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nat工作模式:林彪:军事天才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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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与林彪共事几十年的聂荣臻元帅谈到中共建政以前的林彪时说:“我觉得他比较年轻,世故不多。”曾任毛泽东卫士长多年的李银桥也说:“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作为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最强大军事指挥官的林彪,无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作为战友和政治伙伴,他们二人的关系显然不能排除个人恩怨的因素,然而这对中共及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毋庸质疑的。毛林关系的分水岭无疑是中共建政前后,二人自从1928年相识到1949年,可以说是一种上下级之间的师承关系,或者说政治上的父子关系;而1950-1971年期间,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君臣关系。

  毛泽东慧眼识才 林彪跟定毛泽东

  1928年1月,朱德率部在湖南南部兵变,连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赶往耒阳,途中遇到民团团丁的堵截,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林彪倔强的性格容不下这份耻辱,于是决心复仇,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朱德率部与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会师后,林彪调任为一营营长。这成为林彪发展的转折点。

  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开始注意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营长。1928年夏,红军在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但这却给林彪带来了机遇。8月28日,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投敌叛变。红四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王尔琢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袁崇全恼羞成怒,枪杀王尔琢。王尔琢在红四军中是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第四号人物,他的死给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

  毛泽东、朱德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二十八团有1900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希望。严格地说,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始,他才开始了和毛泽东形影不离、“紧跟”毛泽东的历史。

  从朱毛会师以后,林彪很快就从实践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站在了毛的一边。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朱德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领导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场争论中,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站在毛泽东一边。在朱毛之争中,林彪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对林彪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毛林多分歧 曾质疑红旗还可打多久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分歧。有些分歧不但没有破坏两人之间的关系,反而为彼此的合作起了推动作用。可以说这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国革命。林彪的性格使得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以及对革命现状的担忧,毛泽东则根据自己学识对林彪加以教育和开导。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回答了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929年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同样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遵义会议以后,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但这引起毛泽东很大警觉,毛泽东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意见。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国共内战初期,在东北战场如何作战的问题上,林与毛之间有过数封电报往来,二人之间常有分歧,比如,林彪率部刚刚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管了东北的主要大城市。国民革命军调集七个精锐师向林彪部集中的四平进攻,林的战略是不宜死守城市,而应该主动撤离并展开运动战,毛则命令林死守四平,期间二人有多封电报往来。东北野战军坚守四平一个多月,在林彪的坚决要求下,毛才同意撤退。

由此可见,毛林二人在中共建政以前彼此能做到开诚布公,毛泽东对林彪有知遇之恩,而林彪也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并且掌握了毛泽东的思想精髓。但是,毛泽东的思想本身是在斗争实践中所产生的,其实用性堪称旷古绝今,这件至刚至强的武器先后为二人所掌握,在共同对敌的时候自然横行天下。但是在强敌既去之后,即使相互之间发生轻微的碰撞,其后果也必将是灾难性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大概只有真正了解历史的人才能够摸的清楚。

研究毛泽东 庐山会议迅速崛起

1950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林与毛之间意见相左。林彪说:“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当林的反对意见无法推翻毛的出兵决定时,他宁愿以身体欠佳为由留在苏联治病,也决不接受毛的任命。而他的这一举动甚至影响了以后的政局发展,招致毛泽东甚至给他发了“转业费”。

这也是当时林彪虽然顶着中央政府军 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头衔,1955年授军衔时又被列为十大共和国元帅的第三位,但却没担任什么有实权的重要职务的根源。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时曾说:为支持你的工作,给林彪发了转业费。就证明了这一点。据聂荣臻说,林彪在红军时期总是对自己的战绩十分在意,有功必录。林彪是军功第一的高级将领,拒绝出征的理由只能这样来解释,即“有功则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

被“发转业费”对林彪显然是个沉重打击,以致他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比较消沉”。不过,在1949年到1959年的十年中,林彪并没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他在潜心揣摩毛泽东的为人心理和行事手法,以学得政治斗争所必需的“世故”。

据韦力编著的《1965年以前的林彪》一书披露,林彪曾在笔记中写下了对毛泽东的观感:

他先为你捏造出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再来驳你的意见。并不,而捏造——老毛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你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一遍才可一致。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他最大的忧虑在表决时能否占多数。

