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神明:196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复课闹革命基本概况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

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则是在差两天整整十年之后的1977年10月12日，由国务院发布的。以至1978年到1979年间入学的高校学生（1977、1978、1979三级），年龄跨度在十多岁，从十八九岁到三十出头。历史的误会让他们成了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景。

　　北京孩子的走势

　　复课以后，“北京孩子”的走势，大体是这样的：1959、1960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级结束时提前毕业，升入中学）。1953、1954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升入中学，他们后来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1952年以前各年龄段的学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学的，被称为老初一到老高三，统称老三届。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届，这几批学生复课后没上几天课（69届学生只在中学呆了一年多），其实也没什么人有心思上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被陆续发到陕西、山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幸存”了下来。70届毕业生是最幸运的，除了走后门和前门自愿参军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北京的工厂里。

　　1971年起恢复高中，71、72两届初中毕业生中的少数优秀分子（分别为1/10、1/5）成了“时代骄子”，被选拔升入高中，多数人直接就业；但上了高中的，毕业后也大拨发到郊区农村插队。73届以后，高中升学比例不断增高，直至百分之百。高中毕业后全部到郊区插队，几年后返城就业，特殊情况（如独生子女等）例外。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两到三年以后。

　　复课后，北京市实行的学制是小学六年（1974年以后改为五年，当年该上六年级的同学“戴帽”在原来的小学读初一课程，次年转入各个中学与前一级同学同步），初中三年（1971年以后逐步恢复高中），高中两年。若以中学毕业而不是岁数为限来划分“孩子”的概念，老三届以及69、70、71、72届的同学们，都程度不同地提前结束了“北京孩子”的时代。

　　穿越当年的校园

　　“文革”前，北京的中小学有等级之分，中学还有男、女、混合之分。“复课闹革命”以后，各类等级自动取消，也不再有入学和升学考试一说。1953年到1963年出生的北京孩子，无论毕业于哪一所中学，都谈不上是一段值得炫耀或妄自菲薄的经历。因为当时的中学生一律以居住点为单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学。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学校，历史不一，规模不一。城里老牌学校的历史，可以前溯百年之上，至少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产物。例如有名的北京四中，发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顺天中学，再过两年，将是她的百年校庆，有四中之名，也是民国元年（1912）的事情。解放后，陆定一和郭沫若都题过“北京四中”的校名。又例如与四中相距不远的西城区福绥境小学，可以追溯到鲁迅出生那一年（1881），当时叫八旗第三小学。崇文区的汇文中学，更有长达130年的历史。城外则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年代新建的学校，全面恢复高中及小学缩短学制后，中学一时爆满，迫使一些小学升格为中学，如三里河四小就摇身一变，成了214中。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214中的头拨学生，还参与过学校最初的基本建设（砌围墙）。但学校的历史与它的质量，并不一概成正比。圆明园边上的101中学是解放以后建成的重点学校，所以叫101中，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郭沫若给命名的，意思有点夸张——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成绩要超过100分；另一说似更可信一些，即再建一所重点学校，番号已不可能靠前，索性另从一个百位数数起。郭沫若确实题写了校名，校歌也是他作词，由李焕之谱曲。

　　阔气一点的学校，有相对正规、配置齐全的教学楼和操场，甚至有“东西校区”或“南北院”之分；差一点的，则随处将就了。当年北京有不少学校，因地制宜，安在庙堂里。月坛二小的校址，是月坛公园里的大庙；宽街小学的校址，是僧格林沁的祠堂；北京三中的校址，是祖大寿的家庙，7路公共汽车在附近有祖家街一站；13中的校址，是一处贝勒府；八面槽小学的校址，是王府井北面路东的天主教堂。159中（女三中）的校址，是阜成门内路北的历代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本是一所明代建筑，主殿名景德崇圣殿，里面支着六十根金丝楠木二人无法环抱的大粗柱子，供奉着自炎黄以下历朝有功名的帝王的牌位。清朝的乾隆皇帝题的“报功观德”的匾额高悬殿中央。帝王庙变成女三中（后改为159中）后，如此大殿成为一个“多功能”场所。全校师生集会时，它是礼堂；刮风下雨，它是学生上体育课的操场，铺上垫子折跟头。“文革”初破“四旧”，红卫兵为摘下乾隆题匾，据说冒着“舍得一身剐”的风险。这块匾从此不知去向，后来有关部门悬赏50万找它，至今下落不明。2003年，159中终于搬家，迁入了一所据说有游泳池等设施的现代化的校舍里。

