州时，中共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中央代表谢觉哉接待了他们。《谢觉哉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如鸟出樊笼，欢喜无限。”

　　然而，毛泽东最了解贺子珍的脾气秉性和生活能力。他知道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贺子珍这一去肯定要吃不少苦。更何况，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没有外交关系，我们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治病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关怀下秘密进行的。贺子珍的身体不好，性格急躁，又不会俄语，很难融入苏联的社会生活。她面临的困难肯定比其他同志更多。毛泽东深为她今后的处境担忧。

　　从西安到进入苏联国境的一路，甚至在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后，不断有同志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让贺子珍回延安。

　　毛泽民随后也被安排赴苏联学习、治病，他急匆匆地离开延安，又马不停蹄地由西安直赴兰州。为什么走得这样急？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在前往新疆的运输车队中，一行有几十人，却只有毛泽民夫妇二人是去苏联的，为什么没有像前面那样有其他同行者？推测的一个说法是，毛泽民可能就是毛泽东最重要的一个“捎信人”，他们夫妇走得匆忙，就是要尽快赶到兰州好及时劝回贺子珍。

　　1938年1月6日，当毛泽民到达兰州时，贺子珍已于10天前飞往迪化。

　　2月1日，毛泽民到达迪化时，贺子珍正在那里等候飞往边境的苏联军用飞机。这是毛泽民劝说贺子珍最后的一次机会。毛泽民性格随和，很善于做思想工作。他苦口婆心地历数了大哥一路来对大嫂的感情，分析了去苏联将会遇到的种种困难，想方设法解开贺子珍心中的疙瘩。按理说，听到毛泽民一番发自肺腑的劝说，贺子珍应该动心。可她此时恨不得长上翱翔的翅膀，立刻飞往她向往已久的幸福国度，去实现心中的美好憧憬！这一次，谁的话她都听不进去了。

　　初到莫斯科时，贺子珍住在位于孔策沃区的共产国际党校八分部。1938年4月初，她在莫斯科谢琴诺夫妇产医院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孩。为了不耽误学习，她把孩子放在托儿所。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仅10个月就夭折了。贺子珍忍受着失子的痛苦和顽固的头疼病，照样坚持学习。她的政治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历经痛失爱子和生活的坎坷后，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怨气渐渐平息了。她盼望着在中国党校的学习结束后，能回到延安，与毛泽东重归于好。但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了。当消息传到莫斯科时，贺子珍极为震惊。她反复回想了自己离开毛泽东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情，没想到由于自己的任性和草率竟造成这么沉痛的后果！

　　1939年6月，毛泽民来到了莫斯科，与贺子珍同在库其诺党校七部学习。见到久别的亲人，贺子珍很动情，又很愧疚，将一肚子的心里话向毛泽民倾诉。贺子珍决心重新找回自我，面对现实，鼓起生活的勇气。

　　从延安来莫斯科的同志给贺子珍带话说，她离开延安后，她的母亲杜秀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已从江西老家来到延安。

　　1938年初，贺子珍的父亲病逝。母亲杜秀感到凄苦孤单，想与女儿一起生活。组织上派专人把老人家送到延安。可当老人到达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去了苏联。老人的生活就由毛泽东照顾。而当时，毛泽东正全力以赴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在一段时间里，组织上曾让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和老人住在一起以便照顾。小远志精心陪伴和伺候老人，为她洗洗涮涮，端屎端尿。杜秀老人在亲人们的关心照顾下，安享幸福的晚年。

　　远在异国他乡的贺子珍，想起抚养他们兄妹长大、又支持他们参加革命的老母亲，禁不住潸然泪下，她的心中对毛泽民和侄女小远志充满了感激。

　　贺子珍在莫斯科苦苦煎熬；张梅与林彪在莫斯科离婚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新疆，他心中一直惦念着孤身在外的贺子珍。每当有熟悉的同志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他都要打听一下贺子珍的消息。　这年夏天，在中国党校七部学习、养病的同志正式结束学业。在30多位中国同志中，除刘亚楼、杨至成等6位军事干部继续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外，大部分同志先后回国。由于特殊原因，贺子珍被留在莫斯科，和她一起被留下的，还有林彪的妻子张梅。她们被苏联红色救济会安排到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工作。

