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恩里克工资:细说蒋经国与章亚若

蒋经国与章亚若

章亚若

     章亚若：1913年生，原名章懋李，吴城镇同兴村芦潭人。她 6岁在南昌读书，12（1925年）岁考入南昌葆灵女子中学，1939年因躲避战乱在赣州与蒋经国相遇、相识、相知，1942年3月生下章孝严（现称蒋孝严）、章孝慈（现称蒋孝慈）。1942年8月14日在广西桂林离奇逝世(目前台湾方面已证实章亚若之死并非蒋经国下的手，而是蒋介石指使陈立夫派遣中统特务所为）。现安葬于桂林东郊七星区白面山凤凰岭。  

蒋经国先生

蒋经国的生死恋人章亚若

章孝严和章孝慈兄弟

 章亚若留下的两个孩子与外婆的亲友在一起

 章孝严夫妇在母亲章亚若墓前祭拜

章孝慈在其母章亚若墓前长跪进香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生死之恋

　　抗日战争时期在赣南为官的日子是蒋经国一生中比较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段日子，他开始适应蒋介石的要求，为自己在政坛的发展打下基础。还是在这段时期，他失去了他最敬爱的母亲，也收获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1939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是蒋经国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6架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溪口镇。敌机轰炸的目标很明显，是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别墅为主要目标。蒋家当场遇难的有担任账房的外甥宋涨生、教方良国语的董老师等6人，另有多人受伤。
　　敌机远遁、硝烟散尽后，出逃在外的人们先后回来了，惟独不见毛福梅。人们四处寻找无着，正焦急之际，恰值县长何扬烈、县党部书记汪竖心等由县城赶来，发现后门不远处屋弄有炸倒的墙头，微微隆起。于是，就雇了20个民工，点起灯火挖掘。其中果有尸体。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可怜的毛氏
　　据账房唐瑞福说：“十一月初二，日本飞机飞到溪口上空，毛太君从丰镐房后门逃出，已经逃过弄口。大概想到房间没有上锁，又返身回去锁好房门再走出弄口，适逢日机投弹，炸中了弄口围墙，屋毁墙倒，太君被压在下面，当时大家不知道。日机去后，溪口镇镇长蒋立祥带人到处寻找，全无踪迹。初三下午县长何扬烈闻讯赶到，见到墙壁隆起，乃叫人挖开瓦砾，才发现太君尸体……”母亲的去世给蒋经国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泪如泉涌，令人在摩诃殿北隅造了一个圆形坟墓，墓碑上书刻了“显妣毛太君之墓”，蒋经国还在毛氏遭难处亲笔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勒石立碑。
 　此时的蒋经国，虽然悲痛于母亲的去世，但因为有了红颜知己章亚若的陪伴，似乎这悲痛也没有那么深切了。
　　章亚若祖籍浙江，其父共有11个儿女，亚若排行第三。原名章懋李，1913年出生，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人。从小，其天资和才干在亲戚邻里的孩童中格外突出。尽管很早就与表哥唐英刚热热闹闹地入洞房，但她并不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
　　20世纪30年代，懋李用章亚若的新名字被聘为江西省高等法院文书，正当章亚若在省高等法院工作得心应手，深得上司赏识时，其夫唐英刚因一次乘船时不慎落水引发急性肺炎而逝，章亚若成了年轻漂亮的寡妇，时值1936年。
　　随着南昌落入日寇之手，亚若随流亡的人群来到赣州，不久被录聘为赣州专署图书资料室管理员，由于工作出色，被赣州专员蒋经国调到专署抗敌动员委员会任书记，不久进入赣州赤殊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充分显示出她的多方面才能，并被推荐为蒋经国在青干班的助手。
　　青干班毕业后，章亚若被蒋经国安排到专署秘书室任书记(文书)。实际做助理秘书的工作，不久兼任专署“民众询问处”负责人，又常以专署书记和《青年报》记者名义，随蒋专员外出抓赌、禁鸦片或巡视各县，并写成相关报道、文章以“章频”或“懋李”的笔名在《青年报》发表，有时还配上章亚若绘的水墨画同时发表。
　　就在这段时期，二人因为工作的频繁接触，再加上性格接近，有共同语言，二人开始了一场暗中进行的爱情，为了遮人耳目，两人互相商定情名：慧凤(蒋经国)、懋云(章亚若)。
　　但在开始的时候，章亚若对蒋经国的感情是矛盾复杂的，毕竟对方的身份特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经有了妻室儿女。据说，章亚若在赤殊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曾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好友桂辉诉说，担心记载爱慕蒋经国的日记遭同学偷阅，惹上麻烦。至此可知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发生了感情。
　　那段时期对蒋经国而言是甜蜜难忘的。虽然辛苦，但内有红袖软语相伴，外可大展鸿图，所以自是少年意气风发，从某种意义上，赣南新政和蒋经国是互相成就的。因为有了蒋经国，才有了赣南的新面貌，但也正是因为赣南，蒋经国才得以在政坛一试拳脚，也正因为来到了赣南，蒋经国才结识了章亚若。