　　也有一些学校，因袭了学堂时代的旧址。一位叫姚和林的作者，在网上追忆他位于南横街米市胡同里的母校时说：

　　那是旧时的一家老学堂，分前中后三套院落，教室有大有小，院落也是大小各异。红红的校门，有一个高高的活动大门坎，其实就是一块磨踏得没有漆色，没有棱角的长木头。大门后是一个红影壁，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手书体的白字。校办工厂就在它的旁边。那时的我们总盼着两周一次的学工课，总是比赛谁缝的笔记本多。前院的北屋是一间有着青石板高台阶的大教室。斜对面是不大的校长室。当年是一位姓何的女校长。校合唱团排练就在大教室里，各年级的男女生都有。那年月有时还要到区里去演出。数同班的李凯亮嗓门最洪亮，我俩一起担任领唱，还记得那首歌叫《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冬天里，男生在课间围在前面的火炉旁，侃这侃那。那种火炉同民用的火炉不一样，里套没有瓦，炉壁是带棱的。加足了煤，烧得炉壁红红的。教室北面的窗户就是同学家的小院。

　　这大概可以被看作当年北京城里的小学的缩影——简陋、古朴、温馨，类似一件古董，有一种让毕业生几十年都挥之不去的怀旧氛围。城外新建的学校的毕业生们，少有这样的情怀，而且各个学校之间，硬件上的差异甚大。那些带“育”字头和“一”字尾的，如育民、育才、育英、育红，十一、八一、七一、六一等学校，条件相对优裕，当中的大部分，其实是军队所属的子弟学校。

　　复兴路小学（现在的白云路小学，位于白云观北侧）曾是一所设施一流的地方学校。它有一栋L形的四层教学楼，系苏式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近于礼堂规模的圆形木地板音乐教室，相当于今天的多功能厅。有标准化的操场、教工和学生食堂、图书馆、自己的锅炉房。楼内每间教室配有玻璃黑板、电铃、清洁柜，每层有供热的饮水池。课桌椅是木制的，课桌的设计是平面加坡面的组合，平面也就两寸来宽，用来放铅笔盒，上面有一道能放一支铅笔的小槽，坡面是放书本和写字用的。这样的条件，超过了一般的中学，城里很难见到，城外也不多见。

　　与复兴路小学也就一箭之遥的复兴门外一小，是另一个世界。它的校园在小学当中，占地算是相当大的，楼前楼后两个操场，一大一小，还散落着好几处平房教室，校园里还套着有住户的院子，给人的印象是大而杂。那里的教学楼也是L形，但它是一座类似南方常见的走廊外露的两层简易楼，没有暖气（冬天生炉子），没有电铃（上下课敲钟），没有玻璃黑板（木头黑板）。“复课闹革命”时，甚至连桌椅都供不应求，一部分学生要自带马扎或小板凳上学，课桌也是那种老式的合二而一平面长条桌。整体感觉似一破落地主。

　　育民小学位于复兴门西侧长安街路南，也就是复兴路小学的东北、复外一小的东南方向。“文革”前，它是财政部所属的子弟小学，全员寄宿制。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的祝东平教授1962年到1966年在这里就读。2003年暑假，我和祝东平因事路过育民小学，恰值学校准备翻建，一栋楼已被腾空，成了工地。东平一时触景生情，在里面盘桓了一个多小时。这所学校有两个楼，那时候北楼是学生宿舍，南楼是教学和办公楼，两楼之间是一个操场。东平边环视边回忆说，教学楼顶层是一个多功能厅，常举行各种联欢和游艺活动。教学楼南面是餐厅和浴室。他们星期一早晨到校，星期六下午被家长接走。每个班都配有生活辅导员，类似于今天的寄宿制私立学校。育民小学的生活及学习条件没什么说的，惟一让祝东平和他的同学感到不自在的是，他们平时不准跨出学校半步。学校大门也是宿舍楼门，门前的一道线，等同于国境线，两条腿如果都出线将被处罚。学生们经常是把一只脚固定在线内，另一只脚尽量往远了伸（若打篮球时的定点持球状态），头探出去四处张望，透透外面的风。“文革”初，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指斥校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据有人推算，这所学校的学生人均占地六倍于普通学校的孩子。

