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星河的56次求婚台词:汤沐海"出走"探因(图)

　　★聚光

　　□本报记者杨瑞春

　　８月，中国交响乐团的工作人员们感觉格外清闲。在往年，这应该是准备下一个音乐季工作的最繁忙的日子，但现在，艺术总监汤沐海的“出走”欧洲使一切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

　　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汤沐海在７月底临走时曾经伤感地对文化部的一位领导说：“再见了，也许是永别了。”此时距离汤沐海“临危受命”，正式接手国交艺术总监一职，差不多整整１年。

　　汤沐海之所以“出走”，直接原因是６月份他精心制作的新音乐季演出计划中所有重要内容都遭到了团长俞松林的否决。汤不能容忍作为艺术总监无权决定演出计划。 事件的另一方、国交团长俞松林。

　　汤沐海的出走引起音乐界的震动，患尿毒症住院的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因为病重躺在床上不能动，已经很少说话，但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突然睁大了眼睛，竟然自己把头抬起来离开了枕头，并且接连一两天不睡觉，老睁着眼睛念叨这件事，还要打电话了解情况，后经过家属劝解才作罢。

　　一些艺术家自发到文化部约见有关领导，要求尽快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就任国交艺术总监一年来，汤沐海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一年前，中国爱乐乐团的成立直接导致了国交流失１／３的人才，其中不少是业务骨干，艺术总监陈佐煌其后辞职，使国交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而汤沐海上任以来的工作堪称“力挽狂澜”，他组织了１００多场演出，做出了一个成功的音乐季，将补充了新人的乐队迅速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专业人士认为，目前国交艺术水准与一年前不相上下。

　　音乐教育家杨鸿年在称赞汤沐海的时候不吝词汇：“汤沐海对音乐驾驭自如、诠释准确。由他推出的音乐季，既有西方音乐史上的‘大手笔’，又有中华民族本土的音乐精华，既利用了国交乐队、合唱团俱全的优势，又拓宽了演员和观众的艺术视野。事实证明，汤沐海的音乐观是完全正确的。”

　　汤的指挥风格以激情见长，非常富有感染力。“他不仅能在排练时感染乐队，而且能在演出时感染观众，而在演出时，对我们乐队成员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队员说，“如果汤沐海真的走了，中国交响乐团一定会蒙受重大损失，这绝对会影响到国交的艺术地位。目前看来，他是不可替代的。”

　　事件的另一方、国交团长俞松林，之前是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琵琶演奏出身。俞松林经常面带微笑，给人第一印象非常温和。“很抱歉，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总会有我说话的时候。”在拒绝记者采访时，俞松林也是很得体，似乎带着笑容。

　　俞在交响乐方面显然是外行，他甚至不知道“普罗”是乐队对“普罗科菲耶夫”的简称。

　　俞松林和汤沐海的搭配，被音乐界的一些人士评价为阴差阳错，因为俞当时被文化部选派到国交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和艺术总监陈佐煌合作，但是陈意外辞职，汤接任，就成了现在尴尬的“俞汤配”。

　　汤沐海在国交的境况远不如他的前任那么有福气。陈佐煌当年回来组建国交时可谓“冠盖满京华”，不仅声名显赫，而且实行的是艺术总监负责制，陈身兼艺术总监和法定代表人，大权在握。但汤来的时候不仅是国交风雨飘摇之时，而且体制已经改回了“团长负责制”，现在轮到俞松林集团长和法定代表人于一身，汤没有人权和财权。

　　这种体制是不是必然导致冲突呢？业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艺术总监负责制是国外艺术团体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是正常的，把体制改回到团长负责制是历史的倒退，所以才会出现今天团长否决音乐季计划这样的怪事；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什么体制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即使是团长负责制，如果能真正以艺术生产为中心，充分尊重艺术家的劳动，也不会出现今天的这种局面。

　　但是，理论上的和谐在现实中根本没有达成。音乐季计划没有通过只是导火索，俞和汤的由来已久的矛盾在乐团内实际上已经半公开化。俞的观点是生存第一，而汤认为，那根本不是国交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冲突不仅仅停留在观念上，在日常工作中也显示出剑拔弩张。俞松林曾经亲口对别人说，他“看不上那些像狗一样围着汤沐海的人”，而一位副团长曾经当众对汤沐海说：“我能让你来就能让你走。”还说，“汤沐海就是个少爷，是乱花钱的。乐队涨不了工资就是因为汤沐海把钱花完了。”