　　当蒋经国在赣南地区出差探访民情，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据说，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就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外人无法确切得知。

　　但很多资料表明，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的，蒋经国的确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有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面，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蒋经国虽然未公开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他当时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1941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一家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蒋经国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坐在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以女主人的姿态殷勤地款待身边的朋友。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

　　二人毫不避讳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表明身份的意思，而这时章亚若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那天的晚宴，是由蒋经国出面为章亚若饯行。蒋经国的这个举动，是很大胆的。当时，刚在政界初出茅庐的蒋经国，已经有些流言对他攻击。为掩人耳目，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作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

　　1942年初春（正月二十七），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产下一对双胞胎。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日后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小兄弟俩时，曾吃惊于他们两人体型的瘦小。章亚若顺利产下双生子，立即以电报告知蒋经国。

　　７天后，她出院时，蒋经国特地赶来桂林，在丽狮路欢喜地等待着母子3人回家。为了纪念桂林，章亚若把自己住所的路名拆开，给两个孩子分别起乳名为“丽儿”、“狮儿”。而蒋经国十分喜爱这两个孩子，又给孩子取了另外一对小名“大毛”、“小毛”，这也显示了他对孩子们的珍爱之情。就这样，他们兄弟俩自懂事起就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

　　双胞胎兄弟俩满月时，蒋经国来探望章亚若与两个孩子，这次，他还带来了经蒋介石钦定的孝严、孝慈的学名。因为蒋家第三代以“孝”字辈命名。

　　可是，孩子的出世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或许章亚若对自己“地下夫人”的身份可以不在乎，但是这对双胞胎怎么办？不能永远写上“父不详”吧。章亚若不止一次地告诉妹妹，说她不能让大毛、小毛的身世不明不白。但是，她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会是什么。

　　1942年8月14日下午，章亚若应约去邱昌渭厅长家参加晚宴，深夜回来时上吐下泻，次日送至广西省立医院治疗，王医师将一针剂注射进亚若的左手血管，几分钟后亚若突然大声尖叫：“哎呀！不好了我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就昏迷过去，医院院长杨济时说是血中毒不久就宣布抢救无效死亡，全身发黑。在场的好友桂昌宗、桂昌德兄妹及亚若的姐妹懋兰、亚梅认为亚若是被人用毒针毒死的，他们感到异常悲痛、愤怒、恐惧和疑惑。在桂林与亚若有接触的亲友都感到特别悲痛、震惊和疑惑，但没有人敢追问死因。或许，死因只有蒋经国才知道。

　　甚至于奔丧，蒋经国都没去，他只是委托好友邱昌渭，将亚若安葬在桂林东郊七星区白面山凤凰岭。

　　曾在公署任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市府任职的徐君虎曾说，章亚若去世前数周，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前来桂林，询问徐君虎何处可以借到车子，他们计划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害死”。徐君虎听后大吃一惊，斥责他们不该有如此自作聪明的害人想法。这两人激动地答辩，指称蒋经国在赣州实行新政，不准人民“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却与章亚若有了非婚生的双胞胎儿子，对外如何自圆其说？他们还担心，此事若张扬出去，被人当作把柄，可能会误了蒋专员灿烂的政治前程。尽管这两位部属“爱主”心切，自以为是地设计着，但徐君虎认为他们不能太嚣张，于是把他们骂了回去，不准他们在桂林做伤天害理之事，没想到章亚若后来还是遇害了。另一位曾在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也认为，他同意徐君虎的推测，可能是蒋经国的手下私自行动，谋害了章亚若。此外，还有人说章亚若之死，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的。　　

　　章亚若去世后，据好友桂辉说，还是她亲手捧着被面交还给神色黯然的蒋经国的。除了这床被面，蒋经国还曾将一块苏联制手表、奥国制真皮皮夹等战时难以得见的珍贵物品，一件件地转送给章亚若。可是人去了，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蒋经国对这段不过三年左右的感情，又是如何看待，对章亚若之死，又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所有人也都无从知晓。

　　所谓“侯门一入深似海”，章亚若无疑是最可怜的，她甚至还没进入到那个充满了血腥和争斗的权力圈，就被当作政治的牺牲品葬送掉了。而关于她的死因，随着蒋经国的离世，也只能是永远都揭不开的“千古之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