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千日记

震后三年，经历过生离死别，最后又坚强站起的人很多，玄郎村的刘小蓉就是其中的一位。

刘小蓉的小饭店就在绵阳 市金花镇玄郎村的村口。初见刘小蓉，她戴着一顶遮阳帽，秀气的脸颊已经被阳光晒得有些泛红。“老板娘很能干，也很漂亮”，在被人夸奖之后，刘小蓉腼腆地笑了，然后大大方方地让几桌的客人多吃点菜，又开始忙进忙出了。

2009年底，刘小蓉搬进了现在新的村庄，开始筹备并经营这个酒家，来来往往的客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从地震中走出来的女人，以及这个村子在地震后的三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重新开始”

2008年5月12日的几十秒钟，刘小蓉刚住了四个月的新居就被摧毁了，刘小蓉的丈夫——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也在这次地震中遇难。

刘小蓉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完全是蒙的。震后的前几天，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亲人，刘小蓉也在寻找着自己的丈夫，当时她依然相信生活还是正常的。当地震后的第四天，丈夫的遗体被找到，她的世界登时崩塌了。

“在把他安葬好，静静地坐下来时，我觉得一切都完了，人也没了，房子也没了，一切都无所谓了。”刘小蓉想起来依然悲痛不已，当时只剩下唯一的希望，那就是她正在念高二的儿子王宇。由于在县城学校，所以儿子安然无恙。

在随后的四个月，刘小蓉跟随村里的人到临时安置的帐篷里避难，2008年9月转移到板房。

在临时安居点的日子，是刘小蓉最难熬的时候，和所有遇难者家属一样，刘小蓉的精神受到了创伤，每天呆坐在家里。她说，“当时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了，有没有饭吃都无所谓，因为人生就那么一下就没了，没有意义了。”

2009年，陆陆续续的人来探望刘小蓉，有丈夫的朋友、还有素未谋面的志愿者。刘小蓉记得那时候，有四个留学生志愿者来看她时说的话：“阿姨，别难过，有我们在，我们会帮助你供儿子上完大学。”

后来，他们每个月都给刘小蓉寄来几百元的生活费。此时，想到还在上高中的儿子，刘小蓉开始觉得自己需要有点改变了，“那么多的好心人来帮助我，我觉得我必须站起来，我得靠自己”。刘小蓉告诉记者，就是那一刻她真的决心重新开始。

挣第一笔钱——“58元”

2009年3月，刘小蓉开始去学车。

在此之前，刘小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妇女，孩子小的时候带带小孩，孩子长大以后就每天做做家务，农忙的时候也去给别人苞谷地里帮忙，一天能挣30多块钱补贴家用。刘小蓉说，更多的时候，因为有丈夫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

震后如何生存？“我一没文化，二没技术，也没什么特长，很难生活下去，所以，当时就想到去学车，不管再苦再累，我相信我能挣到钱供我儿子读书的。”刘小蓉的语气依然带着坚定。

但现实是残酷的，三个月后，刘小蓉带着新考的驾照来到镇上，没有人愿意请她做司机，因为她是一个新手，别人不相信她能开好车。

“当时也很受挫，但也没办法，就想要找办法去找点事做。”刘小蓉说。由于没有人给她开车的机会，刘小蓉想到自己买辆车。于是，她开始四处找朋友帮忙，在筹到了2万元之后，刘小蓉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开始跑起了客运。