　　中学和中学之间，反差也很大。好学校，有400米标准跑道的操场以及篮球场和排球场，甚至游泳池，有分开的教学楼与办公楼，有礼堂，有学生食堂，教学楼中有阶梯教室、实验室、音乐教室、图书馆等等。这样的条件，甚至已经超过了吴玉章当校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他一些名牌大学。

　　地处文化相对薄弱的宣武区的15中，是一所花园式学校。四座低矮建筑—两栋办公楼、两栋教学楼—隐在绿树成墙、曲径通幽的校园深处，即使在校门口，也看不出它是一所学校，以致发生过不明真相的两个老太太误以为是公园，要买票入内的事情。西城区的西单以西，集中了四中以外的几个“名校”。复兴门内按院胡同里的八中，有三个院子（本校、分校和操场），本校的建筑有环廊连带，其舒适和怡人不难想象。巧的是，“文革”期间，八中的斜对面，西侧住着风云人物姚文元，东侧住着后来审判姚文元的江华；“文革”后期，姚文元的两个女儿也在八中读书，其中一个据说腿还有点毛病，而另一位风云人物王力的儿子王鲁军，则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八中的东边，小口袋胡同里的35中，李大钊是创始人之一。它也有两个院子，北院有一个木结构的小楼，是志成学校时代留下来的，颇有二三十年代的特点，电影《青春之歌》的若干镜头，就取自这里。“十七年”时期，西城区的中学在声誉上，民间排序有四（中）、八（中）、三十五（中）一说。此外，这一地带还有二龙路中学（教育部曾打算把它建成一所十年制的部属子弟学校）和150中（前身是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实验中学）。

　　条件一般的学校，多不值一提。拿42中为例，前身是社会路中学，说是中学，其规模、设施、面积，都与一所普通小学相仿。全校仅一个三层的教学楼（行政、教学、后勤人员和学生都挤在里面）和一个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打篮球就没法踢足球，开运动会要借用隔着两条街以及一个月坛公园的月坛体育场。上过这个学校的学生都会有过抹不开身的体会。惟一可以让他们引为自豪的是，这栋教学楼是用建人民大会堂剩下的材料盖的，全校师生，无人不晓。后来才知道，人民大会堂工地剩下的材料，不仅盖了这所学校，更盖了颇有气势的军事科学院主楼及前面提到的永安里那几栋九层高的煤炭部宿舍楼和白塔寺附近的一栋居民大楼。挨着月坛体育场的112中，就更不用说了，人称“棒子面中学”，这是一个双关称谓：一者，玉米面的价格当时是0.112元/斤；二者，学校差，廉价的意思。

　　其实，当年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都差不多。因而学校的条件怎么样，教学质量怎么样，学生和家长都不大介意，介意也无济于事。毕业于四中、14中还是44中，无论是学生及其家长还是局外人，都绝无谁高谁低的感觉，这是一个事实。倒是有不少普通学校，后来沾了按片入学的生源的光，如被国家机关宿舍“包围”的44中，“文革”结束后，升学率与声誉同步跃进，成了一所莘莘学子趋之若鹜的学校，这又是一个事实。但是，话还得两说着，即便不以成绩论，也即便不影响毕业以后的前程，北京的孩子，毕竟是成长和学习在或优或劣的校园中，面对的是不同层面的老师，也给了他们或多或少的心理上的影响，这同样也是一个事实。