林彪的这些笔记主要是在1949年至1959年之间写的。这些都是林彪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从这以后林彪显然变得“世故”了,他抓住1959年庐山会议打击彭德怀的机会全力支持毛泽东,从而重新获得了信任,掌握了主管军队工作的大权。此后,他就不遗余力地率先掀起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潮,从“四个伟大”到“一句等于一万句”,并在“七千人大会”和发动文革等重大事件中为毛排忧解难、铺路架桥乃至推波助澜,尤其是文革中,举着“红宝书”紧随毛泽东身旁的镜头几乎成了他“忠心耿耿”的标志,所谓“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林彪的做法让他超越许多资格老得多的中共领导人,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领袖——副统帅,甚至在党章中写明他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可谓是十年不鸣、一鸣冲天了。

分歧公开化 九大成林彪衰落转折点

中共九大以后,中国国内形势趋于和缓,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 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 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林彪似乎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被毛泽东认为集中暴露了林彪的政治野心。一个是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1969年10月10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个指示由军委 办事组以“林副统 帅指示(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这样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作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毛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此后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同毛泽东之间的争议,显然已经超出正常的争论范围。还是叶群道出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底盘。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而这时,作为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副统 帅、党内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政府的体系中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行政职务低于党内三号人物、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从体制上说,林彪意图谋取国家主席的地位,也是合乎常理的。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可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提出要讲点意见。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

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这种现象,立即制止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授意发动了批判陈伯达的“批陈整风运动”,虽然批判的是庐山会议上站出来的陈伯达,但是矛头直指林彪。两人之间的裂隙至此扩大。

同时,毛林二人的冲突还表现在改善与美国关系的争议上。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对世界局势的分析上,把苏联看成是主要敌人,试图借助中美关系的改善达到遏制苏联威胁的目的。在外交上,以周恩来为主导展开了一系列同美国打交道的行动,而这一切林彪并未“共襄盛举”。不仅如此,林彪对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的做法疑虑重重,他曾经私下说过毛同美国打交道是要“栽跟头”的。在这些大事上的分歧,也导致了毛林的分道扬镳。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责任。接下来发生的“九一三事件”,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究竟是林彪下令发动政变、刺 杀毛泽东,还是林立果等人假借林彪名义私自行事;究竟是林彪本人在事情败露之后主动逃往苏联,还是被林立果等人劫持上了飞机;究竟林彪所乘的专机是因为油料不足、迫降意外发生爆炸,还是被导弹击落,诸如此类的疑点,众说纷纭,至今是个谜团。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 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 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怎奈事情败露,于是乘飞机北逃国外,然而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爆炸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但是,九一三事件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作为党内二号人物的副统帅林彪出事,是对毛泽东发动文 革的一次沉重打击。对毛泽东本人也是一次心理上的震动,年高老迈的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身心俱疲,病体沉疴,不能不说与林彪的出走有关。

林彪简历

林彪原名林育容,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回龙山区林家大湾。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改名林彪,入黄埔军校,在校转为共产党员。

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随部队参加了南昌和湘南的暴动。

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在工农革命军(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营长、团长。

1929年初,随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任第一纵队司令员。

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

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率部作为红军主力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

到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与聂荣臻指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8年3月2日行军路过山西隰县千客庄,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哨兵误伤,返回延安。同年冬赴苏联就医。

1942年1月回国。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1946年1月,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2月,指挥所部在辽宁彰武和法库之间的秀水河子歼灭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师一部。这是民主联军在东北反击国民革命军的第一个歼灭战。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

1946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发动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革命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1947年后,与罗荣桓等指挥夏、秋、冬攻势,大量歼灭敌人,迫使国民革命军陷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互不相连的大城市中。

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在中共中央军 委的指导下,与罗荣桓等指挥辽沈战役,攻占全东北。

1948年11月,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攻克天津,和平接管北平。

1949年春,指挥所部进军中南。

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书记、华中军区(12月改称中南军区)司令员。

至1950年4月,指挥所部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配合和华南游击队的策应下,先后发动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攻占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

1951年任中央军 委副主席。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元帅军衔。

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59年9月任国防部长,随即任中共中央军 委副主席,主持军 委常务工作。

文 化大 革命期间,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政治集团,同江青集团共谋夺权。从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这两个政治集团矛盾激化。

1971年9月13日,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乘飞机飞往苏联方向,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