由于当时镇里的交通不便，刘小蓉开始进镇上揽活儿。说起第一天挣了多少钱，“我说出来，你不要笑我”，第一天，她挣了58元。

58元，让一个农村家庭妇女真正走上了新的人生。

儿子王宇念完高中以后，刘小蓉告诉志愿者，不要再寄钱过来了。她说，她尝到了苦涩背后的喜悦，这比呆在家里的感觉好多了。这时候，刘小蓉挣的钱已经够儿子生活费了。

重建家庭

2010年，玄郎村鼓励老百姓开农家乐。刘小蓉想到自己的房子就在村口路边，就开始筹备起了小饭店，曾经用于谋生的面包车就用来买菜。

一家之主刘小蓉，接待客人买菜都是自己，而父亲负责打扫卫生，母亲在厨房帮忙择菜洗碗，除此之外还请了一个厨师。

在“玄郎村人家”这家小饭馆的露天平台，整齐地摆着一排桌椅，桌椅上方搭着顶棚和遮阳伞，在靠近平台的绿地里长满了花草，靠近平台还放着很多漂亮的石头。这些材料都是刘小蓉自己一个人去买的，而石头是她从河边一颗颗捡来然后用面包车运回来。

这些事情在地震前对她来说都是难以想象。“以前这些事情都是我老公做的，我不太愿意去接触外面人，很悲观的，现在不一样，现在走出来了，招待客人都是我的事情。”

小饭店的生意还不错。“节假日的时候客人很多，平时也会有。”刘小蓉欣慰地说，扣除日常开支和支付的工资，每个月还能挣两三千块钱。这个收入在玄郎村已经不错了。目前，玄郎村人均约收入在1000元左右。

对于饭店，刘小蓉还有自己的打算。“我现在还在投资，准备把室内的空调安上。”她告诉记者，不仅仅这样，刘小蓉甚至有更远的规划，那就是把饭店扩大，除了餐饮之外，还要有客房、有娱乐。她笑着说，“这些都需要钱，要一步步来”。

对于买车、建房子、开饭店带来的负债，刘小蓉很坚定地说：“这些钱我会一点点还的，我相信我能挣钱把这些账还清。”

生活还在继续，村里很多失去丈夫的女人都再嫁了，刘小蓉说，如果有合适的，她也会考虑重新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011年4月28日中午，记者来到一个有着羌族寨门的山村酒店——石椅羌寨。酒店邀请了羌文化的传承人母广元举行了羌族的迎客仪式，放迎客的筒子炮。

现在已很难看出，这家羌寨曾在地震中被破坏十之七八。村民陈华全，羌寨的董事，也是一个地道朴实的农民。

从避难到自救

在绵阳 市北川县曲山镇石椅村这个人口不多的村子，户户都分散在北川县城周边的山上。地震发生后，北川镇区受灾最为严重，而这些山上的村民房屋只是出现部分倒塌，全村有15个人遇难。相对于北川县城的居民来说，石椅村的村民还是幸运的。

在村里，陈华全担着村主任的职务。原先，对于这个闭塞的小村庄来说，陈华全更多的身份是一个农民——地震前，村主任基本上没什么事情。

“地震前我都是忙自己家的农活儿，地震之后要想的多了。”陈华全说。地震发生后，村支书遇难，他需要配合现在的村委书记来完成重建工作。

在地震发生后的20多天，陈华全开始带着几个村民进行自救，将上山路道修通，让村民和救援队可以顺利通过。在村民重建修复住房中，他和村里的青壮年到市里统一采购钢筋水泥等等材料，组织建房。

俨然成为了村里的主力，陈华全也觉得自己变了。陈华全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过自己的生活心里没压力，现在管村里，事情太多，自己都顾不上了。”

“联营酒店”

在此期间，石椅羌寨筹划重新开始建设。面对大笔的资金缺口，陈华全为难了。村里还有多家农家乐受损，村民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资金怎么来？陈华全想到了一个办法——搞“联营”。

新的石椅羌寨由五家农户联合建立，将原来的面积扩大了近三倍，整个羌寨的面积达1400多平米，而且房屋建设得更宽敞、更漂亮，寨门更加气派了。

现在回想起整个“联营”的过程，陈华全说，当时他想的是，地震之后，离这里不远的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将会带来更多的游客，依托老北川的旅游业，新的羌寨将面临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五户联营之后，羌寨的规模大了，实力更强了，可以进行一定的宣传活动，为此羌寨还请来了羌族文化的传承人母广元来主持羌民族文化的传播。