　　臂章替代了红领巾

　　复课以后，北京香厂路小学马上干了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香厂路小学关于建立“红小兵”的材料，此后，红小兵正式取代少先队，成为全国少年儿童惟一合法的基层组织（此前，小学生也挂红卫兵袖标）。它的标志最初是一种红底金边金字的菱形臂章，用别针别在左衣袖种牛痘—即以前和以后的大中小队干部所佩带的几道杠臂章—的位置。这种臂章原是棉质的，不禁脏，要到综合修理部压一个塑料膜，后改成塑料制品。“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个让孩子雀跃的事情是红领巾的恢复（当时做了绸子和布两种面料的红领巾，由同学视经济条件自己选），但红小兵的名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复课以后入小学，又是头一拨加入红小兵的孩子，有点“黄埔一期”的意思，“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恐怕都忘不掉当年历史性的一刻。陈庚子，是复课以后入学的，表现积极，很有第一批加入组织的希望，由于家长的株连（受审查），未能遂愿。他还记得，那天躲在教室里，隔着窗户眼巴巴看着别的孩子在操场上举行加入红小兵的仪式，把新发的臂章往袖子上别，他的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至今提起来，还挺委屈。其实没过多久，其父“解放”，1968年的“五一”，他就成了第二批红小兵。那时能不能加入红小兵，或者第几批加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天大的事情。

　　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但并没有取代班组织，只是“文革”前“班主席”一职的称谓，改叫班长，班委会委员、小组长、课代表等，依然如故。此外，低年级（一二年级）每个班里，有一两个高年级（五六年级）品学兼优的同学来做辅导员，协助班主任。有个大学同学上小学一年级时，班里的辅导员叫姜雁奴，这个名字有点儿“各”，也容易让人记住，但他一直不解其意。十几年后，我们在学校的宿舍里议论起名的话题，他说起这个名字，上铺有学问的同学告诉他，“雁奴”系一个僻典，指的是人字形雁阵中领班的头雁，寓意不言而喻。

　　课本：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尽管红小兵被当时的“中央文革”视为“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的组织，但广大红小兵毕竟是学生，而且是小学生，不可能有太大的“革命”作为。作为“文革”期间入学的“当局者”之一，我的记忆中，好像除了随大流参加一些象征性的“革命活动”，如开批斗会，游行，吃忆苦饭，早请示晚汇报等等，还是“以学为主”。当然，那时不会有计算机课，也没有外语课，也不存在一环扣一环的升学竞争因素。但小学的课程设置规范，即使是在“文革”最轰轰烈烈的那几年，也基本没有被破坏。自然，课文里的时代烙印，是抹不掉的。这里照录一本1970年秋季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语文课本的目录（主课文十七篇）：

　　一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二赞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三全球响彻《东方红》万岁万岁毛泽东

　　四傣族百岁老人心向红太阳

　　五毛主席教导

　　六绝不许潘家峪惨案重演

　　—一位老民兵的控诉

　　七红灯记（唱词选段）

　　八吃吃喝喝绝不是小事

　　九毛主席诗一首

　　七律到韶山

　　十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

　　十一 “打破洋框框”的一曲凯歌

　　十二雪山雄鹰

　　十三天山脚下的牧马姑娘

　　十四毛主席教导

　　十五平型关大捷

　　十六痛打美国“空中王牌”

　　十七伟大祖国的尊严不可辱

　　——记战斗英雄孙玉国①

　　这本教材还附有四节单元练习、四篇阅读课文及“附一应用文：祝贺信”、“附二标点符号用法”、“附三农村常用字”。

　　算术课本的字里行间，时现用黑体字标出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应用题也多被时代化了。也是1970年五年级的算术课本里，有几道练习题，可作一叶知秋的见证：

　　1.“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北京离地拉那7805公里，在一幅世界地图上量得它们之间的距离是22.3厘米。求这幅地图的比例尺。

　　2.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法宝。两位阿根廷青年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来到日夜想念的北京。在比例尺1:50000000的地图上量得从阿根廷的首都到北京的距离是36.7厘米，它们之间的实际距离是多少公里？