　　在党校学习时，贺子珍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周围都是中国同志，在学习讨论时，她可以敞开心扉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当朝夕相处的同志们离开，要她独自融入苏联的社会生活后，新的困难和矛盾接踵而来。在中国，在革命队伍中，贺子珍一直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为党工作，吃饭、穿衣则全由部队负责，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她很习惯。在苏联，在保证最低生活的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有付出一份具体的劳动，才有一份相应的报酬。为什么是这样呢？贺子珍很想不通。加之她听不懂俄文，有话不能说，有耳不能听，很难得到适合她做的一份工作，遇到的困难就很多。

　　而刚满20岁的张梅，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很快适应了儿童院的工作。每天，她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孩子们都很喜欢她。

　　1941年1月底，一架从延安飞来的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迪化机场。飞机上走下了4个孩子，被秘密送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这4个孩子是：毛泽东4岁的女儿娇娇(李敏)、朱德总司令的爱女朱敏、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王继飞和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他们将被送往苏联。

　　这一天，毛泽民处理完手中的工作，就到八路军办事处来看望孩子们。他拍拍这个，搂搂那个，又仔细地端详他们的小脸。最后，他抱起小侄女娇娇。此时的娇娇小脸蜡黄，脸蛋上还带着两道泪痕。

　　伶俐的朱敏这年14岁，她好像是这次“航班”的小领队。她用一口地道的四川成都话向陈潭秋和毛泽民叔叔汇报了他们在飞机上的情况。她说：“我们几个都是第一次坐飞机。飞机一起飞，我们的心好像要从心口里揪出来一样。飞到半路，飞机一个劲儿地‘发抖’，我们几个人都吐了……”

　　朱敏喘了一口气，接着汇报：“今天早晨，是毛伯伯送娇娇上飞机的，飞机一起飞，娇娇突然哭起来，她一会儿说肚子疼，一会儿说要大便，我就帮她解开裤子，她又说没有大便，折腾了好几次……”

　　毛泽民离开延安时，娇娇不满周岁，现在她4岁了。看着眼前这位穿着西装的陌生叔叔，她好像又有些眼熟，他说话的声音、语调怎么和爸爸一样呢？特别是那双大眼睛，还有那双手指长长的大手……

　　娇娇还在琢磨抱她的人究竟是谁？调皮的朱敏就指着毛泽民说：“我看你像一个人！”

　　毛泽民佯作疑惑地问：“你说说看，我到底像谁呀？”

　　朱敏凑在毛泽民耳边诡秘地说：“我看你呀，就像延安的毛泽东伯伯！就是娇娇的爸爸。”

　　毛泽民笑得前仰后合，指着朱敏的鼻子说：“哎呀，我们朱总司令的小丫头真是个鬼灵精啊！”

　　这时，新疆的政治局势已经日趋紧张。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白天办事处的叔叔阿姨把他们关在屋里看书、游戏，不让他们出门，等到天黑了，才让他们在院子里散散步。

　　毛泽民下班后，经常来看孩子们，还给他们带来新疆葡萄干和奶油点心。小娇娇和二叔特别亲，总是发嗲地依偎在二叔的怀里。

　　孩子们在“八办”过了十几天黑白颠倒的日子，终于要启程前往苏联。毛泽民关心地嘱咐他们，一路上都要注意什么，还特别托付朱敏照顾好小妹妹。

　　送走娇娇，毛泽民的心情越发沉重：这孩子将与她母亲团聚，可她能受得了那苦吗？

　　一脸稚气的小娇娇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最后一位见过二叔毛泽民的毛家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的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战争爆发不久，贺子珍和张梅从莫尼诺儿童院转移到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伊万诺夫地处莫斯科西北，距离战场比莫斯科城还要近，飞机轰鸣和爆炸声终日不断。“一切为了前线！”是全体苏联公民的行动口号。