现在，这家羌寨酒家已经注册为文化公司，并邀请了职业的经理人。陈华全介绍，除了文化传播的母广元外，公司还邀请了一位总经理，一位副总，“都是曾经搞旅游的”，现在石椅羌寨有32名工作人员。

在旁边的酒席间，记者听到一群羌族姑娘的敬酒歌，歌声高亢而嘹亮，穿透了整个羌寨。据陈华全介绍，羌寨晚上也会举办篝火晚会等一些民族特色的活动，这些还在完善。

目前，石椅羌寨的经营已经走上了正轨，从去年开始营业，一年的营收就达一百多万元，今年羌寨每个月都有三四十万的进账，这相当于地震前一年的收入。

羌寨的宏图

虽然借助北川旅游的客源，如今羌寨生意还不错，但陈华全很少笑。

他说，当前还是很有压力，现在石椅村的每户老百姓都有几万元到十几万元的贷款，而这个羌寨的贷款就达200多万。地震期间，政府给予了羌寨的贴息贷款，但是三年内所有的款项需要还清，这需要羌寨持续保持好的客源。

未来如何发展？目前，老百姓的农家乐发展得都不错，但是由于地处大山上，基础设施还不完备，这也给酒店经营带来较高的成本。

灾后，石椅村的水电等基础设施都进行了改造，但由于地处高山上，山上的山泉远远不能满足全村的生活需要。为此，政府从高山上用管道引入水源，但由于地处1000多米的海拔，水管经常爆裂。为此，石椅羌寨也付出了很高的成本，为了取水，这两个月石椅羌寨用水车到最近的水源运，一个月下来，光运费就得三四千元。

“我们现在考虑最多的就是，怎么样加大力度把设施完善，让我们的环境进一步地改善，我们希望有投资商到我们这里来投资，有更多旅游的人来我们这里游览，这样客人不仅夏天来避暑，还有地方住，不仅欣赏山中的自然风光，还能深入地感受羌文化的魅力。”陈华全说。

目前，石椅村已经开了16户农家乐。陈华全说，现在的事情多了，他不光是一个农民了，还搞旅游，而且要带领引导村民都来抓住机遇搞产业。

陈华全更像一个村主任了。

他对记者说，村里对农民搞旅游要提供的支持和服务已经在做：一方面，为农民提供羌文化的传播和培训，让村民能够更好地发扬羌文化在旅游中的作用，石椅羌寨搞活动，他们都可以来学习，这也是一种支持；另一方面，在重建民房的时候，村民们本来都有贷款，如果要开农家乐还需要资金，村里面也在努力协调信用合作社等机构，寻求他们的帮助。

汽车驶入三年前汶川地震重灾区之一——绵竹市汉旺镇。

一路上，山间的公路和隧道畅通无阻，曾被地震撕裂的山体已经长出新绿，只有偶尔还能看到裸露的巨大豁口，提醒着人们曾经发生的一切。

绵竹市区通往汉旺的这条公路，罗应光不知道走了多少次。现任绵竹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他，曾经在汉旺镇和遵道镇分别任镇长和党委书记。这两个镇在受灾最严重的三个灾区中就占了两个。

地震之后，搞调研、陪同领导、陪同考察团、陪同记者……如同灾区信息的传道者，他一直奔波在通往灾区的路上。

如今，和灾区其他工作岗位上的人一样，罗应光依然少有休息日。“抗震救灾的日子如同一段令人怀念的军旅生涯，而每一位干部都会在这里得到洗礼。”他说。

帐篷里的战役

罗应光说，“5·12”地震带来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

地震发生当天，罗应光与市委的同事分配到各个灾区抢救灾民。罗应光所去的遵道镇，震后一片狼藉，大部分房子都垮塌了，罗应光负责的是当地幼儿园的救援。从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结束，幼儿园90多个孩子中60多名遇难。