　　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以老红军为榜样，从井冈山步行到遵义，又从遵义到延安。在比例尺是1:90000000的地图上量得从井冈山到遵义是8厘米，遵义到延安是11.5厘米，分别求出它们的实际距离。②

　　低年级的课，有语文、算术、体育、大字、图画等几门。三年级以后，陆续开政治、常识、珠算、美术、音乐、自习等课。期中和期末考试都是百分制，闭卷，成绩要由家长签字。语文课是从汉语拼音学起，然后是生字、组词、造句、作文。一年级第一课的课文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九一三”事件以后，高年级课文中开始出现一些要求学生背诵的古代经典寓言，如“揠苗助长”、“刻舟求剑”、“对弈”、“自相矛盾”等。我们班有一次上作文课，题目是“我的理想”，这是几乎所有孩子都碰到过的一个被写滥了的作文命题，今天也不例外。许多同学那时正受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影响，理想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至少没出工农兵的圈子，只有一个叫惠建明的同学例外，他的理想是当科学家。他后来是否当上了科学家，不得而知，这篇作文，当时是老师眼里的范文，被当众表彰。算术课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不过是在应用题的叙述里，多了一些“贫下中农”这样的时代语言而已。黄帅“反潮流”以前，也就是“修正主义回潮”时期（1972—1973），有的学校三天两头测验，甚至经常出那种附带一两道稍难的选做题的算术卷子，如果全部答对，成绩便是100+优。上中学后，有个复兴路小学毕业的同学和我们大说他小学时目睹的几个学习尖子的当堂表演: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课所不及的题，很快有人用五步解出，接着有人用四步、三步，又有人用两步解出，似乎是一个赛一个的智商高。他当时是指名道姓（这几个解题的孩子也分到我们学校），用一种加油添醋的说书的口气来叙述这件事的。可见，学生之间，多少还留有一些成绩竞赛的遗风。当然，若论学习氛围，不能与“文革”前比，更不能与今天比，但和西方国家以玩为主的小学教育比，学生所学的东西，要正规得多，也扎实得多。

　　千篇一律的教室

　　学校的条件参差不齐，但教室的布置大体一样：黑板上方，中央贴着毛主席像，左边是“好好学习”，右边是“天天向上”，大多是手书体的条幅。教室侧面墙上一般要贴几张文字简单的印刷品，如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林副主席”语录：“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语录被摘下，但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及八个字依旧挂着。那时，有的小学时间上拉不开栓，一二年级实行二部制，即两个班合用一个教室，分上午班和下午班，各上四节课，一两个星期一倒。三年级以上全日制，每班有自己的教室，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70年代以后，北京各小学教室里的木头课桌（椅）陆续更新为铁支架加胶合板平面的课桌（椅），椅子的大小以号论，从6号（最矮）到12号不等。谁坐哪一把椅子，并不固定，到校早的同学，往往占有把大号椅子换到手的便利。换椅子，也是当年教室里的一景。

　　当年，没有暖气的学校，并不在少数。姚和林描绘的围炉而谈的意境，坐在有暖气的教室里的孩子，是无从享受的。然而一利则一弊，生炉子即是一大难题。教室里的那种炉子，不能封火，每天一生。有的学校是校工给生，也有的学校，自三年级起，由学生轮流值日。1969年的冬天，陈庚子（我的中学同学）在北蜂窝一带的铁八小读三年级，虽说学校就在家门口，轮到他生火的日子，一个不及十岁的孩子，五点多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摸着黑到校，用报纸或劈柴引火。由于人小，又无经验，一折腾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临近上课时间，火依旧灭着，满屋子的烟，其他同学也进不了屋，在外面冻着。他后来和我成了中学同学时，已积累下不知多少生火的经验和教训，却坐在了有暖气的教室里，练就的一身本事，化为屠龙之术。他几次向我们形容，铁八小的炉子，“有一人来高，难生着呢”。