　　战争在残酷地进行着。红色救济会配给儿童院的食品明显不足。按规定，儿童院的每名职员每天有800克的面包，小孩子有600克。而多数时间，孩子们要靠土豆果腹，甚至要靠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当时，学校设有工艺课，女孩子学缝纫，给前线的红军战士做内衣；男孩子学做木工活儿，为前线钉制木箱。为了做饭和取暖，孩子们要到很远的林区自己伐木，然后劈成合适的柴块，再用爬犁拉回来。孩子们还在学校附近开荒种菜。而贺子珍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又没有参加伐木，也没有种菜，因此，她无法取暖，也没有菜吃，只能得到400克的面包。她只好卖掉从中国带来的手表、钢笔和衣物，换取食品，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这时，张梅的婚姻生活也遭受到打击。据当年中国党校的同志回忆：林彪自受伤后，性情变得很郁闷，不愿意多接触人，经常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表情木讷地陷入深沉的思考，偶尔看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籍，就是吃饭也要让人端到寝室里。而张梅年轻，活泼好动，又喜欢热闹，这让林彪非常反感，常常为此大发脾气，甚至阻止张梅外出。两人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林彪离开苏联之前，他与张梅正式离婚。

　　因为冬天没有生火，身体瘦弱的娇娇经受不了严酷的寒冷，不幸得了一场重病，一连9天不省人事，几乎失去生命。后来，是贺子珍把她从医院接回来，带在自己身边，从此再没有送娇娇去幼稚园。

　　看着眼前的窘境，贺子珍又想到自己生下的其他5个孩子，除了在莫斯科生下的男孩在托儿所病死外，其他4个孩子均已失散于国内的4个省，要想找到他们谈何容易！

　　离开中国党校后，在近3年羁留于苏联的时间里，贺子珍一直在困苦中煎熬着。她曾几次给共产国际干部部写信请求帮助，希望得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只要有饭吃就够了。然而，她哪里知道，1943年5月，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解散。

　　这时，国际儿童院来了一位新院长，名叫玛尕洛夫。他对中国孩子非常歧视，总是挑刺儿找茬儿，大加呵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儿童院的食品本来就不充足，玛尕洛夫还从中克扣供他们夫妇吃小灶，他们餐桌上总不断肉食和蔬菜。

　　贺子珍语言不通，说话又很急躁，她的要求往往得不到院方的理解和支持。玛尕洛夫还经常训斥她：“你待在这里不想干活儿，难道还要我们养活你们这些懒虫！”这种人格上的侮辱，谁也无法接受，更何况贺子珍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女将。她一再给有关方面写信，申述情况，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

　　然而，苏联正在抗击德国法西斯，谁又能有更多的精力来照顾、帮助贺子珍呢？她火爆的脾气终于让她怒不可遏。

　　玛尕洛夫竟强行把贺子珍送进精神病院……

　　贺子珍在苏联的境遇的确是悲惨的，但与其他在苏联失踪的同志相比，她还算是幸运的。

　　1946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和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养病。他们了解到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随即向国内作了报告，经中共中央与苏联有关方面交涉，贺子珍终于重获新生。

　　1947年春天，冰雪消融，树绿了，草青了，花开了。贺子珍带着岸青和李敏终于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李敏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记录了这段感人的情景：

　　妈妈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从莫斯科起程，乘火车回国了。

　　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要穿越苏联的大半部地区，听说我们要走八天八夜才能到呢！

　　我不时看着妈妈。她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脸贴着车上的玻璃窗向外看着。我奇怪，她在想什么？找什么？看什么呢？

　　当火车靠近中国边境时，妈妈一直站在车窗边。我明白了，妈妈是想快点，再快点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她曾经出生入死捍卫过的那块属于她自己国家的土地上。

　　列车终于驶进哈尔滨车站。人们都站起来，准备下车了。我紧紧拉着妈妈的手，随着人流向车门走去。我感到妈妈的手心里有些汗，她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抬头看了看妈妈，她的脸上流露出喜悦、兴奋和幸福的神情，激动的泪花在她的眼睛里转着。当来到车门口的那一刻，妈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意思是说：终于到家了！我终于站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了！我终于摆脱了令人恐怖的日子，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真正的自由了！

.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 .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