　　对汤沐海举办的几场歌剧音乐会，也有一些说法，说汤在中央歌剧院指挥不了歌剧，是在拿国交练手、过瘾。对于在国外经常指挥大歌剧的汤沐海，这个说法无疑很可笑。

　　很多人想不到，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汤沐海在团里其实是个受气包的形象，经常面临各种阻挠。汤沐海的助理、总监办公室主任张小雪说，汤沐海“心太软”，这在艺术上是个优点，但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则显得非常幼稚和无力。张在音乐季计划被否决后离开了他，临走对汤说：“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更何况我们？”

　　汤沐海的心情之糟糕是可以想象的，有一次在去机场的路上，汤沐海突然大哭，旁边的人说他哭得像个小孩那么伤心。

　　所以，汤之所以能够有出走欧洲这样的惊人举动，可以说是一忍再忍之后的爆发。

　　记者希望就此事采访俞松林，但他始终三缄其口，所以无法得到他的说法。而国交另一位副团长、北京音乐厅总经理钱程也称病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时间很紧张，国交现在还在进行例行休假，但９月３日他们就将重新回到团里，谁也不知道到那时事情会不会有了结果。俞松林在汤沐海走后曾经对《长江日报》记者表示说，国交正常工作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开受到干扰。据团内一些人士告知，如果汤沐海真的辞职，俞松林有意扶植现在的常任指挥李心草填补空缺。李心草非常年轻，也非常有灵气，曾经获得举世瞩目的“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第二名，但是几位艺术家都告诉记者，他们认为李和汤沐海的水平现在还有相当距离，李还需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和磨练。

　　据说已经有一些乐团趁此机会策划再从国交挖人才，如果事情久拖不决，国交的人心必定受到影响。“我们不会不击自溃了吧？”一位乐队队员忧心忡忡地说。

　　汤沐海我要我的权力

　　□本报记者杨瑞春

　　８月１７日晚，在比利时的汤沐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记：你“出走”事件的发展会不会真的产生一种可能，就是你和国交从此“永别”了？

　　汤：我不希望是这样。一个艺术总监、常任指挥和自己的乐队实际上是鱼水关系，一个乐队离不开指挥，一个指挥也同样离不开乐队。我对国交的感情很深，我把国交看成是中国的骄傲。但与此同时，我要争取我作为一个艺术总监能够决定艺术生产和艺术计划的权力。

　　记：音乐季计划没有通过是不是你“出走”的导火索？

　　汤：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因为音乐季是一个乐队的生命。它要考虑一个乐队怎么发挥长处，怎么克服毛病，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它要有高精尖的产品，也要有大众化的产品；音乐季的制定需要有准确的远见、敏锐的嗅觉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我们这次拿出来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音乐季计划，有３０多套交响乐，３个音乐会上演的歌剧，１个舞台上演的歌剧，１０多套室内乐，还包括几次国内外的巡演。其中有中国作品专场，也会有很多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乐季。但是团长说没钱，国家拨款就这么点，发工资都不够，怎么可能承担这么宏大的计划？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国家一流团体的艺术总监如果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决定权，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的话，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记：以没钱来否定这个音乐季的理由充分吗？

　　汤：我认为并不充分，因为这个音乐季的情况和上个音乐季不同。上个乐季我接手的时候，佐煌基本上对乐季没有什么计划，所以我们是在很被动的情况下，走一步计划一步，这样在寻求赞助和票务销售方面都很难有计划性。但如果我们从今年年初脚跟站稳了，就计划下一个音乐季的话，应该可以掌握局势的。

　　记：俞松林团长认为你并不重视经济效益。

　　汤：这是不对的，我是特别重视经济效益的。但怎么搞经济效益，也要有远见有魄力。我们可以通过好的演出来吸引赞助商，从民间获得大量支持。当然，找钱不会像说的那么容易，但还是应该有很多空间。这就好比我们是前方的战士在打仗，后面如何组织粮草是相当重要的，这在西方有上百年的成功经验，都是学问，需要好好研究。

　　记：俞松林否定你的时候，提出了另外一套方案吗？

　　汤：他没有提出来任何方案，但他比较主张去各地巡演。巡演的收入应该是比较好的，经济上比较宽松。但演奏的东西都是大众化的，而大众化对国交水平的提高和在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是冲突的。而且我认为，国交绝对不能忘记自身作为旗手的作用，在全国的音乐单位里应该在艺术和经济的结合方面走出一条路，做出榜样来。

　　记：就是说，你认为那是低层次的经济效益？

　　汤：对，我认为搞交响乐不是这个搞法，在精神上，我们要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搞交响乐不是靠拼命节省。要有真正的经济头脑，知道怎么投入，怎么收入，怎么让钱运转起来，找到经济规律。