　　教室里的炉子，也能引发风波。沈小农的母校是南中街一小，他有一回把早餐—窝头抹臭豆腐—带到教室热着吃，谁知上炉子一烤，惹了大祸，毒气进来似的，周围的女生吱喳乱叫。后来还是把老师叫来处理的。这是前些时候我们一道吃饭，他执意要用臭豆腐抹贴饼子，吃到嘴里时，勾起的记忆。其实小农倒不是那类惹事的孩子，他上课不捣乱，但也几乎不听讲，成绩一贯是两个一百。上大学念的是哲学系，业余玩桥牌。玩桥牌的人自然不少，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冒充风雅的草民，但像他那样玩到了把持北京队主力近二十年，拿过若干次全国冠军（包括非奥运项目的2000年全国体育大会冠军），又在份内工作上执单位之牛耳凡二十年者，就很不多见了。听说他现在还活跃在全国比赛的赛场上。他对小学课堂生活的印象就是四个字：闲得无聊。再加上一个小动作：自己叠纸玩。

　　帆布书包

　　书包是学生的工具箱。那时候，都是一色儿的黄绿色的帆布书包，款式大同小异（好像也有极少数孩子背不起书包，用家里的人造革简易手提袋），学校的要求是左肩右挎。书包里的文具，变化不多。铅笔盒大致有铁的、塑料的和木头的三种。“文革”初期，图案大多是光芒四射的正在升起的太阳，或者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文革”后期，有了带拉锁的海棉铅笔盒和磁铁铅笔盒，这两种铅笔盒并不实用，有点像今天的新款手机，最大的作用，是给使用者提供了炫耀的机会。

　　铅笔的颜色是五彩缤纷的，最高级的是带橡皮头的六棱绿色有华表商标的中华牌铅笔，一毛钱一根。自动铅笔先要把笔芯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再用螺丝结构的塑料笔杆加以固定。铅笔刀有竖刀、横折刀、转笔刀三种，有的孩子用家长的剃须刀片削铅笔，锋利无比，但弄不好就连手指头一起削了。垫板和尺子，也分铁的和塑料的两种。橡皮是各种形状的都有。也是“文革”后期，出现了各式各样并不实用的香橡皮。除了书本，上列的文具就是一个小学生书包里的常规家当。大家都差不多，只有大小、新旧与多少之分。

　　女生的铅笔盒都布置得有规有矩，里面还垫着从《人民画报》或作业本上裁下来的纸。她们削铅笔也有一套，在下刀的地方先刻一圈标记，这样削下来的铅笔很匀称，看着用着都舒服。她们“咔嚓”铅笔头时也知道轻重，不像男生，经常是一刀下去，铅就断了，前功尽弃。女生使橡皮也强似男生，她们知道先把橡皮在腿上蹭两下再往纸上擦，男生的作业本常让橡皮擦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被老师找茬。另一些副课所需的文具，如蜡笔、彩色铅笔、墨盒、水彩盒、算盘等，则不必每天装在书包里。当年，得到一盒颜色齐全的能支在桌子上的蜡笔或彩色铅笔，对一个低年级孩子来说，有如获至宝的感觉。

　　低年级和高年级

　　北京孩子都应该记得这个顺口溜：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二年级的小茶碗，一打一个眼。

　　三年级的吃饱饭，四年级的装子弹。

　　五年级的一开火，六年级的全滚蛋！

　　透过这种戏谑式的形容，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小学生阶段性的真实处境。低年级同学，规矩自然多一些，“限制”也多一些。上课手要背在椅子背的后面；放学要排路队；写作业不允许用钢笔和圆珠笔；清明节扫墓，只能就近去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年级去远处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年级的同学，可以把小说带到自习课上看；可以加入鼓号队、足球队、宣传队、无线电小组、赤脚医生小组；可以参加迎宾、学工、学农及节假日的活动；可以出任学校图书室的管理员，甚至参与学校的管理活动（当低年级的辅导员，主持早操和课间操）。