第二天一早，罗应光从救灾现场返回市区，回到了正常工作岗位。

“当时压力很大，外面需要不断沟通，传递信息，对内要报平安，传达组织宣传的重要性。”地震第二天，罗应光作为绵竹市宣传的“总指挥”已经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信息传达在地震期间的重要性，罗应光再清楚不过。

由于绵竹市的所有电视都是有线，电视通信系统在震后全部瘫痪。罗应光在市委领导下支起了高音喇叭，组织了一个“临时电台”。2008年5月13日，在一天的奋战后，高音喇叭终于可以播出声音，此时，绵竹各个乡都可以听到临时的广播了。

“在现代，很多人都已经没有高音喇叭的概念，而在特殊时期我们一下子回到最原始的状态了。”罗应光回想起那时的情景。

而在随后的一天，罗应光带领宣传部门同事第一时间恢复了机关刊物。5月14日，他们终于找来了一台复印机，复印出第一张抗震救灾的快报。“地震过后，手机通信已经瘫痪，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亲人的情况，只有畅通的信息才能让老百姓感觉到信心”。

其实，在地震后的一两天，灾区已经谣言四起，有的说书记市长跑了，有的说书记市长死了……

罗应光说，“当时是一种极端的考验，我们要迅速传递出党的领导指示，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时，包括罗应光在内的所有干部都是不分日夜地工作，对于家人的情况全然不知，也无暇顾及。好在绵竹市区此次房屋垮塌并不是特别严重，而罗应光的家人也安然无恙。

一天恢复电台，一天创办报纸，这些都是发生在帐篷里的胜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团结的时刻。”罗应光说。

“不能休息，一休息就真的垮了”

在汉旺镇政府大楼前，罗应光说，“这里是我最不愿意来的地方，也是我来的最多的地方”。“5·12”地震这一天，这里埋了25位政府工作人员，其中8位遇难，这其中就有他曾经的同事、汉旺镇副镇长邓国平，也是汉旺镇武装部部长。

“我每当走到汉旺镇脑海中就浮现他的形象，当年他是我的助手，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汉旺镇曾经洪水决堤，他第一个跳下河堤去抢险，在我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的形象。”罗应光语气低沉了，“地震时他在这座政府大楼里遇难了。”

如今，他只能站在政府大楼前凭吊曾经的战友。

“地震当天晚上，我们还是非常茫然，不知道未来是怎样。”即使是领导干部，地震到来时也曾茫然。但是，“当第二天救援队伍、支援纷至而来，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知道只要人们还活着，就有希望。”罗应光告诉记者，“包括我的老父老母，当时我想，只要有我们党在，有组织在，就有人去关心他们，当时我们心里就有底了，知道一天会比一天好。”

在接下来的日子，罗应光的宣传队伍就进入到连轴转的状况，时至现在，依然没有周末和节假日。而这种情况，是灾区所有基层干部的现实状况。

“干部有压力啊！”罗应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叹道。在遇到突发自然灾难和重大伤亡的时候，地震考验的是干部的良心，如何能够在特殊环境下迅速地组织工作，不辜负这一岗位，不辜负百姓，这是最大的压力。

“投入到工作中反而是一种解脱。”罗应光说，当时有一位同事，他家里有三位直系亲属遇难，当罗应光要求他休息时，他说，“不能休息，一休息就真的垮了”。地震过后，党中央国务院下发通知，强制性给基层干部安排休息，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下过一天。

罗应光说，经历了地震之后，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改变了很多。 “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坚强了。第二，我们思考很多问题都更全面，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对的经验更丰富了。第三，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变化很大，悟彻了人生的很多东西。现在我们灾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不再那么计较得失了。第四，这三年中，我们在大灾难中度过，感受到很多大爱，我们拥有感恩之心，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