　　音乐季被否定的时候，我甚至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干脆拿出一笔钱来，我来做。这个变通也没有通过。所以想来想去，我只好出此下策，来表明我的态度。

　　记：你对于国交的财务和预算了解不了解？

　　汤：不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知道过。

　　记：按照规定，你有知情权吗？

　　汤：这个好像没有规定。我认为我应该有这个权力，我要了很多次了，希望看到国交整个的预算收支情况，但直到现在从来没有看到过。

　　记：据说你和俞在观念上的冲突已经达到水火不容了？

　　汤：我不希望把话题引入到个人之间的矛盾，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成见。我想提的问题是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应该怎么搞？什么是艺术总监的责任？什么是团长的责任？

　　记：从你来到国交以后就没有明确这种责任吗？

　　汤：一直没有。没有任何规则。可以说，从艺术总监负责制到团长负责制中间的过渡很不清楚。我觉得，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换了谁来做都不行。

　　记：现在的团长负责制能不能给予艺术家充分的尊重呢？

　　汤：正因为不清楚，所以尊重是不大可能的。上一个乐季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乐季，但为了这个乐季的完成，要克服那么多的阻力，实在是太辛苦了，真是呕心沥血。是不是非要这么艰难地做事情呢？

　　特别是今年３月，团里要把下半个乐季的所有计划都停下来，当时给我们的话是，搞到钱就做，搞不到钱就别做。只好把总监办公室的所有人发动起来到处去找钱，保证乐季的完成。这实际上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计划，因为当时已经该为下个乐季做准备了，我们却要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找钱上去。

　　记：据说有一次你哭了？

　　汤：那一次我受到极大的冲击，身体也变得不好。到了４月底，我们举行瓦格纳音乐会，我高血压，低压１２０，高压１８０，但是也要坚持下去。音乐会结束后有个招待会，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很伤感，流下了一些眼泪。我在想，我真的是抱着赤子之心，把我的精力和艺术上的能力全都扑进去，要把国交从困境中救出来，而且真的救出来了，却得不到真正的尊重。这样做事究竟值不值得？

　　在国外，乐团行政部门的职能是以最大的热忱、最高的效率、最合理的方式去争取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帮助舞台上的艺术家奉献最完美的演出，而不是一味干扰和指责。

　　现在攻击我的人说我要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我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舒心愉快的工作。

　　记：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采访你，你谈了很多很多的理想，比如办乐队学校，甚至办大师班，但今天看起来基本上都没有实现，为什么？

　　汤：工作根本无法推动，做不起来，也不一定是吵架，就是拖在那里不做。比如我想把乐队学校在半年内办起来，这应该是很容易的，延安时代几把凳子就能办起一个学校，但我们就是搞不起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没地方”、“没条件”、“日常工作都干不下来还加这些事干嘛？”。

　　但我想，如果真的是为了中国的交响乐事业，排除杂念，一心要做的话，很多事情是一定可以做得成的。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有这么多奇迹，为什么在文化上不能做到这一点呢？但就是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年过去，依然还是那样。在这方面，我说话不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记：这段时间和俞松林团长有没有沟通？

　　汤：沟通……其实根本谈不上沟通，如果真的对这个事业理解，理想、感受、信心都是一样的，事情可能也没那么难了。

　　记：我听到一些说法，说你乱花钱。

　　汤：我知道一些这样的说法，比如他们说我“一年飞了１５次，比陈佐湟的１０次还多”。我认为不应该这样衡量，因为佐湟当时做事是一年年计划好的，而我是在去年突然接受了这个任命，我已经安排了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演出，所以我必须临时把演出计划改变，不休息，跑来演出，那飞的次数肯定要多，而如果我从现在开始计划，那就肯定好一些。

　　平常做事我该省就省，比如说，我最初从欧洲回国演出，总是挤在经济舱里，比如说，尽量用最少的钱请大牌艺术家，比如说，演出需要很多谱子，经常是我在欧洲靠关系借到以后，一大箱子带回来，演完我再背回去还给人家，为了省租金。他们还说我的手机费高，但要联系国外的艺术家，某个月手机费高一些也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我在欧洲经常用自己的手机，我曾经有一个月光自己的手机费就花了２万块钱。

　　他们只看到我花钱，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付出。有一次为了李云迪的音乐会，我取消了和比利时一个乐团在欧洲演出的最后一场赶着飞回来，为此我付了５０００马克的罚金。

　　记：现在你回不回来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汤：我对这个事业非常执著，因为我当时答应国家要做好。相信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