　　一二年级的同学，很羡慕高年级同学的“自由”和“风光”，远的不敢想，至少巴望着早日升到三年级，登上“俯视”低年级的台阶；而高年级的同学，又总不放过拿低年级同学开涮的机会。逢打预防针的日子，高年级同学就会聚在低年级同学的教室门口，把他们紧张甚至哭喊的表现当表演看，倘是一个院子住的，还免不了回去散布一番。有一点，在学校惹了祸及成绩糟糕的同学，不论年级高低，所享有的“待遇”是一样的，即放学后不能按点回家，到办公室挨老师训，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处罚措施，俗称“挨留”。底儿潮的同学放学归家稍晚，被院子里的谁碰见了，准会顺嘴问一句：“又挨留了？”还有一点，是一个与今天迥异的现象，也是年级无论高低，学生上学放学，未闻有家长接送一说。今天那些正在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长们，恐怕没少遥想当年的自己，应该有一种反差更真切的体会。

　　改校名

　　和相对浪静风平的小学一比，中学校园里的故事，要波澜壮阔得多。

　　复课以后，男女分校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一律混合招生。女子中学的历史至此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改校名的风潮。我问过几个复课后进了女校的男性朋友，他们说到自己的校名时，都不约而同地加上一句：以前的女×中。北京的十几所女子中学，基本上改为了番号靠后的学校。如师大女附中改成150中（今为师大实验中学）；女六中改成156中；女三中改成159中；女八中先改成鲁迅中学，再改成158中；女一中改成161中（正是这所学校的女红卫兵们，公开致信党中央，率先提出废除高考制度的要求）；灯市口女中先改成东方红中学，又改成167中；灯市口附近的另一个中学—女十二中，是美国公理会办的拥有百年历史的女子中学，前身为贝满女中，出了谢冰心等人物，它改成166中

　　人

　　斗校长

　　更大的风潮还不在于改校名。尽管停课日子里的抄家、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等“革命”活动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喧闹劲已经过去，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并未实际减弱。69、70两届的同学是复课后同时升学的，一迈进中学的门槛，这些孩子就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景—斗校长。

　　几乎所有的中学校长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替身，没听说有谁成为死角，幸免于揪斗。我熟悉的几个69、70届的朋友，谈起他们短暂的中学时光，第一印象也都是批斗校长。那时“走资派”遍地都是，但北京的中学校长中，女性比例很高，这里可以说是女“走资派”最集中的场所。田畔后来是高我一级的一个系的同学，当年的西苑医院子弟，被就近分到101中。开学的第一天，依惯例应该是一个典礼活动，由校长讲话，而他碰上的却是一场批斗会。操场上人声鼎沸，被斗的正是校长王一知—一个满头银发的小个子老太太。王系20年代的党员，早期中共领导人张太雷的夫人。那时被斗者的胸前，要挂一个木头牌子，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某”，再在名字上打上叉，按流行的规矩，名字中间的一个字还要倒置，但王一知其名，前两个字都无所谓颠倒，她得以占了点“便宜”。王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坚强地挺过了这一劫，“文革”结束后安享应得的晚景，前些年才去世。月坛中学的女校长则没有支撑住，她被剃了阴阳头后，有一天晚上，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登上学校的楼顶，从烟囱里跳了下去，选择了当年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归宿。与这位女校长命运同样悲惨、被斗致死的还有师大女附中的卞仲云副校长。四中老初一学生陈凯歌，在他的书里，曾写到对女校长“运动”前后的印象的反差，他入学时（1965年9月），在操场上聆听校长讲话，“这位女校长嗓音洪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文革”一起，“年老的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③

　　很多孩子以“革命的名义”，对校长们横加凌辱。我的一个朋友是育英中学69届学生，他看到的情景是，女校长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一个“口技”超人的“小将”，隔着数米向其脸上“飞”唾沫，有十环九环的准度；有的校长被勒令站在椅子上挨斗，突然间有人从后面一把撤掉椅子；有的校长被勒令在雨地里环操场爬行；有的校长被勒令和死尸握手。至于坐所谓“喷气式”，更属于家常便饭，不新鲜了。

　　变，变，再变

　　复课以后的“闹革命”，远没有到此为止。北京各中学，从建制到课目设置，从形式到内容，都被一改到底，彻底显示出“革命化”的冲击力度。

　　校长被打倒，学校行政机构由革命委员会替代，自不待言；中学是红卫兵组织的发源地，早在一年多前就成立了。1966年6月2日，清华附中首次出现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百余人的名字签在“红卫兵”三字后面，这些孩子是北京、也是全国最早的红卫兵。毛泽东曾于1966年8月1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捎带点名并支持了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领袖彭小蒙。红卫兵的标志，最初是一面印着三个手书体字的战旗，后改成毛泽东手书字体的袖章，别在左胳膊的衣袖上，也有往右胳膊上别的。袖章大多是红底金字，下印一行宋体小字：首都中学红代会。“文革”初期红卫兵派别林立，大派诸如中学的四四派、四三派，高校的天派、地派等等，袖章的尺寸和字的颜色并不统一。由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袖章上印的是黑字，有一尺多宽，占去多半个袖子。我家附近的一条街出现过这样一幕：一帮“联动”打扮的红卫兵—一色儿黄军装、武装带、黑字宽袖章—飞车而过，却一路高呼“打倒联动！”的口号，令人称怪。复课以后，红卫兵成为全市统一的中学基层组织，学校设大队委员会，班级设中队，袖章化一制作。直到“文革”结束，红卫兵组织都以袖章为标志。70年代中期，我们上中学时，红卫兵袖章对孩子的诱惑力已呈渐衰的态势，不少孩子入了红卫兵，却不爱戴袖章，寒暑假更是如此。有的学校设值日生，责任之一是就袖章佩戴情况作考勤。1976年暑假，正值抗震救灾的当口，我们班上初三，有一天班长陈凯一早跑到红卫兵中队长张锐家，进门就问：“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张锐被问愣了，半晌想不出所以然，回问：“什么日子？”‘八一八’呀，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日子。今天得把袖章戴上。”他们又去串联别的同学，特地一道上街转了一圈，四五个戴袖章的孩子骑车走在大街上，格外扎眼，频频招致路人的回眸。这时距“八一八”，整整过去了十年。至今，“八一八”这个日子，还能不时唤起“老三届”的红卫兵的记忆。

　　复课后，以前的学校、年级、班、组，也一度照军事建制各“提”了一格，改称营、连、排、班。赵福琪是70届学生，住在国会街，与汪明的妹妹汪朝是实验一小的同学，他们和69届学生同时升入中学，据他的记忆，北到石驸马大街，南到国会街，东到宣内大街，西到闹市口南街，此范围内的近千号孩子同时进入鲁迅中学（女八中），组成一个连，20个排，69届为1-10排，70届为11-20排，他被编在16排。他去上了几天课，便自以为都太容易，吃不饱，索性逃课，在家铆鱼缸，后来竟因“旷课”被送进了“复课闹革命”学习班（一种后进学生呆的地方）。期末考试，他却和另一个实验二小毕业的女孩位列全班前两名。以前的三好学生，改叫五好战士。课目的设置，语文、数学、外语等依旧，物理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化学改为农业基础知识，合称为工农业基础知识，生物改为生理卫生。开门办学，更是一种根本而深刻的教育机制上的变革。

　　复课后印发的初一课本，显然是急就而成的，语文课本末尾以“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名义写的说明中，有能说明问题的这样一段话：

　　本教材是过渡性试用教材，供北京市初中一年级（原小学五、六年级，1968年春季升入中学的新生）复课闹革命使用。因为编写时间紧迫，有关语文知识、课文注解、作业练习等内容，未能编入，有待教师根据本校情况灵活处理。

　　复课闹革命当中，语文课应当如何改革，各校革命师生可以大胆创造。使用本教材时，可以全部采用，也可以部分选用，或者自编新教材。④

　　这本新编语文教材有二十三篇课文，目录如下：

　　一、毛主席诗词四首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七律长征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

　　三、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四、心里有个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五、祝毛主席万万岁

　　六、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

　　苏联人民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给毛主席绣旗

　　“我爱新中国，我爱毛泽东！”